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視軼事 【往事追憶】

二十世紀以來，一些理論（如後殖民主義）強調，歧視往往源自殖民結構與權力關係。例如，人們常認為，現代文化長期被西方文化主導，非西方文化若要被世界接納、實現現代化，便不得不采用西方語言、文化與思想，因此仍然深受殖民主義的影響。類似地，在當今美國，“種族歧視”是一項極為嚴厲的指控，通常指歐裔人士對非裔、亞裔等族群的歧視。

然而，我在成長過程中耳濡目染的一些歧視現象，卻與“西方文化”幾乎毫無關係。記錄數事，聊備一格，也多少可以說明，歧視並不總是由宏大的結構性壓迫所產生。

我生長在貴州省會貴陽市。小時候，常見一些身著少數民族服裝（大概近於老杜詩中的“五溪衣服”）的鄉下人進城賣東西。城裏人對這些少數民族男女老少，往往統稱為“苗子”。那個“子”，顯然不是“孔子、莊子”的“子”，而更近於“傻子、瞎子”的“子”。可以說，這樣的稱呼，與如今在美國會引起嚴重後果的某些種族蔑稱，實在隻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不僅如此，還常見一些不良少年結夥騷擾這些進城賣貨的人，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搶奪他們的貨物。記憶中，那些人多半忍氣吞聲。隻有一次，我見到幾個十來歲的少年騷擾並搶奪一位成年男子的貨物，那男子憤而掄起扁擔反擊，那些少年才四散逃走。

類似的情形，並不隻發生在民族之間，也發生在同一社會階層內部。有意思的是，那時正是官方話語賦予“貧下中農”極高地位的年代。按照後來一些反官方敘事的說法，那個年代的歧視似乎主要應當是對“地富反壞右”的歧視。然而可以相當確定地說，那些進城賣貨的人，至少絕大多數都是貧下中農；至於騷擾他們的人，也極少可能是“地富反壞右”的子弟。換言之，這些歧視與欺淩，完全屬於所謂“人民內部矛盾”。事實表明，即使在官方意識形態具有極高權威的年代，官方意識形態也遠未成為社會成員的真實意識。

改革開放以後，貴陽市區一度出現了大量來自四川的打工者（至今我也未明白，為什麽當時貴陽的農民工並非主要來自附近鄉村，卻是來自相對遙遠的四川）。城裏人便順理成章地給這些人一個帶有輕蔑意味的稱呼：“四川”。我曾在單位門口一家個體早餐店吃飯，見一位顧客不知何故對店家的女兒發怒，其中一句便是：“……你這個四川……”。老板娘連忙解釋：“她是我家姑娘，我們不是四川。”又有一次，一位朋友與人合夥開小餐館，雇了一名零工炒菜。一位顧客見炒菜的人衣著像零工，便向我那位朋友抗議：“老板，你怎麽叫個四川給我炒菜？”朋友連忙道歉：“好的，好的，我來給你炒。”事後他對我苦笑說：“我哪會炒菜？還不如那個四川。”

其實四川省經濟發展水平遠高於貴州，貴州人麵對四川人並無任何現實上的優越理由。或許也多少與吾鄉古夜郎國的傳統心態有關。

至於稱人“瞎子”“聾子”“啞巴”“瘸子”等，更是司空見慣，就不必多說了。

這些經曆使我逐漸意識到：歧視並不一定需要殖民關係、種族結構或階級壓迫作為前提，它常常在人群內部自發生成。也正因為如此，我對“後殖民主義”“階級鬥爭”等過於強調單一解釋框架、將社會關係簡單劃分為“敵我分明”的理論，始終難以完全認同。人、社會與曆史，都遠為複雜。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 富裕的空心人 【AI的文學城博客分析】
• 差點在小街上挨了一菜刀 【往事追憶】
• 終於有了個哲學導師
• 歧視軼事 【往事追憶】
• 老翁的單詞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