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真相可沒中國課本上說的那麽簡單。大清本土鴉片 如何“卷死”進口貨的？

大清本土鴉片 如何“卷死”進口貨的？

發布：2025年12月04日 21:11來源：循跡曉講

 

讀過中學曆史課本的朋友都知道，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是1840年的鴉片戰爭，然後英國人就開始瘋狂往中國出口鴉片，毒害中國人。自此中國就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不過，曆史真相可沒課本上說的那麽簡單。

事實上，鴉片戰爭前，大清的很多農民就已經開始種罌粟。等到鴉片戰爭以後，從民間到官方都開始主動開始把鴉片本土化，產業化。到後來不但國產貨完全擠占了進口貨的市場，甚至衝出國門走向世界。當然，從厲行禁煙到完全放任鴉片，後果給了國人身體和心理上非常沉重的打擊，甚至影響了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曆史。那大清是如何從禁煙到自產自銷鴉片的？鴉片又是如何影響中國曆史進程的？

說起來，人類種罌粟的曆史非常早，大概公元前3400年，就是中國傳說裏共工治水的年代，兩河流域的蘇美爾人就在美索不達米亞種罌粟。隨著文明的傳播，西到地中海，東到古印度，都有罌粟的影子。到了中國唐朝時期，阿拉伯人通過商路把鴉片傳了過來。當時，唐朝人管鴉片叫“阿芙蓉膏”，一般來說，唐朝人拿鴉片當鎮痛安神的藥來用。打這起一直到明朝中期之前，鴉片在中國就沒斷過，比如明朝的萬曆皇帝，這位爺就把鴉片叫“福壽膏”，和煉好的丹藥一塊兒用。

不過，這時候罌粟還沒有被大規模種植，產量非常有限，物以稀為貴，當時也隻有萬曆這種級別的才能“享受”。所以，中國社會沒有出現大規模吸食鴉片的現象。根據葡萄牙人的檔案統計，16世紀末從印度銷往中國的鴉片每年不超過二十噸。不過，後來葡萄牙人把印度的鴉片和美洲的煙草一結合，弄成了讓人上癮的新玩意兒。從此之後一直到清朝康熙年間，這種新形式的鴉片讓越來越多的人沉迷上癮，隻要上了癮就停不下來，哪怕是傾家蕩產也得吸上一口。

早在雍正七年，也就是1729年，當時的福建巡撫就在奏折裏說，民間吸煙風氣日盛。這裏的“吸煙”就是吸食鴉片。雍正那時對官民道德要求極高，眼裏揉不得一點沙子，眼看著吸鴉片能讓上癮，傷風敗俗，那還能忍，就給統統禁掉。從目的上來說，中國最早的鴉片禁令，就是皇帝拿來整飭風俗用的。當然了，這時候的鴉片禁令屬於大清內部矛盾，遠沒有到跟洋人翻臉鬧掰的程度。

不過，到了乾隆年間的1757年，英國在普拉西戰役之後控製了印度和孟加拉。從此以後，英國人的東印度公司在這裏大量種植鴉片，年產量迅速攀升到數千噸，這些鴉片絕大多數通過走私等手段進入大清。鴉片迅速侵蝕了大清的官場與軍隊。當時就有官員上奏折說：咱八旗，綠營兵抽上這玩意兒，打仗都打不動了，地方官員抽鴉片更是蔚為成風。凡此種種，讓乾隆龍顏大怒，親批“此毒若不去，官將不能理事，兵將不能禦敵”，並三令五申嚴格禁煙。當然，鴉片屢禁不止，除了讓人上癮之外。還有就是那些走私窩點全在海外，根本不在大清自己地盤上，所以，官府拿它一點沒轍。所以禁煙紅頭文件下來了，人抓了一批又一批，但還是管不住鴉片泛濫。

 

