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申酉的《親筆供詞》（給女友的信）

王申酉和他的《親筆供詞》

 

親筆供詞

王申酉

1976年11月18日

我在1976年9月7日到9日寫了一封給戀愛對象的信，其內容據回憶如下：〈提綱〉①開場②我對馬克思主義的看法與我的世界觀③對1949年以前中國曆史的看法④對蘇聯曆史的看法⑤對1949年以後中國曆史的看法與對毛主席的看法⑥對中國目前現狀的看法⑦對雙方(我與對方)關係的看法⑧對雙方關係前途的估計。(實際寫出時，順序是有顛倒，標題是有改變的)。〈注〉在原文中，第⑤點是用攻擊性字眼指向毛主席的。另外第⑦和第⑧點沒有來得及寫。以下是原信的回憶。(S.D是對方名字的拚音縮寫)

一、 開場白

我們結識以來二個多月了，雖然時間不長，但會麵談話的次數並不少。然而，畢竟二個月與一個人的一生相比是短暫的，因而在這樣短的時間裏雙方也不可能有透徹的了解。本來，我就想透徹地向你談談自己的世界觀的問題，但雙方剛接觸不久，戀愛有它固有的規律，不便於一開始談嚴肅的世界觀問題。後來起了一些波折，也不想多談了，但不久前問題複雜化了，鬧到雙方單位裏去了，這使你對我的一切產生了疑問。在我看來，既然我們的一生都曾一起翻過共同的生活之頁，如果給對方留下疑問就未免遺憾。到現在這樣的時候，我想，不論今後我們雙方關係的前途如何，都應該向你坦率地談談自己的世界觀，談談對我們周圍世界的看法。

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看法，我的世界觀

關於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我的認識與理解是有一個過程的。在1970年正式閱讀馬列著作前，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別人運用馬列著作詞句，自己也在大字報中運用馬列著作的詞句，總當作工具一樣看待，根本沒有意識到過它是一門科學。我看到任何人都可以隨心所欲地從這些著作中摘引他所需要的部分為宣傳自己的觀點和目的服務，象萬用的靈丹妙方一樣，但同時又什麽用處也沒有。隻是在1970年11月去大豐我校的幹校以後，我被剝奪鑽研自然科學的機會時，才開始真正閱讀和鑽研馬列著作，慢慢地產生了真正的興趣，逐步發覺馬克思主義確實是一門人類來理解社會曆史發展的唯一正確的科學，隻有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作指導，作為研究的方法、立場，才能透徹地解釋一切社會現象。過去我也曾思考社會現象，但往往隻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往往陷入矛盾和混亂，最後在政治上受到製裁，所得的教訓是從(此)不再去考慮政治問題。這種消極態度仍沒有解決問題。隻有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後，才能較深地看清一些問題。從此我的世界觀發生了重大的轉折，開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去看待、分析一切社會問題。

馬克思主義理論指的是什麽呢?根據列寧在《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一文中所說的，它包括三部分，辯證唯物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這三個部分是馬克思分別批判地吸收和改造了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社會主義學說，並結合親身的社會革命實踐活動而創造的。由於馬克思批判地繼承了人類曆史積累的全部優秀的精神、文化成果，並親身參加了社會實踐活動，因而能創立出代表人類最高智慧結晶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恩格斯曾在馬克思墓前十分精辟地概括闡述了馬克思一生給人類思想寶庫所帶來的二點最輝煌的成果：曆史唯物主義和剩餘價值學說。

由於我後麵所述及問題的性質，因而我在這不準備全麵談論這些理論，隻想著重談論二點：曆史唯物主義原理和科學社會主義學說。許多人在口頭上談論馬克思主義，但認真問問他究竟什麽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核心，恐怕不少人隻會扯什麽“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等等詞句，一百個人中沒幾個能真正答出這個問題。

關於曆史唯物主義原理，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核心。人類幾千年來總是用曆史唯心主義來解釋人類的曆史，總是把曆史的推進原因歸結到個別人的意識活動、特殊的超人智慧。例如，當秦始皇在二千多年前統一了全國時，他的大臣李斯提出用郡縣製來代替分封製來治理國家，從而使中國二千多年來基本上維持了統一的民族國家。除了幾次短暫的分裂時期外，沒有分崩離析，社會在長期的穩定之中給生產力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為什麽李斯的想法不產生在以前的商朝、周朝，而隻產生在秦朝，並獲得了成功呢?是李斯個人的超人智慧嗎?又如在中國最後的封建王朝的末年，出了個康有為聯係一千多個上京趕考的書生聯名上書給光緒皇帝要求變法維新，並且得到了光緒皇帝的支持，居然搞了百日維新。為什麽康有為的思想不早出幾百年，從而使中國由封建社會早日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呢?為什麽中國曆史上百把個皇帝沒想過要來什麽資本主義的變革，直到光緒皇帝才想起搞君主立憲，發展資本主義呢?在中國曆史的這二個發展的關節點，是秦始皇、李斯或光緒皇帝、康有為頭腦裏的意識活動推動了曆史的發展嗎?

這些問題以及其他許多問題推動人們去思考。而在馬克思以前，人類隻能把曆史歸結於將相、英雄超人的心理活動。直到馬克思發現了曆史唯物主義原理後，才對這些問題第一次作出了正確的回答。

人類在研究曆史發展時，曾經好久以來忽略這樣一個簡單的曆史事實對人類曆史的發展所起的巨大作用，直到馬克思才發現：人類在從事任何其他活動以前，首先需要吃、喝、住、行，也就是需要必要的生活資料才能生存下來，再從事其他活動。人類必須謀取生活資料，即需要參加生產活動。因此人類的物資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活動。但人類有史以來就是社會性的動物，隻能結合成團體參加生產活動，人類在這種團體中參加生產、交換和分配產品的活動，這種活動的總和就是生產關係。在人類某個曆史發展階段形成的生產關係與當時的生產力發展狀況構成了這個發展階段的經濟基礎。每個人在這種生產關係中所處的地位，也就是他謀取生活資料的方式決定了這個人的意識形態，在存在階級的生產關係中就決定了這個人的階級地位與立場。馬克思就這樣第一次正確地說明了個別人的意識與他的社會存在之間的關係。另外，某個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的經濟關係的總和形成了這樣一個現實的基礎：這個社會的法律設施、政治設施以及道德的、宗教的、文化藝術的等等觀點——總之一切包括在上層建築範疇內物質和精神的東西——就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因此，任何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的屬於上層建築範疇的東西，其發生和發展、變化的原因，都隻能從這個社會的經濟基礎、進一步也就是在它的生產關係狀況中去尋找根源，而不能本末倒置。馬克思就這樣第一次為人類透徹地解釋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關係，第一次把人類的物質生產活動提到了與其他一切活動相比具有決定性的高度，而它本來曾在幾千年的人類思想史中被完全忽視過去，或最多作為文化史的從屬活動一筆帶過。

這裏還要強調和說明二點。首先是：經濟基礎是由生產關係和生產力這對矛盾組成的。在這對矛盾中，生產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麵。這是因為人類為了更好地謀取物質生活資料，在生產活動中第一個自然的動機是提高生產力。而隨著生產力狀況的發展就自覺不自覺地促使人類調整相互之間的關係，來使生產關係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因而人類階級的劃分和階級之間的鬥爭歸根結蒂取決於一定曆史階段的發展生產力狀況。因而生產力起著主導的、決定性的作用。

另外，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這幾對矛盾中，經濟基礎、生產力、社會存在是起著決定性作用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麵；但在一定的條件下，後麵三方麵會起主導作用。關於這些矛盾的辯證關係，馬列著作中有詳盡的說明，這裏不多說了。

用這條曆史唯物主義原理來解釋人類的曆史發展，就能得出唯一正確的結論。

人類在脫離了動物狀態後，曾經經曆了好久時期的原始共產主義階段。人類群居在原始公社之中，沒有階級，全都是平等的，沒有剝削與壓迫，這就是當時生產關係的狀況。這種關係並不是當時人類的意識活動所決定的，而是由當時生產力的極其低下的狀態決定的。當時的人類為著抵抗猛獸或自然災害，必須全心協力，共同奮鬥。而獲得的生活資料極端少量，剛剛能維持個人的生存，不會有多餘的生活資料供別人剝削。在各公社之間為了生存發生戰鬥時，勝利者隻能把俘虜吃掉或殺掉，而無法把其作為剝奪剩餘產品的對象。生產力的標誌往往用典型的生產工具來代表。當時生產力狀況可用石器時代作標誌。

後來，人類在實踐生產活動中，學會了煉製金屬，如青銅、鐵器。利用這些金屬工具，提高了生產效率。這樣，人類就可生產出比維持個人生存更多的生活資料。結果就為人類的剝削現象創造了物質條件。原始公社的首長開始從平等的地位上升到主宰的地位，把其他成員看作剝削的對象。戰俘也不殺害了，而是強迫他們進行勞動，生產剩餘產品。結果生產力的發展改變了人類相互之間的關係，產生了階級，即奴隸和奴隸主階級。人類曆史由原始公社時期進入奴隸社會，這是因為經濟基礎首先發生了變化。接著在這種經濟基礎之上形成了壓迫的工具——軍隊等政治和法律設施，並伴隨著這些形成了相適應的宗教和道德觀點。像古希臘奴隸社會的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中，中國春秋時代的孔子所孜孜向往的《周禮》，都典型的代表了這類觀點。

但是，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隨著人類更充分地利用各種自然力、各種生產工具，奴隸社會的生產關係逐步與生產力發生了矛盾。奴隸是單純的生產工具，沒有個人的經濟活動，像動物一樣戴著鎖鏈勞動，沒有絲毫的人生自由，隻能用粗笨的工具勞動，結果沒有提高生產力的興趣，也沒有更多的剩餘產品可被剝奪。由於奴隸主對奴隸的血腥壓迫和剝削，造成了極其尖銳的階級矛盾。奴隸們一次次發動起義，嚴重地威脅著奴隸主的統治。結果，在釋放奴隸、逃亡奴隸、自由民中逐步出現了新的生產關係的萌芽，而這種新的生產關係又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結果，奴隸社會在兩個階級反複搏鬥的廢墟上興起了地主階級與農奴階級。統治階級發現，不改變生產關係已不能照舊剝削和統治，不能對抗日益強大的奴隸們的反抗。他們發現，給奴隸以一定的自由，在自身掌握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土地——的前提下，允許奴隸占有一點少量的生產工具，並保有獨立的家庭及小家庭經濟，采取勞役(後來，實物和貨幣)地租之類的方式來剝削他們的剩餘產品要更有利於自己的統治，並且能更引起奴隸的生產興趣，提高生產效率，從而剝奪更多的剩餘產品。這樣，封建社會的生產關係就應運而走了人類的曆史。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曾用手推磨標誌封建社會的生產力狀況。而整個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築就可以說是建立在這種生產力的狀況之上。

封建地主階級借助暴力鎮壓的工具，通過地租形式無償地剝削農奴，但農奴已開始了有自己獨立的經濟經營權利，這種經濟隻限於家庭範圍，這樣決定了在這種經濟關係中人們的相互關係是封建家長製的形式。農奴吃、喝、住、行都束縛在土地上、來源於土地上，不與或很少與外界進行物質交換活動 。他們貢獻給地主的，起先是勞役地租(即到地主自己經營的土地上服無償的勞役)或後來的實物地租，地主將剝削來的產品一般是自己享用，不去交換。因而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的主要特征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農民，尤其是早期的農奴是由法律規定被束縛在土地之上的。

伴隨著這種經濟基礎的形成，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築也就逐步相適應地形成了。這裏舉一個例子說明。秦始皇統一了中國之後，在他的大臣之中爆發了一場關於建立分封製還是郡縣製的大辯論。李斯根據曆史的嚴重教訓，力排眾議，提出了郡縣製的優點，分析了分封製的禍害，為秦始皇所讚成並實行。用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分析，郡縣製在當時曆史條件下無疑有巨大的進步作用。既然當時的經濟形式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了統治地位，全國各地區、各市郡、各村鎮都在經濟上大致保持自給自足的狀態，全國沒有形成統一的經濟關係，也就是統一的商品市場，貨幣經濟還占很微弱的地位。經濟狀態決定了政治狀態，如果沒有高度統一的中央集權，沒有一個仿佛是脫離社會，高踞於社會之上的統一行政權力，勢必造成各地封建割據。分封製就為這種封建割據創造了不以人們意誌為轉移的有利條件，它為國家的分崩離析、諸候混戰和人民在戰亂中大規模喪失生產力創造條件。相反，采用郡縣製，地方長官由中央任命，隨時可以撤換、調動，俸薪由中央供給，行政辦法由中央法律統一規定，官吏向中央負責……這樣一種法製是唯一適用中國當時的曆史發展狀況的，也就是說，這種上層建築唯一地適應了當時的經濟基礎。並不是秦始皇或李斯的頭腦有超人的智力，而是當時的經濟基礎要求建立相應的上層建築。秦始皇、李斯順應了當時中國曆史發展的潮流，起了推動社會發展的作用。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書中曾對法國的封建社會中農民經濟的狀態作過一長段精采的描寫。他談到當時法國的農民家庭經濟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態。各個農民村社彼此孤立存在著，一個連著一個，千百年來沒有變化，數量上的眾多並沒有形成質的變化，像一袋馬鈴薯一樣，一個馬鈴薯碰著另一個馬鈴薯，彼此沒有物質交換，沒有經濟上的來往，更沒有政治上的來往。他們千百年來不能形成獨立的社會力量，不參加曆史的活動。他們按經濟特征形成了農民階級，但從參加曆史發展活動的力量的角度來看，他們沒有形成一個起獨立作用的階級。他們隻能讓另一個獨立於他們之上、高踞於社會之上的行政力量來代表他們。這樣的經濟狀態就成為法國封建專製製度的基礎。

這段話大致可用在我國二千年的封建社會中的政治和經濟狀態之上。但這種封建家長製的小農經濟並不是封建社會經濟形態的唯一形式。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曾在好多地方提到過另一種封建社會的經濟形態，這就是農村公社製，它存在於歐洲的馬爾克、印度和斯拉夫民族的村社之中。

在這類村社中，並不是個別的家庭占有或租取土地，而是整個村社集體地共同地占有土地，每個家庭另有少量的份地生產一小部分歸自己所有的產品。村社居民集體地進行生產活動，進行分配和消費，沒有或很少有與外界的交換。在這種村社中不一定有人格化的地主。盡管這樣，但這種經濟形成依舊歸屬於封建的經濟形態。為什麽呢?因為它的經濟形態仍屬於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人與人的相互關係仍是封建家長製，農民仍束縛在土地上，並且通過賦稅等形式向封建地主階級的總頭子——皇帝或國王、或者他們的代表——交納剩餘產品。這種村社同樣成為從印度到斯拉夫等地方的東方封建專製統治千百年的頑固基礎。甚至在某種曆史條件下，它比小農經濟更具有深刻的保守性、頑固性，更能使曆史的發展停滯不前。列寧曾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及其他一些著作中深入剖析了這種經濟形態的本質及其反動性。

但是，封建社會隻是人類社會曆史發展序列中的一環。由於其內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內在矛盾的發展，這種社會最後還是為新的社會製度所代替了。而這是一個相當漫長和複雜的過程，歸根結蒂是由生產和交換的發展所造成的。?

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引起了社會的大分工，尤其是手工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這就必然造成商品交換、貨幣經濟的發展。人們成為獨立的小商品經營者，自己占有生產資料，自己占有產品，自己進行交換。逐步從中世紀的初期城市中產生了城關市民，采取封建的或行會的手工業經營方式。由於市場的擴大，對自然力的進一步利用，手工業作坊的分工更細，逐步為工場手工業所代表。這樣在封建社會的內部孕育出新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相伴隨的二個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從十五世紀以來，美洲的發現，印度和中國等殖民市場的開辟，世界交通的發展，都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貴金屬的大量發現和流通為資本的積累創造了條件，自然科學的真正高度發展推動了機器的大規模發現和應用。封建主義的生產方式逐步的解體，農奴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同時也從狹窄、保守的經濟關係中解放出來，成為失去一切生產資料、赤手空拳的無產階級。同時，商品經濟和貨幣也侵入那些為生產而直接結合起來的封建村社之中，使之瓦解，迫使它也按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來經營。所有這些生產方式的變革，都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建立奠定了二個必要前提：資本的積累和雇傭勞動者的產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封建主義生產方式相比，大大提高了社會生產力。

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封建社會內部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封建社會的政治製度每一步都以行會的束縛和特殊的特權同它相對立。地方特權、級差關稅以及各種各樣的封建法令不僅在貿易方麵打擊外國人和殖民地居民，而且還時常打擊本國的各類國民。行會特權阻礙著工業的發展，各地各省的關稅壁壘鉗製著商品的自由流通。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築再不能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基礎相適應。於是，資產階級革命爆發了，資產階級逐步在許多國家中取得了政治統治地位，建立了維護資本統治的上層建築。資產階級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係都破壞了，它斬斷了束縛人們的一切封建羈絆，用公開的、直接的剝削代替奴隸社會中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管反動派怎樣惋惜，在不斷挖掉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消滅過時的民族工業，使生產、交換與消費都成為世界性。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的狀態，在資本主義民族的強大的炮艦或低廉的商品的進攻下，被各民族的各方麵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麵的互相依賴所代替。物質和精神的生產都成了全人類的公共財產，民族的局限性和片麵性日益破產，資產階級的生產工具和交通工具的高度發展 ，把一切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一起參加全人類的曆史活動。它迫使一切最落後、愚昧的民族采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如果它不想被曆史所淘汰的話。

資產階級借助普選製、議會及共和製及地方自治製來進行統治，它不需要封建社會的中央集權製度。因為國內市場的充分建立，各地之間的經濟往來形成的統一的、不可分割的有機紐帶，在生產的高度集中和社會化的情況下足夠使全國形成統一的整體了。而資產階級的共和製，議會和普選製，所有這一切，從全世界社會發展來看，是一種巨大的進步。人類走到了資本主義。而隻有資本主義，憑借城市的文化，才使被壓迫的無產階級有可能認清自己的地位，掀起世界工人運動，造就在全世界組織成政黨的千百萬工人，建立自覺地領導群眾鬥爭的社會主義政黨。沒有議會製度，沒有選舉製度，工人階級就不會有這樣的發展。

當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從自由競爭、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中發展起來的，從它一開始產生以來就孕育著不可克服的矛盾，導致周期的生產危機。尤其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其固有的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和生產社會化的矛盾越來越激烈，導致愈來愈嚴重的生產危機，造成生產力的大規模破壞。這樣，生產關係不再能適應生產力的發展，社會主義革命就發生了。隻有通過無產階級剝奪資產者的生產資料，使生產資料的占有方式與生產的社會化適應起來，才能徹底消除資本主義社會的固有矛盾。

以上是關於曆史唯物主義原理的看法及用它概括解釋人類社會曆史的看法。順便就可解釋前麵談到過的那樣一個曆史事件。即光緒皇帝的戊戌變法的問題。下麵談談我對科學社會主義的看法。

全人類思想史上，曾出現過不少優秀的思想家，提出過關於人類最美好的社會——社會主義製度的理想。在這樣的社會中，生產資料是歸全民所有的。人類過著平等、幸福的生活。比較早期和比較典型的如十六世紀托?莫爾的《烏托邦》，十七世紀托?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在我們麵前的問題主要不在於社會主義的理想應該是怎樣的，而在於通過何種目的和手段達到社會主義。

在人類思想史上，首先出現的是空想社會主義理論，其主要的代表是18世紀末19世紀初初英國與法國的三位空想社會主義大師：聖西門、傅裏葉、歐文。他們的生活和活動時期正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歐洲蓬勃掀起並同時伴隨產生了大量資本主義禍害的時期。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周期的經濟危機、資本的高度集中與積累及無產階級的極端貧困化等等都這些對人類幸福抱熱心腸的先生們不能袖手旁觀。他們幻想建立一種社會經濟製度，既能保持資本主義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又能避免一切資本主義製度的固有症候，使無產階級免除殘酷的剝削與壓迫，他們幻想不要有資本家。他們構思出一個個社會改革方案，並不惜化費巨資去實行它，或者向社會上一切階級呼籲來實行它。他們建立移民區、成立消費和生產合作社。但是這種頭腦中構思出來的社會製度從一開始就注定是空想的，它愈是製定得詳盡周，就愈是要陷入純粹的幻想，並在實踐中失敗。

