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九大”的代表未經過選舉，是由各級革委會“黨的核心小組”推薦決定的，其中不少是紅衛兵造反派的頭頭，很難對群眾保密。為了切斷與外界的一切聯係，除極少數軍政高級領導幹部中的代表外，全體代表都在大會之前的三個多月，便以省市自治區為單位秘密集中，進行全封閉式的學習，隨時準備出席大會。
參加“九大”的代表分住在北京飯店、前門飯店和京西賓館。大會秘書處設在京西賓館。各賓館警衛森嚴，大門緊閉，代表一律不準外出；室內電話全部撤消，靠街的窗戶不得打開，晚上須拉上窗簾。
大會於4月1日下午舉行。20世紀60年代，人民大會堂四周平時遍布崗哨，不準群眾接近，偏偏它又處於北京市區中心，過往群眾無不對它充滿了神秘感。現在，1500多名代表和幾百名大會工作人員齊集人民大會堂，要想不讓外界察覺，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上千人的大會最難保密的是乘車和進入會場。大會秘書處為此作了周密部署：
住各賓館的代表一律乘大交通車，每車45人，定車定人，各代表團按順序登車。
登車前，各代表團在賓館樓下大廳集中列隊候車，大交通車每次開來兩輛，車門麵向賓館，剛好擋住大門，車剛停穩，門衛便打開緊閉的大門，代表們迅速登車，此後每隔三四分鍾，就有兩輛大交通車開來。如此每個賓館隻需有六七次，約半小時左右即可將全部代表接走。
行車路線是精心安排的。以住在北京飯店的代表為例，從他們的住處乘車直開人民大會堂，距離不到一公裏，行車時間隻需兩三分鍾。但為了掩人耳目，代表們的車子卻背道而駛，向東開到東單，轉而向南到崇文門沿前門東大街、西大街西行，再右轉北新華街，兜了個大圈子，最後開進人民大會堂側門院內停車，代表們就可隱蔽從容地由便門進入會場。
會場用厚厚的深色窗簾把門窗遮蓋得嚴嚴實實，看不到任何燈光人影。
當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播音員，以高亢激動的聲音播出“九大”開幕的新聞時，確實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一些外國通訊社、報紙迅速報道了大會消息，或發表評論，對沒有預先得知開會消息感到有些驚訝。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一些中央領導人對此都深感高興，好像是打了一場大勝仗。
圖：中共九大主席台
為什麽搞得如此神秘？
有人說，當時，中蘇關係緊張，兩軍在珍寶島發生衝突，中共擔心蘇聯會用原子彈一次性消滅中共的黨、政府和軍方領導層，所以故意秘而不宣。
4月1日開第一次全體會議，毛澤東致開幕詞，口號聲此伏彼起，講話二十幾分鍾，竟被打斷數十次之多。一些人也不管毛澤東講到哪裏，甚至一句話還沒講完，便站起來領呼口號。那時的口號都是成係列的，一喊就是一串，不能中途停下；有人領喊，大家就得跟著呼喊，而且要喊出精神來，不然就是缺乏“階級感情” 。會場的氣氛卻對毛澤東的講話造成極大幹擾，他也逐漸有些不耐煩了，不得不草草打住。最後，經大會秘書處整理的毛澤東講話稿僅有649字。他實際講話時間少於呼口號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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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下午，進行正式選舉。到會代表1510人，僅有2人請假。 分兩次投票：毛澤東以全票當選。林彪獲得1508票，會後有權威人士透露，林彪為了表示不能與毛澤東平起平坐，他自己和他妻子葉群投了反對票。周恩來獲得1509票。風頭正健的江青獲得1502票，雖然隻少了8票，但這8個敢於在江青名字上麵打X的人，卻有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的危險。江青是很看重這8票的，事後曾秘密作過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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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中還有一件趣事：當王良恩宣布中央委員候選人、工人代表王白旦(讀起來太像“王八蛋”，後被細心的周總理發現，強烈建議他改名。後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親自操刀，將其名字改為“王白早”，即最後一字加了一筆）以全票當選時，會場立即響起一片議論聲。
什麽？亂套了！王八蛋（諧音）竟與偉大領袖毛主席旗鼓相當，全票當選？
此人在全國毫無名氣，誰也不會故意把他劃掉，而他自己又偏偏不懂謙虛（自己投了自己一票），結果使自己成了170名中央委員中，得票惟一與毛澤東平起平坐的人！
散會後許多人都憤憤不平地大罵這位工人代表太不謙虛：“你比林副主席還能！”
此人的維基:
王百得
