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幹！”詳解徐勤先拒命判刑和出獄後的全記錄

“我不幹！”詳解徐勤先拒命判刑和出獄後的全記錄

1989年注定是中國曆史上最敏感、最複雜的一頁，而在這一頁的角落裏，有一個名字叫徐勤先，原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38集團軍軍長，少將軍銜。他因為在最關鍵的時刻拒絕執行進京戒嚴的命令，被逮捕、受審，最終成為那個特殊時期裏最刺眼的“抗命者”。

1992年7月20日宣判，判決書隻有薄薄兩頁，卻把一個人後半生釘死：被告人徐勤先犯拒不執行命令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剝奪少將軍銜，開除軍籍，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宣判完，審判長問：“被告人，你是否上訴？”

徐勤先站得筆直：“我服從判決，不上訴。”

2025年的今天，我們終於能用相對平靜的語氣，把當年那場幾乎被塵封的軍事法庭審判，掰開了、揉碎了說一說。

一、38集團軍到底是什麽來頭？

先說清楚徐勤先手裏這張牌有多重。

38集團軍，前身是抗日戰爭時期的晉察冀軍區主力、後來聶榮臻元帥一手帶大的“冀中我軍”，1948年改編為華北野戰軍第3兵團，1949年2月正式定名第38軍。抗美援朝時，38軍打出了“萬歲軍”的金字招牌，彭德懷那句“38軍打得很好，攔住了敵人，活捉了敵人，活捉了美國兵！”至今刻在軍史館的牆上。

到1989年，這支部隊已經成了全軍最精銳的機械化集團軍之一，駐地在河北保定，離北京直線距離不到150公裏，14輛坦克一開動，兩個小時就能衝到天安門廣場。所以在所有進京部隊序列裏，38軍永遠排在“第一梯隊”。

徐勤先1985年接手38軍的時候，全軍上下都說：“這回咱‘萬歲軍’又碰上個硬司令了。”

二、1989年5月，全國軍隊到底在幹什麽？

4月27日：27集團軍、28集團軍已經率先從山西、山西進京，封鎖了長安街兩頭；

5月20日：李鵬宣布北京戒嚴當晚，39集團軍（沈陽軍區）、38集團軍（北京軍區）同時接到預先號令；

5月21日到23日：空15軍、空降兵、武警、坦克一師、衛戍一師、衛戍三師等十幾支部隊分多路進城；

唯一沒動彈的就是38集團軍。

所以徐勤先這一“抗命”，直接把整個戒嚴部署撕開了一個大口子。

三、當時軍委高層到底是什麽態度？

1989年5月17日深夜，楊尚昆（時任中央軍委主席）在一次內部會議上親口說：“38軍是萬歲軍，進京任務非他不可。”

但詭異的是，中央軍委的正式進京戒嚴命令（帶紅頭文件、軍委主席簽字的那種）一直到6月3日才補發。5月18日那天，38軍接到的隻是“北京軍區轉發軍委口頭命令”，連個書麵東西都沒有。

徐勤先後來在法庭上反複強調的正是這一點：“沒有軍委主席簽字的命令，我不能動！”

四、他為什麽敢頂？

因為他知道上麵其實亂成了一鍋粥：

秦基偉（國防部長，老首長）：電話裏說“你自己看著辦”；

遲浩田（總參謀長）：同樣沒給明確指示；

甚至連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後來都私下承認：“那天我們下的命令確實不規範。”

更重要的是，38軍官兵裏很多都是北京籍、天津籍、河北籍戰士，家裏親戚朋友都在廣場上絕食請願。部隊裏已經傳開了：“咱爹媽、兄弟姐妹都在天安門呢，讓咱開坦克碾過去？”

徐勤先在5月18日的軍部會議上說了一句大實話：“我要是簽了字，38軍這輩子就完了，‘萬歲軍’得改名叫‘萬歲不恕’！”

五、事後怎麽收拾他的？

1989年5月19日淩晨：徐勤先被“免職軟禁”；

1989年9月11日：正式逮捕；

1992年5月28日-7月：軍事法庭秘密審判；

判刑4年，剝奪少將軍銜，開除軍籍，政治權利終身。

服刑期間，他在秦城監獄寫了一句話，貼在牢房牆上：

“我不後悔。我要是服從了那道命令，我今天就得天天半夜從夢裏驚醒。”

六、他死後，部隊怎麽看他？

2017年徐勤先去世，38集團軍（已經改編為第82集團軍）內部流傳著一句話：

“老軍長用4年牢飯，換了咱們十幾萬人一輩子心安。”

2023年，有位當年38軍坦克六師的退伍老兵在短視頻裏含著淚說：

“我們到現在開老兵會，都不提六三、六四，隻提一件事，我們軍長當年把我們擋在了北京西郊，沒有讓我們進城。”