◇ 圖為反映鴉片戰爭的插畫

到了嘉慶五年，朝廷開始全方位係統地製定了針對所有人的禁煙令，賣鴉片的一經發現一律絞死，吸鴉片的無論官民，隻要發現要被打一百棍子然後充軍。朝廷禁令不可謂不嚴，但是鴉片滲入骨髓之下，大清又官官相護，朝廷的禁令跟擦屁股紙一樣。其實，早在1820年代，大清國內就已經開始大範圍種罌粟了，隻不過這時候種的鴉片遠遠滿足不了國內市場需求罷了。所以說，就算朝廷三令五申要禁煙，底下人也是搞陽奉陰違那一套。

這時候，鴉片不僅讓大清從上到下都上癮墮落，還造成了大量的白銀外流。到了道光朝前期，大清國庫就因為鴉片已經收不上多少銀子了。有人統計過，1823到1831年，大清官民光買鴉片的錢就花了1800萬兩白銀，鴉片戰爭前更是有3000萬兩白銀花在了鴉片上。要知道當時大清的年財政收入也就4000萬兩白銀左右。眼瞅著人們種罌粟吸鴉片已經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朝廷內部對鴉片問題也吵得不可開交。當時主要分為兩派，一派是弛禁派，代表人物就是太常寺卿許乃濟。這位在道光十六年，也就是1836年，給道光帝上了一個折子，提出：與其讓洋人賺了這筆錢，索性徹底放開，讓咱大清百姓都種罌粟，咱大清人多地廣，早晚把洋人的鴉片整倒閉。當時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和直隸總督琦善都直呼：許大人簡直是我大清棟梁之材。

 

◇ 圖為林則徐畫像

另一派是嚴禁派，代表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林則徐。就在許大人提出開放種罌粟這事兒沒兩年。1838年，林則徐就上了那份著名的《禁煙奏折》，說再這麽放任下去，“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道光帝一聽深受震動，沒兵，靠誰來保衛朕的江山？沒錢，誰還給朕賣命？要是再不禁了鴉片，恐怕這大清江山就毀在朕的手裏。於是，他決心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赴廣州禁煙，這就有了虎門銷煙和鴉片戰爭。從這就能看出來，直到鴉片戰爭，鴉片確確實實嚴重威脅大清的統治，在相當一段長時間裏，“禁煙”也是大清的主旋律。

 

◇ 圖為虎門銷煙場景複原圖

鴉片戰爭的後果，大清簽了《南京條約》。這時候大清在表麵上還是堅持執行禁煙政策，道光帝還連續頒布《禁煙上諭》，設立煙務查禁官。從表麵上看，過去的禁煙國策依然在堅持。但問題是，和英國人簽的《南京條約》，白紙黑字寫明了，“準夷商輸入貨物，繳稅後自便，不得掣阻。”也就是說，洋商進口中國的貨隻要繳了稅，大清就不能隨便查扣了。

當時進口中國最賺錢的貨可就是鴉片，既然不能隨便查扣，洋人這些貨裏有沒有夾帶這些鴉片就不好說了。如此一來，鴉片就更大規模地蔓延開來。此時的林則徐對鴉片的態度和過去可以說是判若兩人了，道光二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847年，林則徐跟友人的書信往來中談到鴉片問題，說“鄙意亦以內地栽種罌粟於事無妨”。而他的理由也很直白，既然橫豎都禁不掉，不如鼓勵百姓擴大種植罌粟規模，把洋人的鴉片擠兌走，這樣白銀就不外流，百姓也能有收入提高，可謂是一舉多得。隻不過，這時候的民間種植生產的鴉片比過去已經多了不少，但還沒辦法跟洋人的進口鴉片抗衡。

 

◇ 圖為太平天國主要活動範圍

等到了鹹豐年間，太平天國占據南京截斷漕運，朝廷收入銳減。為了鎮壓太平軍朝廷還得開大量軍餉，這一來一回弄的是財政捉襟見肘，趨於崩潰。這時候任何能收上稅的東西都是好的。當時朝廷的八旗綠營已經全廢了，戰鬥力還不如土匪。眼瞅著江山要被洪秀全掀翻，無奈之下，朝廷隻能讓地方上的官員自己想辦法搞團練武裝。而這當中花的錢，就得靠地方自籌。