王百得（1934年5月12日—2005年12月15日），曾用名王白旦、王白早，河北井陘人，1954年加入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195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1年9月參加工作，初中文化。中國鋼鐵工人。“文化大革命”期間是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第十屆中央候補委員，中共齊齊哈爾市委副書記。文革結束後，回到鋼廠從事工人工作，1994年退休[1][2]。2005年12月15日因糖尿病並發症逝世[3]。
生平
早年
王白旦出生於井陘縣微水鎮五裏鋪村的一個農民家庭。1948年因家境貧困輟學，曾加入兒童團。1951年，成為太原鋼廠（今太原鋼鐵集團有限公司）工人。後因業務過硬，於1956年調往黑龍江省齊齊哈爾鋼廠（今建龍北滿特殊鋼有限責任公司）
文革時期
1969年，黑龍江北滿鋼廠得到上級分配的一個中共九大代表的名額，要求必須是有七年以上黨齡的煉鋼工人，符合條件的人並不多，曾以優秀工人代表身份參加1968年國慶節觀禮的廠車間革委會副主任王白旦以黨齡的優勢得到推薦，並與王進喜、吳桂賢等勞動模範一起以工人代表的身份入選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
中共九大上，1512位代表都收到一張寫著所有候選人名字的大選票，代表需要從選票上把不想選舉為中央委員的名字劃去。這樣一來，時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毫無懸念地全票當選中共中央委員。毛澤東的接班人，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國防部長林彪為表謙遜，與夫人葉群都在選票上劃掉了自己的名字，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也同樣沒有投自己的票（周恩來夫人鄧穎超不是九大代表）。這樣一來，林彪和周恩來的票數分別比全票差了兩票和一票。由於大多數黨代表都不會刻意從選票上劃掉一個從來沒聽說過的名字，等額選舉往往是知名度越低的候選人票數越高，王白旦本人也投了自己的票，因此公布投票結果時發生了尷尬的一幕：該次大會選舉出的170名中央委員中，隻有名不見經傳的煉鋼工人王白旦和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一樣是全票當選。此事在與會代表中引起了很大的爭議，代表們紛紛指責王白旦不懂事、不謙虛[1]。
由於“王白旦”讀起來太像“王八蛋”，周恩來建議他改名，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遂為他改名為“王白早”，多加一筆，音變義不變。同年，王白早被提拔為廠革委會副主任、黨委副書記。1970年，陳伯達在廬山會議上失勢並被隔離審查，王白早也因改名一事受到牽連，周恩來出麵為其解圍開脫，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江青為他改名“王百得”。1973年，王百得主動提出不再進入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把黑龍江省的名額留給省委書記，因此他在中共十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1976年6月，被任命為中共齊齊哈爾市委副書記。
文革後
1976年9月，“四人幫”垮台，王百得因兩次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改名而被列為“揭批查”的重點對象，接受隔離審查。1980年，中共黑龍江省委經審查認為王百得在文革期間有錯誤言行，建議將其調回生產崗位。1982年，黑龍江省委推翻之前的審查結論，建議為其另行安排領導職務，但王百得選擇回到工人崗位。1980年代，王百得曾多次被推薦為優秀共產黨員人選，但都因曆史問題被駁回。1987年，王百得成功試製了吹氧管吹泥法，有效提高了煉鋼的效率，得到廠領導肯定。1989年，婉拒了市區一家企業的聘請，開始承擔年輕工人傳幫帶的任務。1990年，成為全廠宣傳的勞動典型。1994年，正式退休[4]。
個人生活
王百得為人低調謙和，不喜歡參與政治，不因為自己的政治身份搞特殊化，對文革時期的造反派十分反感。
1969年，王白早的原配妻子張雪英因肝癌晚期病逝，享年36歲，生前曾在周恩來的關懷下到北京醫院治病。1972年，經上級領導介紹，王百得與36歲的齊齊哈爾印刷廠黨支部書記，原牡丹江日報社記者於淑彥相識並結為夫妻。婚後，為了方便照顧丈夫和孩子們，於淑彥調往富拉爾基熱電廠宣傳科任職。1973年，於淑彥調任齊齊哈爾電視台副台長。1981年，於淑彥因丈夫的問題被降職為電視台采編部主任，曾率領團隊多次獲得各級獎勵，1995年退休，期間與住在工人宿舍區的王百得長期兩地分居[5]。
王百得與張雪英育有三子一女，其中長子和女兒曾在文革期間以知青的身份下鄉插隊。長子在下鄉期間患上胃病，回城工作後發展成胃癌晚期，於1990年去世。女兒在文革結束後考上電大，後於1987年因尿毒症去世。第二任妻子於淑彥育有一子，畢業於北京廣播學院，畢業後在齊齊哈爾電視台任職[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