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05）

我的文革（105）

 

因為是鄉下，農民晚上睡覺一般較早，黃昏以後村子中就很少有人走動；那年月農村狗也沒有一隻，貓也很少，所以一到天黑就幾乎寂靜無聲了。我不習慣早睡，開始我常亮著電燈看書到深夜。後來一想整個村子都黑乎乎的，就我的屋裏一直亮著燈，恐怕影響不好。怎麽辦呢？我想不如趁這個機會，讓我關了燈半躺在床上回顧一下文革以來發生的種種大事，一來消磨時間，二來想從中弄清楚這些事情背後的原因，讓自己對文化大革命有一個比較清醒的認識，對指導自己今後行動的方向也有幫助。於是我就熄了燈半躺在床上，將文革從發動到這次造反派被鎮壓的整個過程，根據我所知道的信息，細細地梳理了一下。我的回顧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回顧我們造反隊成立後的作為，反思有無失誤的地方。第二部分是再次確認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以及打倒“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提出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縱容紅衛兵打人殺人的目的等。第三部分是想弄清楚這次全國造反派全麵被鎮壓，究竟原本就是毛澤東的主意，還是政策失誤被人鑽了空子？

這裏先說第一部分我們造反隊行為有無失誤？我覺得就我們單位的兩個造反隊，自成立以後的各種行動基本上都是按照中共規定的方針政策做的，因此我堅信我們沒有犯大錯，更不是什麽反革命。小錯誤當然也是有的。小錯誤主要有兩個。一個小錯誤是對隊員的紀律約束不夠。如有人參加了我們造反隊，不經組織同意又去參加了“紅衛軍”。也有人擅自用暴力砸了對立派組織，又夥同上海紅衛兵批鬥對立派隊員。這些都反映了部分造反隊員在勝利形勢下開始忘乎所以、有點仗勢欺人了。這是不應該的。還有個別人在外麵做了些什麽事組織根本不知道。比如這次繆雲興被抓，“紅色”沒有詳細公布他的罪行，我們也隻知道他生活上好像不太檢點，但究竟犯了什麽錯我們至今不清楚。繆雲興不是我們造反隊的頭頭，他的錯誤與我們造反隊也無關，可對立派就以這個為借口，趁著軍隊鎮壓造反派的大形勢，勾結“公檢法”強行解散了我們組織。可見在雙方對立的情況下，己方任何不足之處都可成為對方攻擊的缺口。這是造反派應引以為教訓的。但我也想到：造反派組織要做到紀律嚴明事實上很難，因為造反派組織隻是一個十分鬆散的群眾組織，加入全靠自願，退出也十分自由，根本沒有明確的紀律約束，主要靠隊員們的自覺、自律。而且我還覺得，造反派紀律太嚴明也不一定對造反派有利。此話怎講呢？因為造反派的生存空間事實上並不大，僅在“無產階級專政”容許的狹小範圍內。如果一個群眾組織太強調紀律，有明確的紀律約束，從而形成了一定的“戰鬥力”，可能反而要引起中共的猜忌，懷疑你們是否有政黨化或“黑社會幫派”的傾向，會危及中共的統治。如果是這樣，造反派的處境就更加危險。“紅衛軍”的被勒令解散就是前車之鑒。“紅衛軍”有什麽罪？還不是他們都打過仗，懂軍事技術，一旦被人掌握，就是一支頗有戰鬥力的軍隊，讓中共感到有威脅。造反派如果有嚴明的紀律，隻要稍加訓練，那也是一支軍隊。

另一個小錯誤是關於我們單位的奪權。“一月革命”前，中共中央文件一直強調是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雖然什麽樣的人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央從來沒有列出過明確、具體的標準，但對照“十六條”幹部分四類的大體標準，我們很多人都覺得我們單位的當權派張宜還不是走資派，隻是犯過一點小錯誤和頑固執行資反路線而已。之前我們罷他官，嚴格檢討起來也是在情緒衝動下發生的。因此，當其他單位紛紛奪權時我們沒有奪權，就是害怕奪錯了權。但後來有人把握不住了。這當然是受了中共中央再三號召奪權的影響，但畢竟也是有人貪慕虛榮的結果，想跟上形勢，同時也沾一份“一月革命”的光。所以仔細分析我們單位奪權這件事，雖然表麵上是響應黨中央號召緊跟形勢，但實際反映的仍是我們的定力不夠，因而容易隨大流。

