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04）

我的文革（104）

 

（三十九）我在塘鬱的反思

 

      “四清”後我被分配在城東唐鬱試點組，這次下鄉“紅色”仍將我分在唐鬱。前一時程軍溥接替楊桃源擔任我們試點組的負責人，但這次分配下鄉他卻被分到了其他地方。我估計是“紅色”有意不讓我們同一派的人在一起。而去年十月已經被辭退、在“一月革命”時又被召回的淩嘉堯，因為中央發文否定了江青和勞動部搞的那個關於文革中不準辭退臨時工的文件，此時已再次被辭退。因此，這一次我是一個人去唐鬱的。

第二天上午，我背著行李步行去唐鬱。那時正是清明時節，天氣乍暖還寒，春耕沒有開始，春季查滅螺也還沒有開始，“紅色”趕我們下鄉，其實並無多少工作可做。不過，對於下鄉我非但不在乎，反而有一種“適我願也”的想法。原因是留在單位內天天開批判會，搞“背靠背揭發”，精神壓力太大。我本來就有嚴重的神經衰弱症，晚上睡覺沒有一天不做夢，而且有說夢話的壞習慣。平常日子我也擔心哪一天做夢說了不該說的話，被人聽到會成為飛來橫禍。此時的恐怖氣氛令我的神經衰弱更加嚴重，晚上睡覺更不好且常做惡夢，我正想離開這種環境到清淨一點的地方去，好舒緩一下神經。因此下鄉非但壓力，反而有一種飛鳥出籠一樣的欣喜。

到了塘鬱，我先去一年前我和淩嘉堯及兩位“四清”工作隊員住的九隊倉庫那間房察看，發現裏邊放了好多農具，說明我們走後已恢複倉庫的功用。於是我去找九隊隊長，他替我另找了九隊的一戶社員家讓我住下。這是大門穿堂右邊的一間廂房，有十多個平方米，雖是泥土地，但很幹淨。房內有一張老式的大木床，一張小書桌，一把椅子，還有電燈，晚上可以一個人靜靜地看書。房間角落裏還有一個馬桶，晚上大小便可以不用出門。以前縣人民醫院下鄉醫療隊的一位女醫生好像就曾住過這裏。吃飯則仍安排在八隊我原來搭夥的那戶社員家。對生產隊這樣的安排，我真是非常滿意，也很感謝。這裏雖離縣城很近，但在我看來不啻是世外桃源。主人家則都住在穿堂後、隔著一個小天井的正屋裏，從來也不來打擾我。

說起住在這一戶農民家，不得不說中國的農民，那些好的真好，真善良啊！尤其是那些女的，勤勞、賢惠。我房內的馬桶天天有人來倒，清洗後晾幹又放回房內。我因白天大多時間走在外麵，而她們都是乘我人不在時來倒的，所以也不知道是哪個人來替我倒馬桶的。後來因文革形勢的發展我回了城，被子等物卻沒有取走，我也無暇去取回。直到幾個月後形勢稍微緩和，而我們也決定不下鄉了，我才抽空去取回被子等物。原來我想幾個月不睡，被子也可能發黴了。想不到我的被子已經被拆洗過又定好，疊得整整齊齊的放在床中央。這令我感動不已。說來也遺憾，當時我在她家前後住了差不多有一個月，可沒有見過主人家人幾次。我隻知道這家社員有婆媳兩個女主人，曾隔著天井見過。這次回來取被子，也是因為時間匆忙，主人家沒有人在家，竟連當麵道謝也沒有。此後，我就再也沒有機會去唐鬱。所以以後想起就覺得頗為內疚，深感自己欠了她們一個情；又怪自己當時年輕不懂事，毛頭小夥子不像女孩細心，不然買一些小禮物，如買一盒餅幹，或買半斤糖果送給她們小孩吃，也算表示了一下自己的謝意。

安頓好行李，我就去全大隊走了一圈。因為春耕還沒有開始，田裏幹活的社員也不多。這裏房屋依舊，河流依舊，村裏嫋嫋的餐煙依舊，仿佛與一年前變化不大。但是，我在經過公路邊原來的一所小學時，發現因為文革停學了，留下的幾間空教室門窗都殘缺不全，令這裏顯得十分蕭條，感覺上與一年前我們剛來“蹲點”時，這裏書聲琅琅、人氣興旺的景象大不相同。學校的牆上有幾張陳舊的大字報，經日曬雨淋，已殘破不全，不知是學校的老師、學生寫的，還是社員寫的。說明了這裏也經曆了寫大字報揭發“牛鬼蛇神”的運動。等一圈走下來，問了幾個社員，我對這裏的情況就了解的更多了。