寫在最後

徐勤先這輩子最硬氣的一次，就是1989年5月18日上午10點半，在保定38軍軍部會議室裏，把那份沒有軍委紅頭文件的進京命令，往桌子上一扔，說了三個字：

“我不幹。”

這三個字，讓他失去了軍銜、自由、名譽，也讓十幾萬“萬歲軍”的官兵，保住了良心。

曆史不會給他發獎章，但曆史會記住：

在那年夏天，當所有人都在往前衝的時候，有一個人站出來，替他的兵、也替這支軍隊，說了一句遲到的“不”。

其他抗命軍人案例

那年夏天，不止一位將軍說“不”：六四抗命軍人全記錄。徐勤先將軍的“我不幹”已經成了軍史上的傳奇。但你知道嗎？當時中國人民解放軍裏頭，不止他一個人頂著壓力說“不”。從高層將領到基層官兵，好幾支部隊都因為良心、紀律或者現實情況，拒絕執行那道“進京鎮壓”的命令。曆史學家吳仁華在《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裏頭扒拉出一堆細節，說當時至少有3500名軍官和士兵違抗過命令，甚至有部隊成建製地“裝死”。這些故事，像一針針紮在那個時代的心髒上，提醒我們：軍人不是機器，槍口對準誰，得問問良心。

先說說時任國防部長秦基偉。這位老革命家，抗美援朝打過仗，文革時還挨過批鬥。1989年5月17日，鄧小平在中南海開會，拍板要戒嚴。秦基偉當時在場，但散會後他沒急著下達命令，而是打電話給趙紫陽（當時中共總書記），說：“這事兒得等黨批準啊！”結果，趙紫陽那邊磨蹭到淩晨2點半才回電，勉強同意。但秦基偉還是拖著，沒馬上發文。為什麽？據香港媒體挖的內幕，他私下嘀咕：“用軍隊鎮壓老百姓，這不是咱們的作風。”

秦基偉的猶豫，直接讓戒嚴命令晚了好幾天發到基層。要不是他這麽一“卡”，部隊可能早幾天就衝進城了。後來，他也被邊緣化，但沒像徐勤先那樣坐牢。曆史書上說他“有保留”，但老兵們私下都說他救了北京一劫。

再看39集團軍下屬116師師長徐峰。這位師長可機靈了！5月底，部隊從沈陽調來北京，任務是清場。但徐峰一看形勢不對：部隊進城路上被市民堵住，還送水送飯，官兵們一個個動搖。他幹脆“假裝”無線電壞了，不回上級的電報，也不往前推。結果，116師就窩在東郊待命，沒參與任何暴力行動。

據維基和紐約時報的報道，徐峰的師裏頭，好多士兵對學生有同情心。清場當晚，還有400多官兵“失蹤”，其實是脫隊了，不想開槍。徐峰後來被撤職，但沒坐牢。他的故事，證明了基層軍官的“小聰明”也能救命。要是116師衝進去，天安門東側得添多少血案？

別以為隻有將軍頂牛，普通士兵也玩兒命。陳光是當時的一名軍攝（軍事攝影師），隸屬河北西北部的部隊。5月初，部隊調到北京郊區，準備進城。陳光回憶：路上被學生和市民圍住，大家不打不罵，就哭著訴苦、送吃的。部隊卡在那兒好幾天，紀律全亂了，士兵們開始跟老百姓聊天，有人甚至偷偷扔掉子彈。

6月3日晚，陳光的營穿便服摸到人民大會堂，想搶回丟的武器。但一遇阻攔，就撤了。陳光在紀錄片《天安門》裏拍下這些鏡頭：士兵們手足無措，子彈走火但沒傷人。他後來流亡海外，說：“我們不是不想服從，是下不了手。那些孩子，跟我們家娃一樣大。” 類似事兒，在好多部隊都發生過。吳仁華考證，至少22個師裏有士兵違命。

不止這些，還有零零散散的案例：

40集團軍：河北部隊，進京路上被堵，師長下令“原地待命”，沒開一槍。結果部隊被整編6個月，全班長都降職。

武警部隊：北京武警總隊長王大玉，5月下旬拒絕鎮壓，說“命令不合法”。他被撤，但保了命。

後勤部隊：5月17日，上千後勤兵遊行支持學生！他們高喊“人民軍隊愛人民”，直接把高層氣炸。

整體數據：據海外報道，3500多名軍官違抗過命令。有些被槍斃（沒證實），有些被秘密處決。但更多是像徐峰那樣，調崗了事。

這些抗命，讓清場行動從5月20日拖到6月3日。部隊間還互懟：27軍和38軍差點打起來，因為27軍罵38軍“叛徒”。但正因為這些“亂子”，北京的傷亡才沒到天文數字。

