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07）

我的文革（107）

 

回顧反思的第三部分是猜測“二月逆流”發生的原因。這次全國性的鎮壓造反派，究竟是出於毛澤東的本意，還是被人鑽了政策的空子？這是當時我最想弄明白的問題。但要弄清事情的真相很難，做出正確判斷也很難，關鍵是所知的訊息實在太少了。

“二月逆流”後，因為全國造反派幾乎都遭到了鎮壓，原來在造反派和學生造反組織中流傳的各種小道消息幾乎斷絕。而且當時我們還被分散在鄉下，消息更是閉塞。當時發生在中央“碰頭會議”上的“懷仁堂事件”還沒有傳達到群眾。關於中央軍委的“京西賓館事件”，我們更是一無所知。因此我隻能根據前階段文革中暴露的一些跡象，以及“二月逆流”後聽到的有限的一些信息，依據中共的“階級鬥爭理論”來猜測。

首先，根據中共的階級鬥爭理論，一切政治鬥爭的目的都是為了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林彪說“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中共為了奪取政權，“不怕流血犧牲”，幾十年中不知死了多少人才得償所願。中共的各級官員也是槍林彈雨中奮鬥了幾十年、或十幾二十年，才論功行賞當了官、掌了權的。所以保權，不僅是中共的首要任務，也是各級官員的首要任務。“一月革命”造反派沒有推翻中共的統治，但奪了許多當權派的權，這無異是判了舊當權派們的死刑，他們怎會不拚命瘋狂反撲？所以，“一月革命”後隨即就來了個“二月逆流”，這是符合階級鬥爭規律的。假如當權派們被奪權後不反撲，倒是不可思議的。

事實上，在“一月革命”剛發生時當權派們就嚐試過反奪權了。以我們青浦的血防衛生係統來說，我們血防站是一月三十一日下午宣布奪權的。縣除害滅病辦公室、計劃生育辦公室、衛生科也是在三十一日被奪權的。二月一日，我們又宣布準備成立縣除害滅病辦公室、計劃生育辦公室和血防站三個單位聯合的“革命生產籌備委員會”，負責今後全縣的除害滅病和計劃生育工作。但是二月四日就突然冒出了一個“青浦縣血防戰線革命生產監督委員會”來。這個監督委員會在同日發表的第一號《緊急通令》中宣布：“從五日上午起，縣除害滅病辦公室和血防站當權派必須向這個監督委員會報到，等候統一指揮。”而副縣長王宗民，縣除害滅病辦公室原主任季貿楠、副主任莊仁中，縣衛生科長張凱和血防站副站長錢國璽，竟然都齊刷刷地在這個“監督委員會”的成立公告上簽了名。很明顯，這個組織就是這幾個簽字的當權派和原保守派中的一些人共同策劃臨時成立的，是專為與我們造反派搗亂和反奪權的。隻是當時造反派氣勢正盛，這些小伎倆奈何不了我們，我們也不把他們放在眼裏，根本不理睬他們，因此這個監督委員會沒有幾天就自動消失了。而這幾個當權派的反奪權陰謀自然也沒有得逞。但是，當權派們一次反奪權沒有得逞，並不等於他們就此死了心。他們還在秘密串聯，秘密策劃，等待時機。結果，因為毛澤東下令軍隊“支左”，而中央軍委又發了個“軍委八條”，於是給他們找到了反撲的機會。

而這次對造反派的鎮壓由軍隊擔當主角也是可以理解的。第一，軍隊有奉命“支左”這柄“尚方寶劍”，鎮壓造反派師出有名。第二，中共軍隊和地方幹部本是一家人，許多地方幹部都是由軍隊轉業的，平時軍隊駐紮地方，與地方黨委也常有來往。在造反派衝擊“資反路線”時，很多軍隊幹部就違反“不介入”的命令偷偷掩護地方幹部，替地方幹部藏“黑材料”。地方幹部被奪權後，軍隊幹部站出來替他們報複造反派，也是預料中的事。第三，由於縣以上各級黨組織經過“批判資反路線”和“一月革命”的衝擊，已經處於癱瘓狀態，很多當權派都處在被批判或“靠邊站”的境地，已經缺乏號召力，因此鎮壓造反派的事也隻能由軍隊來主持。

但問題是這次鎮壓是局部地區性的還是全國性的？是地方軍隊自發的，還是中央統一部署的？還有，這次鎮壓究竟是因為有人利用軍隊“支左”的機會，以及鑽了中央軍委文件的空子才發生的，還是本來就是毛澤東的意思？或者兩種因素都有？回顧文革曆程，我覺得毛澤東對造反派不放心，懷疑有不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人混在造反派隊伍中乘機作亂，甚至奪中共的權，因而要把這些人鎮壓掉，這個可能是有的。這從之前平反運動初期被整群眾一事上，中央的態度拖拖拉拉，以及群眾造反派出現不久中共中央就發布了一個“公安六條”，規定“二十一種人”不準參加群眾組織造反就可看出。但是，毛澤東應該懂得即使有壞人混進造反組織，那也是極少數的。在這樣大的革命潮流滾滾向前的形勢下，他們也起不了決定性的作用。但文革主要靠造反派的擁護才得以推進，如果把造反派都鎮壓掉了，隻剩下保守派群眾，他的文革立刻要失敗。這樣看來，毛澤東有清除造反派中壞人的意圖，但全麵鎮壓造反派不應是毛澤東的主張。因此這次全麵鎮壓造反派應是軍隊內有人趁機歪曲毛澤東“支左”的原意，利用識別“左派”、“右派”的權操在他們手中的便利，把造反派都當成右派“一鍋端”鎮壓掉了。

