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4日，在長沙的禮堂裏，毛澤東的兩個女兒李敏和李訥相聚了，這本該是充滿溫情的一幕，但是一張現場照片卻引發了諸多猜測。
照片中，兩人打扮樸素，和尋常老人並無二致，隻見李敏和李訥中間隔著兩把椅子，伸手握了握手，這場景看著頗為尷尬。
明明親姐妹就在眼前，卻好似中間橫著一條無法跨越的界限，不少人忍不住發問：這到底是主辦方有什麽特殊安排，還是姐妹倆之間藏著什麽未解的心結呢？
看照片能發現，兩人中間那兩把椅子上都標著領導的名字，估計這麽安排，是考慮到毛主席後代的特殊身份，想表達特別的尊重，也怕她們直接接觸會惹出什麽爭議或者讓誰心裏不舒服。
雖說她們離得有點遠，但姐妹倆之間的默契和那份感情，從眼神裏、微笑中都能看出來，這也沒破壞合影時那股溫馨的感覺。
李敏的童年幾乎是在顛沛與等待中度過的，出生才幾個月，賀子珍就因身體原因遠赴蘇聯治療，把繈褓中的女兒留在了延安。
眼前正是李敏和母親賀子珍的留影，能看出母女倆的臉型很相似，而且眉眼之間也很像，李敏還很年輕，看起來比較羞澀，賀子珍看起來更加成熟，溫婉大方。
直到1940年，4歲的李敏才被送到蘇聯，終於和母親團聚，可那時賀子珍既要養病又要學習，實在分身乏術，隻好把她送進莫斯科的國際兒童院。
幸運的是，她的兩個哥哥毛岸英、毛岸青也在那裏，異國他鄉的手足之情，成了她童年最溫暖的支撐。
在兒童院的日子裏，李敏對父親的印象幾乎是空白的，賀子珍從未主動提起孩子的父親是誰，兒童院裏的孩子大多是革命後代，大家都習慣了不追問父母的身份。
活動室的牆上掛著毛澤東的畫像，老師也講過這位中國革命領袖的故事，可李敏從來沒把畫像上的人和自己聯係起來。
直到有一次，毛岸青來看她，摸著她的頭輕聲說：“我們的父親就是毛主席。”那一刻，這個在異國長大的小女孩才恍然大悟，原來自己常常聽說的英雄，就是自己的父親。
李敏後來在回憶中提到，母親賀子珍在蘇聯的日子過得並不寬裕，但總是省吃儉用照顧三個孩子。
為了支援前線，賀子珍和其他女同誌一樣，每月要織一件毛衣、三雙襪子，手指常常被毛線磨得發紅。
攢下的一點津貼，她舍不得給自己買營養品，全用來給孩子們添置課本和文具。
節假日裏，兄妹三人會圍在母親身邊，用不太熟練的中文講學校的趣事，那些短暫的團聚時光，成了李敏對童年最清晰的記憶。
1947年，賀子珍帶著11歲的李敏回到中國，先是住在哈爾濱，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李敏才被接到北京，第一次見到了親生父親毛澤東。
初見時她有些拘謹，而毛澤東看著這個長高了的女兒，反複摩挲著她的手，也是在這一年，李敏第一次見到了9歲的妹妹李訥。
這是李敏和李訥小時候的合影，那時候的她們臉上滿滿的膠原蛋白，笑容裏也充滿著青春的味道，而且姐妹倆的關係看上去很不錯，畫麵很是溫馨。
彼時李訥已經在毛澤東身邊生活了8年，是父親最親近的小尾巴，姐妹倆起初有些生疏，但血緣的羈絆讓她們很快就熟絡起來，常常一起在中南海的院子裏玩耍。
相比李敏的顛沛童年，李訥的成長要安穩得多，1941年出生的她，是毛澤東47歲時才得到的小女兒。
當時革命環境相對穩定，毛澤東格外疼愛這個最小的孩子，不忍心把她送到保育院，於是李訥成了唯一一個在父親身邊度過完整童年的孩子。
毛澤東總愛叫她“大娃娃”，而李訥則俏皮地喊父親“小爸爸”，一老一少的親昵稱呼，成了中南海裏溫暖的日常。
即使工作再忙，毛澤東也會抽出時間陪伴李訥，傍晚時分，他會牽著女兒的手在院子裏散步，教她認天上的星星；工作間隙，他會停下筆給她講故事，從《西遊記》到《三國演義》。
李訥性格內向，不愛說話卻格外愛讀書，毛澤東就成了她的專屬老師，在她上大學前，毛澤東特意自編了一本教材。