如此一來，想不從鴉片上征稅都難。比如辦湘軍的曾國藩就在奏折裏說了，“煙雖害民，而禁無濟，若征厘以濟師用，可權宜行之。”我也知道鴉片不好，但朝廷禁了這麽多年也沒啥效果，那還不如對鴉片征稅，以此作為當下的權宜之計。曾國藩也很清楚這麽做不是長久之計，奏折最後還特地加了個補充，說“此法萬不可久行”。但眼下火燒眉毛，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而大清朝廷隻能依仗曾國藩和他的軍隊，也就默許了這個建議。

 

◇ 圖為曾國藩

於是，曾國藩立刻行動起來，湖南江西地方每斤鴉片收一到二錢白銀，另設“煙館牌照費”：那意思就是誰要開大煙館，誰就交錢領營業執照。當時的湖南巡撫駱秉章在奏折裏說，湖南的鴉片稅金，也就是煙厘，每年至少有二十萬兩白銀，都拿來給湘軍做軍餉了。後世一些曆史學者們通過整理文獻和數據，得出結論當年湘軍軍餉有三分之一都是靠鴉片稅。也就是說，要沒有這鴉片稅，說不定這太平天國還能多挺幾年。

當然，有了曾國藩為榜樣，其他的地方大員也是有樣學樣。比如李鴻章就青出於藍，李大人建立了一套完善的鴉片財政製度。根據《李鴻章全集·奏稿》《江南通誌》、以及海關檔案記載，當時的進口鴉片要經過江南、上海這些地方，這可都是李大人淮軍的地盤。進口貨都是按“箱”計稅；每箱鴉片六十公斤左右，稅就占了三十到五十兩；地方上的分銷商在賣的時候，還要繳每斤一至二錢的“煙捐”。這麽幾種措施搞下去，鴉片在李鴻章這裏就成了搖錢樹。有人算過江南鴉片貿易的帳，光上海的“煙厘”收入就超白銀三百萬兩。這裏麵相當一部分被李鴻章留下當淮軍軍餉。李大人還嫌不夠，在江南設立“煙票局”，發放帶印票據。每張煙票代表合法繳稅的鴉片若幹斤。煙票可轉賣、流通，甚至被人當短期貨幣用。

 

◇ 圖為李鴻章

朝廷的封疆大吏這麽幹，就相當於把鴉片財政從臨時的灰色收入，變成了準正式財政金融體係。其他地方大員也紛紛效仿，比如左宗棠西征的時候，除了向洋人借款，還每年收數十萬兩的煙厘銀養活軍隊，再比如廣東的丁日昌把這煙厘銀用在了海防建設上。

同樣在鹹同年間，大清的鴉片業也完成了從進口到自產的轉型。19世紀四五十年代，當時雲南這地方氣候土壤很適合種罌粟，一批罌粟種子就通過孟加拉和仰光進入滇西的騰衝大理，所以雲南也就有了一批罌粟種植戶。當時，還有英國商人在離雲南不遠的緬甸邊境開“洋煙作坊”，不僅教當地人種罌粟，還教他們怎麽製作鴉片。對雲貴這些地方的老百姓來說，能耕種的土地有限，糧食產量很低，普通老百姓平時就在死亡線上掙紮。往後大清為了鎮壓長毛不斷加稅，要是光種糧食老百姓就得活活餓死，而種一畝罌粟的收入相當於三畝糧食。要是你還會加工手藝，把做出來的鴉片賣出去，這比米糧賺的多多了。於是，在生存的壓力下，當地老百姓開始大規模種植罌粟。到了19世紀60年代後，這罌粟就種遍了全國，北到蒙古，山西，西到甘肅，南到福建廣東。大量土地被拿來種罌粟，像雲貴川地區，這種罌粟甚至成了一些農民的主業。

