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02）

我的文革（102）

 

在這樣充滿恐怖氣氛的日子裏，“白求恩”也有少數隊員退出了造反隊。這對其他隊員精神上當然是一種打擊。不過這幾個隊員都是普通隊員，而且有幾個家庭出身不太好，他們退出既是因為害怕，也有不連累組織的意思，大家也理解。最可恨的是還有幾個大家都知道原來就是投機參加造反隊的人，此時真的“反戈一擊”了。那個宋萬晟在“二·一七”以後立刻動搖了。“紅色”冒出來以後他立即與“紅色”聯係，說要退出“送瘟神”參加“紅色”。“紅色” 卻要他暫時不要退，說留在“送瘟神”中方便了解我們的動向，聽聽我們開會還在講些什麽，比公開退出起的作用更大。宋居然真的做起了內奸的勾當。但宋的異常舉動很快被大家發現。宋眼看自己真實身份被戳穿，幹脆在二月二十七日夥同另兩個原“白求恩”和“送瘟神”的隊員公開貼了一張《青浦縣衛生係統白求恩戰鬥團、血防站送瘟神戰鬥隊十四大罪狀》的大字報，捏造罪名，意圖一舉擊垮“白求恩 ”。這十四大罪狀中第一條就是罪名大得嚇人的“奪無產階級的權，顛覆社會主義製度”。第二條也是足可殺頭的罪名“反對突出毛澤東思想”。其餘罪狀也都是顛倒黑白，無中生有的。如第四條說我們“對抗中共中央關於處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檔案材料的補充規定”；第六條說我們“與反革命組織‘紅衛軍’勾勾搭搭串通一氣，打得火熱”。第十條說我們“反對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這是公然的汙蔑、造謠！十四條罪狀中沒有一條是真實的。此舉引起了全體造反隊員的憤怒，紛紛斥責他們是可恥的“叛徒”。然而他們恬不知恥，竟然再次貼出大標語：“做反革命的叛徒好得很！”這件事給了我一次很殘酷的教訓，讓我見識了一個人無恥起來竟然是可以這麽做的！

那個原來參加了“送瘟神”以後，又一個人跑出去參加了“紅衛軍”的黃虔生，此時也與“紅色”接觸頻繁。“紅色”也在站內外刷出大標語，說“‘白求恩’、‘送瘟神’與‘紅衛軍’勾勾搭搭罪責難逃！”顯然，“紅色”是想以砸“聯總”同樣的罪名、同樣的方法來砸我們。其實我們與“紅衛軍”組織上絲毫也沒有關係，有關係的僅是黃虔生等個別隊員的私自行動。倒是現在“紅色”為了砸掉我們組織，與這個曾經的“紅衛軍”黃虔生勾勾搭搭，關係極不正常。看到這幾個寡廉鮮恥傢夥的醜惡表現，我怒火中燒，寫了一張大字報，對“紅色”的惡意汙蔑加以駁斥。

那時，最大膽的還是學生。就在二月底三月初恐怖最嚴重的時候，青中“紅旗”的學生還有人敢在半夜偷偷地到街上刷大標語：“青中‘紅旗’是響當當、打不垮、壓不爛的革命造反組織！”“堅決擊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打倒帶槍的劉鄧路線！” 我們還聽說，洪國鈞至今沒有被抓到。他還躲藏在什麽地方指揮“紅旗”學生活動。這消息令我們感到高興。那時候洪國鈞就像是青浦文革的象征，洪國鈞沒有被抓，青浦文革的火種就沒有熄滅。

關於大街上的“打倒帶槍的劉鄧路線！”的大標語，我是親眼目睹的，至今記得清清楚楚。這句話在“二月逆流”那個時候造反派的大字報、傳單和造反派小報上也都曾廣泛、反複出現過。後來有人說“打倒帶槍的劉鄧路線”是武漢“七·二〇事件”後，王力、關鋒、戚本禹“一小撮小爬蟲”提出來的，這絕對不符合事實。