不成熟的理論是和不成熟的資本主義生產狀態、不成熟的階級狀況相適應的，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還隱藏在不發達的經濟關係中，所以隻有從頭腦中產生出來。這種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還不發展的最初時期出現的學說，看不到無產階級的任何曆史主動性和特有的任何政治活動，看不到無產階級解放所必須具有的物質條件，而隻把無產階級看成受深，需要別人來解救他們的被動力量。這樣，社會的活動就要由他們個人的發明活動來代替，解放的曆史條件就要由幻想的條件來代替。

空想社會主義在曆史上曾起過一定的進步作用，它抨擊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啟發了無產階級的覺悟。他們提出了關於未來社會的積極主張——如消滅城鄉對立，消滅私有製和雇傭勞動，消滅階級對立和國家機器等。然而空想社會主義的曆史意義是與曆史發展成反比的。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高度發展，階級的對立和鬥爭愈具有確定的形式，這類超乎階級鬥爭的幻想就越來越失去任何實際意義和理論根據。尤其在農民階級遠遠超過人口半數的國家裏，一些空想社會主義的信徒們往往從保守的農民階級立場抨擊資本主義，他們提倡的社會主義按其內容來說，不外是企圖恢複舊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及生產方式，從而恢複舊的所有製關係和舊的社會，或者企圖重新把現代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硬塞到已被它們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舊的所有製關係的框子裏去。這樣，空想社會主義對社會隻起了反動的作用。

隻有到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達到了高度發展，並向人類展現出這種生產方式的全部固有矛盾的運動形態，由馬克思對這種生產方式作了全麵的、曆史的科學考察，發現了曆史唯物主義原理和剩餘價值的學說以後，社會主義才第一次變成了科學的學說。

馬克思主義認為：自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曆史上出現以來，由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常常作為未來的理想隱隱約約地浮現在個別人物和整個整個的派別的腦海中。但是，這種占有隻有在“實現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具備”的時候才能成為可能，才能成為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會進步一樣，這種占有之所以能夠實現，並不是由於人們認識到階級的存在同正義、平等等等的矛盾，也不是僅僅由於人們希望廢除階級，而是由於“具備了一定的新的經濟條件”。社會分裂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是以前“生產不大發展的必然結果”。當社會總勞動所提供的產品除了滿足社會全體成員最起碼的生活需要以外隻有少量剩餘，因而勞動還占去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全部或幾乎全部時間的時候，這個社會就必然劃分為階級。在這個完全委身於勞動的大多數人之旁，形成了一個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階級，它從事於社會的共同事務、勞動管理、政務、司法、科學、藝術等等。因此，“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

但是，即使階級的劃分根據上麵所說具有某種曆史的理由，那也是對一定的時期、一定的社會條件才是這樣。這種劃分是以生產的不足為基礎的，它將被現代生產力的充分發展所消滅。的確，社會階級的消滅是以這樣一個曆史發展階段為前提的，在這個階段上，不僅某個特定的統治階級而且任何統治階級的存在，從而階級差別本身的存在，都將成為時代的錯誤，成為過時的現象。所以，社會階級的消滅是以生產的高度發展階段為前提的。在這個階段上，某一特殊的社會階級對生產資料和產品的占有，從而對政治統治、教育壟斷和精神的占有，不僅成為多餘的，而且成為經濟、政治和精神發展的障礙。

要使社會主義實現，隻能是在事實上承認現代生產力的社會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產、占有和交換的方式同生產資料的社會性相適應。而要實現這一點，隻有由社會公開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經發展到除了社會管理不適於任何其他管理的生產力。

完成這一解放世界的事業，是現代無產階級的曆史使命。考察這一事業的曆史條件以及這一事業的性質本身，從而使負有使命完成這一事業的今天受壓迫的階級認識到自己行動的條件和性質，這就是無產階級運動的理論表現即科學社會主義的任務。

這樣，一切空想社會主義的理論、計劃、方案永遠失去了任何理論與實踐價值。馬克思在他最偉大的曆史著作《資本論》的序言中，明確指出：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一個有規律性的曆史發展過程，隻要透徹地對社會各種經濟形態的曆史發展和變化過程作周密的科學考察，就可得出這樣的結論，人類社會中依次發生的經濟形態都是屬於“曆史性的範疇”，並且“不能跳過或超越”某種經濟形態發展階段。人類在掌握了某種經濟形態的發展變化規律後，雖然不能超越它，但能縮短它，減少它的陣痛，向高一級的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樣一種曆史性經濟範疇，我們並不象資產階級辯護士所鼓吹的那樣，認為它是永恒的，但也不讚同一切空想社會主義者們的主觀意見，以為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可以跳過它或者在它沒有最充分地發揮盡它的曆史作用之前徹底拋棄它，可以在它沒有為社會主義創造深厚的物質基礎之前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我們所要作的是深入地研究和考察這種生產方式的固有規律和矛盾，盡可能充分發揮它的曆史作用並減輕它的禍害，縮短它的壽命，限製它的一切破壞作用，創造一切條件向社會主義社會發展。

恩格斯在一八九五年臨逝世那年，在為馬克思19世紀五十年代初寫的《一八四八到一八四九年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文作的導言中指出，任何一種生產方式在它所能容納的生產力還沒有發揮盡作用以前不會發生變革，從而在這種生產方式的基礎之上豎立的上層建築也不會崩潰。當時歐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處在上升時期，對曆史還有進步作用。恩格斯諄諄勸導無產階級不要忙於準 備奪取政權，而應該充分利用資產階級的議會製、普選製等條件發展和壯大自己的階級力量，為未來的最後快戰準備條件 。這是他們在親身經曆的曆史事件中得出的結論。1848年歐洲各國普遍爆發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無產階級也開始走上曆史舞台顯示自己的力量，把鬥爭的矛頭對準資產階級。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以為當時歐洲的無產階級已有足夠力量發動社會主義革命了。馬克思在報刊上熱烈地宣傳鼓動革命，恩格斯則拿起槍杆，親身參加了武裝鬥爭。但1848年的資產階級革命普遍失敗，工人階級也普遍遭到鎮壓。馬克思被驅逐出德國，後來又從法國被驅逐到別的國家。恩格斯被通緝，逃亡到瑞士來在1893年，恩格斯為《共產黨宣言》的意大利文版作序言時，回顧1848年革命時指出：這次革命到處都是由工人階級幹的，構築街壘和流血犧牲的都是工人階級。隻有巴黎工人在實行推翻政府的同時也抱有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明確意圖。但是，雖然他們已經認識到他們這個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存在著不可避免的對抗，然而無論法國經濟的進展或法國工人群眾的精神的發展，都還沒有達到可能實現社會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的果實歸根到底是由資本家階級拿去了。

以上我概略地談了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關於曆史唯物主義及科學社會主義的看法。由於我學習的非常浮淺，還隻懂得一點皮毛，又由於自己生活條件與世界觀的限製，很可能理解得有不少錯誤，甚至歪曲了原意。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我從內心深處堅信它的正確性，並竭力追求以它為武器考察一切社會問題。我上麵寫的，由於太匆促，來不及翻閱經典著作原文，隻是按我個人的理解來敘述這些理論，更容易導致錯誤。所幸隻是對你個人交換意見，不是拿去給任何別人看，出醜。如果你對馬克思主義也能產生濃厚的興趣，那我們就會有共同的語言。如果你準備開始學習，我建議你從學習這樣一些著作著手：列寧的《什麽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是如何攻擊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普列漢諾夫的《論一元論唯物史觀的發展》，這二本書最清楚又最通俗地闡述了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為了不至被我上述的一切議論造成對所述問題的歪曲的理解，建議你可閱讀以下一些書：列寧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普列漢諾夫的《論個人在曆史上的作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馬、恩《哲學的貧困》及《共產黨宣言》；恩格斯的《反杜林論》；馬克思的《1848—1849法蘭西階級鬥爭》及恩格斯的導言；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列寧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前二章也值得一看。

如果你對馬克思主義的原理有了初步了解，閱讀了一些較淺近的書，那就應該狠下決心啃一下《資本論》。我不能不帶著極其狂熱的感歎心情回顧《資本論》對我世界觀的形成所起的根本性的作用。這部著作的劃時代功績，誠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所述的，使社會主義者早先象資產階級學者一樣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的經濟領域，得到了明亮的陽光的照耀。科學的社會主義就是從此開始，以此為中心發展起來的。

馬克思化了畢生的精力，四十多年頑強的腦力勞動，參閱了一千四百多本書籍及大量報刊雜誌完成了這部巨著。主要是考察了當時為止人類社會所發展到的最複雜曆史階段——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形態，考察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曆史起源、曆史條件、發展的變化過程、固有的矛盾及其在各個方麵的展開，並預示了它的曆史發展趨向、其必然滅亡而為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創造物質條件的結局。

這部副題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巨著並不限於上述任務。要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全麵地進行這樣的批判，隻知道資本主義的生產、交換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夠的。對於發生在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較不發達的國家內和這些形式同時並存的那些形式，同樣必須加以研究和比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較。到目前完止，總的說來，隻有馬克思進行過這種研究和比較，所以，到現在為止在資產階級以前的理論經濟學方麵所確立的一切，我們也差不多完全應歸功於他的研究。《資本論》也同樣完成了這個艱巨的任務。既然我們通過對《資本論》的學習能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種人類曆史上最複雜的經濟形態有了一個較全麵的了解麽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經濟形態就更比較容易了解了。

學習了《資本論》，絕不等於說就掌握了考察和理解一切社會現象的靈丹妙藥，可以不費力氣地搬用其中的辭句說明一切了。歸根結蒂它隻提供了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觀點和立場。為了研究和考察任何一個現實的社會問題，都隻有老老實實地按照《資本論》中所指明的方法、觀點和立場，收集大量的現實生動資料進行深入研究分析，才能有點用處。馬克思在該書的序言中，曾精辟地強調收集大量現實的客觀經濟材料對考察有關的經濟形態的重要性。這裏作個比方。當我們檢查一個人的身體健康狀況時，當然不是按外表的形象或他個人的粗淺自我感覺為基礎。作為一個負責的醫生，他應該檢查對象的脈搏、血壓、心電圖象、血液成份及身體中各個器官和各部分組織的客觀真實資料，他在正確的醫藥理論指導下收集必要的材料，再把這些材料按這種正確理論作指導進行分析、考察，最後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同樣，我們在考察任何一種經濟形態時，也不能按這種社會形態的外表形象或它自稱如何如何得出結論，也隻能按照一種正確的社會科學理論為出發點，考察這種社會形態的物質生產活動的方式、產品的交換與分配方式，考察它的生產力狀況及其曆史根源和發展趨向；在對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在內的全部經濟基礎作了首先的、全麵的詳盡考察後，再進一步考察矗立在這個現實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狀況，這包括一切法律和政治設施，也包括意識形態領域裏的一切精神活動；最後再考察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在經過這樣全麵考察後，才能使我們得出結論：這種社會形態裏生產關係是否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上層建築是否適應經濟基礎的性質。在這樣的考察過程中，《資本論》提供的觀點和方法是唯一科學的理論。

接下去，就是我頭腦裏這好幾年在思考的一些問題，主觀上希望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為指針，對一些社會問題作的極浮淺的考察。由於我實在對馬克思主義著作學習得太浮淺，加上主客觀條件的嚴格限製，無法獲得許多最起碼的現實客觀經濟資料，因此考察得是十分淺薄、粗糙的，很可能有大量錯誤。

三、對蘇聯曆史的看法

這裏以及以下所談到的“曆史”，當然不是真的談論什麽曆史，隻是為了方便起見用這種標題。歸根結蒂，這封信主要是環繞著曆史唯物主義原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這二個論題結合社會實際考察以下這個問題：社會主義社會究竟是怎樣的社會，其建立的必要曆史前提與物質條件是什麽。自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以來，也伴隨著產生了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學說。就在社會主義運動的各個流派之中，產生了各種爭論，在各國的整個社會主義學說發展過程中，都大致集中在二大派，即空想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

在俄國十九世紀末，發生了以民粹派為代表的空想社會主義流派和以列寧為代表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一場大辯論。辯論焦點集中在俄國的封建村社的曆史命運上。民粹派認為，這種作為封建專製的沙皇政權的社會基礎的村社可以作為社會主義的出發點。因為它形式上公共占有土地，形式上沒有剝削壓迫。他們徒然地指望這些封建村社能避免西方類似社會組織的分化瓦解的過程而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以此來防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切症候。但是，以列寧、普列漢諾夫等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寫了許多著作，對民粹派的空想社會主義作了粉碎性的打擊。列寧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這一巨著中，應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對俄國的村社製度的經濟本質作了深入的剖析，應用了大量的客觀經濟資料、無可辯駁的曆史事實闡明了這種村社製度絕不是凝固不變，而是在商品經濟、貨幣製度的侵蝕下顯著地瓦解著，封建的、宗法式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解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侵入其中，村社的社員在不斷地掙脫土地的束縛，成為自由的雇傭勞動者。列寧指出，所有這些曆史現象都是符合社會發展的潮流的，而且這種村社分化瓦解速度愈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愈占統治地位，村社社員愈快地脫離土地的束縛，為無產階級造成後備力量，那就愈能加快曆史前進的步伐，為革命創造更強固的社會物質條件。曆史的發展完全證實了列寧的英明預見。民粹派的理論隨同其實踐一起遭到了毀滅性的失敗。

在此以前，有一位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曾寫信給馬克思，討教過關於俄國村社的曆史命運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2年的《共產黨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對這個問題是這樣說的：“在俄國，我們看見，除了迅速盛行起來的資本主義狂熱和剛開始發展的資產階級土地所有製外，大半土地仍歸農民公共占有。那末試問：俄國公社，這一固然已經大遭破壞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製形式，是能夠直接過渡到高級的共產主義的公共所有製形式呢?或者相反，它還經曆西方的曆史發展所經曆的那個瓦解過程呢?”“對於這個問題，目前唯一可能的答複是：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末現今的俄國土地公共所有製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

後來普列漢諾夫在19世紀90年代與恩格斯會麵時深入探討了這個問題，一致認為，當時西方的曆史條件還沒有成熟到爆發社會主義革命的程度，因而，俄國的土地公共所有製不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這與後來列寧在20世紀初流放期間寫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得出的曆史結論是一致的。

後來，列寧根據具體的曆史條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提出了在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階段的曆史條件下，社會主義革命有可能在帝國主義戰線最薄弱的環節——俄國——首先獲得勝利，並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理論，並在1917年發動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創了人類曆史的新紀元。

分析這次革命的成功，是在於沙皇專製政權在世界大戰中遭到了巨大的打擊，後來的二月革命中建立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軟弱以及列寧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堅強有力。但具體分析俄國革命前後的社會經濟形態，應該說，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還沒有完全發揮盡其曆史作用。整個俄國農村，還是一個小生產經濟的汪洋大海，農業中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占據很次要的地位，在城市中，雖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了統治地位，但生產的集中，和資本的積累程度還沒有達到象西方各國那樣的高度。

列寧在革命後不久就宣布把土地收歸國有，大銀行、大工廠、大企業也都收歸國有，驅逐資本家。而且更進一步采取了共產主義性質的變革措施，在農村中實行餘糧征集製，在全國建立居民消費合作社，搞按需分配，取消商品交換和貸幣經濟。事實上就是消滅資本主義的生產、交換和分配製度，取消價值規律的作用。顯然，按照當時俄國經濟的曆史條件，這些共產主義性質的措施采取得還為時過早。既然生產力水平那麽低下，小生產經營、小商品經濟還形成一個汪洋大海，任何生產關係、交換和分配方式的過早變革不會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結果，這些法令、措施沒有獲得成功，伴隨當時的嚴重內戰，全國經濟處於困難的狀況，城關係、工農關係緊張，蘇維埃政權也處於危險之中。

在這樣的緊急曆史關頭，列寧作為一個目光深遠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並沒有視而不見，不久就看出了上述危險，立即改變了這些政策。在農村，將餘糧征集製改變為糧食稅製，取消了居民消費合作社，恢複了商品交換、貨幣經濟，允許城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某種限度內得以發展。這項新經濟政策的實質是向資本主義作暫時的退讓，以恢複經濟，發展國營經濟，積聚力量以便向資本主義作進攻。以後，這項新經濟政策果然獲得了偉大的勝利，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蘇維埃政權獲得了鞏固。

雖然如此，無論在列寧、斯大林時代，還是後來的赫、勃時代，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至少是其變化的形態從來也沒有在蘇聯絕跡過，仍起著其應有的曆史作用。生產關係包括生產方式、交換方式和分配方式。在蘇聯，城市的小商品經濟、個體勞動者以及農村的宅旁園地的經營，基本上仍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經營，整個蘇聯經濟是通過貨幣來展開其運動的。也就是說在對生產資料的占有上，資產階級法權還在城鄉起一定的作用。在分配製度上，資產階級法權則起著特別顯著的作用。斯大林對生產效率高的工人采取高額獎金製度，至於對黨內外專家，更采取高薪製度。到了赫、勃時代，資產階級法權在分配領域裏更占據了充分的統治地位，許多類似謝基諾試驗、利別爾曼原則一類的經濟改革歸根結蒂是資產階級法權的反映。斯大林在50年代初發表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文中，就明確提出要讓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發生作用，當然是在一定的條件限製中讓它發生作用，防止它的破壞性作用。價值規律歸根結蒂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核心規律，它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起著最充分最完全的作用。既然它能被允許在社會主義生產中起作用，那麽隻能意味著在蘇聯經濟形態中有著資本主義生產規律的深深痕跡。嚴格地說，隻有計劃經濟才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特征。

蘇聯正是由於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尚未發展到失去其一切曆史作用的情況下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的。因而在革命成功後，這種生產方式仍按固有的客觀規律在起其曆史作用。這極好不過地從實踐上證實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任何一種生產方式在沒有發揮盡其曆史作用以前，決不會退出曆史舞台。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不是回避或否認這種曆史事實，而是細心地考察分析這種生產方式所起作用的範圍，限製它的破壞作用，發揮它的曆史作用，引導它為新的生產方式創造堅固的物質條件。

四、關於中國一九四九年以前曆史的看法

關於中國奴隸社會以及封建社會的情況，這裏沒有必要多談。我隻想著重談談中國封建社會向資本過渡的曆史關節點。中國在明朝末年產生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城市裏工場手工業的發展、農村裏貨幣地租的發展都為此創造了條件。由於中國封建傳統的空前巨大的惰性作用，封建主義的上層建築特別強固，極嚴重地束縛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到了腐朽的清王朝，封建專製的上層建築完全成了生產力的嚴重桎梏。英帝國主義在1840年的鴉片戰爭中用大炮轟開了封建閉關的中華帝國的大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商品的輸入，加快了中國封建社會自給自足自然經濟的解體，使中國社會發生了二千多年來第一次質的變化。盡管帝國主義列強的目標是變中國為殖民地，但客觀上也加快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在中國曆史發展的這個嚴重關節點，不同的階級帶著不同的政治臉譜登上中國的政治舞台進行了表演。這裏可以舉出洪秀全、康有為、孫中山三個曆史人物作代表。

洪秀全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打擊了封建統治階級，推動了封建社會曆史的前進。但這種農民起義歸根到底並不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尤其是清朝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衰落時期，內部了新的生產關係的因素，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因素，代表了先進的生產力，它代表了中國社會變革的方向。農民起義隻能推動封建社會曆史前進，不可能把封建社會引向高一級的社會形態。

當時的曆史條件是，帝國主義國家用炮艦和低廉的商品侵入中國，這種商品是資產階級用來摧毀一切萬裏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使中國農村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城市以小商品經濟經營的手工業解體、破產，在中國社會第一次出現了大批大批破產的農民和手工業者。這些來自宗法經濟和小手工業的沒落階級要求原封不動的保持舊的生產方式，他們對於新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鬥爭，都是為了維護原來的過時經濟形態中的地位，免於滅亡，所以他們是不革命的，因而是保守的。不僅如此，他們甚至是反動的，因為他們力圖使曆史的車輪倒轉。他們失去了生產資料，又沒有成為真正的工業無產階級，他們的流氓無產階級的地位是舊社會最下層的消極的腐化的部分。相反，在中國土地上，在汪洋大海中萌發出來的民族資本主義因素，除非使生產工具，從而使生產關係，從而使全部社會關係不斷地革命化，否則就不能生存。它要求生產不斷變革，一切社會關係不停的動蕩，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