 

◇ 圖為1866-1894年，中國罌粟產量及耕種麵積的估計

當然，相比於進口鴉片，雲貴的土煙價格便宜，有著無可比擬的競爭優勢。根據當時記載，印度煙，也就是進口鴉片，每斤大概五錢銀子，而雲貴地區的土煙每斤最多兩三錢銀子。前麵講了，剛開始這土煙的質量不能和進口的比，雜質多，氣味衝，但架不住底層平民買不起印度進口煙。於是，土煙就有了剛需，產量也就源源不斷地增加。而且當地人很有上進心，想方設法學習從印度那裏先進的鴉片技術，這麽一來，雲貴的土煙質量穩步提升。

到了光緒初年，滇黔土煙的品質已經接近了印度產品，廣州漢口這些大城市的癮君子已經都能接受國產鴉片，它的價格還是一如既往的便宜，那麽如此物優價廉的產品不把外國鴉片擠出去簡直沒有天理了。

 

◇ 圖為1905-1906年，中國各地區鴉片產量

1869年，英國人就寫報告說：“本地鴉片正迅速取代印度鴉片通行西部各省”。當時，英國人甚至想用降價促銷保住自己的市場份額，但算下來，成本太高，沒啥利潤，最後隻好放棄。19世紀六十年代初，印度輸入到大清的鴉片量在四萬箱，幾乎壟斷國內的鴉片市場，到了1890年，就降到了一萬五千箱。到了1900年，就隻剩五千箱，已經可以忽略不計了。僅用三十多年，大清的自產鴉片就已經把外國鴉片擠走了。當時的很多富戶發家的第一桶金都是靠種罌粟搞鴉片賺來的，比如陳忠實有本《白鹿原》的小說，書裏的主人公白嘉軒，就是靠種罌粟發的家。

當然了，國產鴉片蒸蒸日上的同時，大清也徹底淪為了鴉片的國度。因為，從1894年開始往後不到十年，大清先在甲午戰爭中敗於日本，又在庚子國變中得罪了幾乎所有列強，要背負巨額賠款，加上往後大清要修鐵路練新軍，這都需要比過去更多的銀子。這時候的大清財政要是離了鴉片，就得立馬崩潰。比如雲南每年鴉片稅收約三百萬兩，占了全省財政百分之四十；四川大約五百萬兩；貴州雖貧，但煙稅仍占總收入一半。地方上靠鴉片續命，朝廷也沒好到哪裏去。

 

◇ 圖為1879-1906年，鴉片生產及消費（單位：關擔）

1880年代，大清又到了風雨飄搖的多事之秋，一方麵北洋水師的鐵甲艦一艘艘服役，那都是要真金白銀砸進去的，另一方麵北方旱災，黃河決口，救災要的銀子簡直是無底洞。這時候，朝廷能指望的就隻有鴉片了。1882年，直隸總督李鴻章在奏折裏說，“歲征煙厘銀三十餘萬兩，留作北洋船政之用。”這是把直隸的鴉片稅直接扣留養海軍了。1890年的天津海關年報也說，天津煙稅是海軍經費的重要部分。除此之外，朝廷每年還要給北洋水師很多補貼，這些補貼相當一部分來自各省鴉片稅。當時北洋水師每年的開銷，包括買船造船訓練和軍餉，在四百萬兩左右，其中至少有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來自鴉片稅或煙捐轉匯。換句話說，北洋水師的軍艦中有一部分就是拿“鴉片錢造的”。