現在看來，造反派一月奪權之後緊跟著就來了個“二月逆流”，這絕對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當權派們集合了各種反文革勢力對造反派奪權的反撲。這種奪權和反奪權的鬥爭，其實已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不能再以群眾組織不同觀點的衝突來解釋。在這種大形勢下，個別單位造反派有沒有奪權已無關緊要，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可奪權畢竟是中共中央號召的，造反派遭到鎮壓後中共中央至今沒有為造反派說一句話，反而為軍隊的鎮壓叫好。這算什麽事？這分明是中共中央給造反派當上嘛！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言而無信，出爾反爾，不負責任，這樣的中央今後還能相信嗎？大家不要以為自己的行動是“緊跟毛主席，緊跟黨中央”的就一定保險了，五七年的右派也是響應黨的號召提意見的，結果如何呢？回想文革初期我們單位很多“老血幹”還常常提起五七年的教訓，告誡自己不要上當，可到了一定的形勢下，他們還是紛紛打破顧慮投身運動參加了造反。這究竟是人容易健忘，還是因為“事物的發展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呢？

回顧反思的第二部分是再次探索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包括文革發動過程中有些事情發生的原因。大體上說，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無非一是為了解決接班人危機，二是他想當馬克思、列寧之後第三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導師”。關於這些，前麵已多次論及，這裏就不再多說了，要說的是文革發動過程中發生的幾件事。

一，毛澤東發動文革為什麽先要打倒“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這個問題很簡單，毛澤東要發動文革，要打倒劉少奇，打倒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的一大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這是一場大仗、硬仗，開戰前須要做好萬全準備。而清除這四個人，就是戰前清除障礙物，占領有利地形的準備工作。

從整個文革發展的脈絡看，毛澤東想要打倒劉少奇選擇先打彭真，戰略戰術都是對的。原因有二：第一，因為彭真是劉少奇手下第一大將。先將彭真打倒，再打劉少奇，就可事半功倍，彭真在被打倒前是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政治局委員，在黨中央領導中排名第八，實際權力可排在第五或第六（毛、劉、周、鄧、彭或毛、劉、周、林、鄧、彭，朱德和陳雲因年老和體弱，已不太管事）。又劉少奇手下的基本骨幹有很多是原中共北方局的幹部，其中有不少是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的大學生。這批幹部相對於工農出身的軍隊幹部明顯地具有文化優勢。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建政初期十分需要這樣的、有文化的黨員幹部去擔任黨政部門的領導工作。於是這批人就憑著這種優勢，占據了黨中央和國務院很多部門的要職。這也是稍後就發生了“高、饒事件”的重要原因。當時高崗提出中共分“軍隊和根據地黨”和“白區黨”的“兩黨論”，就是針對“白區黨”幹部占據了太多黨政重要職位，使不少軍隊幹部感到不平的狀況，而進行的挑撥。彭真曾長期擔任北方局組織部長、書記，如果說劉少奇是這批幹部的統帥，那彭真就是副帥。所以打掉彭真，牽連一大批人，可以大大削弱劉少奇的力量。在這一點上，毛澤東打彭真的用意與他稍後打薄一波“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是一樣的，這些人也是劉少奇的基本幹部。第二，彭真是北京的市委書記和市長，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首都的實際控製者。毛澤東要上演文革這樣一場“大戲”，北京是最重要的“舞台”。而“舞台”是否安全，關係到文革能否順利進行。因此在“大戲”開場前就先打掉彭真，乃是勢所必然。