滿清王朝為了保存封建的統治形式，盡量避免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侵蝕，統製了對外貿易，並把對外貿易的統治機關設在遠離首都的廣州。誠如馬克思指出的，用這種辦法來盡量減少外來影響。也正因為這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影響，在兩廣地區更為嚴重，在過時經濟形態的解體中出現的破產農民和手工業者更多，所遭受的苦難也更嚴重，這就為廣西金田村爆發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形成了曆史條件。

太平天國運動既然不代表先進的生產力，所提出的口號必然是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口號。他們提倡平等，均貧富，提出《天朝地畝製度》，其內容本質是提倡普遍的禁欲主義和粗陋的平均主義。可以想象，即使這次運動能夠成功，洪秀全也最後會心安理得地坐上封建皇帝的寶座，所建立的上層建築必然是封建專製主義的。就象普列漢諾夫在《論個人在曆史上的作用》一文中談到的，斯巴達克思盡管是奴隸社會中發動奴隸起義的偉大領袖，但畢竟因為他並不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即使他能成功地推翻整個羅馬奴隸主統治集團，他最後必然會心安理得地坐上奴隸主皇帝的寶座，加強奴隸主階級的國家機器。事實上，洪秀全在打下南京建立天朝、自稱天王萬歲以後，就開始建立一整套封建主義的政治和法律設施了，根本不可能實現平等製。

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注視著與他們同時代的發生在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並寫了一些評論文章。建議你一定要閱讀《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一書，這本書對我們理解中國曆史、特別是近代史極其有價值。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根據大量關於中國的曆史、經濟材料，周密地分析了中國當時的社會經濟形態和上層建築形式，分析了太平天國運動的曆史背景，十分正確地指出這一運動是中國滯固的生產方式的產物，是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的典型，是滿清王朝這具封建木乃伊在接觸西方資產階級的物質和精神文明的新鮮空氣後發生解體的過時產物。太平天國運動的失敗是有其曆史必然性的。它也許是中國漫長的二千多年封建社會最後一次純粹的農民運動。從此以後，隨著中國曆史條件的質的變化，農民階級再也不可能按其純粹的階級本能發揮有效的曆史作用，不能再在政治的舞台上作表演了。

象許多國家資產階級革命中發生的情況類似，在中國封建地主階級內部，也出現了一些開明人物開始接受西方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他們預感到不徹底變革現存的生產方式，本階級將必然走向沒落，甚至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民族在整個蓬勃掀起的資本主義曆史時代中會被淘汰。他們不甘於在慢慢崛起的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的情況下走向毀滅，又想保持自己的封建特權。他們這時又看到1861年俄國沙皇政權推行的自上而下解放農奴的資產階級經濟變革和1868年日本天皇政府搞君主立憲實行資產階級政治變革的例子，既能維持封建特權，又能變革生產方式。於是這種資產階級化的開明地主階級推出康有為為代表，在1898年向光緒皇帝上了《萬言書》，要求實行變法維新，也就是搞君主立憲的資產階級變革。光緒皇帝讚成了這種意見，任用康有為等一批變革人士搞起資產階級改革來。但由於中國當時的封建主義經濟形態還在全國占著優勢，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還極為微弱。作為那種過時的封建經濟關係的集中代表的頑固派頭子慈禧太後，勾結竊國大盜袁世凱，瘋狂地鎮壓了這場變革，使戊戌變法在實行一百天後慘遭失敗。究其原因，是這場自上而下的變革太缺乏社會基礎了。

但是，滿清王朝為了維護自己走向毀滅的曆史命運，通過李鴻章在19世紀末搞洋務運動，以便使用新式的武器來維持統治的做法，客觀上走向了它的願望的反麵，中國要變革的信念隨著西方物質文明的侵入而深入人心。慈禧太後盡管廢了光緒皇帝，挫敗了戊戌變法，但她不得不在1905年搞了一個假維新。雖然極不徹底，也發生了一些不以她主觀願望為轉移的結果。一大批熱血青年早就不滿現狀，乘此機會紛紛出國去西方國家尋求真理。魯迅就在這時出國。周總理，陳毅，鄧小平，李富春等人也在本世紀留學歐洲，勤工儉學，尋求革命的道理。孫中山、黃興等人更早一些就去西方學習組織革命活動。毛主席沒有出國，但這個時候讀了亞當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鳩的《法意》等資產階級經典著作，接受了新思想新道理。……可以這樣說，正是這大批大批的出國留學生，帶來了先進的思想和理論，帶領中國人民大眾掀起革命，推翻了滿清封建王朝，把中國向新的社會推動過去。這些人的曆史活動構成了中國現代史的全部篇章。

隨著太平天國運動和戊戌變法的失敗，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內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已喪失了其曆史作用，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台。經過百折不撓的武裝鬥爭，推翻了滿清封建王朝，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

孫中山作為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領袖，在西方和俄國尋求真理的過程中，既看到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步作用，同時也看到了這種生產方式固有弊病，看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貧富懸殊、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經濟危機等等毛病。因此他在提出的三民主義理論中，希望一舉能完成三種革命。他提出民族主義以驅逐帝國主義列強的壓迫，爭取民族獨立；提出民權主義以推翻封建專製統治，爭取社會民主；提出民生主義以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爭取社會經濟平等。根據當時中國的曆史條件，帝國主義列強是勾結滿清王朝變中國為殖民地的。因而中國的民族革命是可與民主革命、也必須與民主革命“畢其功於一役”，一起成功的。但是孫中山所說的民生主義，即搞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依據當時中國經濟發展的具體條件，是十分不成熟的。因而不可能將社會主義革命與前二種革命“畢其功於一役”。

關於孫中山(的)馬克思主義的曆史評價，可參閱列寧、斯大林《論中國》一書中列寧的論述中國民主革命的文章(文題我忘了)。列寧對這位同時代的革命家有很高的曆史評價，但同時也指出了他的理論主張的民粹主義性質。孫中山畢竟作為資產階級的革命家，沒有能領會馬克思主義這一唯一科學的理論，不理解社會發展有它固有的客觀規律性，指望既發本主義生產方式，又同時想完成社會主義革命，這是不可能的。但無論怎樣，他百折不撓地經曆千辛萬苦領導中國人民完成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革命，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又提出了規模極其宏大、詳細的《建國方略》，把畢生精力用在為把我國建成一個強大繁榮的國家這一點上，決定了他的崇高曆史地位。

由於中國社會發展的曆史條件特殊性，在孫中山領導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無產階級就開始了獨立的政治運動。它比歐美國家不同的是，由於帝國主義侵入中國直接辦企業，故它比本國後來興起的資產階級的年齡要大，資格要老，而且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成熟的科學社會主義革命理論——馬克思主義——已經通過蘇聯革命的成功傳播到了中國，使無產階級有比資產階級遠更先進和成熟的革命理論武器。毛主席在閱讀了不少馬列著作後，接受了馬列主義，誠如他在自傳中談到的，自1918年夏季後，自認為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了。1921年7月1日，毛主席等12名全國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代表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1922年，周總理、鄧小平等人在法國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從此中國無產階級有了它自已的政黨，開始發揮獨立的政治力量。

孫中山在1924年召開的國民黨一大上提出了國共合作的方針，共產黨認識到中國資本主義正處在年輕的發展階段，資產階級還不是一個處在沒落的階級。因而合作是成功的。許多共產黨中央領導人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並擔任了國民黨的領導工作。如毛主席當時擔任了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候補委員，後來又做過國民黨宣傳部長等職務，周總理、葉劍英等人擔任了國民黨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及教官等工作。當時國民黨利用上層建築的反作用，在國內，特別是在城市裏發展資本主義，中國開始向資本主義社會發展。

1925年孫中山過早的逝世，1926年斯大林在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上所定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方針(列寧在1924年1月逝世)，蔣介石的上台，並在1927年4月大規模的屠殺共產黨人、逮捕周總理，造成了全國的內戰開始。中國共產黨由城市工作為重點轉入以農村工作為重點。曆史是很奇怪曲折的。由於國民黨是一個階級成份很複雜的黨，其中代表了城市大資產階級的利益，也代表了農村大地主階級的利益，它在城市發展資本主義，但在農村又阻撓資產階級民主改革，不實行孫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資產階級口號。結果農村的封建宗法經濟仍保持著，農村的資本主義因素發展很慢。

結果，農村的資產階級民主改革的任務由共產黨來完成了，這是順應中國社會發展的曆史潮流的。而且正因為各省各地的經濟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決定了政治、經濟的不統一，各地軍閥割據、混戰，在各省邊界的統治勢力衰弱地區給共產黨的存在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毛主席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作武器分析了中國社會的曆史環境，提出了一係列正確路線方針，如黨的建設、武裝鬥爭、統一戰線，提出了建立農村根據地、農村包圍城市的路線，發動農民搞土地改革，推翻地主階級封建統治，這一切都順應了曆史的潮流，爭取了農民的擁護、支持。中國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的政黨，實質上是在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它成功了，這是毛主席不可抹殺的曆史功勳。

相反，從蘇聯回來的王明等一批人，口頭上也掛著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但不懂得具體的曆史條件要作具體的分折，不懂得要把馬克思主義原理應靈活地應用在具體的曆史環境中去。他也模仿蘇聯十月革命的樣子，搞城市武裝起義。他沒有看到蘇聯當時的曆史條件與中國的現實狀態極不相同，因而他肯定會失敗，給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事業帶來了重大的損失。直到1935年遵義會議確立了毛主席的領導，黨才重新走上了正確的革命道路。

從1937年起，中國經曆了八年抗戰，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在這場抗戰中發揮了力量，建立了民族的功勞，但各自起的作用的細節，我並不了解詳細，沒有發言權。這裏想提彭德懷的“百團大戰”一事，這是因為彭德懷這個曆史人物在以後的黨內曆史中又曾起過重大的影響。彭德懷抗戰中任第八路集團軍的副總司令，實際上就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的副總司令，他曾在華北地區發動了一百個團左右的八路軍與日本侵略軍進行過英勇的戰鬥，嚴重地挫敗了日軍的有生力量，為抗戰的勝利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民族功勳，當然也給八路軍本身造成了不可忽視的損失。這場威振中外的戰鬥大張了中國人民的誌氣，大滅了日軍的威風，受到了舉世的稱頌，連蔣介石也不得不發布嘉獎令。不論怎樣，這場戰鬥發生在民族矛盾占中國社會統治地位的時期，是有進步性的，應為曆史所肯定的。但毛主席當時卻批判這次戰鬥，在黨內發表談話批判，提出 這場戰爭消耗了共產黨領導下的武裝的力量，在日軍麵前暴露了八路軍的主力和動向，從而吸引日軍把軍事壓力增加壓在共產黨身上。毛主席的想法顯然是要盡量保存黨的武裝力量，以此用來為未來的內戰作更好的準備。他沒有看到彭德懷的軍事勝利大大地提高了八路軍的威望，增強實際戰鬥能力，從長遠看並沒有、反而會增強黨的武裝力量。關於這次曆史事件過去我從未在書上讀到過，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從大揭發材料中了解了這件事，看到了毛主席的關於這件事發表的談話，毛主席與彭德懷的矛盾的曆史淵源還不止這點，但這點也許最大。

抗日戰爭勝利後不久，內戰就開始了。內戰的起因既有國際因素，又有國內因素。關於在這場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中的細節，勝敗的原因，我還是讓更了解的曆史學家們去作分析吧，反正與我這封信所敘述的核心問題關係不大，這裏不談了。

五、關於中國一九四九年以後曆史的看法

當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獲得全國政權時，它所麵臨的國家是一個經曆了長期外戰與內戰、政治上分崩離折、經濟上千瘡百孔的爛攤子，國民黨的腐敗政權在戰爭中把國家搞到了曆史上少有的毀滅破敗的邊緣。從經濟形態分折，國民黨四大家族代表了官僚買辦的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嚴重地阻礙了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建國初期，全國國民經濟總產值中，工業隻占了不到10%，其餘90%以上是由汪洋大海似的小農經濟或封建宗法經濟所產生的。在北方老解放區，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土地改革，使農民從封建宗法 經濟的束縛中解放成為一群群小私有者，但在南方廣大新解放區，土地改革還沒有實行。因而無論城市，還是農村都還十分需要徹底實行資本主義性質的變革，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掃清道路。建國後三年(50—52年)的國民經濟恢複時期正也就是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時期。當時的情況，誠如劉少奇說的，中國資本主義還處在年輕的時期。所有實行的資本主義性質的變革措施都獲得成功，並確實大大恢複了國民經濟。鎮反和肅反運動對於肅清國民黨殘餘破壞力量，鞏固新社會的政治基礎是十分必要和正確的，高、饒的黨內分裂活動也沒影響曆史大局。

1953年開始的互助組和1955年開始的合作化運動引起了黨內的爭論。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教導，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是需要成熟的物質條件的，那就是生產資料的高度集中，生產、流通和交換、分配的 高度社會化，大工業占領一切物質生產部門。但是馬克思主義也教導我們，這並不是說對於一個具體的國家，非要等到最後一個小生產者被剝奪掉生產資料後才能實行社會主義變革。無產階級可以在成熟的曆史條件下，先奪取 政權，借助上層建築的力量，把小生產者組織起來，采取協作 製進行生產經營，給以物質和道義上的幫助，使它向大生產的方向發展，通過大生產表現出來的五大優越性對其他小生產者起示範的作用，從而使廣大小生產者(如農民、手工業者等等)避免經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被剝奪生產資料、蒙受巨大災禍的曆史過程而直接向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過渡。恩格斯在《法德農民問題》及其他一些著作中闡述了這個思想，列寧也在《論合作製》等著作中作了論述。

劉少奇在1954年一個批示中曾提出當時實行合作化是一種不切實際的農業社會主義的空想。我很難知道，合作化對當時的曆史條件來說是否成熟，但搞合作化的大方向是對的。總之，黨內就合作化問題是發生了爭論，但意見很快就統一了。在毛主席親自領導下，中國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業合作化運動。這是無產階級在掌握了大工業、掌握了政權的條件下借助於上層建築的力量發動的一場社會主義性 質的革命，是完全符合曆史發展潮流的經濟變革。毛主席親自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文章寫了許多批語，具體領導了這場有深遠曆史意義的運動，並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不久，民族資產階級既然隨著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而被割斷了城鄉的資本主義聯係、原料來源與銷售市場被控製，在1956年實行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國城鄉的社會主義革命獲得了偉大的勝利。就在1956年中，召開了八大，全國一片歡騰，滿懷著對國家前途的希望，中國共產黨達到了建黨以來最團結、最統一、最生氣勃勃的頂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也達到了戰後的最高點，以米高揚為首的蘇共代表團以及其他八十多個國家的黨政代表團出席了中共八大。總之，當時國際、國內的團結景象使以後經曆了近二十年的不斷分裂痛苦的中國人來說成為無比美妙和珍貴的回憶了。同時，建國後到這段時期國民經濟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和蘇聯實際經驗的指導和物質手段幫助下的高速度的健康發展，也使以後 經曆了十多年國民經濟的破環或停滯不前的中國人民留下了無限悵惘的情感。我正好在這個曆史的關鍵時期開始懂事，對當時祖國在政治、經濟上的變化多少有一點大致的感性認識。

1957年的反右鬥爭，基本上摧毀了資產階級民主黨派的力量，黨外資產階級從此基本上退出了中國的曆史舞台。黨內和黨外的關係也從此發生了變化。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運動為黨內分裂埋下了深深的種子，甚至為八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黨內大分裂，埋下了禍根。因此，1958年是考察建國後我國曆史的極關鍵的一年。

1958年初的中國經濟形態是適應生產力的發展的。在農村，經過了三、四年的發展過程，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合作社(初級社和高級社)正在鞏固之中，在生產上實行集體協作勞動，在分配上從按土地分紅過渡到按勞力分紅。實在說，由於絕大多數農民還采用原始的、簡單的勞動工具進行手工勞動，而且工業還遠不能大規模地提供農業機器給農村。而農民階級本身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生活慣了，無論在生產經營上、意識形態上還沒有完全適應新的經濟關係。因此，可以想象，合作社經濟還要經曆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才能真正固鞏起來。列寧說過，隻有大工業才是社會主義的唯一鞏固基礎。在原始的鐮刀鐵錘上是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在當時，應高度發展城市大工業，提供 足夠的農業機器，對農村實行必要的技術改造，使農村的生產力性質真正適應合作社經濟的生產關係的性質。

但是毛主席當時卻不顧中國的現實曆史條件，發出了“人民公社好”的號召，也就是說，將大致相當於村或幾個村的高級社擴展到相當於鄉或幾個鄉規模的公社，提出政社合一的一元化領導辦法。從經濟 形態上說，是把核算範圍改為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不久又提出把核算單位上升到公社一級，否則無法顯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優越性。事實上，後來經濟成本核算連公社一級也取消了，大搞一平二調、共產風，各種輿論宣傳機器都在宣傳共產主義就在眼前了。農村實行了生產不計報酬，吃飯不要錢，家庭經濟 也取消，貨幣 經濟也瀕臨取消。我當時正在初中念書，政治老師們向我們講解《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的語錄，與我們一起暢想共產主義即將到來的景象。

在工業方麵，毛又提出，一個鋼鐵，一個糧食，有了這二個就什麽都好辦了。結果各行各業都大煉鋼鐵，甚至從農業中抽調大量有生力量煉鋼，嚴重打亂了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均衡比例。鋼鐵是從1957年的535萬噸發展到1958年的1，070萬噸，到1959年又翻了一番，達到令人可疑的1，800萬噸，但其他部門的損失則是極為嚴重的。總路線、大躍進的口號是提出來了，十五年趕上英國的口號也提出來了。但是，結果是什麽呢?