我又看到，這種歪曲對於軍隊來說根本就不需要特別的操作，而是一聲令下就可水到渠成。因為這種“歪曲”在軍隊內是有深厚思想基礎的。軍隊一貫強調階級路線，重視出身成分。因此在大多數軍隊幹部看來，保守派出身成分好的人多，黨團員多，他們擁護共產黨的官員，這是當然的左派。相反，造反派裏黨團員少，出身成分不好的人相對也要多些，最關鍵他們造的是共產黨幹部的反，這在軍隊看來造反派的居心就十分可疑。所以盡管這種造反也是共產黨號召的，但當要軍隊去區別這對立的兩派誰是左派，誰是右派的時候，很自然地軍隊會認為“對黨感情深”的保守派才是真“左派”。因此當中央軍委發出“軍委八條”，命令解放軍“堅決反對右派，對那些證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采取專政措施”的時候，其實並不需要太多的思想動員，更不需要什麽“陰謀詭計”，隻要宣讀一遍中央軍委命令，下級就會執行，而造反派就被幹幹淨淨地鎮壓掉了。至於像上海工總司那樣的組織，那是因為毛澤東親自肯定的組織，這才沒有遭到鎮壓。至於其他的，即使是一些大組織，因為沒有這樣的“殊榮”，恐怕就都沒有這樣好運了。

因為這次鎮壓，我對造反派的地位再次起了疑心。自文革出現兩派群眾組織以來，保守派屢犯錯誤卻不受懲罰，犯了錯誤也可說是因為“對黨階級感情深”所致；而造反派處處謹慎小心，處處按毛澤東、黨中央的指示辦，仍時刻有被人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可能。而隻要一犯錯誤，不是反革命就是右派，一世前途就完蛋。這種情況說明了造反派的政治地位與保守派相比根本就是不平等的。所以造反派投身文革，從一開始就是在刺刀叢中跳舞，不定什麽時候就撞到了刀尖上。造反派的這種尷尬的政治地位，比“小娘養的”還不如。因此他們的人格也是從一開始就不健全的。他們的造反，就如列寧形容的那樣“跪著的造反”。他們要時刻注意中共中央的臉色，一舉一動不敢違背毛澤東的指示。而毛澤東發動這一次文化大革命運動，名曰“防修反修”，目的似乎偉大、純潔得很。但從運動中暴露的許多事實看，他發動運動的目的並不真的光明正大，很大程度是為了報個人的私仇，實現個人的政治野心。他的那些所謂“偉大戰略部署”，充滿了肮髒的權謀和政治算計。所以說句實在話，造反派並不值得為他火中取栗，為他賣命。當然，很多造反派造反，是被“逼上梁山”的。要不是為了爭取讓運動初期被整群眾獲得平反，不少造反派的造反根本就是多餘的。然而從本源上說，階級和階級鬥爭不就是毛澤東提倡的？要是毛澤東不發動文革，那麽也就沒有文革初期整群眾那些汙糟事，也就不會有什麽資反路線，所以說到底，毛澤東才是文革的罪魁禍首，是“資反路線”真正的製造者。

當然，事情發展到現在許多事情已成事實，造反派造反也已是事實，不能說造反派所做的事統統要毛澤東負責。但文革是毛發動的，造反派替毛澤東衝鋒陷陣，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可造反派得到了什麽回報？這一次造反派在毫無理由、也毫無預兆的情況下，因為軍委一個命令，就被鎮壓了。而這個軍委命令就是毛澤東批準的。他在這個命令上批示：“很好，照發。”這叫什麽事？這不就是人們常說的“過河拆橋”、“卸磨殺驢”！其實，文革勝敗到現在還在未知之數，而毛澤東就急著要拆橋殺驢了，這樣的造反有什麽前途？做這樣的造反派又有什麽意思？

想到自己作為造反派的一員，由於所謂“出身不好”，我從來就沒有什麽野心想“入黨做官”什麽的。當初起來造反實在是激於對資反路線的義憤，也是誤信了毛澤東所謂防修反修的理想。但是現在我已基本看穿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這種革命激情就很自然地消退了。我認為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鬥爭，基本上就是共產黨內的權力鬥爭，是狗咬狗。站在當權派的立場，他們過去執行共產黨的政策整人的確不對，他們站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也不對，但他們並沒有背叛毛澤東；反而是毛澤東為了實現他的個人野心發動文革，無端將他們置於受人衝擊的地位。從這一點說，不能不說他們反文革也有他們的理由。然而歸根結底，這是中共黨內的事情，我們黨外人士插不上手，也無必要去插手。無論今後是“毛主席革命路線”勝利還是什麽人的路線勝利，隻要仍是共產黨的天下，我們小老百姓的日子不會有根本的改變。由此我決定：隻要目前我們受壓迫的局麵解除了，組織獲得了平反，以後我要控製自己的激情，逐漸淡出我的造反派角色，但求平安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