此外，毛澤東在打倒彭真前還分別將楊尚昆、羅瑞卿、陸定一打倒。中共說他們是一個“反黨集團”。然而從中共發表的罪行材料看，這個“集團”其實是不存在的。因為沒有這些人相互勾結的證據。至於說他們“反黨”，那也是不實的罪名。比如羅瑞卿罵林彪占著國防部長的位子長期養病不管事，要林彪“讓賢”，這確實不對，但也夠不上“奪權野心”的罪名。因為林彪長期養病不管事畢竟是事實。再說，就算林彪“讓賢”了也不一定就是羅瑞卿來接班。羅瑞卿在黨內、軍隊高層混了這麽多久不會連這一點也不明白：軍隊是毛澤東的命根子，林彪這個軍隊主管的職務不是林彪願意“讓賢”就可以讓給人家的，也不是其他人想奪林彪權就奪得了的，決定誰主管軍隊，這個權隻操在毛澤東一人手中。所以羅瑞卿說這種話也是發發牢騷而已。

打掉羅瑞卿，我覺得最大原因是羅瑞卿的權太大了。他既是解放軍總參謀長，又是軍委秘書長，是軍隊的實際掌管人。他還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和國務院副總理，因為當過多年公安部的老部長，對公安係統也深具影響力。所以他幾乎是軍警一把抓，位高權重，雖是大將軍銜，卻讓好幾個元帥也自愧不如。這些權當然是毛澤東給他的。當時毛澤東給羅瑞卿這麽多重要權力，是因為他覺得“羅長子”可靠。但後來情況變了，一則近幾年羅與賀龍、劉少奇走得近了些，毛開始懷疑他的忠誠度；二則他要與劉少奇開展一場大決戰。在此種情況下，軍隊是否可靠直接關係決戰成敗，因而對羅這樣掌握軍隊大權、可以嚴重影響成敗的人，毛澤東就會審查更嚴，疑心也會更甚。而一旦他覺得羅不可靠了或對他沒有信心，他對羅繼續掌握這麽多、這麽大權力就會感到不安。於是撤換羅瑞卿就是必然的結果。當時有小道消息說打倒羅瑞卿是因為林彪要打倒他。而毛澤東為了借重林彪的軍隊力量開展文化大革命，就犧牲了羅。我對此說不太相信。如果羅可靠，毛何必一定要借重林彪？軍隊實權本來就在羅手中。羅也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人物，為了討林彪歡心而打倒羅，這是什麽算計？我想散布此說的人，不過是想讓林彪承擔“倒羅”的惡名，自己仍是“偉、光、正”。不管林彪今後怎樣下場，我覺得毛將林彪立為“接班人”總有那麽一點不自然，不那麽“水到渠成”。

除了羅瑞卿，毛澤東還分別打倒了楊尚昆、陸定一。打倒他們，無非也是因為他們擔任的職務重要。楊尚昆掌管中央中樞機要，相當於過去的“大內總管”，掌握中央許多機密。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楊尚昆突然被免去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調廣東任省委書記處書記。中辦主任一職由汪東興接任。同日，姚文元《評新編曆史<海瑞罷官>》在上海發表。自一九六一年二月發生毛澤東專列被人安裝“秘密錄音裝置事件”後，我估計毛澤東對楊尚昆就不再信任了。隻是當時毛澤東正在失勢時期，不好大動幹戈，楊尚昆以一個檢討過關。到現在文革發動時處置楊尚昆，毛澤東也是忍了好久了。

陸定一是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手握文宣大權。毛澤東對陸的工作不滿也由來已久。一九六三年前後曾多次批評文化部門，說“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將相的、才子佳人的東西很多”，文化部不如“改為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國死人部”。一九六四年對中宣布再次發出警告，說中宣部管轄下的一些文藝協會和刊物“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一九六六年三月，毛澤東更嚴厲指責“中宣部是閻王殿”，提出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由此可知毛對陸不滿的程度有多激烈。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指控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四人是“反黨集團”，正式打倒，成為文革的首批“倒黴蛋”。