人們陷入盲目的狂熱之中，人為的經濟災難到了1959年就開始顯露其禍害了，隻是還沒有被大多數人看出罷了。即使有清醒的人，也多半不敢發表意見。獨有那個熱血老人彭德懷不僅頭腦十分清醒，而且人格正直，有大無畏的勇氣，不顧高齡，奔波到全國許多地方進行了大量調查研究、實地視察，把災難性的經濟形勢與造成的根源作了分析，寫成了長篇的萬言報告給毛主席，結果在廬山會議上釀成了一場巨大的政治風波，成了黨內分裂的導火線。彭德懷並沒有搞陰謀，而是通過正常途徑寫信給中央，也沒有在信中追究個人責任，還是比較客觀地分析了中國當時困難 的經濟形勢，要求采取措施改變過來。彭德懷在寫信前曾說過，拚著這身軍裝脫掉也要幹一下，可見他是置個人政治生命於度外站出來的 。毛主席看了後果然勃然大怒，用列寧罵普列漢諾夫的話大罵彭德懷。劉少奇、周總理、鄧小平是同情彭德懷的，但沒有辦法 ，結果毛撤了彭德懷國防部長的職務，

改派林彪任國防部長。

彭德懷的勸告絲毫沒有打動毛的心靈，反而更使他下決心按原來路線做下去。毛搞了個關於彭德懷反黨集團的決議通令全黨，在全黨掀起了一場 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在中央到各地揪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結果再沒人敢說話了。全國刮起了浮誇風，什麽稻米畝產 上萬斤，甚至幾萬斤也上了報。可惜我當時還不太懂事，因此不能詳述當時大批大批 的荒唐的經濟笑話。總之，這場經濟災難象一匹野馬一樣在毀滅性的路上狂奔，到1962 年眼看要摔到萬丈深淵中去時，才算被韁繩勒住了。

三年後，彭德懷又寫了被稱為翻案書的信給中央。三年的國民經濟困難使1957至1962年第二個五年計劃許多指標沒有完成，從1960年起甚至再也無法向國內外公布國民經濟完成 的具體數字了。工農業生產遭到很大破壞，通貨膨脹十分嚴重。究竟這三年造成的經濟破壞達到什麽地步，讓曆史學家們去寫吧。這裏要提的是1962年的中央、省委、地委、縣委的七千人幹部大會，這是黨的曆史上空前規模的幹部大會。矛盾已充分暴露了，再也無法掩蓋了，全黨聚在一起評價這三年災難的狀況，討論解脫的辦法。毛在會上是處於孤立的地位的，隻有林彪為他說話。劉少奇在大會上談到當時中國的經濟形勢是“處於經濟崩潰的邊緣”，提出這三年經濟困難的 根源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從中央到省地幹部在他的啟發下都談出了真實的各地情況個人的意見。

黨中央麵臨這樣的局麵，采取了許多從曆史上看是正確的政策和措施。首先是決定廢棄三麵紅旗的口號，提出了“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 方針，並規定1963—1965年為國民經濟調整時期，采取“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從1966年起再搞第三個五年計劃。毛也同意將農村的經濟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一級，實際上回複到人民公社化前的情況，隻是為了顧全他的威信，不取消“公社”的名稱。但以後的曆史學家要作公正的評論的話，總隻能這樣認為，三麵紅旗是失敗了，是一場曆史的悲劇。毛這時讀了點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書，讀了蘇聯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也多少認識了一些問題。不過他指責各地幹部們不懂價值規律，要求大家學點政治經濟學，還特別介紹了那本價值不大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給大家，並作了一些評注。我想，如果他在1958年注意到這些問題，就不至於提出搞人民公社化運動吧。

另外，為了團結黨內外群眾一起同心同德、齊心協力地度過難關，黨中央還在黨內恢複了一大批被冤枉地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名譽。鄧小平公開說過，反右傾百分之八、九十搞錯了。在黨外，也摘了一大批1957年帶上的右派帽子。在一些傳達到全黨的文件中對三年國民經濟困難作了比較客觀的估計。甚至在拿定息的資本家中，也允許他們借神仙會之類的形式談看法，揭陰暗麵。黨內外民主有了不少氣氛，人們被允許說話了。如果黨好好幹，帶領人民好好幹，中國還是有前途的。

黨中央工作從此以後主要由劉少奇、鄧小平主持，國務院是由周總理主持，毛主席則不大管具體中央工作了，在全國視察、遊曆，並讓林彪抓好軍權。他在62年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口號，顯然他是仍不願承擔三年經濟困難的絲毫責任的。但他表麵上不能不承認自己犯了錯誤，並要各地幹部到各地向人們傳達他的這個意思。劉少奇真在湖南這樣做了，結果犯了一項大罪。

這裏就使人想起列寧了。列寧在蘇聯建國初期搞了很短時期的空想共產主義措施，造成了經濟的混亂、受損局麵，他很快能洞察出來，不僅提出了新經濟政策來挽回局勢，而且在好多中央的、黨內或黨外的會議上向群眾公開承擔自己的責任和錯誤。這不但沒有損害列寧的威信，反而提高了他的威望。公正的曆史學家會客觀地分析當時的曆史條件。當時內戰十分激烈，搞戰時共產主義的措施是有客觀的曆史要求的。當時工業受到十分嚴重破壞，極少可能有足夠的產品去與農民交換糧食，為了維持戰爭和工業生產建設，多少要強製地采取征集製獲得糧食，因此曆史會諒解列寧的作法。

而毛主席在1958年的做法，是無法解脫曆史的評判的。當時中國一片和平建設的景象，又剛經過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高速度經濟發展，並沒有為他的做法提供客觀的辯護因素。而且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是現成的，蘇聯建國初期短期的空想社會主義實踐造成的曆史教訓也是現成的。還有，在提出人民公社化運動時，特別在1959年蘇聯是明確提出不同意見勸告的。黨內以彭德懷為代表也提出了不同意見。所有這些都評價在1958年的做法提供了客觀的基礎。

從1963年開始，黨中央又提出在全國展開一場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使人想起蘇聯的情況。列寧在新經濟政策中向資本主義勢力作讓步，是為了準備條件進攻資本主義。我 黨中央在三年國民經濟困難時期為了從困境中解脫開來，也不能不采取了許多向資本主義讓步的方針政策，如“三自一包”等，這歸根結蒂有利於資本主義勢力的發展。在當時的具體曆史條件下很難避免這樣做。而一旦經濟恢複過來，搞社教運動向資本主義勢力進行反攻也同樣正確。隻是劉少奇的目的是進一步整頓由於三年經濟破壞而造成的各地政治、經濟癱瘓狀態，消滅城鄉自發資本主義的勢力。而毛主席的目的是把矛頭直指“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由於周恩來總理在行政方麵基本上是執行了劉鄧路線的，因而根據條件的成熟程度，他們早晚也要打倒總理的，隻是經過幾次回合沒有成功，後在去年下半年提出評《水滸》時才公開打出信號。林彪在主持了軍委工作後，最大的任務就是搞個人崇拜、個人迷信，以為未來的黨內鬥爭作準備。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搞了三年左右，並沒有達到目的。於是就尋求另一種形式，這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由於你我都親身經曆了這場運動，對於運動的發展過程就不必多談了，我所要著重談的是從理論上粗淺地勾畫一下這場運動的曆史背景、經濟根源。

既然，黨內大分裂的最近淵源出在59年廬山會議的彭德懷身上，文化革命的導火線就由江青出馬在上海通過張春橋物色到姚文元在《文匯報》刊登了《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點起來。此文由毛澤東指明，好處在點了吳晗的名，但未打中要害，要害在“罷官” ，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毛在廬山會議罷了彭德懷的官。但此文並未引起人們注意。彭真搞了1966年的二月提綱，隻把這件事納入學術範圍討論。北大文科起勁地翻閱上千萬字的海瑞資料，沒有想把事情鬧到政治問題上去。碰巧北大哲學係總支書記聶無梓在1964年秋開始的北大社教運動中與北大黨委書記陸平有矛盾。聶元梓等七人在康生夫人曹軼歐的直接指示下在5月25日貼出了《陸平、宋碩、彭?雲在文化革命中幹了些什麽?》的大字報，把火燒到北京市委身上(宋是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康生在6月1日向全世界廣播了這張大字報，於是文化革命拉開了序幕。

我起初對這場鬥爭性質認識極模糊，以為不過是個人之間爭權奪利。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並用它來思考事情的本質後才認識到我的想法是錯誤的。這場鬥爭的性質歸根結蒂是兩種性質不同的世界觀和路線的鬥爭，是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爭論的問題的焦點仍在於那個老問題：什麽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通過何種途徑達到社會主義社會。由於對這個問題的不同看法而形成了空想和科學社會主義的本質區別。

毛澤東在1965年5月7日在寫給他“最親密的戰友林彪”的信中十分具體、形象地描繪了他關於改造社會的藍圖，這封信最好不過地集中反映了他的世界觀。在他的理想世界中，社會應分割為一個一個彼此獨立的經濟共同體—公社。在這個公社中，工人、農民、戰士、學生不應有嚴密的分工，都既要學工、又要學農、學軍，還要從事上層建築領域的活動——即批判資產階級。這個公社的生產方式是集體性質的，交換主要發生在內部，因為現實中的農村人民公社正是如此。因而這樣的公社顯然是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的。當然它也與外界發生物質交換，但隻是與國家交換，彼此之間是不發生交換的。不過根據現時的實際情況，這種與外界的商品交換隻占很弱的比例，公社內部的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多半是采取實物形式分配的。毛澤東在信中又隻字不提這種集體生產方式需要用大機器進行物質技術改造，自然根據每個人要從事不同行業的勞動這一點來看，公社社員是不會被要求從事大規模的分工的協作的。既然生產方式是這樣的，那麽人與人的關係必然由這種生產與交換及分配方式決定是封建家長製性質的。在上層建築領域的活動，唯一就是批判資產階級，而資產階級的階級本性來源於商品交換、貨幣經濟。結果這樣的公社自然會盡一切力量防止商品交換、貨幣經濟的侵蝕作用，而每個公社社員又由法律規定是無法脫離公社的，世世代代要生活在祖傳土地上，從事各種勞動，並且永遠保持固有的生產方式沒有任何改變的希望。這樣的村社曆史上曾經出現過很長一段時間，如西方的克蘭製、馬爾克公社，東方的印度和斯拉夫公社。不過，誠如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這種公社隻是東方專製主義製度的社會基礎，隻會造成農民永久性的野蠻、落後狀態，絲毫沒有社會主義的因素。

是的，在共產主義社會裏，是要消滅分工，消滅三大差別，但那是要有物質基礎的。斯曾指出，有一點是清楚的：當人的勞動生產率還非常低，除了必要的生活資料外隻能提供微小的剩餘的時候，生產力的提高、交換的擴大、國家和法律的發展、藝術和科學的創立，都隻有通過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這種分工的基礎是，從事單純體力勞動的群眾同管理勞動、經營商業和掌管國家大事以及後來從事藝術和科學的少數人之間的大分工。

恩格斯進一步補充說：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的到現在為止的一切曆史對立，都可以從人的這種相對不發展生產率中得到說明。當實際勞動的人口要為自己的必要勞動花費很多時間，以致沒有多餘時間來從事社會的公共事務，例如勞動管理……等等。隻有通過大工業所達到的生產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勞動無例外地分配於一切社會成員，從而把每個人的勞動時間大大縮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夠的時間來參加社會的理論和實際的公共事務。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四篇《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中，極其天才地指出，人類的分工在人類曆史上曾經起過的巨大曆史作用。他指出人類的集體勞動並不一定會使生產方式發生質的變革，隻有借助生產工具的變革，由協作、分工、手工業、工場手工業到利用機器的大工業，才會使生產方式由量變發展為質變。在這時，集體力量的總和遠遠超過個別人單獨勞動時的力量的總和。曆史的辯證法在這裏也發生了偉大的作用；為著達到消滅人類的分工，剛好需要先實行最大規模的分工。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序列中，各種經濟形態的交替剛好標誌著人類分工的進一步發展，這種過程要直到共產主義才向相反方向變化。

這裏問題的實質不在於分工是否要取消的問題，而在於取消分工的曆史條件問題。我想談談在中國現時曆史條件下，是應該取消分工的時候了嗎?

恩格斯在上麵的教導中提到“必要的生活資料”和“自己的必要勞動”的說法，既然“民以食為天”，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一般也以農業消費品看作為必要的生活資料。有一個常識：中國的人口有80%是農民，也就是說中國人需要四個人養活五個人，或者說一個農業人口隻能提供滿足四分之一個人的剩餘產品。而再看看世界上其他國家吧，蘇聯的農業人口約占百分之三十多，也就是說可以提供滿足二個人的剩餘產品。日本的農業人口約占百分之十幾，日本的糧食自給率約80%多，故一個農業人口可提供滿足五至六個人需要的剩餘產品。美國的農業人口約占百分之五，可以養活全國，同時又是世界糧食市場的最大賣主，故一個農業人口可提供滿足二十多個人的剩餘產品。以上的數字並不精確，但不會有大的出入 ，至少對我所述及的問題足夠了。

人類的最基本的活動是物質生產活動，而物質生產活動中最基本的是農業勞動，這是其他一切物質生產活動的基礎。人類隻有首先最大地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把大批人力、物力從土地上解脫出來 ，才能大規模從事其他部門的勞動，再能進一步從事非物質生產活動，如國家管理、科學與藝術等等活動。象美國那樣的經濟活動中，已經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口從農業生產活動中解放出來，可以從事其他活動(其中約有一半以上是非物質生產活動)了，但我們從來沒有看到過有過絲毫跡象，在美國經濟生活中，已經到了可以停止分工的地步了；恰恰相反，分工在進一步發展。更不要說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了。任何一個正視現實的人都可以看到，隨著更複雜更大型的生產工具、設備的出現 ，隨著更大規模生產組織的形成(托拉斯、康采恩、辛迪加……)，人類的物質生產勞動要求人類更日益地發展著分工。甚至在非物質生產活動中，在腦力勞動中，人類的分工也在飛快地發展。在二、三百年前，一位學識淵博的學者可以同時成為哲學、文學、自然科學的權威。但是現在，在無線電科學這樣一個狹窄的自然科學領域裏，一個人也遠不能窮盡全部知識，僅僅例如其中天線這樣一個專門題目也足夠一個人耗費他畢生的精力了，甚至個別人還無法在這個專題上趕上全世界一日千裏的迅速發展。

毛澤東在工業方麵的創造，是1958年提出的《鞍鋼憲法》，即二參一改三結合，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工人、幹部、技術人員三結合。在這裏，應用馬克思主義原理來分析是不太困難的。這裏不談了，隻是順便提一下。要談論生產，就要抓住生產、交換和分配問題，而鞍鋼憲法都沒有提及，隻提倡取消分工。

當我們考察曆史人物的作用時，當然不是根據他自己談的看法為標準，而是根據他的實際行為，不能根據他的個別言論判斷，而是根據一貫的言論、著作和實際作為。在林彪的指示下，葉群、吳法憲在江省太倉縣洪涇大隊蹲點搞了一個典型。(正是毛澤東關於改造社會藍圖的實際例子)，在1967年中起作為樣板向全國推薦，其中特別宣傳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年婦女顧阿桃作為社會主義新人的典型。

如果學習馬克思主義隻限於書麵的概念到概念，不接觸現實社會，那麽隻會變成學究書，甚至走向馬克思主義的反麵。當時，我還不認識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正確性，根本就不懂。但預感到葉群搞的那個樣板將是今後中國社會形態的縮影。為了能先接觸、適應一下這種社會製度，就主動報名與班上的黨員和積極分子一起去洪涇生活了半個月，實地體驗生活。現在，再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去回顧這些日子的見聞，是很有啟發的。那裏的社員們一天到晚 在搞鬥私批修，無論同訪客們作的大規模講演還是生產隊會議，甚至在家庭會議上，都在搞鬥私批修。所講內容無非是頭腦裏產生了私心，如何通過學習，即林彪所說的“靈魂深處爆發了革命”後“立竿見影”，戰勝了私字，建立了公心。林彪是一貫鼓吹精神因素第一的政治騙子。在他看來，“一擔糞，是挑在大田裏，還是自留田裏”，這意味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原則區別。在他看來，隻要在人的頭腦裏強製灌輸某種道德教條，就能產生社會主義的意識，從而能建立社會主義製度了。在我讀過的任何馬列經典原著中，我從來沒有發現過隻要進行單純的道德說教——事實上往往是禁欲主義的基督教的變種——就能改變生產關係本質的說法的絲毫痕跡。相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反複批判過那種“舊的、還沒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義曆史觀，不知道任何基於物質利益的階級鬥爭，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質利益。”人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歸根結蒂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係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係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觀念。如果說林彪指的“私”字就是指的物質利益，那麽他那套粗陋的原始共產主義謬論隻能從原始的基督教義中尋找根源。顧阿桃是個文盲，連字也寫不來，據說原先是個充滿私字的普通社員。後來在葉群等培養下，用圖畫來表達自己鬥私批修的情況。可見，林彪的教義隻能從最落後的社會階層中找到微弱的基礎。而後來林彪一倒台，顧阿桃也成了笑柄。

按林彪對於經濟關係變革的觀念，他在上層建築也采取了相應的辦法。1968年1月從上海開始，一個接一個地在各省市自治區建立了軍事專政，基本上類似於秦始皇的郡縣製度，以適應經濟基礎。

與此相對立的是另一條路線，這就是或多或少從劉少奇、周總理、鄧小平的言論、行動中表達出來的路線。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考察了社會主義社會物質條件的形成條件。在馬克思時代，認為象英、德、法那樣資本主義生產分工最高度發展的文明國家裏，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最充分。後來到了列寧時代，在帝國主義條件下，社會主義革命隻能在資本主義環節最弱的地方即俄國發生並能成功。曆史事實已經證明，蘇聯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並不意味著社會主義物質條件已經成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規律已發揮盡曆史作用。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主義物質條件比俄國更不成熟的條件下，可以想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規律更不可能完全發揮盡曆史作用，它一定會以各種形態起不以人們意誌為轉移的作用。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隻能承認這種作用，周密地分析、考察、掌握它的規律，引導它在一定的範圍內發生有益的作用，使之為創造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服務。

現在，無論什麽人，至少在口頭上都承認象價值規律這樣一條支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基本的規律仍在社會主義社會內起作用。價值規律起源於商品經濟，隻要社會生產以商品經濟形式進行，價值規律就一定起作用。它規定：商品價值由生產這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決定，商品交換以等價進行。這樣社會生產要得以進行或擴大，就必然要進行價值的經濟核算，生產的成功與否要以利潤為標誌。在分配方麵，必然要采取按勞取酬、物質刺激、獎金製度，如果分配采取平均主義，那麽意味著勞動效率低的人剝削效率高的。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價值規律是充分起作用的，這樣，使生產在無政府狀態下進行，各個資 本家在生產中獲得的利潤率通過價值規律的盲目作用趨向於平均化。在社會主義國家裏，則限製價值規律的作用，利潤的高低不全是由經濟運動自發造成的，而還通過國家對收購、消費價格的有計劃調整來趨向於平均化的，在分配上也限製資產階級法權的作用，減低收入的差別，但不消滅這種差別。決不應象現時我國實行的那樣(如青年工人或農場場員的收入幾乎一律相等)。因而在社會主義生產中，利潤仍應看作衡量企業經營成就的主要標誌，物質刺激、獎金製度仍應看作推動生產力發展的主要手段。

另外，生產資料的不斷集中，生產方式的不斷社會化，商品市場在全國甚至全世界範圍的擴大、分工的不斷擴大、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一切生產部門包括農業生產都采用大機器大生產、農業人口不斷地相對減少、非物質生產勞動人口不斷地相對增加、勞動生產率的不斷增長……這一切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經曆的過程，都必然應該在一個社會主義物質條件不夠成熟的社會主義國家裏同樣發生，而且要比在資本主義製度下更快得多地發展。在中國怎麽樣呢?正視現實的人都能作出令人悲觀的結論。

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在三年國民經濟困難時期過去後，迫不及待地製定了一係列方針、製度，如《工業七十條》、《高教六十條》、科技工作十幾條。召開全國托拉斯會議準備大搞托拉斯企業等等措施，都無非為了一個目的，讓價值規律起最大的曆史有益作用，促進社會生產力的迅速提高。無疑，所有這些，曆史都會作出肯定的結論。

列寧在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除了采取過前麵談到過的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措施外，還曾提出過其他一些更為教條主義者驚訝的主張。例如，西方資本主義企業發明了泰羅製，通過對工人在機器操作過程中的動作分析，建立更加嚴密的生產規章製度，以便提高勞動生產率。列寧一方麵指出這種製度加劇了資本剝削的強度，但又提出要在蘇聯企業中學習 其科學的因素，為提高社會主義生產率服務。另外，列寧甚至提出向帝國主義租讓一些企業和礦山，借助帝國主義資本來開發國內的礦山、建立企業等。至於對資產階級學者、專家搞高薪製問題，列寧把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提到了黨綱討論會議上，強調了黨對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方針政策的重要性。到了斯大林時代，上述措施進一步發展，並提出了其他不少擴大價值規律作用的措施。結果，一切曆史學家無法否認的是，在斯大林二十多年的執政下，蘇聯的國民經濟總值從世界第七名上升到第二位，蘇聯社會主義製度更鞏固強大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某些固有規律從來沒有停止、也將繼續在蘇聯發揮巨大的曆史作用。

馬克思主義認為，為了解決社會科學問題，為了真正獲得正確處理這個問題的本領，而不被一大堆細節或各種爭執意見所迷惑，為了用科學眼光觀察這個問題，最可靠、最必須、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記基本的曆史聯係，考察每個問題都要看某種現象在曆史上怎樣產生，在發展中經過了哪些主要階段，並根據它的這種發展去考察這一事物現在是怎樣的。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某些規律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的作用這樣一個問題，正是需要這樣考察的問題。

我從一開始粗淺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原理，簡略介紹了人類社會各個經濟形態的發展過程，又介紹了中國曆代經濟形態的演變曆史過程及其在上層建築領域中相應變革的曆史過程，又談了社會主義學說的發展和對立派別鬥爭的曆史。所有這些曆史性的敘述雖然十分粗糙、皮毛，但都為了通過曆史過程的敘述來為考察現實服務 。

從上麵的簡略敘述中，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中兩條路線的鬥爭是有深刻的社會根源的。兩種性質對立的世界觀、路線在黨內曆史發展中，在民主革命階段沒有什麽大分歧，在1956年八大以前有小分歧，從1958年公社化運動後發生了不可調和的分歧，而到了文化革命就成為你死我活的分歧了。分歧的焦點也許仍可以列為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社會究竟是什麽樣子的?應通過何種途徑達到社會主義?