第一個是現在的農村比一年前更加講究階級路線了。聽社員說，原來的大隊黨支部書記老李因為出身中農，已經落選了。現在的大隊黨支部書記是雇農出身的張阿狗。這兩個人我都認識。老李身材魁梧高大，有一點文化，以前跟他打交道覺得他工作能力不弱，當大隊黨支部書記應該是稱職的，在社員中的威信也很高。張阿狗原來是大隊的貧協主席、第一生產小隊隊長。他人比較瘦小，有點猥瑣相，且不識字，所以論工作能力恐怕是不及老李的。老李的落選，純粹是階級成分不及張阿狗“好”。而這也反映了在農村對階級成分的講究比城鎮還要嚴苛。還有，老李的女兒，一個圓臉盤的姑娘，去年那時是大隊基幹民兵連的連長，常常見她在民兵出操時背著槍喊口令，很有點“英姿颯爽”的味道，此時聽社員說也換了人了。真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第二是因為文革，有社員嚷嚷要鬥“當權派”，好幾個生產小隊隊長摜了“紗帽”，至今也沒人肯當隊長。對此大隊黨支部也沒有辦法。農村幹部中，生產小隊長是最基層的一級，不脫產，每天喊社員出工收工、安排農活，比較辛苦，而經濟收益上一年終了隻補貼有限的幾工工分。但政治運動來了，無論“四清”還是文革，審查、批判他們都有份，所以很多人摜“紗帽”不肯幹了。聽社員說，現在這幾個小隊是由全小隊屬於貧下中農的社員每天輪流喊出工，安排工作。好在農業生產上那一套大家都懂一點，而生產好壞涉及家家戶戶的吃飯問題，馬虎不得，所以沒有隊長，社員們也會自發安排農活，生產還算正常。至於開展其他工作就比較難了。農村的衛生工作，原來有清潔員、接生員、衛生員、滅螺員“四員”在做，現在仍靠原來的一套人馬，依慣性在運作。但滅螺隊去年冬季解散了這時還沒有恢複起來。我到一隊張阿狗家中找他，一方麵向他報到，順便問他什麽時候可以恢複滅螺隊。他搔著頭嗯呀啊的說不出個明確答複，隻是應付地說：“快了，就快了。過幾天大隊裏研究一下。”我想或許他也真的為難，現在連生產隊長也沒有人做，安排滅螺隊抽人的事怎輪得上號？反正現在也不急，何時恢複，順其自然吧！

第三是我深深地感到農村的地主、富農，處境比城鎮的更加淒慘。那天我在經過電灌站時透過窗玻璃向作為大隊會計室的房間張望了一下。會計室內沒有人，卻看到牆角邊堆著幾隻破舊的碗櫥和幾隻灰不溜秋的木板衣箱。很明顯這些東西都是從地主或富農家裏抄來的。看著這堆破爛不堪、不值幾文錢的東西，我感到十分難過，也十分的感歎。這些東西估計是土改時留下的。當時不被貧苦農民分掉或許是為了也留一點東西讓他們日常使用，也或許是因為這些東西根本不值錢而沒有拿走。總之，這些是劫後地主、富農家僅存的家具了。然而這次文革抄家竟然連這一點不值錢的東西也要拿走，那剩下的就是真正的“家徒四壁”了！想當年農村土改，貧下中農們已經瓜分過地主、富農的財產了，如果他們真的就此“翻身”了，過上了所謂的“幸福生活”，那他們還會眼紅這些破爛東西嗎？連這樣的東西也不肯放過，隻能說明抄家的人心狠，也說明了他們依舊貧窮！聯想到文革對資產階級的抄家，我覺得這不過是中共在補城市“土改”這一課而已。中共奪取政權後，對資產階級經過了多次剝奪，但還沒有像對待地主那樣徹底地剝奪，所以資產階級相對還保留了一些財產。但到了文革，中共對資產階級也要像對待地主一樣要徹底消滅了，所以文革中資產階級普遍地被抄家。這也是“革命”發展的必然。處在中共統治下，民族資產階級這也是在劫難逃。我不相信中共靠抄家可以改善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生活。農村的狀況就是證明。中共的所謂“革命”不過是利用人們的妒忌心挑撥離間，製造分裂，然後好讓他們分而治之，為其所用。“解放”後真正生活翻身的大多是中共的各級官員。在中共的邏輯中，除了他們自己可以有錢，可以享受，其他凡有錢的都是剝削來的，都可以“革命”的名義、以“革命”的手段，把這些人的財產“革”過來供他們支配。我們在現實中看到的難道不就是這樣嗎？