讓她先讀《水滸傳》打基礎，再讀《紅樓夢》《三國演義》，還把自己選編的詩詞打印成冊，裝訂好送給她，扉頁上寫著送給我的大娃娃。
1949年李敏回到北京後，毛澤東對姐妹倆提出了同樣的要求：不要鮮花，不要掌聲，夾著尾巴做人，過普通人的生活，這句話成了李敏一生的準則。
她在北京師範大學化學係畢業後，先後在國防科委、解放軍總政治部工作，始終以普通幹部的身份嚴格要求自己，從沒有因為“毛澤東女兒”的身份搞過特殊。
1959年，李敏與孔令華結婚，毛澤東在中南海菊香書屋擺了三桌酒席，這對一向節儉的他來說已經是破例。
婚禮上沒有貴重禮品，隻是請來賓看了一場電影《寶蓮燈》，劉少奇和王光美夫婦也趕來祝賀，當時才8歲的劉源還在現場表演了節目。
婚後的李敏和丈夫靠工資生活，日子過得並不寬裕，他們既要撫養兩個孩子，每個月還要給在上海的母親賀子珍寄零用錢。
李敏常給孩子們講外公的故事，其中最常說的，是一次夥食會議的往事，有一回，印尼總統蘇加諾送了咖啡和牛奶給孩子們改善夥食，他們煮著吃了。
這事被毛澤東知道後，專門開了家庭會議，嚴肅地說：“現在還有多少老百姓吃不飽飯，我們怎麽能隨便享受特殊待遇？”
在父親的影響下，李敏從不講究吃穿，兒子穿丈夫的舊衣服，女兒孔東梅又接著穿哥哥的，一家人把“節儉”二字刻進了生活裏。
李訥的成長中，也處處體現著這種不搞特殊的教育，她在育英小學和北師大附屬女中讀書時，和其他同學一樣在學校食堂吃飯，從不在家裏吃小灶。
上世紀50年代末經濟困難時期，李訥在學校常常吃不飽，周末回家時看到桌上的四菜一湯，忍不住狼吞虎咽。
毛澤東看著女兒著急吃飯的樣子，既心疼又嚴肅，誰叫她是毛澤東的女兒呢？不該享受的就不能享受。
後來工作人員實在看不下去，提議給李訥多補點營養，卻被毛澤東拒絕了，他說：“和老百姓的孩子比，她已經算好的了。”
1958年1月，李訥突發急性闌尾炎，醫生檢查時發現她小時候打針有一截針頭斷在肉裏，決定兩個手術一起做。
闌尾炎手術很順利，但取斷針的手術卻異常艱難，術後傷口感染，李訥高燒不退。
遠在外地的毛澤東得知後，連夜給女兒寫了一封長信，信裏抄錄了王昌齡《從軍行》中“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的詩句。
鼓勵她像戰士一樣戰勝病魔，這封帶著父愛的信，成了李訥對抗病痛的力量，很快就康複出院。
1959年，李訥考上北京大學曆史係，受父親影響，她不僅文史功底紮實，還愛上了書法。
她先是模仿毛澤東的字體，後來又臨摹顏真卿、柳公權等名家的作品，幾十年筆耕不輟，書法水平日漸深厚。
晚年時，她和丈夫王景清常常一起練習書法，夫妻倆都偏愛隸書和篆書，一張書桌、兩支毛筆，就成了他們最愜意的消遣。
王景清比李訥大13歲，曾是毛澤東的警衛員，兩人相濡以沫，把晚年生活過得平淡而充實。
姐妹倆的晚年生活都延續著低調樸素的風格，李敏退休後，和丈夫住在普通的居民樓裏，花白的齊耳短發，一身素色衣服，出門買菜時和鄰居聊天，沒人能看出她是毛澤東的女兒。
她很少接受采訪，也從不參與商業活動，唯一一次公開回憶父親，是在自己撰寫的《我的爸爸毛澤東》一書中，字裏行間全是對父親的思念和敬佩。
李訥的晚年則被病痛困擾，從小瘦弱的她，加上坎坷的經曆，患上了嚴重的失眠和腎髒疾病，精神狀態並不太好。
但她的家裏卻總是幹幹淨淨，最顯眼的就是兩萬多本書，大多是母親江青留下的，也有她自己收藏的文史典籍。
雖然外表看起來和普通老太太沒什麽兩樣，但一開口就能看出她深厚的學識功底，那種內斂的堅強和淡定，讓人不由得心生敬意。
姐妹倆的感情一直很深，就像這張照片中的她們一樣，姐妹倆穿的再簡單不過，樸實無華，看起來一點也不特殊，反而讓人覺得特別親近。
如今提起她們，人們想起的不僅是毛澤東的女兒這個身份，更是兩個恪守本分、樸素善良的普通人，這或許就是對父親最好的告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