二，打倒彭真，毛澤東為什麽選吳晗開第一刀？我以為很可能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吳晗是北京副市長，吳晗出事，可直接牽連到彭真。另一個是吳晗還寫過不少文章，有許多“辮子”可抓。且不說《海瑞罵皇帝》這樣明顯犯忌的文章，就是那個《海瑞罷官》的曆史劇，裏邊提到了“退田”、“平冤獄”等問題，也可以“影射”的罪名與當時的“包產到戶”和為五九年的“右傾分子”平反等問題聯係起來。於是這就有了江青秘密到上海找到張春橋、姚文元寫《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一事。該文寫作過程嚴格保密，發表時以姚文元名義發表，不透露一點背景。當時姚文元還隻是上海《解放日報》的一個編委，對彭真來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結果彭真輕敵了。當時彭真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身份，以“學術問題”和“真理麵前人人平等”的理由替吳晗辯護，又以不讓北京報紙轉載姚文元文章對抗毛澤東，當然此外還有一些事，總之是讓毛澤東抓住了把柄，然後就把彭真打倒了。

那麽彭真為什麽要為吳晗辯護呢？我不知道彭真與吳晗的關係有多密切，但從文革初期被揭發的《“三家村”劄記》、《燕山夜話》，以及《北京晚報》和《北京日報》也被批判等一係列事情看，北京可說是反毛的大本營。吳晗這個缺口一旦被攻破，北京市委的蓋子一旦被揭開，那就不得了。所以彭真不能不救吳晗。所以毛澤東選擇批吳晗，也是攻彭真之所必救。然而你要救吳晗，捂蓋子，你就中計了。因為這就坐實了你不是吳晗後台也是後台。因為毛澤東選擇吳晗開頭刀，我想決不僅僅掌握了吳晗的一兩篇文章，而是還掌握了北京市委的一大堆問題。所以彭真這次是也在劫難逃。

這裏還有一個問題順便要提一下，就是吳晗被批判冤枉不冤枉？這個問題我當時就這樣認為，現在仍這樣認為：不冤枉。不能因為文革後來被否定了，或因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不正而就認為吳晗是被冤枉的。這個問題與文革中當權派被造反派衝擊了一樣，不能因為文革被否定，而就認為這些當權派受衝擊都是“階級敵人”在報複他們。世間萬事萬物，一切都有因果。雖然這個因果關係不一定公平、公正，但有因才有果，無因不結果；不論因而隻論果的公平與否，本身就是不公平。

姚文元文章發表後彭真曾替吳晗辯護，說這是學術問題。確實，如果吳晗寫的真是學術文章，姚文元用“影射”罪名來批判吳晗那是不對的。但問題是吳晗從來不是學術人士，他雖然頂著“明史學家”的帽子，但本質上與姚文元一樣是一個熱衷政治的政治打手。他發表的文章也不是純學術研究。就如他自己說的，當初他寫海瑞的文章是響應毛澤東提倡“敢言直諫”精神而寫的。這就是為政治需要而寫，哪裏是什麽“純學術”？再說按照中共的觀點，純學術也是不存在的，所有文學藝術都是“打擊敵人的武器”。吳晗不可能不懂這一點。彭真也不可能不懂這一點。彭真以“學術問題”來替吳晗辯護，本身就與他共產黨人的身份不符，是無奈之下勉強找的理由。至於吳晗本人，他從抗戰時期起就積極投身中共革命，一九四八年還去西柏坡“朝聖”見毛澤東，一九四九年中共占領北京後，吳晗就代表中共接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擔任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文學院長等職，中共建政後又任北京副市長。文化大革命前，吳晗積極執行中共的各項政策。胡適是吳晗的恩師，可以說沒有胡適的栽培吳晗什麽也不是。可中共要批胡適，吳晗就積極響應，在報上公開批判胡適、痛罵胡適，還說自己的學識都是靠自學得來的，胡適對他沒有任何幫助。如此忘恩負義、欺師滅祖，可見吳晗的為人！中共建設新北京城，要拆掉城牆城門等曆史建築。梁思成等建築學家呼籲要保護文物，認為毀掉這些就是毀掉中國的傳統文化。可吳晗竟然罵梁思成是“老保守”，說“將來北京城到處建起高樓大夏，你這些牌坊、宮門在高樓包圍下豈不都成了雞籠、鳥舍，有什麽文物鑒賞價值可言！”一個號稱曆史學家的人，對祖國文化遺產這樣的態度，也算是奇葩了！五七年反右，吳晗又積極充當“重炮手”，猛批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人。他雖然是在一九五七年才公開入黨的，但誰都知道，這樣的人與宋慶齡一樣早就是中共的秘密黨員了。他們所以不公開或暫時留在黨外，是為了方便替黨做統戰工作。這樣一個人，他的本質根本就不是什麽民主人士、曆史學者，而是披著學者外衣、中共豢養的一個政治打手。

