我的文革（109）

我的文革（109）

關於這次全國性鎮壓造反派、即“二月逆流”的元凶是毛澤東，後來我又查到了一些資料可以為證。如中央黨史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 1949-1976》，說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那個時候，譚震林對毛澤東說現在有好多牛鬼蛇神混在群眾組織中趁機造共產黨的反（大意），毛澤東表示同意。當時毛澤東沒有立即對“混入造反組織的牛鬼蛇神”采取鎮壓措施，估計是還在發動群眾造反階段，時機還沒有成熟。但到了一九六七年一月底，群眾運動起來了，而且發生了“一月革命”，情況不同了。三十日，毛澤東在譚震林《關於國務院農口幾個單位情況的報告》上批示說：“林彪、恩來同誌：此件值得一閱。黨、政、軍、民、學、工廠、農村、商業內部，都混入了少數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變質分子。此次運動中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來，是大好事。應由革命群眾認真查明，徹底批倒，然後分別輕重，酌情處理。請你們注意這個問題。譚震林的意見是正確的。此件請周印發較多的同誌看，引起警惕。”第二天，經毛澤東親自修改審定發表的一九六七年第三期《紅旗》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明確指出：“在奪權的過程中，必須加強無產階級專政。這是建立無產階級的革命新秩序，必不可缺少的條件。”“在當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及其在黨內一小撮代理人決戰的階段，堅持反動立場的地主、富農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壞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美蔣特務，都紛紛出籠。這批牛鬼蛇神，造謠惑眾，欺騙、拉攏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組織，瘋狂地進行反革命活動。”“牛鬼蛇神一齊跑出來，是一件大好事，我們正好趁此機會來一個大掃除，‘掃除一切害人蟲’。”這說明毛澤東當時一方麵在大力號召造反派群眾起來批判“資反路線”，揭批“走資派”，但同時與譚震林一樣，也瞪著眼注視著這些造反派組織，懷疑其中混入了不少階級敵人趁機搞階級報複和破壞活動，等到適當時機就要下令鎮壓。而現在，這個適當時機到了。

再聯係到之前一月三日毛澤東批準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幹規定》（又稱“公安六條”），規定二十一種人不準外出串聯，不準參加群眾造反組織，要求公安機關“采取恰當的方式，加強對敵人的專政”。以及二月四日新華社向全國發播的《貴州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總指揮部通告——關於被社會上的牛鬼蛇神打入和篡奪領導權的群眾組織的若幹規定》，要求“對打入革命群眾組織、篡奪領導權的牛鬼蛇神中的首要分子及其死黨，必須立即逮捕法辦。”要求所有無產階級革命派“必須以階級鬥爭的觀點來對待所有群眾組織及其行為”。此外，還有二月中旬中共明令取締“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勒令解散“紅衛軍”等等，所以事情很清楚，這次鎮壓就是毛澤東批準的。也正因為這次鎮壓是毛澤東下令的，而軍隊不過是執行者，因此當鎮壓開始後遭到造反派反抗時，《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中共喉舌立即發聲，態度鮮明地為軍隊鎮壓造反派行動叫好。而本是造反派出身的上海市革會徐景賢，因為明白這次鎮壓的源頭，所以也矢口否認上海郊區有“資本主義複辟現象”。

 由於這次全國性鎮壓造反派的主角是軍隊，所以盡管造反派不敢公開反軍，但內心中對軍隊十分痛恨。“工總司”小分隊來青浦後，青浦又開始有一些外地造反派和紅衛兵發行的小報流傳。這些報上常常有“打倒帶槍的劉鄧路線！”這樣的口號。還有一些文章分析說：文化大革命已經觸動了黨內、政府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但還沒有觸動軍隊內的走資派。這次是軍內走資派自己跳了出來。隨著文革的深入，現在是揭發和清除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時候了。這些觀點跟我們青浦造反派的看法幾乎完全一致。當時我很期待黨中央能迅速看清軍隊鎮壓造反派的事實，並發動一個清除軍內走資派的戰役。我認為隻有將軍隊內的走資派也揭露出來清除掉，地方的走資派才失去靠山。也隻有到這個時候，青浦“二、一七”的案才能真正翻過來。但同時我也很擔憂毛澤東不會同意這樣做。因為中共政權現在就靠軍隊在支撐著。即使毛澤東發現軍隊“支左”普遍支錯了對象，由於黨組織癱瘓了，政府也癱瘓了，如果軍隊開展文革也亂了起來，中共的統治豈不也要動搖？文革初期黨中央規定軍隊軍以下不搞“四大”，不組織“戰鬥隊”，值進行正麵教育，就是出於這樣的考慮。這是關係到中共政權是否穩固的根本大事，這個決策恐怕毛澤東不會輕易改變。

但“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畢竟，“二、一七”的鎮壓是人心不服的。上海“工總司”小分隊的到來給青浦造反派帶來了新的希望。大約從四月中旬開始，在悄悄的運作下，經過秘密的串聯、接洽，以前被鎮壓的造反組織又開始陸續恢複起來。這些複起的造反組織，幾乎無例外地靠掛在上海“工總司”的名下。對於這樣的局麵，“紅色”們又氣又急。盡管他們采用了更嚴厲的盯梢、恫嚇等手段防堵，卻無法阻擋這個趨勢。造反組織恢複得越多，造反派的聲勢也就越壯，人們的膽子也就越大。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單位被“紅色”趕下鄉的人也都陸續自動地回來了。