“紅色”出現以後，我們知道對方是絕對不會放過我們的，因此天天準備著他們來“砸”我們的組織。但一連好幾天沒有來。他們開始的方法是分頭做分化瓦解的思想辦法，想讓我們自己撐不住跨掉，像“送瘟神”一樣。雖然這攻心的一招也是很厲害的，但動搖的人畢竟不多。這樣，我們“白求恩”在“二、一七”以後又撐了二十多天。我們估計對方之所以沒有像“農革司”砸“聯總”一樣砸我們組織，主要是找不到砸我們的理由。幾個頭頭的出身都是勞動人民。隊員中雖然也有幾個出身不太好的，但都是年輕人，本人沒有政治曆史問題。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血防站是重災區，右派數量之多是青浦縣級機關企事業單位最多的。曆史的教訓使我們組織的幾個頭頭十分注意，從組織成立起就決定不和社會上的其他造反組織發生太密切的關係，以防有事時連累到我們；也不做過激的行動，一切依中央“兩報一刊”上的精神辦，盡量杜絕明顯違反政策的事情。所以，對方要找一個砸掉我們的理由也不容易。

在這種情況下，盡管對方一時還不來“砸”我們組織，但我們也不能消極等待，讓對方找到理由後再來砸我們。我們要想方設法努力求生。很巧，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上海體育戰線革命造反司令部魯迅兵團東方紅戰鬥隊的文章：《我們魯迅兵團向何處去？》。編者按說：“主張運用整風方法，自覺地從思想上解決問題”，“值得全國各地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同誌們注意，並結合自己單位的具體情況，認真地學習和研究”。雖然，魯迅兵團的情況與我們麵臨的情況可能不同，但我們認為我們造反以來的大方向沒有錯，小錯誤可能有，但大錯誤沒有，因此是可以像魯迅兵團那樣通過整風來改正錯誤的。“紅色”說我們是反動組織，但究竟反動在什麽地方可以通過擺事實，講道理來辯清是非。我們不怕辯論。因此，我們主動出擊，邀請“紅色”來參加我們的整風，並歡迎他們向我們提意見。我們向對方表示的態度是：是我們的錯誤，我們一定接受，認真改進；不實的罪名或誤會，可以通過解釋或辯論來澄清；最後希望大家都在解放軍的領導下繼續革命。可是我們向“紅色”連發了幾次邀請，他們一次也不來參加。

三月八日，“紅色”召集了一次各公社衛生院和血防組負責人“抓革命、促生產”會議，會期兩天。“紅色”沒有通知我們參加，因此我們造反派的人都沒有參加。但我們得知這個消息後決定趁會議結束之機，在十日召開開門整風會議，邀請各公社衛生院和血防組的同誌一起來幫助我們整風。九日上午，我們貼出了整風通告。這可急壞了“紅色”的一批人，因為如果整風會開成功，他們要鎮壓我們就更沒有理由了。結果，就在九日晚上促生產大會結束之際，“紅色”一批人勾結公安局保守派組織“青浦公革會”對我們動手，在會場上以“現行反革命”的罪名拘捕了白求恩戰鬥團機關戰鬥隊的隊員繆雲興，同時宣讀《通令》，稱我們“白求恩戰鬥團”是反動組織，勒令我們立即解散組織，“不得另打旗號東山再起”。

那天晚飯後，“紅色”突然召集我們“白求恩”戰鬥團和原“送瘟神”隊員，說今晚的“促生產”會議閉幕式都要參加。然後在“紅色”隊員監督下，排隊去原縣人委禮堂參加會議。由於我們去得晚，前麵的座位都已被人坐滿，起碼有幾百人，也不知哪來的這麽多人，我們就隻能站在會場的最後邊。會議開始後我就注意到在我們後邊還立有好幾個“紅色“隊員，而且有人把守會場大門，好像在監視我們防止我們偷偷溜走。因為感到氣氛不對，主席台上的人講什麽我也無心聽，隻盼著會議快點結束。到會議結束時，台上講話的人剛講完話，而主持會議的人還沒有宣布會議結束，我見到坐在最後幾排有幾個身形壯碩的大漢突然同時立起身來撲向一個人，並迅速扭住此人的胳膊。與此同時，原來會場比較暗淡的燈光突然都亮了。主席台上有人開始領呼口號：“堅決鎮壓反革命！”“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打倒反革命分子繆雲興！”“繆雲興不投降，就叫他徹底滅亡！”台下有人呼應。會場頓時騷動起來，很多人立起身來看。到這時我才明白這個被抓的人原來是繆雲興。這時繆雲興被兩個壯漢雙臂反轉著扭送到大會主席台前。這時兩個身穿白色警服的公安人員，手裏拎著銀光鋥亮的手銬從主席台後台出來，又走下主席台將繆雲興雙手銬住，然後在眾目睽睽下將繆押出大會會場。