六、我對毛主席的看法

關於這個問題，其實第五部分談了不少，這裏不詳述了。坦白說，我根本沒有資格也沒有足夠的曆史資料和理論能力來談論對他的看法。隻能說，我對他的世界觀，他的改造世界的藍圖，他的一切言論(在文化革命中有機會閱讀了大量從他青年時直到文革中的未公開刊行的著作)和作為的極膚淺的了解，隻給我頭腦中留下很浮淺的輪廓。他出身在一個農民家庭，求學前又參加過農業勞動，但後來在湖南省會長沙一師的求學時期學習了大量有益的社會科學知識，作為一個憂國憂民的熱血青年狂熱地學習革命的道理，刻苦地鍛煉自己的體質和意誌，在一師發起了組織《新民學會》這一革命團體，並投入了反對封建軍閥政府的鬥爭。他青年時發表的不少文章曾激動過我和許多青年的心情。我和不少青年學生積極卷入文化革命的政治運動在不小程度上是出於對青年毛澤東的崇拜——這一點是千真萬確的。隻是我們曾好久弄不明白，為什麽青年時代的毛澤東曾那麽大力地與禁錮著他精神發展的種種社會桎梏作鬥爭，但當他走上統治舞台後卻為我們這一代青年帶上更嚴厲的精神桎梏。

他在長沙一師畢業後做一個小學的校長，但仍沒有停止革命活動，不久成為職業革命家，去北京、上海等政治、文化經濟中心活動。在北大圖書館作管理員時，在館長李大釗的啟發下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著作，後來與一師時代教師楊昌濟的女兒楊開慧結婚(她後來被湖南軍閥何鍵殺害)。1921年7月，與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另外11名代表加上共產國際的代表(蘇聯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在此前結識了周總理等人，曾在上海南市區半淞園路地方送他們去法國勤工儉學。人們也請他去，他認為國內的事夠多值得研究了，故沒有去。這實在是一大缺憾。在1927年前的國共合作時期，他成為國民黨的官員。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他轉下地下，九月份在湖南發動秋收起義，從此直到解放，基本上一直在農村工作，與農民打交道。

由於出身與革命的大部分時期在農村，使他對農民階級十分熟悉，了解他們的生活條件、他們的經濟要求，因此他能成功地領導農民搞土地革命。他對農民經濟狀態作過調查，但調查報告沒有收入毛選。此文以前偶在一家舊書店讀到過這份報告，也是很簡單的，沒有作歸納、整理、分析，故沒有實際的文獻價值。他在工人階級中的活動，在文革中聽說去過安源煤礦幾次，但具體的活動情況不知道。

總之，我還沒有看到過他對於中國經濟形態(無論是農村或城市工業)具體分析的文獻，甚至解放後他在領導中國實行重大的經濟變革時期，也沒有發表過這類著作。作為領導這樣大的國家的政治領袖，不對國家的經濟作曆史和現實的詳細考察，要領導好國家的建設是很難想象的。從他對社會改造所表述的理想藍圖及實施的方針來看，他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曆史作用、曆史必然性及其向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過渡的曆史條件的認識是很不足的。很可惜，他沒有去過西方實地考察一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現實狀況，解放前也大概沒有去過國內某個現代化工廠、大銀行考察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現實狀況，這恐怕對他的世界觀的形成有不少影響。他一生隻在解放後出國二次，都是蘇聯。1950年去訂中蘇友好同盟條件，1957年去慶祝十月革命40周年。

林彪的出身與人個經曆是更單調狹隘。中學畢業後去黃埔軍校讀書，才幾個月就和北洋軍閥打仗，南昌起義時是個連長，以後一直在軍隊裏混，由於黨是靠武裝鬥爭才能存在，他才能上升較快。從能閱讀到他的全部作品中來看，絕大多數是軍事著作，除此以外便是狂熱吹捧毛澤東的文章，對除軍事以外其他領域的東西大概全是一竊不通的。他鼓吹的唯心主義的首先教條，鼓吹精神因素的決定作用表明他的世界觀與馬克思主義是截然對立的。他在政治上隻會搞陰謀詭計，隻學政變經。1971年9月13日事件遭喪身之禍後，為全國、全世界人笑罵，我從未聽人真心講過他一句好話，他將像趙高一類人那樣遺臭萬年。死後被揭發，他搞過《五七一工程》政變綱領。不知他死的謎幾時能夠打開。

劉少奇出身大地主，中學畢業後投身政治運動，曾去蘇聯留學，在莫斯科入黨。他在安源工人中活動了較長時期，後在黨內也長期擔任工會工作、白區工作，與城市、與工人接觸較多。

周總理出身在浙江一個沒落貴族家庭，在天津南開大學受過高等教育，後來與鄧小平、李富春等人一起去法國勤工儉學，1922年成立中共旅歐支部，他曾去好幾個西方國家活動，對西方了解很深，國共合作時期在黃埔軍校任政治部主任，國共分裂後他在27年8月1日組織南昌起義。周總理其人，無論從才能、智慧、人品，還從毅力、精力來說都是舉世敬仰的。他與毛澤東的分歧在近幾年中不斷擴大，在他臨逝世以前，雙方的矛盾無法彌合，幾乎差點就完全暴露於世了。

以上幾根粗線條也許對你了解黨內鬥爭的背景略有點幫助。

七、關於對目前現狀的看法

這個問題我想分為二大部分談。首先是談關於目前國家整個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狀況，再談近二年來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過程情況。我這兒要再次反複強調，由於我首先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認識極浮淺，很可能有錯誤，分析問題的方法很可能有錯誤和片麵的地方；其次，我由於所處的境遇的限製，了解情況很少，很片麵，有些情況的真實性是有疑問的。我力求對情況的真實性多注意一些，把結論放在盡可能現實的基礎上。好在隻作為你個人的參考，我不需要負什麽大責任。

1、關於現狀的看法

①工業狀況：形勢是非常令人擔憂的。據與外地來客們的反映，全國各省市的工業情況除上海等二、三個省市勉強能維持外都處在很糟糕的狀態。由於周總理明確提出“全國保上海”的口號，故全國各地采取割肉補瘡的辦法支搖上海，而外地許多省市持續好幾年開工率很低，甚至像鞍鋼、武鋼等主要鋼鐵基地、洛陽拖拉機廠等大型企業的產值降到文化革命前的幾分之一。原料、資金的缺乏、生產的無人管理、 派性的存在都造成了生產衰落的原因。據周榮鑫去年一個報告中提供的情況，1974年全國企業的虧損達78億元，這是多麽觸目驚心的災難啊!?

所以會發生這樣的結果，是因為從中央到地方到基層的幹部很少敢抓生產，怕被批判是搞“唯生產力論”、“修正主義”。在生產管理上，與文革前的顯著不同是，大批原由中央管理的企業下放到由地方管、實際上沒人管了。大家知道，對於采用大機器和大規模分工協作的企業，越是集中統一管理，按行業、部門和性質建立有機的物質聯係，以利於最充分、最合理地相互提供原料、設備、技術、管理經驗，是提高生產率的很有效措施。尤其對於中國的具體條件來說，在這些大工業、大礦山的孤島周圍，是整個在農業、手工勞動基礎上自給自足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的公社經濟。各企業一旦被割斷了與中央的聯係，就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了。它們代表著全國的經濟命脈，一旦失去聯係，整個國民經濟就要癱瘓。

另外，各個工業的企業經濟核算不再象文革前那樣被重視，由於“利潤掛帥”帽子的壓力，再也無人敢過問利潤問題，利潤這根推動社會主義企業資金積累的杠杆一旦被拋棄，生產處在無人負責狀態，崗位責任製、必要的規章製度被批為“管、卡、壓”，更造成勞動紀律的鬆弛。至於工廠的技術改造，既然那些專家、技術員多半被帶上資產階級“技術權威”的帽子下放車間勞動，閱讀、參考國外科技資料又被扣上“洋奴哲學”、“爬行主義”的帽子，自然也就成為很困難的事了。在分配上，基本上實行絕對平均主義，甚至普通工比技術工的工資待遇高(在前二、三年中)，這種所謂的限製資產階級法權措施，很難調動青年工人的積極性。所有以上這些，你作為有多年工齡的青工，自然遠比我有感性體會了。

據我校一個黨幹部透露，連毛主席也在近年講過，我國鋼產量“十年徘徊”。1970年我國鋼產量是2，100萬噸，比1959年的1，800萬噸，十一年內隻增長了16%，而日本在這段時期內增長了三、四倍。記得總理在十幾年前一次人大作報告時，提到第三個五年計劃末要達到3，600萬噸鋼，也就是說1967年就應達到這個數字。誰應對這事負責呢?當然不是總理!?

②農業狀況：自從1962年農村公社所有製下放到生產隊一級後，農村經濟所有製基本上回複到公社化以前狀況，盡管二十年來工業提供了很有限數量的農業機器，整個農業還是主要依靠簡單的工具進行手工勞動，機械化水平十分低。由於農民由法律規定束縛在土地上不能離開，故農村多餘的勞動力沒有出路，使機器的使用成了障礙。幾百萬城鎮知識青年的上山下鄉使農村勞動力的過剩情況加劇。當著全世界大多數國家，尤其是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其次是蘇聯集團國家的農業人口戰後以來急劇減少時，中國的農業人口不但絕對增加，而且相對也在增加，這是世界上甚至最落後的農業國家也很少見的情況。每當農忙季節，城鎮還要抽調大批人支援農業生產，還有各地黨政和文教等機關的幹校的農業生產都耗費了大批社會生產力。結果，中國人民隻剛剛能維持住溫飽。十幾年前提出的《農業發展十二年綱要》沒有如期達到，已無形中消聲匿跡。1970年糧食產量是24，000萬噸，據說隻達到1957年的水平。報紙上一直以蘇聯農業搞得一團糟作笑話，當然，蘇聯農業是糟糕的，但我一想到我國的農業情況，就隻有苦笑了。近幾年蘇聯糧食產量在20，000(萬)噸水平流動，按人口平均計算，中國每人隻分得300公斤，而蘇聯可分得800公斤。如果按每個農業人口的糧食產量計算，中、蘇分別為375公斤和2，400公斤。我想不出這種比“五十步笑一百步”更愚蠢的做法有什麽意義。

中國經濟的要命之點在農業上，解放以來，農業的生產率提高異常緩慢，與工業相比更令人難受。解放初，工農業生產效率是一致的，即農業人口在總人口的比例與農業總產值在整個國民經濟總產值中的比例相當。但發展到1970年，據周總理向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提供的數字(工業總產值900億美元，農業300億美元)看，每個農業人口的生產率競隻為工業人口生產率的1/12。究其原因公社製的生產關係是嚴重束縛農業生產力的發展的。另外，國家又用行政權力把農產品收購價格壓在最低不變的水平上。而工業商品的批發價格並沒有相應降低(工業生產率相對地比農業在增高)， 結果工農產品的價格剪刀差不斷擴大，農民是受苦最深的階層。

1974年秋我隨同五七幹校的教師們去金山縣營房大隊一個生產隊生活了半個月，我被允許參加社會調查，我利用這個機會對這個生產隊作了盡可能詳盡的調查，訪問了大隊和生產隊會計，與社員們交談，聽公社和大隊幹部的情況介紹，還去參觀了大隊辦企業。通過生產隊會計獲得了近來十年該生產隊生產和分配的詳盡數字統計表，這樣，我對中國農村的一個最基本社會機體的細胞有了較清晰的認識，收獲是很大的。用馬克思主義的原理 去作客觀分析，可以判定，生產隊的經濟性質基本上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從它一年的收益情況看，40%用來支付成本，50%用來作社員分配，7%左右作積累，用作擴大再生產或公積金，3%繳農業稅。另外，大隊和公社再收到一定的大隊、公社基金。我們先看40%的支付農本，即生產性消費的部分，其中的有機肥料、種籽、機器維修、保養屬於生產隊的內部交換，占70%左右，隻有農藥、化肥等30%左右才向生產隊以外交換。在50%的社員分配中，其中90%左右是通過實物形成分配的，僅10%以貨幣形式分配給社員，到市場上交換工業消費品。結果是，整個生產隊的經濟交換80%發生在生產隊內部，20%發生在生產隊外。社員收入多年來基本在同一水平上變化，沒上升。

這是上海郊區的情況。如果考察外省，那麽生產隊的自然經濟性質就更明顯了。從生產力狀態看，郊區每個生產隊基本上可有一部小型拖拉機。可對隊內數百來人、數百畝土地而言，這種物質技術裝備還是很不夠的。事實上，社員出工絕大多數是手工勞動的。到江蘇省，隻能大致每個大隊才有一架小型手拖。至於內地省份，就更不行了。廣大山區是更沒法談了。有不少社隊能積累資金購買農業機器，但大工業遠不能跟上需要。

在這樣的經濟共同體裏，農民的自私心理絕沒有絲毫減少，任何一個到農村呆過一點日子的人都可深切體驗得到。他們渴望離開土地，對青年來說，參軍是唯一的指望，複員後是決不肯下田的，非得獲得縣辦以上企業的位置才罷休。社員們隻了解本生產隊的事情，對公社範圍內的大新聞還略知道，對公社外的情況就極少聽說了。甚至婚姻配偶也多半限於本隊之內，少量在本大隊內，出公社是極稀少的，因為自留地象一根最堅硬的鐵鏈一樣把社員束縛在土地上，自留地在20年內是不準動的。

關於隊辦企業，由於分配仍在生產隊範圍內，故自然經濟的生產方式嚴重阻礙了隊辦企業的發展。社辦企業一般取固定工資，為公社積累資金，但它要發展也要經過道道難關。原料、市場、人力、國家的限製政策、技術裝備都是這種難關之一。

中國農村的生產關係不發生根本的變化，中國農業經濟狀況永遠沒有改善的可能。經過十幾年的觀察和思考，我已對這種生產關係失去任何希望。

③關於科技戰線狀況：解放以來幾乎每次政治運動，知識分子多半是首當其衝的衝擊對象，這次文化大革命衝擊更重大。許多問題這裏不談了，你閱讀一下鄧小平、胡耀邦去年的大量報告、插話就可比較清晰地明了現時科技戰線的概貌了。

幾句典型的說法是“進口資料沒人讀，耗子讀”，“科學院每周隻有四個半天搞業務”。有個傳達中指出，在70年代初，中國一年的電子元件產量是4，000萬件，但同一年日本生產了12億件。胡耀邦的一個科技匯報提綱中談到日本一個3，000人的工廠生產的集成電路板，我國十幾萬人隻生產了這個數量的幾分之一(具體數字忘了)。1972年北京幾個科技界元老聯名寫信給主席，呼籲中國科技隊伍後繼無人。七二年北大的周培源在《光明日報》著文要求加強基本知識，引起了全國多方響應，但被當資產階級土圍子打了下去。

④關於文教戰線狀況：與科技界類似，可閱讀去年鄧小平、周榮鑫的大量談話、報告，不必詳述。我在高校呆了十四年，對學校裏的重大變化有親身經驗，這兒不多談了。值得一提的是毛遠新在遼寧省搞的朝陽農學院這個不倫不類的怪物。毛遠新和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遲群就對學校發表了數篇講話。老實說，要是沒有後台支持，這種怪物一天也存在不下去。這個所謂農學院，“新”就新在學生“社來社去”，回公社後仍參加社員分配。遲群對這點“新奇之處”大吹特吹是“新生事物”，他還大罵文革前17年內的大學畢業生不適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而是在拆“社會主義”的牆腳。他這種公開與幾百萬大學生為敵的態度當然是因為有後台支持。他的“社會主義”是什麽貨色，這裏沒有必要多談了。我校許多教師聽了隻是啞口無言而已。毛遠新這個哈軍工66屆的畢業生現身說法，把自己臉上抹灰，稱自己是標準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決不隻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全國知識分子聽了這位主席的侄子、大學班級裏黨支部書記、班長、多年的三好學生到頭來竟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誰敢說自己不是。朝陽經驗在全國大肆宣揚，很少人響應，連上海那班與他一條路子的人也隻是空放幾炮，沒去實行。但如果以後毛主席下令強製在全國推行朝陽經驗，那叫人難以想象今後中國文教界的可怖麵貌。嗚呼，江青搞樣板戲要成名，另一個搞農學院樣板要露頭角，嬸侄倆倒是一對活寶!?

⑤關於外交外貿狀況：關於外交問題，這是極大的問題，我實沒發言權，無法評論這個需要大量我無法獲得的材料、我對之又無感性經驗的複雜問題。但對外貿的問題可瞎吹一點一般的看法。

外交關係是政治關係，歸根結蒂是經濟關係。我們談這問題首要的是抓住我國與國際之間的經濟關係問題。而經濟關係又以外貿關係為重點(中國不接受外援)。如果我們把150個左右國家看為一個個經濟組織，我國在這個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是怎樣的呢?隻能從《參考消息》提供的第二手材料得到點頭緒。據1972年訪華的意大利外貿部長的談話，1971年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占全世界進出口貿易總額的0.5%，據日本官方統計，這一年的中國進出口絕對數字分別為20億多一點，總和約43億美元!僅僅0.5%，多麽叫人吃驚!據此和外國比較，八億人口的中國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竟及不上僅400萬人口的香港!我去查了這一年別國的數字，美國是12%，日本6%，蘇聯是4%。可以設想，如果把美國

從地球上抹去，會對世界經濟產生多大的影響啊!日本、蘇聯 也會起明顯影響。但把中國抹去，幾乎沒什麽影響。這能說中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嗎?就是從世界經濟範圍來說，如按人口平均計算，中國人是世界上最閉關自守的民族了，每個中國人每年隻5美元與外國做交易，而蘇聯用130美元，美國用500美元，日本用800美元與外國做交易。因此，就一國範圍而言，中國的經濟是典型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中國遠未進入世界市場，中國民族從經濟上說遠未顯然地參加世界的曆史活動。(以上數字有較大出入，但與所述問題關係不大)

寫到這裏，我想起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30年前描繪的當時世界經濟和文化發展趨向與中國現時的在世界上顯露出來的經濟麵貌多麽格格不入啊：(全世界各國的工業)所加工的已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舊的、靠國產品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被廣泛的國際聯係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麵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和地方的文化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化。

……隨著工業生產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活條件的趨於一致，各國人民之間的民族隔絕和對立日益消失了。(《共產黨宣言》)

馬克思和恩格斯當時還帶著興奮的心情看著印度和中國開始進入世界市場，一起參加世界性的曆史活動。然而130年後的中國現時的狀態，如被上帝那兒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知道了，該會產生多麽遺憾和失望的心情啊!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之間的物質產品的交往情況是多麽可憐，那麽精神交往的情況就更可憐了。中國人民何時能脫離“自給自足和閉關狀態”而能與全世界人民自由地“互相往來”、“互相依賴”啊?!難道中華民族有一種民族特性，永遠與馬克思恩格斯關於世界各民族必然相互往來和相互依賴的曆史趨向相對立嗎?!世界各民族的相互往來和相互依賴的趨向本來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促進和推動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曆史任務，難道我國到了社會主義發展階段不能比資本主義更好地促進和推動這種曆史趨向嗎?!是誰把我們用無形的萬裏長城與世隔開的?!