36年過去了，這些抗命者大多隱姓埋名。秦基偉2008年去世，徐勤先2021年走人，徐峰他們低調度日。但他們的故事，像野火一樣，在海外檔案、維基頁麵和老兵嘴裏燒著。 為什麽重要？因為它告訴我們：在高壓機器裏，人心不是鐵板一塊。徐勤先們用軍銜和牢飯，擋住了槍口；基層兵們用“壞無線電”和扔子彈，守住了底線。

今天的中國，維穩思維越來越重，但這些往事提醒：軍人天職是保家衛國，不是當屠夫。希望有一天，官方能給他們平反，不是為他們，是為那段沒被遺忘的曆史。畢竟，良心這玩意兒，比任何獎章都硬氣。

1993年9月11日，徐勤先刑滿釋放那天，秦城監獄的大鐵門一開，外麵隻有一輛軍牌桑塔納和兩個穿便裝的幹警在等他。沒有迎接的人，沒有鮮花，連妻子都沒允許來接。

他出來時57歲，頭發已經全白，但腰杆還是筆直的。幹警把一個塑料袋遞給他，裏麵裝著出獄證明、一套便服、200塊錢“路費”和一張去石家莊的火車票。

從那天起，他的生活就三個字：石家莊。

1. 住哪兒？軍隊最偏僻的幹休所

組織上給他安排的地方叫“石家莊高級陸軍學院幹休所”後院，一棟1960年代的老紅磚樓，離市區20多公裏，門口連個牌子都沒有。房子是兩室一廳，70多平米，家具全是80年代的：硬板床、綠色軍被、木頭衣櫃、14寸熊貓電視。

他和老伴（原38軍醫院護士）加上小兒子一家四口，就擠在這兒。鄰居全是些被邊緣化的老幹部，大家心照不宣，誰都不提當年的事。

2. 待遇？正師級，但永遠是“徐勤先同誌”

工資：按正師級幹部發，每個月4000多（90年代算高的）；

醫療：軍級保健，但不能住北京301醫院，隻能去石家莊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

警衛員、專車、秘書？一個都沒有；

最刺痛的是：所有文件、信封、門牌上永遠寫“徐勤先同誌”，再也沒有“將軍”兩個字。

3. 每天的生活：簡單到不能再簡單

早上5點半起床，在幹休所小院子裏打太極拳、壓腿（36年軍人習慣改不了）；

6點半吃早飯：稀飯、鹹菜、茶葉蛋；

上午看報紙（《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看到敏感日期就直接撕掉；

下午2點準時午睡，雷打不動；

下午4點去院子裏散步，碰到老鄰居就點頭，從不聊天；

晚上7點看《新聞聯播》，看到軍隊鏡頭就換台；

9點準時睡覺。

4. 他從不跟人說1989年的事，但有三件事破了例

① 2009年，有個38軍退伍老兵找到幹休所，撲通一聲給他跪下：“軍長，我們來謝您了！”

徐勤先把他死死拽起來，眼睛通紅，隻說了句：“別跪我，跪就跪廣場上那些孩子吧。”

② 2011年，香港記者喬龍冒死混進幹休所，偷偷采訪他。

徐勤先一開始死活不開口，後來記者把一疊當年學生照片放在桌上，他看完沉默了半小時，終於說了一句：

“我要是不說那句‘我不幹’，我今天夜裏睡覺都得驚醒。”

③ 2015年抗戰勝利70周年，中央給所有在世老軍人發紀念章，唯獨沒他的份。

郵遞員把其他老幹部的章送完，尷尬地說：“徐老，您那份……上麵說沒有。”

徐勤先“哦”了一聲，把門輕輕關上，屋裏傳來一聲長長的歎息。

5. 晚年最放不下的，還是38軍

他偷偷攢了點錢，托老部下每年清明給北京木樨地、西單那些犧牲的學生送花，署名永遠是“38軍一個老兵”。

2016年，82集團軍（原38軍）有人托人帶話，想請他回保定看看。

他回了一句話：“我沒資格回去了，我早不是軍人了。但你們記住：萬歲軍這個稱號，是老百姓喊出來的，別弄丟了。”

6. 去世：安靜得像秋天一片葉子落下來

2017年11月20日淩晨3點17分，徐勤先因肺癌晚期在和平醫院去世，終年82歲。

彌留之際，他讓兒子把他最珍貴的東西拿出來：

一枚掉了漆的“抗美援朝三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一張發黃的38軍軍旗照片。

他指著軍旗，斷斷續續說了最後一句話：

“告訴孩子們……咱們38軍……沒給老百姓開過槍……這就夠了……”