我大約是在四月下旬那個時候回城的。當時回來也隻是想來打探一些消息，但回來後知道我們單位的新造反組織也已經成立了，我就不走了。雖然自從我們組織被勒令解散以後我曾一度灰心喪氣，出現過“這次造反如能平安脫身，今後再也不參加任何造反組織”的想法，但此時竟想也沒想，立即去找許震彪報名參加了新的造反組織。對此，我自己也好幾次問自己：以前“再也不參加任何造反組織”的想法究竟是假的，還是真的？難道真的“事物的發展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新組織與其他單位造反派一樣，也靠掛在“工總司”名下，名稱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青浦縣血防站造反隊”。一個衛生單位的造反隊參加工人造反組織，似乎有點行業不對口，但這是非常時期，也顧不得這些了。

“工總司”小分隊的來青對扭轉青浦文化大革命的局勢起了巨大的作用。但進展並非一帆風順。首先是“工總司”內部對派小分隊來青浦就有不同意見。聽說“工總司”頭頭之一的陳阿大就反對派小分隊來青，認為“工總司”屬下組織絕大多數都在市區，管好市區的事情就好了，郊縣的事情不要去插手。但是也有些人，如同屬“工總司”創始人的黃金海就認為青浦發生了典型的資本主義複辟，造反派全被鎮壓下去，“工總司”也是造反派，不能坐視不管。王洪文的態度聽說傾向黃金海。然而陳阿大並不買賬，為了不讓小分隊打著“工總司”的旗號在青浦“招搖撞騙”，就把小分隊帶來青浦的那麵在“安亭事件”中使用過的大旗也收了回去，還揚言小分隊也要撤回去。消息傳出，給剛剛複出、尚處於軟弱地位的青浦造反派造成很大心理打擊。以致小分隊負責人黃兆祥不得不召開青浦各造反組織負責人會議表明小分隊的態度。他坦言陳阿大在“工總司”內職位比他高，但造反派是沒有絕對服從領導這一條的，隻要他不符合毛澤東思想，我們就不聽他的。他還說：“‘二·一七’的案要不要翻，我說要翻的。如果陳阿大說不翻，那是不符合我們青浦鬥爭現實的。‘二·一七’聯總這個案一定要翻。”

除了“工總司”領導層意見不統一，市革委的態度也不明朗，甚至偏袒保守派。這除了三月份時徐景賢否認上海郊縣有資本主義複辟現象，市革會下屬的報章雜誌也一直給青浦的造反派吹陰風、潑冷水。如正當青浦造反派要求縣公安局落實中央“軍委十條”精神，釋放被捕的造反派頭頭時，《支部生活》發表文章，明是勸告造反派不要醜化“無產階級專政工具”的公安局，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實際有汙蔑、恫嚇造反派是“階級敵人”之意。又如到了五、六月份，青浦已發生多次武鬥。保守派以記工分加發現金津貼的辦法引誘農民進城武鬥，想以人多勢眾的優勢一舉擊垮造反派，還打死了人。當時造反派還處在少數，為此“工總司”發動市區的一些學生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來青慰問表示支持，給造反派打氣。他們沒有參與武鬥。作為市革會機關報的《解放日報》不是針對發生武鬥的原因，呼籲製止農民進城武鬥，反以評論員名義發表文章，要市區的工人造反派和學生不要去青浦、南匯“加劇內戰”。還說目前正當“三夏”農忙季節，市區的工人、學生去青浦、南匯“影響了‘三夏’生產的順利進行”。這真的完全是一派胡言。試問市區的工人學生來青浦，他們隻在縣城裏，根本不到農村去，怎會影響“三夏”生產？真正影響“三夏”生產的是那些欺騙、挑動農民進城武鬥的保守派。《解放日報》不去指責他們，卻指責市區的工人學生，很明顯他們的立場完全是站在保守派一邊，幫保守派說話，開脫保守派發動武鬥的罪責。《解放日報》、《支部生活》的態度哪裏來的？難道不就是張春橋的態度？這讓我驚覺到張春橋雖然號稱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雖然是“一月革命”的產物，但這麽快就變質了。而更深一層地分析，他們從來也不是真正的造反派，而隻是偽裝造反派來利用造反派。他們並不真的與造反派站同一陣線，與造反派心連心。這些進入市革會掌權的人，有些本身就是政客，也有些是政治投機分子，當了官就背叛了造反派的立場。還有那個《解放日報》，曾幾何時，它的立場、態度又變得與“一月革命”前作為舊市委的喉舌一模一樣了。難道報社裏的人都換了嗎？政治啊政治，此時，我又想起了民國元老吳稚暉的那句話。

當時“工總司”雖然名氣響亮，但它畢竟隻是一個群眾組織，光靠“工總司”的支持還不足以從根本上推翻掉軍隊給青浦造反派強加的罪名。青浦的“紅色”對“工總司”小分隊來青雖然也有一些驚慌，但並不害怕。對於小分隊在青浦的活動他們照樣盯梢，恫嚇，設置各種障礙，花樣百出。複起之路十分艱難。造反派能否真的複起還在未知之數。但隻要“工總司”小分隊不撤回上海市區，我們心中希望之光就不會熄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