繆雲興貧農出身，團員，六十年代初在衛生學校讀書時參軍，在軍中任少尉軍醫。因生活作風問題在一九六五年轉業回地方，被安排在縣除害滅病辦公室工作。他做事魯莽，好出風頭，因此在他參加我們“白求恩”組織時，大家就對他有所提防，盡管他出身好，參過軍，又是團員，就是不選他擔任造反隊領導。“一月革命”以後他就很少來我們單位，我們也不知道他在外麵幹了些什麽，有些人差不多已忘了這個人了。想不到“紅色”竟然以他的生活作風問題為突破口，上綱上線，最後以“反革命”罪強加到我們“白求恩”組織頭上，達到了整垮我們的目的。

我們組織被勒令解散後的第二天，“紅色”召集血防站全站員工開會。“衛生機關紅色革命造反隊”的頭頭終於公開粉末登場了。等所有員工到齊以後，那個見了女人就色迷迷的倪新城趾高氣揚地走進會場。他先用他那對三角眼凶狠地掃視了會場一周，再大聲地清了一下喉嚨，然後用沙啞的聲音不無驕矜地說道：“從今天起，我們衛生機關紅色革命造反隊，要行使監督血防站抓革命、促生產的大權。今天，我們先來亮亮相。衛生機關紅色革命造反隊的負責人，我算一個；老曹、曹洪健算一個；還有老錢、錢玄傑也算一個。”接著，他再次以凶狠的目光掃視了全場一周，開始信口雌黃，大罵我們“白求恩”、“送瘟神”二個組織。他先數落我們幹了哪些壞事，無非是批鬥當權派，罷張宜的官，奪權等等，然後神氣地、以不屑的口氣說道：“我告訴你們，我們是有解放軍支持的！我們不像你們寫寫大字報，喊喊口號，批鬥批鬥當權派就算了。我們要對你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我們的專政工具不是吃素的。繆雲興就是一個例子。”“你們造反，造誰的反？你們是造無產階級的反，造共產黨的反！你們奪權奪誰的權？你們是奪無產階級的權，奪共產黨的權！你們組織裏沒有一個黨員，沒有一個好團員，都是些烏龜王八蛋！你們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組織！我警告你們，你們要丟掉幻想，徹底坦白，揭發你們的壞頭頭，以實際行動立功贖罪，才是你們唯一的出路！”所有的人都靜靜地聽他訓話。沒有人表示異議。在當時這種形勢下異議非但無用，反而會招來更嚴厲的打壓。畢竟，繆雲興被當場銬上手銬押出會場的場麵是很震懾人的。當倪新城在訓話時，我覺得一股陰冷恐怖的氣流籠罩了會場。

曹洪健我跟他一起工作過，覺得他心直口快不是個壞人。錢玄傑討飯出身，沒多少文化，打乒乓輸了可以鑽枱底，學狗叫，是個“草包”。這三個“紅色”頭頭，都是黨員。尤其老曹和老錢革命資曆比張宜還老。大家都清楚，老曹和老錢是被拉來裝門麵的，這三人中真正的頭是倪新城。當然還有幾個沒有公開出麵的人。他們才是衛生機關紅色革命造反隊真正的操縱者。

從此以後，“紅色”三天兩頭召集全站員工開會，號召我們起來揭發“壞頭頭”，或提出一些問題來盤詰有關的人，形似批鬥會，想從中發現問題，落實我們的罪名。宋萬晟等幾個人就成了“從內部揭發”的積極份子，對我們極盡造謠汙蔑之能事。還有一個摘帽右派陳書賢，一天他也站起身來揭發我們造反隊的一個隊員。他掏出一本小本子，翻到某一頁，說某年某月某日，某某在什麽地方說過什麽話，當時在場的還有某某人、某某人，以示所揭發的都是事實。主持會議的倪新城立即追問這被揭發的人和當時在場的人，是否確有其事，要老實交代。幸虧所有被問的人，都以“沒有這回事”或“不記得有這樣的事”作推托。倪新城見無人承認，而揭發的人是“不可信任”的摘帽右派，隻得悻悻作罷。陳書賢的這個舉動讓我們都大吃了一驚。原來他長期以來一直在暗中記錄周圍同事的言行，以備需要時拿出來作揭發“壞人壞事”的炮彈，向黨邀功。他就像一條毒蛇，平時不動聲色地躲在草叢中，卻隨時會竄出來咬你一口。這太陰森可怕了！為了警告他不要亂說亂動，住在隔壁宿舍的姚富康在陳書賢的床頭一張糊在板壁上擋風的舊報紙上，發現一篇文章中正巧有“地富反壞右”的字句，就用紅筆在“右”字上醒目地劃了一個圈，提醒他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這一來，陳書賢果然老實了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