⑥關於國家機構的狀態：1974年初開始搞批林批孔運動，後轉入搞儒法鬥爭的學習運動。人們被告知，學習儒法鬥爭史，學習法家著作對鞏固現時的無產階級專政有現實的意義，馬天水的一個報告中就直截了當這樣提過。毛主席在1969年的九大上也明確指出，選舉隻是個形式。從此，普選製無論在黨內黨外都連形式也不搞了。地方黨政軍官員由中央統一任命，隨時可調動或撤換，從上到下的任何一級官員都是由上級任命或撤換。宋太祖發明的地方軍事長官的調動也在軍區司令的調動中被采用了。結果王洪文在中南海成天讀法家著作(他1974年被選定任主席接班人，一起接見過蓬皮杜等外賓)，而上海圖書館一時間出現了希奇的景象，成堆成堆的青少年捧起一疊疊線裝的法家著作死啃起來。王洪文大學法家著作當然有二大目的，一是將來用此作統治國家的理論，二是把矛頭對準所謂“黨內最大的儒”，妄圖打倒總理及總理的親密戰友們。

⑦關於三大差別的狀況：我總感到我國社會城鄉差別、工農差別並不在縮小。在形式上采取了一些措施，但都不是根本的解決辦法。根本的解決辦法是發展生產力，提高城鄉生產效率。

先看一些措施。毛遠新在沈陽提出沈陽市農副產品要領先郊區達到自給。這個口號形式上是為了消滅三大差別為目的，但仔細看來，是不符合曆史發展潮流的。這使經濟上形成大城市自給自足狀態，農產品不通過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全社會範圍的社會化，也不利於工農生產部門的進一步分工。在政治上勢必造成大城市與整個國家的脫離孤立狀態，為搞獨立王國造成條件。因此這種口號和做法是倒退的、反動的。上海市顯然也在按毛遠新的做法辦(目前通過郊區和蔬菜上還能勉強自給，但在糧食、肉類方麵還未達到自給)，結果為造成上海搞獨立王國的物質條件，顯然與總理的路線是對立的。文革(以)來，上海與各省市的政治、經濟關係一直處於不斷激烈的緊張狀態之中。

在上海這幾年來還提出了一些形式革命、實質反動的口號，如王洪文提出青年工人進廠後先去農村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商業部門職工下工廠參加生產勞動、菜場職工去農村參加農業勞動的做法也很有問題。甚至在農業內部，也提出“菜農不吃商品糧”等反動口號，取消分工。毛遠新搞的那個朝陽經驗則打著所謂減少體腦和城鄉差別的幌子搞的反動措施，連上海也實質上沒人聽。

文革後的城鄉差別達到了空前的地步。這兒隻要看看這個外觀表麵好了。全國以京、滬、杭為第一等大城市，各省會城市其次(其中也有分等)，再其次是專區城市，再縣城、村鎮再到廣大農村。居民的遷徒自由隻限於從大的居民集結點向小的集結點，農民是極難脫離土地移往市鎮的。這種城鄉差別引至配偶選擇等等的嚴格差別。張春橋的憲法報告公然連遮羞布也不要了，把人類自有憲法以來幾乎毫無例外寫入的“遷徒自由”也去掉了。工農差別也沒有減小，這是與城鄉差別決定的，這一點無需多談。

由於馬克思主義的關於縮小三大差別的理論被搞得如此混亂，以至出現了上述這種怪誕的現象。我校還出了二個在上海被捧起的縮小三大差別的標兵。有個生物係的程立標畢業後分配在南昌，硬要改分配到農村去。另一個政教係畢業，啃馬列主義書籍不少的平新喬畢業留校當教師後向黨委連寫幾個“充滿革命激情”的報告，要求每年長期去嘉定農村落戶，參加農業勞動、參加社員分配，每年再回來幾個月“參加教育革命”。我實在不能理解，他腦袋裏裝的馬克思主義究竟與他實際的作為有多大一致之處。結果上海報上介紹了這二個縮小三大差別的標兵的“先進事跡”，當然是沒有人會想起去效法的。後來官方輿論又宣傳大學畢業後要到“資產階級法權最小”的地方去的口號，我歎為奇觀，因為到封建社會農村或奴隸社會的農村去，這種“資產階級法權”更小了，到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去就最小了。

馬克思主義關於消滅三大差別的原理和空想共產主義的原理是有本質差別的。前者認為：隻有高度地采用大機器生產、大規模經營、高度發展人類的分工，這種分工不僅發生在生產勞動與管理之間、腦力與體力勞動之間、各個不同的物質生產部門之間、在一個物質生產部門的不同生產過程之間，而且發生在同一生產過程的物質技術裝備的各個嚴格不同的崗位上，並且高度嚴格的崗位責任製和各種嚴格的規章製度保證這種分工的進行。通過上述分工，而且隻有通過上述各種分工才能高度地發展生產力、創造最大量的物質產品，最後把人類逐步從物質生產勞動中解脫出來、從體力勞動中解脫出來，最後使人類的各種必要勞動減小到最低限度分配給一切人，使人類全都可以另外再從事一切形式的活動(包括管理、科技、文化等等)，這樣最後消滅三大差別。後者采取相反的措施，隻會導致相反的效果。當然，我這裏並不主張在社會主義製度下，反對生產管理人員為了達到熟悉生產、改善與生產者的人與人關係等目的去參加一些必要的勞動生產。但這與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口號、措施有本質區別。在社會主義製度下，借助上層建築的無產階級性質，采取各種措施不使生產者與管理者之間、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之間由於分工而造成的差別發展成象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存在的那種尖銳的階級對立，是一個需要十分重視的問題。不過在我國具體情況下，這個問題遠不如分工的不足那樣嚴重。

這裏想補充一下第②個關於農業狀況所述的生產隊狀況。那個地方隻談了生產隊經濟的交換和分配情況，應該再談談生產情況才較為完整。就以我所考察過的那個生產隊情況為例子吧。

生產隊在進行生產經營時，資金的運用分為固定資金和流動資金二部分，一般以一年作一個周期。固定資金指拖拉機、脫粒機、馬達、抽水站、倉庫等大型、長耗的機器或裝備，大約占全部資金運用的10%左右，流動資金包括人力消耗、有機肥料、化肥、農藥、種籽等等支出，約占90%，如果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對應提法比較，後者是用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來表示的，其相互的比例稱為資本的有機構成。

如果從另一個角度考察，從分配的角度來考察生產資金的運用，可大致分為四部分：社員分配、上繳農業稅、農業成本和積累(包括上繳社和大隊一級)，可以大致估計分別占生產資金運用的60%，3%，30%，7%。由於積累一般作為簡單和擴大再生產(後一部分比例不大)之用，在我所考察的問題上，可納入農業成本來看。故簡單歸納為三部分60%，3%，37%。結果，生產資金需要用60%的比例化在人力上，來推動整個資金的運用。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相應的概念是活勞動所推動的整個運用資本比例。另外，從生產隊為社會主義國家提供的積累 來看，就是3%的上繳農業稅。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相應的概念是利潤率。

我在上述考察中忽略了許多因素，例如儲備糧、各級公積金、公益金等，但與這兒所考察的問題的結論無本質影響。另外，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質與社會主義生產本質是根本性質不同的。因而在生產中各種經濟範疇也是不同的，上述相比較又是為方便起見，既然二種生產方式在形態上有某種相似之處，價值規律在起不同程度的作用，就可以這樣比較說明一下。

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關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解剖、分析，資本的有機構成，對生產力的發展是有一定的關係的。由於大型機器、大型廠房設備、複雜的自動化控製設備的不斷增加，這種固定資本的支出在整個資本運用中的比例就增加，結果是用在原料等方麵的資本相對減少，即使由於生產率提高，原料用量也增加，但人力減少得更快，結果流動資本在總資本中比例不斷減小。至於用在人力耗費即工資，或稱活勞動所能推動的資本(或稱死勞動)的量越來越大，這是更明顯的。剩餘價值率(剩餘價值與工資相比較)也迅速增加。

再來看生產隊經濟，與上述情況相結對照，可發現，生產資金的有機構成是一與九之比，人力耗費占資金的比例是60%，為國家積累資金與社員分配的比例是5%(這與剩餘價值率的概念相對應)；這些數量概念可以說明許多問題。正因為前二個數字表明這種生產方式的落後性，造成後麵這個數字——即公社社員為整個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創造積累的能力——極端低下。當然，由於國家通過提高工業品批發價和農產品收購價之間的剪刀差來取得公社社員的勞動價值，實際上述這個數字要大一些。但正如在第②點中指出的，由於國家和公社之間的交換是不多的(約占生產隊經濟的20%)，故總的來說，中國農村的公社社員為國民經濟的貢獻是很小的。

再加上前麵流通和交換及分配情況作的考察(貨幣經濟僅占20%)，可以得出結論，生產隊經濟在與資本主義經濟相比較時，應如何評價。

這裏還附帶提一下我國農村不到10%的國營農場經濟。我在大學期間曾去郊區國營農場勞動過，後來在大豐幹校或奉賢幹校期間，附近都是國營農場，通過訪問和休假時路上與農場場員的交談，另外通過與親戚、朋友中的農場工作的人的交談，也大致有些概念。從生產資料所有製、交換的商品形式和分配的傾向形式來看與城市國營工業的形式是一樣的。但生產管理上、勞動形式上與公社社員差不多。機械化程度一般比公社高，但仍以手工勞動為主。由於分配形式的不同，沒有公社社員那樣的自私心理。但正因為分配形式與生產收益沒有關係，故場員對勞動成果的關心遠比公社社員漠不關心。這就造成生產效率反而普遍比公社還低，我還沒有聽說過有 農場不是虧本經營的。當我詢問青年場員的田地畝產情況時，他們往往張大眼睛反問我：“這對我有什麽關係呢?”這些情況已越來越能在城市工廠中同樣發現。因此，可以從工廠情況的考察找到這些問題的根源。

歸根結蒂，我國農村的經濟結構必須要變革，這是肯定的。要讓價值規律在經濟中發揮其曆史作用，這牽涉到在生產、交換、分配方麵大量複雜的問題，例如勞動組合的規模、分工、多餘勞動力的走向、與工業的交往、分配製度等等。問題的關鍵不在要不要變革，而在於讓價值規律在各個方麵起作用的範圍、幅度和形式以及作用的速度應該多大。這些複雜的問題我毫無發言權。這需要十分認真地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學習中國和外國經濟曆史發展的情況，研究目前國外的經驗，收集大量必要的現實經濟資料，通過試驗、摸索，才能得出最後結論。

⑧關於文學藝術等上層建築：一定的觀念、文化、藝術是為一定的經濟基礎服務的，既然我的經濟基礎在文革後發生了變化，統治階級自然需要使文化、藝術等觀念領域裏的東西適應這種變化。這兒可隨意舉幾個例子帶過。象京戲《龍江頌》這出戲宣揚農村公有觀念的“龍江風格”，正好是證實在現今的生產隊經濟活動中農民嚴重自私心理的辯證法襯托；電影《歡騰的小涼河》從反麵揭示了農民渴望脫離土地束縛的願望。在大批文學作品中也可類似找到大量的例子。

與此同時，大批文革前出版的文學藝術作品、放映的電影、演出的戲劇都經批評而打入冷宮。與國際間的各種文化藝術交流被切斷了。中國人民不僅在物質交往上很少參加全人類的曆史活動，在精神交往上更被切斷了與這種曆史活動的聯係，中國人民比文革前更與世界隔絕了。官方的論點是要防止國內外、帝修反意識形態的毒害與侵蝕，以免在上層建築領域內的無產階級專政被顛覆。

馬克思對人類思想領域的特殊貢獻在經濟學領域，即使再過十個世紀，人類也會以人類最偉大的政治學界的巨匠來紀念他。但他的偉大貢獻還不止如此，他也對屬於上層建築領域裏的文化藝術有精湛的研究，特別對人類有價值的是他指出了文化藝術與經濟基礎的真正關係。他指出文化藝術這些人類精神領域的產品的發展變化歸根結蒂隨經濟基礎的發展而變化，它是經濟基礎的變革在觀念領域的反映。反映新的經濟變革的文化藝術能反過來鞏固和促進經濟的確立。但是反過來，當經濟形態發生變革後，原來的上層建築領域內的一切東西都變成生產力的桎梏而應該拋棄嗎?這是一個在文革中被弄得極混亂和糊塗的問題。

馬克思主義教導我們，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在上層建築領域裏，像國家機器，包括一切政治和法律設施、軍隊、警察、監獄等等東西，一旦不適應經濟形態的變革，不僅應該拋棄，而且應該打碎、砸爛。在精神領域裏，如法律觀點、宗教觀點、道德觀點等等也必須隨著上述的東西的砸爛而用新的精神武器加以毀滅性的批判，以免舊製度的複辟。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方麵，例如文化藝術，包括音樂、美術等等則可能成為人類永久性的精神財富，為世世代代的人類所享受、欣賞。

馬克思主義教導說，像文學藝術一類精神產品，一旦從經濟基礎中反映到人類的觀念領域，它就會在一定程度上脫離經濟基礎，產生它獨立的發展過程，而且隨著人類經曆幾千年漫長的經濟形態的曆史發展，這種經濟形態的越來越複雜，結果像文學藝術一類東西也相對地越來越遠離經濟形態而發展，按它固有的規律發展。當然它從每個曆史的經濟形態中吸取養料，不斷地豐富自己，但它決不會像道德或法律、宗教觀點那樣帶有特定經濟形態的深深刻痕，以致往往有不少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往往很難判定應把它追溯到那一種經濟形態的深淵中，即使不是不可能的話。事實上，這些文學藝術作品往往可以從好幾代經濟形成中吸取養料。就象在數學上也發生同樣的情況。數學來源於現實世界的數和形，它從現實中抽象出來，一旦成為獨立的科學，就會相對脫離現實世界按獨立的固有規律發展。

馬 克思曾經無數次帶著狂熱的讚歎心情欣賞古代流傳下來的許多文學藝術作品，肯定這些作品能給世代人類帶來無盡的美感和享受。例如他曾多次提到在奴隸社會裏古希臘詩人荷馬的偉大文學作品《伊裏亞特》、《奧德賽》等的不朽藝術價值，經常背誦其中的長篇詩句作為生活中的崇高享受。馬克思、恩格斯在《論藝術》中，列寧在《論藝術》中，普列漢諾夫在《論一元唯物史觀》和《沒有地址的信——論藝術》中都曾多次闡述文學藝術與經濟形態之間的上述獨特關係。

馬克思是一個偉大的小說讀者，對各國文學的造詣極深。他極欣賞莎士比亞、拜倫、雪萊、普希金、謝德林等詩人，極欣賞塞萬提斯、巴爾紮克等等世界知名作家。他向女兒勞拉表示他最欣賞的詩人是莎士比亞，他在50歲開始學俄語後，才六個月就能欣賞普希金的詩，常對客人念普希金的《歐根?奧涅金》中的片斷。馬克思認為巴爾紮克的巨著《人間喜劇》遠比當時一切法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更好地描繪了當時法國整個社會的經濟形態。列寧同樣十分喜愛文藝。這裏特別要著重指出列寧對西方古典音樂的強烈興趣。你在我以前信中已經知道了他是多麽欣賞貝多芬 、莫紮特、柴可夫斯基等音樂大師的不朽樂曲啊!?普列漢諾夫在上述作品中曾發揮過這樣的輝煌思想：根源自較高級經濟形態的文化藝術能夠對較低級經濟形態中生活的人產生影響，甚至產生巨大的吸引力；而反過來，則不會有什麽大影響。這就是說，一種高一級的經濟形態根本不必害怕根源自低一級經濟形態的文化藝術的破壞性影響，隻有一種落後過時又十分保守的經濟形態害怕發生瓦解才會固執地排斥根源自高一級經濟形態的文化藝術。普列漢諾夫曾舉例作了說明。既然文革後的經濟形態比文革前發展，那麽文革後的文化藝術作品應更有吸引力，相比之下文革前的文化藝術的影響力會自然消失，不必采取什麽行政措施排斥的。中國作為社會主義的國家，既然經濟形態比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已經走向資本主義複辟的蘇聯集團國家的經濟形態高，那麽即使國外的文藝作品自由流入(當然不包括反動、黃色的壞作品)，也不會使人民發生多大效果的。問題的矛盾應如何解釋呢?

⑨從國際社會來看我國現狀：當中國在凝固的狀況下渡過這十年後，國際社會卻在迅猛的發展。在國外年產量達二千萬噸的鋼鐵聯合企業開始出鋼，海洋上出現了四十多萬噸的巨輪，化學纖維的高速度增產已大規模代替棉花，每小時二百多公裏的高速火車已經運行，各國實驗室裏的氫聚變試驗正在向著放出比核裂變大幾千倍能量的過程發展，第四代大型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 已在廣泛使用，宇宙飛船登上了月亮、火星，……總之，生產力以空前未有高速度在發展。

人類的物質和精神交往也以空前規模發展。從生產組合來看，聯合性的大工廠、大公司、大銀行等已越來越跨出國界線成為國際性的了，生產規模、銷售市場越來越成為世界性，西歐共同市場、東歐經互會及全世界各地區性的經濟聯合組織越來越發展，使生產、交換、消費越來越走向統一。美國洛克希德飛機公司已能為全世界許多國家和歐洲銷售才生產，意大利的汽車在世界各個角落奔馳，中東的石油流向全球。一個在荷蘭僑居的南斯拉夫工人可以在一家用英國貸款、西德的技術和用澳大利亞礦石煉出來的盧森堡鋼鐵作原料的機器廠裏生產銷售到非洲和東南亞的機床，領到工資後在一家西班牙人開的餐館裏喝蘇聯的伏特加酒和法國的牛排和麵包，再通過衛星轉播站看一場日本電視公司轉播的中國雜技團表演的電視節目消磨掉黃昏。而我這個在世界聞名的大城市上海裏的一個居民，這幾年來唯一隻看到過一樣外國商品——巴拿馬香蕉，迄今還沒機會看一場國際體育比賽(這算是唯一的國際文化交往吧)。事實上我已多年沒吃到浙江金華的火腿、福建的桂元和陝西的核桃及買到廣東的絲織品和東北的毛皮衣服了。一個在羅馬尼亞的城市居民要和在新加坡的親戚通話，隻要幾分鍾，但我與你定一個公園的約會要在公用電話前等一刻鍾打半小時電話。當全世界居民聚集在電視屏幕前觀看美國阿波羅登月艙的駕駛員踏上月球表麵的實況轉播時，中國大多數農民還相信月亮裏有嫦娥和吳剛在生活。

我列出幾個不精確的數字來反映一下中國在世界性生產和交往中的情況吧。

1971年，中國8億人生產了1，200億美元的產品，平均每人生產150美元，1億日本人生產3，600億美元，每人3，600美元，2?5億蘇聯人生產了6，000億美元，每人2，400美元，2億美國人生產了10，000億美元，每人5，000美元。第三世界國家平均每人生產200多美元，中國人的生產率竟低於第三世界國家平均水平。

每個中國人僅用1/30即5美元，去與國外交換商品，每個蘇聯人用1/17即140美元交換；每個美國人用1/10即500美元交換，每個日本人用1/45即800美元去交換。

但即使這樣貧窮，中國還要慷慨解囊，借好幾億美元貸款給印巴戰爭中瀕於破產的巴基斯坦，以穩住處於西部印蘇夾擊戰略地位的國家的心，甚至付出一大筆款子送給經濟上遠比中國強的羅馬尼亞作抗災費用，以建立抗蘇的統一戰線；中國還把好幾億英鎊的貸款和四萬名工人送到坦桑尼亞建造長途鐵路以打開非洲的局麵。中國在對外貿易中還使用大量原料以及要花費大量勞力的手工藝品出口到工業發達國家去換回工業成套設備，由於生產效率的懸殊，外國資本家的剝削率大得驚人，幸好中國勞工的工資十分低廉。中國為了每年二、三億英鎊的外匯收入還不提收回清朝留下的殖民統治遺跡——香港和澳門，曆史會怎樣看此事呢?

當世界按馬克思、恩格斯的曆史性預言在形成更加密切、相互更加依賴的統一市場時，我國越來越成為封閉的自給自足的經濟體，並且希望各國也是這樣，成為一個個互相孤立封閉的經濟體，甚至援助經濟落後國家的目的也是為了這樣。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反映，外交政策是經濟政策的集中反映，也是內政的延續，內政和外交是互相聯係的、統一的。因此我們看國際政治就要從國際經濟關係著手，看外交政策要從對外經濟政策著手。但外交有它固有的特殊規律，我十分不懂，不應亂評。

2、關於近二年來黨內鬥爭狀況

我是抱著十分灰暗的心情提這個問題的。由於消息來源很少，有些不一定確實，故隻能作你參考。我當然力求從曆史的淵源談，根據盡可能可靠的事實談。由於這場鬥爭關係著我黨我國今後的前途、八億人民的命運、世界政治的風雲，我們作為普通的百姓，雖然沒有絲毫力量去影響這場鬥爭的結局，隻能袖手旁觀，但實在因為這場鬥爭到了十分激烈、致命的時刻，稍有一點熱血的青年都應關心一下。如國家完蛋，黨完蛋，個人還有什麽指望?