而救災的錢更是指望鴉片。光緒十年黃河發大水，急需賑災，可是國庫存銀隻有三十萬兩，無論如何都不夠，那麽大清從地方到中央，又一次把眼光放在了鴉片之上。當時的河南巡撫張樹聲上奏“可暫征煙厘以賑災”，意思很簡單，別人能收的河南也要收，皇帝一看，準了。於是河南、山東兩省臨時征收“煙厘銀”，每斤鴉片加稅一錢。據《籌賑檔》記載，這項特別煙稅一年征得銀約一百二十萬兩，幾乎占全部治河費用的三分之一。那麽大災之後黃河河堤重建也得日常維護，光維護一年就得六十萬兩白銀，其中三分之一來自煙捐。到了1905年的時候，大清朝廷總收入是八千萬兩銀子，英國人控製的海關收入兩千萬兩居於首位，而各種鴉片稅收則是一千萬兩，穩居第二。這麽看如果沒有鴉片的稅收，大清當時所謂的同光中興也好，洋務運動也罷，甚至最基本的賑災都無法完成。可以說，大清王朝就全靠鴉片給續命了。

 

◇ 圖為在罌粟田中忙碌的農民

當然，大清的鴉片不僅自產自吸，還衝出了國門走向世界。1879年，英國駐緬甸領事就報告，雲南過來的鴉片雖然質量不行但便宜，深受當地窮人的喜愛。到後來，隨著滇越鐵路通車，大清鴉片出口規模進一步擴大。20世紀初的時候，大清一年產出鴉片三萬噸，其中有四千到五千噸出口。光看出口這數就已經是當年英國往大清輸入鴉片最多時候的兩倍了。可以說，當時的大清已經是世界第一，遙遙領先的鴉片出口國。

 

◇ 圖為晚清時期，一對吸食鴉片的男女

作為全球鴉片業的老大哥，又是人口大國，當時大清全國大概兩千萬人抽大煙，差不多每三四個成年男子就有一人吸。衙門裏，碼頭上，兵營裏到處是煙霧繚繞的景象，甚至大清裝備最先進的各鎮新軍中，鴉片也是屢禁不止。不過，當時上層官僚覺得鴉片挺好。不僅能給身體帶來愉悅，給朝廷帶來稅收，有些人認為這東西能讓貧苦百姓勞累一天後安然入睡，緩解精神和身體上的痛苦，化解社會矛盾。在文人這兒，不少人認為吸鴉片是雅事，他們把“煙榻”“煙槍”“煙燈”當作藝術陳設，稱之為“香煙閑情”“紫煙小集”“煙中趣”。至於普通老百姓，他們也知道鴉片上癮的後果，民間流傳大量俗語，比如“煙錢吃盡家中銀”，“煙不離口，命不離鬼。”等等，但是一般人也就把它當作個人命運的問題，誰要是染上鴉片，那隻能說是活該倒黴。

 

◇ 圖為宣統元年的土藥執照

而真正從國民性的角度對鴉片全盤否定的，還是甲午戰爭以後興起的一群新式知識分子，比如康有為，梁啟超，嚴複等人。1899年，梁啟超就在《論中國積弱由何而來》中說，“煙毒者，亡國之根，壞種之源。”嚴複則是從政治體製和國民性的角度說起，所謂“民智不啟，煙瘴滿國，談自由者猶夢中耳。”這也是中國人第一次將鴉片與國民性、民族存亡、現代化障礙聯係起來，當然這些人在當時本身就是所謂的“亂臣賊子”，所以他們的話在當時遠遠稱不上是“振聾發聵”。

 

◇ 圖為英國前首相格萊斯頓，在他擔任首相時期，英國成立“皇家鴉片委員會”

真讓大清對鴉片態度轉變的，反而是英國政府和美國傳教士。按理說鴉片最早就是洋人給弄過來的，他們憑啥對大清的鴉片指手畫腳？說起來，原因也很好理解。洋人也不是鐵板一塊。19世紀下半葉，英國社會上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鴉片運動，維多利亞時代的繁榮之下，英國社會進入了一個道德覺醒期，主張社會改革的活動家和宗教人士主張“清潔的帝國”，“人道的統治”。議會內部也出現了“自由主義良心派”。當時，就有不少人在報紙上和議會裏大聲疾呼，“咱們一方麵宣稱文明與基督之國，另一方麵靠毒品維持殖民財政。”這些人按照現在很多人的標準應該是妥妥的英奸，但是這群“英奸”確實推動議會立法。