我在那樣一個基層政權半癱瘓的時候到鄉下來，實在是無能為力、無事可做。當然，我也可以像“四清”後初來塘鬱時那樣與社員一起“同勞動”。但現在情況不一樣了，文革中有那麽多人被批鬥，我一個人孤零零地去參加勞動，社員們還以為我是因什麽問題被單位下放來這裏勞動改造的呢！這我不願意。而且，“四清”時的那股革命激情也已經煙消雲散了。於是，白天不下雨時候，我就各個生產隊隨意去走走。下雨天和晚上我就在房間裏看《中國文學史》消磨時光。這套書還是我剛參加工作時在青浦新華書店裏買的，有上中下三冊，內容豐富，既可當史書看，也可當中國曆代文學精華匯粹來欣賞，由於一直帶在身邊，抄家時才沒有被抄走。文革開始以來，文史類書籍幾乎沒有一本不被說成是“毒草”的，雖沒明令禁止閱讀，但也沒有人敢正大光明地看，隻能躲起來偷偷看。我在單位住的是集體宿舍，自然不方便看這種書，一直放在箱子裏。這次來鄉下，我想到了鄉下既沒有小報看，連大報也看不到，怕太無聊，就帶了這套書來。為了遮人耳眼，我還帶了一套《毛澤東選集》，放在桌上。有人來了，我就假裝在看《毛選》。這樣的日子雖然寂寞，倒也無拘無束，頗為自在。

有一天下午，天陰陰地下著毛毛細雨，農民都不出工，我也躲在房內看《中國文學史》。卻不防公社血防組的一個叫小陳的，招呼也不打就突然闖了進來。他見我在看書，倒也沒有細看我看的是什麽書，翻了翻桌上的幾本《毛澤東選集》，盯了我一眼，“赫”地冷笑了一聲，一言不發又轉身走了。真是莫名其妙！對於小陳這樣的無禮，我有點火冒。但我摸不準他是剛巧經過這裏，因為好奇來看看我在做什麽，還是受命來監察我行動的？如果是受命來監察我的，那說明“紅色”還不肯放過我。無論是為了防止我再度造反，還是因為要將我劃為“右派”，他們都需要經常掌握我的動態。那時有好幾個公社的血防組是屬於保守派的，這個城東公社血防組也是其中之一。小陳的突然來到讓我警惕起來，深感塘鬱也非“世外桃源”，以後行動要更加小心。

這樣在鄉下待了好幾天，沒有事情可做，我感到十分悶鬱，又總想著這個“工總司”小分隊的事不知現在有什麽進展。好在回城的路不遠，我曾幾次偷偷走回城裏，在街上轉一圈再回去。一天下午已是三點多鍾，突然心裏又湧起一股強烈願望要回城去看看，算了一下時間回來吃晚飯可能來不及，就去對搭夥的那家老太太說了聲今天不來吃晚飯了，不要煮我的飯，然後一個人沿著公路悶頭走了回城。大街上靜悄悄的，連大字報大標語之類東西也沒有新的，看來沒有什麽事發生。我微微有些失望。本想就此掉頭回塘鬱去，但又不甘心，再說回去哪裏去吃晚飯？於是我就回了單位。我先回了宿舍，想如果宿舍樓上有人，住在這裏的很多是我們一派的，也可以打聽一下消息。如果碰到“紅色”的人，問我回來做什麽，就說回來拿點東西。但樓上沒有人。於是我一個人在宿舍呆了一會，看看已近晚飯時分，我就到食堂去吃飯。賣飯菜的窗口還沒有開，卻見到食堂寫菜牌的小黑板上，有人用粉筆寫了一行字：“今天晚上七時，工總司隊員在約定地點開會，請準時出席。”日期是今天的。我大為驚喜，難道我們單位內真有人又成立了造反隊？怎麽一點風聲也沒聽到？在此之前，我已經聽聞有些單位的造反派又恢複了組織，都靠掛在“工總司”名下。我開始有點激動起來。這時，幾個防疫組沒有下鄉的同事也來買飯了，他們瞄了一眼黑板向我詭秘的笑了笑，我才明白這是假的，是故意嚇嚇那些“紅色”的。由於比較知心的幾個同事都下鄉去了，在這種白色恐怖的情況下一般的泛泛之交也不適宜談這些事，因此晚飯後我就回了塘鬱。

夜深人靜，瑩瑩孤燈之下回思白天所見，總覺得人心不死，造反火種不會就此被撲滅。後來我知道這是防疫組的鍾峻峰醫生幹的傑作，不禁莞爾，想來這也符合他的風格。鍾醫生是單位內不多的幾個大學生之一，有一對十分精神的眼睛，又頗有一點“冷麵滑稽”的天賦，因為出身工人階級，也有一種常人不敢的膽量。當初“老子英雄兒好漢”的反動“血統論”對聯甚囂塵上時，獨有他敢與單位內的“保守派”叫板，要跟他們辯論。他的小姨子叫唐文蘭，是與王洪文一個工廠、一起造反的，在“工總司”也小有名氣。或許受此影響，鍾醫生行事雖不激進，卻也是堅定的造反派。隻是前幾年聽聞他已因病去世。寫到這裏，不禁黯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