按照他的遺願，後事一切從簡，骨灰撒在了太行山，連墓碑都沒立。

石家莊幹休所的老鄰居後來回憶：

“他走那天，幹休所的小院子裏突然飛來一大群白鴿，圍著樓頂轉了三圈，才慢慢飛走。”

沒人知道那群鴿子從哪兒來。

但所有住在那棟樓的老人都說：

“那是廣場上的孩子，來接他們的徐將軍了。”

徐勤先家庭生活細節

徐勤先的家：一個被“軟禁”了24年的小小世界

那棟石家莊幹休所後院的老紅磚樓，3單元402室，70多平米，兩室一廳，從1993年他出獄一直住到2017年去世，24年幾乎沒換過一件家具。門口連名牌都沒有，隻貼了一張泛黃的“402”。

家裏常住就四口人

老伴張瑞華：原38軍醫院護士，比他小5歲，性格特別溫和。

小兒子徐建國：生於1970年，當年隻有23歲，大學沒上完就回來陪爸。

兒媳+孫女：2005年以後才加上。

大兒子、大女兒早早被“勸說”去了外地，怕連累孩子仕途，從此很少回來。過年過節也隻敢偷偷打個電話，連“爸”都不敢大聲喊。

家裏最顯眼的東西

客廳牆上：掛著一張38集團軍授銜時的大合影，徐勤先站在正中間，胸前少將星徽閃閃發亮。

後來每次有外人來，他都提前用報紙把照片蓋上。

電視櫃上：擺著一排藥瓶子（高血壓、糖尿病、腎結石後遺症），旁邊永遠放著一把軍用折疊小剪刀，他每天自己剪報紙。

臥室床頭：放著一本掉了封皮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翻得最爛的是《論聯合政府》那一篇，裏麵夾著一張1989年5月18日他親手寫的紙條：

“人民軍隊為人民，槍口決不能對內。”

每天的煙火氣

早飯永遠是稀飯+鹹菜+一個煮雞蛋。老伴怕他生氣，從來不買北京的甜鹹豆腐腦，隻敢買石家莊的鹹味兒。

每周三、六，兒子推著輪椅帶他去幹休所小賣部買東西，永遠隻買三樣：

“華北”牌牙膏、前門煙、散裝黃豆（老伴愛燜著吃）。

晚上7點看《新聞聯播》，隻要出現軍隊鏡頭，他就立刻換到河北台看《激情桑巴》或者天氣預報。

每年6月3日晚上，他都把自己反鎖在小屋裏，誰敲門都不開。老伴隻能在門外放一碗涼水、一條濕毛巾。

最心酸的幾次

2008年孫女出生，辦滿月酒那天，幹休所突然來人“提醒”：不許掛紅燈籠、不許放鞭炮、不許請客超過10人。

結果就四家人圍著小方桌吃了頓餃子，徐勤先抱著孫女掉了一滴眼淚，悄悄說了一句：“娃，爺爺對不起你，沒能給你一個堂堂正正的爺爺。”

2010年孫女上一年級，老師讓填家庭成員表，孫女回家問：“爺爺，你以前是幹什麽的呀？”

徐勤先愣了半天，最後在“職業”那一欄寫的是：

“退休工人”。

2015年9月3日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全中國電視都在播。

老伴把電視聲音調到最大，想讓他高興高興。

他看了一會兒，突然把電視機關了，對老伴說：

“別看了，咱家沒資格看。”

老兩口最常說的一句話

晚上睡覺前，老伴幫他捶腿，他總會突然抓住老伴的手，輕輕說一句：

“瑞華，這輩子苦了你了。

要不是我那句‘我不幹’，你現在也是將軍夫人，住北京的大院子，坐紅旗車。”

老伴每次都回同一句話：

“不苦。

你要是真帶兵進了城，那才真苦一輩子呢。”

去世前三天

2017年11月17日，他突然把全家叫到床前，拿出一個塑料袋，裏麵是攢了20多年的22萬現金（都是工資攢的，一分沒亂花）。

他讓兒子分成三份：

一份給老伴養老；

一份給孫女上學；

最後一份10萬，讓兒子每年清明偷偷去北京木樨地、天安門、複興門地鐵站……給1989年死難的學生和市民買花，署名永遠是：

“38軍一個老兵”。

說完這幾句話，他閉上眼，嘴角居然帶著一點笑。

三天後，他走了。

家裏最值錢的東西，就是那張被報紙蓋了24年的38軍合影。

臨火化前，老伴把那張照片塞進他的枕頭底下，說：

“老徐啊，這回你總算能把將軍星徽戴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