在林彪垮台以後，毛主席曾一度打算培養姚文元作接班人，但猶豫了一段時期後放棄了這個打算，原因有種種，我不能亂說。但可提一點，姚是複旦大學旁聽生出身，典型的知識分子，很難設想會被選中。後來就看中了王洪文。毛主席在1967年在上海與王認識並長談了二次，並目睹他批砸了《聯司》，這成為王洪文後來政治地位迅速上升的起因。王農民出身，參軍入黨複員後在國棉17廠當人保科幹事，他的農、兵、工 經曆成為他的一張王牌。1968年2月江青、張、姚在懷仁堂得罪了二位老帥，二位副總理(陳、葉、李、譚)，王未介入，故王能上升得更快，九大成為中央委員，十大當上副主席。大概到1974年下半年的時候，毛主席選定他當接班人，一起接見了幾次外賓，其中最有名的是法國總統蓬皮杜。但據傳說出了洋相，他伸手時，外賓不理睬他。故從此又丟開了。林彪勢力在1972年至1973年間從中央到外地被清洗，換上了起先被打倒的大批老幹部。這是默默進行的，但步驟是穩定的，在江西的中央辦公廳幹校隱退了幾年的鄧小平回到了中央。

總理在1972年得病，這是中國人民的大災難，他選定了鄧小平繼承遺誌，這絕不是偶然的。鄧小平也許是總理一生最長久最親密的戰友了，在半個世紀前的20年代初就相識並一起留法勤工儉學，當時一起的有李富春、蔡暢、蔡和森、陳毅等人。在法國成立了中共旅歐支部。鄧小平學識淵博，人們稱他為“百科全書”。個性光明磊落、生性耿直，工作有魄力。總理每次出國訪問，全由鄧小平任代總理，代管國事，事實上是第一副總理。鄧小平又是黨的總書記，統管著全國黨的組織、人事，組織能力極強。當老幹部們在全國各地代替林彪勢力執政後，鄧小平來京是有穩固基礎的。

不過，鄧小平執政前就經曆了一場鬥爭。1974年初，發動了一場“批林批孔”的運動，一方麵固然為著肅清林彪的影響，因為林彪一直以極“左”的麵目出現，他的餘黨江、張一夥總感到極“左”派帽子像頭上的瘡疤，別人一罵就痛在自己頭上，故要通過這場運動把林彪搞成極右派，再把矛頭引向總理及一大批中央到地方的老幹部。另一方麵把自己打扮成法家人物，把總理打成“儒”家。到了1974年年中，就掀起一場中國曆史上儒法鬥爭史的學習運動。上海市委在動員報告中明確說明，學習法家著作對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有十分現實的意義，也就是說秦始皇的統治法製對他們的統治有現實意義。從孔老二到董仲舒、司馬光等一大批儒家人物被大肆詆毀。當然，宣傳曆史鬥爭純粹是為現實服務的。不過這種輿論聽眾甚少，到年底就逐步沉落下去了。毛主席讓鄧小平出來，但鬥爭還是在進行。

1975年1月，鄧小平任副總理，黨中央副主席，國防部總參謀長，黨政軍有了權。隻是八億人還無法想象這位在文革初期橫遭汙蔑的人物後來竟會那麽不顧個人委曲、極有魄力地幹出一番出色的事業來。李先念副總理也明顯突出，與鄧副總理交替出來接待外賓。李副總理同樣是總理五十多年的老戰友，在總理手下當了長期的財政部長。文革初期，林彪一黨操縱“五?一六”等一幫爪牙，捏造李副總理當過叛徒的謠言，罪惡滔天。我67年年中去北京時親眼目睹長安街上炮打他的大批標語。後來總理親自出麵保護，斥責那幫家夥對別人政治生命不負責。因此，我總感到形勢不錯。加上葉老帥任國防部長，更使人感到安心。四屆人大的國務院名單上，不少都是總理的老同事、老部下，幾十年來是忠實貫徹總理路線的。我作為教育界裏呆了多年的人，看到周榮鑫任教育部長，特別高興。他跟了總理二十多年，長期任總理辦公室主任，上遞報告、下達文件的必經渠道，是總理的心腹的心腹，由他任教育部長，教育事業是有指望的。我讀過總理50年代初代表中央作的關於知識分子的報告，使我極為感動。總理在中央一向分工管知識分子工作。因此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有可能貫徹總理的路線，能改變文革造成的災難性局麵。

1975年3、4月，張春橋、姚文元突然親自出麵發表《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提出了所謂“林彪一類”的概念，把極“左”派臉譜描成極右派，把矛頭對準總理，攻擊其一上台，“搞資本主義製度很容易”，攻擊其“擴大資產階級法權”的方針。

1975年5月，鄧小平在一次工業會議上公開唱對台戲，提出限製資產階級法權要有物質基礎，並著手抓起工業問題來。這一個月，在他極有魄力的指令下，在極短時間內就打通了全國長期被阻塞、幹擾的鐵路交通線，保證了全國交通命脈的暢通，為恢複工業建設創造了極有利條件。

1975年6月，毛遠新在遼寧炮製出所謂“朝陽經驗”，與清華的遲群一吹一唱捧為全國大學教育革命樣板。上海宣傳機器也遙為呼應，廣為宣傳。但是上海聞風未動，在高校裏被人們暗暗地冷嘲熱諷。全國各地響應極少。

1975年7月、8月、9月，這三個月中中央形勢大變，起因是江青事件。30年代上海灘上末等黃色電影演員(職業是話劇演員)江青為了為自己樹碑立傳，在國際上建立聲譽，為日後“大業”作準備，就與一個美國記者談了幾次話，敘述個人生平曆史，內容極為下流，還努力吹捧自己在文革中的特殊功績。結果該記者寫成了書在國際上發行，銷路極好。主席聽了後大怒，急令中國駐美聯絡處用外匯高價收買該書版權。並發布中央文件，對江青問題作了三點決定。文件隻傳達到省軍級。但國際間偌大一件醜聞怎能堵盡天下耳目?這事在國內也不徑而走。江青一下子從政治舞台上消失了。鄧小平對莊則棟、馬天水等明確指示，以後一切工作不要向江青、張春橋請示了。王洪文、姚文元灰溜溜回上海活動，隻想穩固老巢的陣腳。國慶節王洪文縮在上海過。

周榮鑫為了打開教育界的死氣沉沉局麵，授意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此人文革前就是該校黨委副書記)寫信給主席。信由周榮鑫轉鄧副總理，再轉給主席。主席大怒，但當時形勢不利，暫時按捺了下來。

1975年9月，陳永貴副總理提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三級所有製向二級所有製過渡的問題的報告後，主席批示“請各路諸候議一議”，要鄧副總理召集各省市負責人討論該報告。鄧小平召集了12個省市自治區(上海、遼寧不在其內)來京，在京西賓館開了十幾天會。鄧小平、華國鋒、陳永貴、紀登奎、吳桂賢五位副總理出席，鄧小平講了三次話。會開到十月份才結束。周榮鑫受患病住院的總理委托破格出席了會議。這次會議意義十分重大。實際上遠不隻討論了陳永貴的報告，而且討論了全麵整頓全國一切工作(九大方麵)的題目。12省市的領導全是老幹部，全麵揭了各方麵存在的問題、矛盾，大家表示要下定決心不怕“高舉骨頭”、“不怕第二次被打倒”，來收拾全國“積重難返”的災難性局麵。鄧副總理十分清楚全國各行各業的災難性局勢，指出再不“扭”轉局勢，“我們大家全都得完蛋”。鄧副總理還表示要“賭咒發誓埋頭踏踏實實幹它20年”，還向中央表示，不迅速扭轉局勢，就集體辭職請罪。

9月初，全國學大寨會議在昔陽縣召開。華國鋒副總理作了長篇報告。鄧副總理也作了報告。值得一提的是，他兩次離開了講稿，指出這次會議的意義可以與1962年“七千人大會”的意義相比較。這是極為意味深長的。大家知道，七千人大會是全國人為災難性局勢向形勢改善轉變的關鍵。鄧副總理明確暗示文革造成了災難性局勢。

毛主席看出了由於江青事件，形勢極為不利，鄧小平批判江青，而且把鑽進國務院搞破壞活動的張春橋丟在一旁，王洪文、姚文元溜回上海，中央到各地的老幹部們逐步圍繞團結在總理正確路線的周圍，呈現出一派熱氣騰騰的局麵，而自己身邊則十分冷落。左思右想，想出用《水滸》作題目，在八、九月間發出了開展評《水滸》的運動。指示發表《讓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社論，把矛頭直接對準總理，指出這是我國思想戰線上的一場重大鬥爭。問題的焦點是：主席指責宋江“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以外”，並去受“招安”當投降派。

讀過《水滸》的人誰都知道，宋江上梁山後從未想屏晁蓋的意思(至於他受招安等事姑且不論)，他一上山，晁蓋就提出把首領位置讓給宋江，宋江堅決不受。晁蓋再三讓位，宋江拚命拒絕，並表示晁蓋再不收回這意見，就要下山不來了。在吳用、林衝等人一致勸導下，晁蓋才收回了辭讓之意。二人在梁山上相處一直十分和睦，宋江絕無卑視晁蓋之意。後來晁蓋在作戰時，被地主武裝的頭子史文恭射死後，宋江大力為他報了仇，最後被眾人推為首領的。況且，晁蓋活著時，梁山好漢總共不過幾十個，遠未達到108人，故要屏也不會屏在一百零八人之外的。可見主席借批林批孔、借搞儒法鬥爭來整總理都沒成功，極不得已，隻能捏造小說的故事情節來打倒總理，實在太計窮智盡了。

然而勤勤懇懇為中國人民奮鬥、工作了半個世紀的總理，直到身患重病躺在病床上，仍孜孜不倦地工作著，為國家為人民操著心，派周榮鑫部長去賓館出席會議，不斷聽取會議情況匯報並作指示。另外又指示七月份去科學院工作的胡耀邦搞一個《關於科技工作的匯報提綱》，委托鄧力群起草《論全黨全國工作的總綱》，還指示搞了《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條件》，親自審閱並提出修改意見。總理還感到我國當前教育戰線上處在奄奄一息的嚴重局麵，特別要求周榮鑫部長加緊工作。在總理指示下，周部長召開了全國性或北京市各教育係統的幹部會議或座談會，討論麵對的局勢和改善的辦法，準備提出關於教育問題的文件請中央批發。

十二省市負責人會議結束後，各地負責人分頭回各省，召集大規模幹部會議，傳達總理指示及鄧副總理的報告精神，並討論具體貫徹執行措施。

1975年10月、11月，主席加緊評《水滸》的運動。鑒於更嚴重的利害關係，主席被迫赦免江青，重整旗鼓，開始反擊，先從清華大學教育革命大辯論搞起。發了一個中央文件，提到主席的批示說，劉冰的信表麵上攻擊遲群，實際上矛頭是對準主席的。信是由周榮鑫授意寫的，經周和鄧小平轉主席，而不是直達主席。中央文件點了周榮鑫的名。從11月起，我校發了大量周榮鑫的報告和言論，也掀起敢教育革命大辯論，開始反擊“右傾翻案風”。

10月份，在總理關懷下，中央召開計劃工作會議，鄧小平根據總理指示，強調要把文革中下放到地方的大企業收回，由中央統一管理。王洪文、張春橋等指使人唱對台戲。

1975年12月，上海加緊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我校發下胡耀邦關於科技工作的匯報提綱叫大家批判。後來發下江渭清(江西省委第一書記)在南昌三級幹部大會上傳達的中央負責同誌(未點名，大家立即猜到是鄧小平)的報告，要大家批判。這個報告實際上就是鄧小平在9—10月召開的十二省市領導同誌會議上作的三次報告的內容。

上海報紙上大肆宣傳所謂批判“奇談怪論”，主要就是上述一些人報告的內容。

1976年1月8日，總理逝世，全國陷於一片悲痛之中。但上海報上無隻字反映人民的悼念心情，人們紛紛自發組織召開悼念大會。15日召開中央的悼念大會，鄧小平作悼詞。人們感到茫然。不久上海街頭和複旦校內出現要求張春橋任總理的標語，各單位狂勢進行評《水滸》的運動，到處都是關於宋江的漫畫，極度醜化宋江。我校編印了關於宋江的所謂罪行的材料讓人樣批判。稍有一點頭腦的人都知道，當時關於江青的醜聞在廣為傳播，批宋江的矛頭是對準總理的。

1976年2月6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的關於清華大學大辯論的報導，顯然是遲群按主席意思搞的。此文的矛頭明確指向鄧小平和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在文革中被整的幹部。上海掀起了相應的批判勢頭，但全國大多數省市聞風不動。複旦、師大校園大開，接待大批單位的大規模參觀活動。同時，張、姚等在上海再次加緊搜羅親信，物色爪牙，擺出一副奪權架勢，準備去北京大規模改組中央、政府機構。

我聽得中央文件說，葉劍英因病解除了軍委主持工作，心中萬分難受。經證實後我在人民廣場彷徨了一個黃昏，無法平靜。

1976年3月，中央文件傳達主席在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關於批鄧的講話12條。全國各地被迫搞起批鄧運動。但盡管總理逝世，還是決定要打倒總理(總理過早逝世的原因一直是個謎，人們相信是有疑問的。因為11、12月份就掀起搞周圍榮鑫、搞鄧小平的黑風，仿佛知道總理即將逝世似的)。

3月5日，文匯報在紀念雷鋒的報告中，刪去了總理對雷鋒的評語(外省市皆未刪)，3月25日文匯報在一篇批判文章中，公然寫道，黨內最大的走資派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台。後者誰都知道指鄧小平。關於前者，矛頭對誰，也不言自明了。文匯報社電話鈴聲及訪客不斷，詢問背景。此事引起了全國民憤。南京街頭貼出大批標語“揪出文匯報3?5和3?25事件的後台”，常州、無錫也如此，許多滬寧線上的來車用柏油刷類似的大批標語。上海各處反複刷出悼念總理的標語。

同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在全國強製進行，國務院好多副總理和部長都被攻擊、批判。在複旦大學出現了影射攻擊周總理的漫畫和大字報。有許多跡象表明，矛頭在集中在總理身上。

1976年4月，這個月的大事是震動世界的。由於南京事件鬧大，月初中央發布電話通知，聲稱要追查南京街頭大標語的背景，不許再搞張春橋。

清明節前後全國各地人民自發組織起追悼總理的群眾性活動、 集會。南京雨花台也召開大規模追悼大會。上海市委預作布置，關閉了烈士公墓。在首都則爆發了震動世界的天安門廣場事件，詳細過程不清楚。但從各種傳說中看出，場麵是夠偉大的。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群眾性的自發集會，恐怕五四運動的場麵也遠不及這樣偉大。北京各單位選出最優秀的群眾代表前去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悼念總理，向總理遺像鞠躬致敬，發誓繼承總理遺誌，發表慷慨激昂演說，散發傳單，張貼標語。悼念的花圈日以繼夜送來堆積成一座座山。大的直徑有五米，用鋁作支架。許多單位由領導親自帶隊前來，全廠出動。從三月底開始，人們越來越多地擁來，無數各地的來京出差人員也為這種場麵所感動，積極加入。人們慷慨激昂陳詞，歌頌周總理的豐功偉績，歌頌他對中國人民立下的巨大功勞，數說他為中國人民安排的偉大建設事業的宏偉藍圖，痛斥一小撮野心家、陰謀家的無恥誹謗。同時也歌頌了鄧小平作為總理的親密戰友，忠實執行總理路線的功績。廣大人民群眾還抬著陳毅遺像進行哀悼，同時還追悼了楊開慧烈士，矛頭直指江青。

這是一幕多麽悲壯偉大的群眾運動的圖景啊!

中國，這個偉大的祖國，同時又飽受苦難的祖國啊!自1958年以來，除了1962—1966年約四年較正常的發展外，從人為的經濟災難到人為的政治災難經曆了多麽嚴重的創傷啊!一場動亂接著一場動亂，無休止地動亂著，而且張春橋叫嚷要“作好長期作戰的思想準備”，就是說要長期動亂下去。廣大人民群眾近20年來不得安寧，生產蕭條、市場萎縮、商品稀少、社會混亂、前途渺茫，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

周總理，半個多世紀來兢兢業業地把自己高度的智慧、無窮的精力貢獻給了中國人民，在民主革命中、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為中國人民立下了光輝的功勞。但他人格如日月行天，江河經地，光明磊落，從來不想突出個人，不寫什麽傳世的著作，不樹立個人的威望，把一切功勞都歸給主席，忠心耿耿、全心全意地把全部力量撲在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上。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多次通過各種陰謀手段陷害總理，想打落他的威望，打倒總理，總不能得逞。總理洞察這一切，卻逆來順受，胸襟無比寬廣，為了全黨全國人民的利益，不計個人恩怨，任勞任怨，一直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地、幾乎無休止地工作著、鬥爭著，從來不知疲倦、不想休息，整個頭腦裏考慮著國際國內的大事。直到病危，仍孜孜不倦處理著國事，指導著工作，並且安排了能忠實繼承自己遺誌的戰友作接班人。而鄧小平受了總理囑托，毅然擔當了重任，挑起了國家的重擔。鄧小平文革初期遭受了極其嚴厲的侮辱，大多是無端的汙蔑和攻擊，受盡了委曲。很少人在這種情況下不會消沉，萎靡不振。但他為了全黨全國人民的利益，同樣不計個人恩怨， 以超人的氣概和極旺盛的精力站起來幹，短短一年來就打開了局麵，氣象一新，中國眼看有了一線生機，中國人民眼看能從無休止的災難中解脫出來，然而……然而當總理遺骸的灰燼散落在祖國的大地上、江河裏還沒有冷卻，就遭到一小撮野心家、陰謀家的陷害、攻擊，他的事業繼承人就被無辜押上審判台，他的遺誌也麵臨著覆滅的命運了。中國人民在總理的靈前感到無窮無盡的悲憤、失望，中國處於十字路口。但中國人民已不再是愚昧落後的人民了。

這就是天安門廣場事件的曆史背景。這一事件將永遠載入中國人民英勇鬥爭曆史的光輝史冊，激勵我國今後世世代代人民繼承這一鬥爭傳統，為把祖國建設成為一個極其偉大的、繁榮昌盛的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到底。

在王洪文指使下，一個政治小醜馬小六指揮受蒙蔽的群眾鎮壓了這場事件。當然事情遠不這樣簡單，讓今後的曆史學家去詳述一切吧。但幾十萬人鬥爭的驚心動魄場麵永遠留在人們心中，不會熄滅的。天安門廣場上流滿的鮮血不會白流。

人們仍以各種方式悼念總理，例如，在事件以後幾天，在上海最熱鬧的人民廣場和外灘升起了悼念總理的白旗，當然，在上海悼念總理是犯法的。升白旗的人立即逮捕，抄了家。在天安門廣場事件中被包圍的廣場裏的人都受到了嚴格審查，失去了自由，死難的人一概被定為反革命。但是，人們都背地裏有聲有色地流傳著關於天安門事件的情況消息。我在一家新華書店裏偶然發現的櫥台裏麵暗藏著不公開出賣總理大幅遺像像片，買了一張，掛在寫字台前麵，每每有空就滿眶熱淚凝視著。你決不要以為我有什麽不切實際的幻想。我深切地知道，即使總理健在能在黨內占統治地位，或逝世後由鄧小平執政，徹底貫徹總理路線，我個人的政治生命仍早已注定失去，成了政治上的犧牲品，絕無改善的希望；不過是想到整個國家的命運有了希望，這才是個人最大的安慰。在1967年初得知張春橋有曆史問題，卷入了炮打他的運動，1973年底我第二次被審查結束時，在揭發別人的材料裏加了自己的想法，把張春橋痛痛快快地徹底咒罵了一頓。預定他不會有比林彪更好下場。總以為自己早晚要離開上海，脫離他的魔爪，他要報複也抓不到我，誰知道我長期不得解決問題，一直疑心他在搗鬼，不讓我畢業走掉，我深知我一生的政治命運，是不會有太平的時候。

天安門廣場事件後，在過幾天的人民日報社論裏，正式把“黨內最大的”這個桂冠第一次加在鄧小平頭上，使他的帽子成為“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而原先根據3月25日的文匯報，是打算把這個桂冠加在總理頭上的。

當然，以後批鄧的惡浪越掀越高，一切輿論工具都環繞著批鄧，實際上環繞著總理的路線進攻。我不想多談這幾個月的情況了，反正形勢越來越叫人感到一片灰暗，前不久印發了那三個文件《論總綱》《匯報提綱》《條例》，叫人們無休止地批判。這三個文件實際上全是由總理指示製定並提出修改意見的，其中凝結著總理的最後幾滴心血。而上麵傳達稱，這是主席親自指示要全力加以批判的。

現在，形勢已十分明朗，總理逝世，鄧小平被撤職批判，葉老帥被解除軍委領導工作，一切輿論工具都掌握在姚文元一夥人手中，我國的前途在很長時期內將毫無生機和希望。我常想，與其這樣與國家一樣不死不活地混日子，還不如當初能有機會在天安門廣場總理遺遺像前流盡最後一滴血算了。

我已經和你談過了我國的曆史發展、現狀。我們隻有了解了曆史和現狀，才可能對未來的發展趨勢有一個大致正確的估計，我想在這裏描繪一下，因為這對我們今後如何生活下去(不管雙方關係發展如何)會有點客觀的依據。在工業方麵，由於總理提出的將全國許多大型工礦企業集中到中央統一管理的方針被指責為搞“條條專政”，今後這些工礦企業將繼續隔絕起來，彼此失去統一的有機聯係，納入到地方性區域裏，這將加劇各地經濟上的保守、割據形勢，造成經濟上的獨立王國，企業也不可能管理好。既然利潤作為企業活動運行的杠杆作用被取消，生產管理事實上處於混日子狀態，成本核算最多隻成為單純的業務工作，不再成為刺激改善管理的手段了。今後在分配製度上將要搞平均主義，使青年工人失去勞動積極性，對生產成果漠不關心，藝徒進廠也不會努力學好技術。根據王洪文的批示，青工將輪換去農村參加一段公社集體勞動，在落後的生產方式中改造思想。商業職工也將定期去工廠參加勞動。工業分工將走向取消。規章製度越來越鬆弛，勞動紀律將散漫起來。

在農業方麵，將越來越衰退。生產隊越來越保守狹隘，成為封閉性的自然經濟組織，分工進一步取消，醫務人員參加集體勞動和分配，連教師也要半教半農，參加集體分配，連商業部門的農村下伸店，也逐步由農民管理，取消農商分工。甚至文藝工作者也搞“烏蘭牧騎”式的花樣，半農半演戲。在農業勞動內部，既然提出了“菜農不吃商品糧”的口號，必須會有“糧農不吃商品菜”的口號，一切類似的口號和措施都會出來，把生產隊經濟形態帶到越來越原始、野蠻、閉塞的狀態中去。婚姻隻在最小的範圍內進行，因為自留地把人比世界上最牢固的鎖鏈還硬地束縛在土地上，少數相隔較遠的夫妻，妻子必須經常來回奔波去娘家種自留地和收獲。農民的自私觀念在這種經濟形態裏越來越嚴重。《列寧選集》第一卷，有一篇引述索羅金俄國村社考察報告就描繪了這種自私心理。由於農村生產效率不會提高，會相比工業品生產效率而繼續下降，工農產品剪刀差會越來越大，農民將一直成為我國最苦難的居民。

在科技文教衛生方麵，也將每況愈下。科學研究人員、教師、醫生將繼續陷於無窮無盡的政治運動中去不得安寧，除此外還得去物質生產部門定期長期勞動，去幹校參加農業勞動。科研人員將不再去搞基本理論研究，教師將不教基本知識，搞什麽“用典型產品組織教學”。總之，一切高級知識分子將永遠處於心有餘悸的心理狀態下混日子。而學生們在學校裏將參加大量無益的政治活動，出校門搞大量的單純的生產勞動，文化知識水平將越來越低。青少年中流飛習氣將更加蔓延。青少年犯罪率將不斷升高。今後我國高等教育將以毛遠新的朝陽經驗為樣板。工科以上海機床廠七?二一大學為藍圖，結果，理科綜合大學就要被取消了。文科以社會為工廠，也將取消。大學招生將主要靠開後門，出去招生的人口袋裏有一張名單，而招生地區也提出一張名單，協商解決。大學教師將成為社會上最動蕩的職業，必須與學生開門辦校到各處，又要當普通工人、社員，又要去幹校，搞函授……

在文藝方麵：將越來越枯燥，一切優秀的藝術作品將絕跡，代之以最沒有思想和藝術價值的粗製濫造品。文藝工作者將以“烏蘭牧騎”為樣板，取消專業工作者，半工半演，半農半演……，總之，文藝將失去它固的價值，成為單純政治灌輸的工具。

在國際交往方麵：物質、精神交往將被切斷一切渠道。

最後，中國變成怎樣的怪樣子呢?