姚文元文章發表後，吳晗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過一篇文章為自己辯護，意思是他寫“海瑞”係列文章是在五九年的廬山會議前就開始的，而且是為響應毛澤東學習海瑞“敢言直諫”精神的號召寫的，與彭德懷“罷官”無關。但這種藉口隻能騙騙沒有文化的人，騙騙沒有經曆過反右鬥爭的人。我相信經曆過五七年反右鬥爭的人都不會這麽認為。因為五七年的許多右派分子都是被人以曲解其言論或文字的本意定罪的。吳晗本人就是“反右勇士”，當年他就是以與姚文元同樣的手法，甚至更惡劣的手法去批判人家，定人家罪的，豈能不明白言論、文字的危險性？毛澤東號召知識分子“幫助黨整風”，還保證過“言者無罪”，可是一夕之間，毛澤東以一篇《事情正在起變化》的黨內通訊就將整個整風形勢翻了過來，幫助黨整風的成了“向黨進攻”的右派，“言者無罪”的承諾變成了“引蛇出洞”的“陽謀”。吳晗當年即使是“奉旨”寫海瑞文章的，難道他就一點都不記取五七年的教訓？不意識到他寫《海瑞罵皇帝》這種文章的危險性？尤其《海瑞罷官》是在一九六一年初發表的，當時是什麽形勢？“大躍進”失敗，全國已經連續幾年大饑荒；毛澤東已經靠邊站，中央工作由劉少奇負責；黨內有人提出“三自一包”，還有人正在醞釀為廬山會議後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平反。也就是說黨內正在醞釀一股“反毛”、或“糾正毛澤東錯誤”的暗潮。這些情況一般人可能還不清楚，但身為高官又接近中央最高層的吳晗不可能一點都不知道。知道而仍發表這樣的文章，則他究竟是何用心不問可知了。他的問題也不僅是一篇《海瑞罷官》，《三家村劄記》中有些文章也是他寫的。他和鄧拓、廖沫沙寫這些文章，無論出於“善意的諷刺”還是其他用心，客觀上難道不是配合了當時的形勢，在為廬山會議翻案？或者說，他就不擔心有人誤以為他們在為廬山會議翻案？在這裏，我不評論這股反毛的“暗潮”對與不對，因為這是另一個問題，是中共黨內 所謂的“兩條路線鬥爭”；也不認為他們寫的《海瑞罷官》和《三家村劄記》都是錯的，相反很多文章我都認為是對的，而是覺得吳晗用這種理由來辯解不能令人信服，或不配用這樣的理由來為自己辯護。因為一則，吳晗以前整人時也是這樣的。一些所謂的“右派”明明是對中共善意的批評，但在吳晗口中筆下都成了惡毒攻擊。二則，他和姚文元都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文化人”，而是以筆做棍子的打手。既然都是打手，而且是老資格的打手了，當然除了知道一些打人的招數，必然還知道一些“防身”的招數。所以，我不相信他就隻知攻，而一點防守的意識也沒有。如果真是這樣，那他就如赤膊上陣的許褚，中了敵人的冷箭也不冤枉。

吳晗的下場其實是咎由自取。他是捲入黨內鬥爭太深，結果做了黨內鬥爭的犧牲品。而後來看姚文元的下場，與吳晗也一樣，原因也是捲入黨內鬥爭太深。據說江青在找姚文元寫批吳晗文章前曾先找寫過《評“紅樓夢研究”》的李希凡，不知是李希凡的文章江青看不中還是李不願按江青的要求寫文章，這才找姚文元的。李希凡文革中可能也吃過一些小苦頭，但他因為在政治上捲入不深，最終下場也就好得多。事實上所有熱衷於充當中共“團結人民，打擊敵人武器”的文化藝術和學術工作者，大多都沒有好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