到了1893年，英國議會成立了“皇家鴉片委員會”專門調查鴉片問題，這意味著英國的道德立場第一次在外交上讓步。當然了，這並不是說他們同情中國，更不意味著沒有算經濟賬。但英國人這麽幹，最主要的動機還是完成大英帝國的自我淨化。

跟英國這些人比，美國傳教士對禁止鴉片是更加堅決，這些人本來就是清教徒出身，根兒上就反對過度縱欲享樂，像鴉片這樣掏空身體的東西當然應該堅決廢止。而當時的美國又是世界各強國中的後起之秀，這些高舉的道德大旗的傳教士們，就成了美國發出聲音占領國際輿論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說，傳教士的聲音也在很大程度代表了美國政府的態度。

 

◇ 圖為晚清在罌粟田中忙碌的農民

當時英美兩國有很多傳教士在中國建醫院，收治病人，能獲得第一手鴉片泛濫的情況資料。這些人認為，如果再任憑鴉片這麽禍禍下去，那這片土地就跟自己倡導的道德觀格格不入。而且，大清出口的鴉片遲早有一天要把世界都給禍禍了。可以說，大清的鴉片已經成了世界醜聞。所以，在英國改良派和美國傳教士的呼籲下，英美兩國政府對清政府施壓，希望禁絕鴉片。甚至許諾說，如果大清照做，那《辛醜條約》的賠款可以酌情減免。

這對清廷來說誘惑是相當大，1906年，慈禧老佛爺頒布了《十年禁煙詔》，並設“各省禁煙總局”，要求分階段禁止鴉片，在十年內徹底禁絕。當然，大清自有國情在此，想要十年禁絕鴉片還是太樂觀。但在世界上，朝廷可是公開拍胸脯保證了，況且還有洋人監督，大清對過去束手無策的鴉片忽然就有了辦法。

 

◇ 圖為1909年，在上海匯中飯店舉行的“萬國禁煙會”代表合影

1908年，大清海關司長，英國人赫德就說，兩年間罌粟種植麵積減少了三分之一。不過，英美兩國覺得進度還是太慢，打算和清政府聯手鏟除鴉片。1909年2月，英美法德日等國和清政府在上海開會，討論國際禁絕鴉片的問題，這也是世界各國合作禁毒的國際會議，這次會議的各種章程和結論，也被視為國際禁毒合作的開端。

隻不過，到了這時候，大清已經積重難返，禁鴉片的大業還沒弄完，就完蛋了。之後，中國軍閥混戰，各個大帥都要錢養軍隊，怎麽辦？鴉片這個來錢快的東西就又死灰複燃了。這樣的情形一直持續了幾十年。很多人提到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人，總會想到一個詞叫“東亞病夫”，這樣的“病”，有相當大一部分是鴉片之病。

 

◇ 圖為閻錫山《為禁毒禁煙事告諭人民文，告民眾書》

說起來，鴉片的病最早的確是洋人帶進來的，但卻是大清自己給弄到了無可收拾的地步。大清滅亡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裏，鴉片遺毒還在影響國人的心理，進而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曆史。今天看大清和鴉片的孽緣，會覺得特別諷刺。大清自己被洋人的鴉片害得不輕，後來主動擁抱鴉片之後在短短幾十年做到了遙遙領先，最後得讓洋人出來收拾殘局。這一切的曆史站在當局者的角度，有太多的不得已，往根上說，在他們的算盤裏，有江山、有銀子，就是沒有百姓的命。這樣的朝廷麵對鴉片能做什麽決策，也就不難想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