中國將成為一個個大大小小的經濟封閉體的組合。每個大城市與它郊區組成結合體，糧食、副食品自給，不再吃商品糧。每個村鎮同樣割取周圍一點土地搞農產品自給(1968年人民日報頭版宣傳過這樣一個市鎮的樣板)，而廣大農村地區更是一個個自給自足的經濟結合體。商品經濟、貨幣經濟將減小到最低限度。在這樣的經濟封閉體中，分工將越來越取消，每個人要從事許多種勞動，結果什麽勞動也搞不好，非物質生產性勞動將越來越取消，腦力勞動也將逐漸取消，勞動生產率將隨分工的取消而降低。農業性勞動將抽取更多人才能滿足需要。每個人的職業選擇、居住點選擇純粹與個人要求脫離。人們按所住城市大小，生活在嚴格確定的社會階梯裏，農村在這個階梯的最低一級，很難躍上一級。人們的社會交往將越來越小。

既然這些組合在經濟上是獨立的、自給自足的，彼此間交往很小，故要把這樣的結合體統一為一個縣、一個省、一個國家，非要有一個極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才成，這個中央集權政府必然使用強大的國家機器來維持這種統一。這種政權建設當然排斥自由選舉，必須用秦始皇式的郡縣製，官吏由中央任命，並能隨時撤調、調換，收入來自中央。這樣的政權必然要用屠殺來維持生命，如林彪在1969年4月九大上取得一生中最登峰造極的地位時，這一年殺人也最厲害。(上海殺了幾批人，最多一批51人。) 這樣的政權也必然采取特務警察統治，視人民如仇敵，最嚴密地監視人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使廣大人民生活在最狹隘閉塞的圈子裏，失去最小的思想、言論、行動自由。

這樣的國家統治者必然要徹底根絕一切不適應這種封閉經濟體經濟基礎的精神領域裏的東西，無論是國外、國內的一概排斥。這樣的政權必然像300多年前采取鎖國政策的日本德川幕府那樣，或者像100多年前采取封建閉關政策的滿清王朝那樣把中國一道萬裏長城與世界各國隔絕起來，盡可能減少一切經濟和精神上的往來，害怕外來的高級意識形態進入各封閉體後發生瓦解作用。 結果，這樣的國家將越來越專製、野蠻、落後、愚昧。

我隻是粗糙地勾畫了中國社會未來發展的輪廓，你也許會以為描寫得太可怕了，其實事情就是這樣。隻要鄧小平、實際上是總理的一整套世界觀、路線、政策被攻擊詆毀下去，而按文革中出現的一大批打著“新生事物”(實際上早在人類很久前的過時經濟形態中可以找到其痕跡)幌子的口號、樣版搞下去，勢必至於把中國搞成這樣的怪樣子，這是不以人 的意誌為轉移的。如果你相信並掌握了一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和理論，用它仔細考察中國的曆史發展和現狀，就必然得出類似的結論。並且會建立一種堅定的信仰，使你無論在什麽時候、什麽情況下，堅持這種信仰。

確實，一想到中國未來的可怖圖象，我的心情無限灰暗，常獨自在廣場上盲目地散步、思考，半夜醒來仍是不斷思考、難過，家中人又不理解我，隻有對著總理像暗暗垂淚。好幾次睡夢中聽到總理逝世消息，哭醒過來，淚已濕枕。但難過有什麽用，得分析一下為什麽總理路線這樣難以貫徹，竟這樣悲慘失敗。

我回想起馬恩選集中《德國農民戰爭》一文中，曾談到過這樣的情況，曆史上有過這樣一些先進的革命家，他們有著先進的政治理想，但當他們介入現實政治鬥爭時，往往陷入極大的矛盾中：現實政治鬥爭的利益與他們的政治理想是對立的。如果他們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就要損害現實鬥爭的利益。如果他們堅持現實鬥爭的利益，就要犧牲自己的理想。該文描繪了德國中世紀農民運動的狀況。當時，農民處在封建宗法經濟中，他們渴望脫離封建束縛，獲得私有土地，成為一群群小私有者。一個大概名叫閔采爾的革命家加入了這場鬥爭，他的理想是建立平等的社會主義社會，這與當時農民戰爭的利益是有衝突的。閔采爾就陷入這種矛盾中，無法自拔。

隻有馬克思主義者才能從這種矛盾中解脫出來，因為他們了解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能夠在既不損害現實鬥爭的利益情況下堅持先進的理想。

馬克思在19世紀40年代初就接受了共產主義世界觀，他堅持這個理想奮鬥了一生。但是在他剛走上政治鬥爭的道路時，他絕不是以共產主義者的麵目出現的。這尤其表現在他年青時任《萊茵報》編輯的時代。當時整個德國還處在封建專製製度下，全國還分裂成幾十個小邦，國家處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前夜，資產階級還處在革命的上升時期。馬克思所工作的報紙，剛好是萊茵省城科倫市的資產階級激進派的機關報，馬克思是完全是以一個資產階級激進派的麵貌登上政治舞台的，他為資產階級的發展而鬥爭著，同時沒有放棄自己的理想，教導無產階級懂得自己未來的階級使命。恩格斯在1849年甚至親身參加了德國的護法運動的武裝鬥爭，為當時在德國實行資產階級憲法而奮勇作戰，但曆史決不會稱他們是資產階級革命家。?1851年9月15日，在共產主義同盟中央委員會內部發生了嚴重的分裂，俞利希—沙佩爾冒險集團指責馬克思右傾，不積極投入當時的無產階級武裝鬥爭，來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對這種極“左”派的汙蔑，馬克思作了堅決的鬥爭，指出自己為了無產階級的利益，作出的犧牲不會比任何人少。但依據當時的曆史條件，社會主義革命還不可能勝利，無產階級還應該幫助資產階級推翻封建專製製度，爭得言論、結社、出版、集會的自由，再通過這些自由，教育訓練無產階級，以便日後與資產階級決戰取得政權。

曆史表明，馬克思正確地處理了遠大的政治理想與當前運動利益的關係。俞利希—沙佩爾集團最後徹底失敗了。曆史表明，馬克思才是真正捍衛無產階級利益的革命家。

19世紀末，在關於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方式問題的爭論中，列寧根據馬克思主義原理，和俄國社會環境的正確分析，認為當時俄國需要大力發展資本主義，農村村社必須要經過瓦解後來一個資本主義性質的發展，再能為社會主義革命創造物質條件。但頭上戴著“社會主義者”帽子的民粹主義者們瘋狂攻擊列寧，說他是資本主義的辯護士，攻擊列寧用心險惡、道德冷酷，硬要俄國村社農民從美好的田園詩般的村社中跌落到殘酷無情的資本主義剝削的陷坑中慘遭破產、貧窮的禍害。他們徒然地妄圖製止村社的瓦解，擋住曆史的車輪，在這種作為封建專製的沙皇政權的基礎的村社裏搞社會主義。曆史已證實了列寧預見的正確性，證明了列寧維護了當時俄國社會發展的真正利益，同時也真正堅持了未來的社會主義理想。曆史同樣證實了俄國民粹派以極“左”派麵目出現，口著上掛著“社會主義”招牌，實質上是真正的右派，反動派，他們力圖阻止當時俄國從封建製度向資本主義製度發展的曆史車輪的前進，把社會倒退到封建製度去。當他們用無產階級的乞食袋當旗幟招搖時，頭腦清醒的人們會看到他們臀部上的封建主義紋章，便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是否中國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呢?我堅信周總理是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終身為了中國人民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英勇奮鬥了一生，全心全意地堅持了社會主義的理想。但同時他又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原理正確地分析了中國的現實曆史環境，深切地意識到中國是一個經濟形態十分落後的國家。列寧談到勝利後的俄國經濟狀況時曾說過，俄國人民與其說是苦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還不如說是苦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不足。那麽，對中國來說，就更是如此了。一部一百多萬字的巨著《資本論》，反反複複所說的無非是證明人類社會各個經濟形態的依次發展交替，是一種不以人們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發生的曆史過程，各個經濟形態不可能被超越、跳過，至多隻能縮短、減少痛苦；而且隻有在認識到各經濟形態轉化規律才能縮短、跳過。

總理所麵對的是這樣一個國家，在這個國家的廣大農村地區，還基本上處在前資本主義的經濟形態，經過土地改革後，農村是一個小私有製的汪洋大海，經合作化後，農民走上了合作化道路，雖然經過公社化，但回到生產隊核算製後，基本上仍回複到高級社規模。依據生產力狀況的性質，生產關係還不能變革，而且要在生產關係各個方麵的適度限製下，充分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事實上也就是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某些規律起作用，推動生產力的發展，為真正的社會主義變革創造物質條件。在城市地區，雖然小生產者已占很小地位，但大多數工廠企業規模狹小，整個工業生產離生產的高度社會化還遙遠得很，這意味著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還很薄弱。因而，象在農村中一樣，也要借助上層建築的力量，使工業生產關係的各個方麵在適當的限製下，充分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要經曆許多形式上類似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演進過程，達到高度的生產集中，最細小的分工。而且要在上層建築的幫助下，使這種演進過程盡量縮短時間、減少痛苦。周總理、鄧小平正是這樣想和這樣做的。

於是，一些極“左”派跳了出來，打著“社會主義”的牌，氣勢洶洶地進行汙蔑攻擊，什麽“修正主義”啊，“黨內資產階級”啊，為什麽“搞資本主義複辟”啊，什麽“保守派”啊……不一而足。其實聽其言，觀其行，用馬克思主義原理為武器剖析他們的本質，結果發現他們才是真正的極右派，他們力圖阻擋社會經濟形成正常的曆史發展，把社會向反方向扭轉過去，拉回到舊製度去，把已經發展的生產力硬塞進過時的經濟關係的框子裏去。他們吹捧秦始皇，吹捧法家。自比為法家，這一點到比對了，他們確實是法家、不折不扣的法家。但法家是封建地主階級的意識形態，僅僅在二千年前對中國曆史才有進步作用，但隨著封建社會的毀滅對當前社會早已失去一絲一毫的進步意義了。拾起曆史上那麽陳舊、腐朽的帽子往自己頭上套，還絲毫沒有一點自慚形穢的樣子，實在是曆史上少見的醜聞。至於還給自己臉譜上塗上幾筆馬克思主義的油彩，那就更滑稽可笑、可憎可惡了。他們攻擊總理是“黨內的儒”，這是最無恥的汙蔑，隻有世界上最無恥的政治無賴才會相信總理與“儒家”之間有絲毫聯係，會相信總理與宋江有什麽聯係。他們政治品質的墮落已到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了。

中國目前是處在解放以來最黑暗的時候，不知道何時會有盡頭。曆史看來在倒退，但總會前進的。我既然不能在天安門廣場流血，那麽就做一個曆史見證人、旁觀者，待有機會時，把我們一代人的經曆和思想記述下來，留給我們的後代，使我們的後代在回憶我們的生活時，珍惜他們的生活，並啟發他們更好地生活吧!

王申酉(1976年11月18日至23日)

關於今年9月7日給吳順娣信的補充交代

1976.11.27

△主席在九屆一中全會上批判劉少奇路線“無非是搞什麽物質刺激，利潤掛帥，不提倡無產階級政治，搞什麽獎金，等等。”以後就取消物質刺激、獎金製度，各企業也不抓利潤，今後生產力怎麽能提高呢?

中國的經濟關係還很落後，是在前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基礎上發展的，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某些規律，如價值規律等還要起作用，表現出來的形式就是物質刺激、利潤和獎金。主席在三年國家經濟困難後還說過價值規律的作用問題，怎麽現在又要取消了。

列寧、斯大林在革命勝利後，麵對的蘇聯經濟形態至少比解放後的中國好些，也認識到蘇聯人民的困難與其說來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還不如說苦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不足，因而在蘇聯經濟建設中采取不少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的政策。列寧就強調要在工人中實行獎金製度、物質鼓勵製度，工作任務完成得出色的工人頒發可以領取特別物質鼓勵的證明書，斯大林搞了個斯達漢諾夫運動，更把物質刺激製度推向了高一步，結果大大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至於對專家、教授搞高薪製度，就不必提了。列寧曾提出，先進社會製度要戰勝落後的社會製度，歸根結蒂是因為前者的生產率比後者高。表現在形式上，衡量企業生產率高低最重要的標誌是利潤高低。因此，列寧、斯大林是非常重視利潤問題的。隻有利潤的迅速增長，才能迅速增加社會主義積累和擴大再生產。

△前二年人民日報上介紹了遼寧省沈陽市的報導，說沈陽正在努力發展郊區的農業生產，正在逐步做到大城市糧、副食品等農產品全部自給，爭取大城市不吃國家商品糧。這顯然是毛遠新根據主席的意思搞的。這與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生產和消費越來越向高度社會化發展的方向背道而馳的，會造成各大城市政治、經濟上的獨立王國，對政治上的統一和經濟上的發展都不利。

就拿美國為例，它是由經濟上的有機統一才能造成政治上的自然統一 的。它的生產和消費已大規模地形成了全國性的市場。例如，汽車城市底特律生產的汽車滿足了一大半全國和出口的需要，它隻有與全國各地保持統一，才能獲得原料和銷售市場。加利福尼亞州則滿足了全國水果和蔬菜的40%以上的需要，它同樣需要全國，就像全國需要它一樣。關於這一類生產和消費的集中及其集中發展的趨勢，可以找到大量的具體例子，在交通運輸、財政金融、商業貿易等等各個方麵也同樣迅速，發展著這種趨勢。而 所有這一切，就造成了全國經濟上的有機統一關係，就如一個人體，你不能說眼睛重要還是腿重要，是心髒重要還是腸重要，隻有各種器官、組織的一致運動，才能使人體的新陳代謝正常地維持下去。

像美國這一類生產、交換和消費和社會化的曆史趨勢，從馬克思主義觀點看來，毫無疑問是符合社會的發展規律的進步現象，因為它為社會主義革命奠定著物質基礎，這種社會化程度愈高，未來的社會主義物質基礎就愈緊實。而反過來，使生產和交換、消費的規模愈來愈小，愈來愈向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形態發展，同時使商品和貨幣經濟愈來愈退化，那麽不論這種經濟打著何種招牌，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觀察和判斷，它總是在倒退，總是在背離社會主義，是與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絕無絲毫共同之處的，而且剛好是對立的。

從政治角度看，像美國這種經濟形態的國家，由於經濟上已高度的統一和集中，全國形成了一個無法割裂的有機統一點，決定了政治上的高度集中統一。聯邦製等地方自治製度絕沒有造成政治上的割據、分裂問題。我們從未聽說過美國國內有過這類問題鬧大。相反，對於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的國家裏，經濟上的分裂割離狀態決定了政治上的分離、鬆懈狀態，不論中央 政權怎樣利用最強大的國家機器來維持中央集權，采用地方行政長官由中央任命等等措施，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總是不以人們意誌為轉移存在著，有時發展到對立、內戰、軍閥割據的地步，地方始終存在著搞獨立王國的傾向問題。總之，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大城市搞自給自足這類辦法，無疑是逆時代潮流而動的倒退行為，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毫無進步作用。

△主席在九大上提出選舉不過是形式而已。看來今後中國連這個形式也將取消。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社會經濟形態的標誌之一還表現在農村人口的不斷減少，城市人口的不斷增長上麵，等到最後廣大農業也用工業方式經營，農村居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就與城市居民完全一致了，城鄉差別也就消失了。但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發展趨勢看，中國在這方麵的問題存在很大。西歐國家的農業人口減少得較快，一般減少了三分之一以上，東歐減少了四分之一以上，但中國的農業人口沒有減少，反而在絕對增加和相對(於城市人口)增加。而在1950—1970年間，世界上不少國家人口在急劇減少(我舉了美、蘇、日、法等幾個國家的數字，現在忘了)。就是經濟非常落後的印度，也減少了2%，從83%減到81%。而中國農業人口始終保持在80—85%左右。

△我在信中還列舉了一些國家的土地集中趨勢，提到美國的農場數目從1950年的900萬減少到1970年600萬，並繼續在減少，而經營的規模在不斷擴大的情況，還可能提到法國、日本、西德的情況。最後提到蘇聯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經營形式逐步趨於統一，由於規模並不有顯著增大，故農業發展也不快。至於中國，公社和生產隊數目未變，而且由於生產力發展慢，也不能變。

△關於利潤問題，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裏，各生產部門的利潤水平通過價值規律、自由競爭的規律，自發地趨於一致，使各生產部門的利潤率趨於一致。這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闡述的闡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規律之一。在蘇聯一類計劃經濟國家裏，邊通過對不同企業、不同部門的商品的批發價進行調整，使各部門由於勞動生產率的不同提高水平而形成的不同利潤水平趨於平衡。總而言之，這些國家都使利潤成為為推動生產率提高的主要杠杆。在中國，由於文革後利潤已失去這種作用，造成生產力提高很慢，甚至造成不少企業大量虧損，不同部門的利潤水平差距愈來愈大。表現在農業上麵 ，既然農業生產率很低，國家也不相應調整價格，使工農產品的剪刀差越來越大。在美國，國家通過農產品的生產補貼和出口補貼等措施來防止農業過於衰退，在蘇聯，農業也不好，但國家通過降低工業品價格和不斷提高農產品收購價多少減少了剪刀差，對農業生產率有刺激作用。

總之，如果不充分發揮利潤的作用，中國在文革中形成的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的狀態，永遠不可能改變。由於不斷批判“利潤掛帥”的口號，事實上沒人敢抓、敢提利潤了。

王申酉1976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