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峰：回憶“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線錯誤” （江青：“李雪峰算老幾，我隻要用一個指頭，就可以把他捅倒！”）

回憶“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線錯誤”
---- 從“6 . 18 ”事件到“7 . 29 ”大會

李雪峰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任命我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昊德為第二書記，組成新市委。《 人民日報》 1966 年6 月4 日公布了這一任命。從此我被深深地卷入這場史無前例的大風暴中。

雖然當時我們對許多事情不能理解，但還是遵循著黨內一貫的老傳統，忠實地執行毛主席和中央的各項決定。從我到北京市工作至我被罷官前後兩個月時間，毛主席說我犯了50 天的路線錯誤。在此期間中央日常工作一度由少奇和小平同誌主持。那時中央大多數負責同誌對突如其來的混亂局勢都主張要采取措施加以穩定。北京市首當其衝，向各大專院校派去工作組，市委因此被定為執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曾在工人體育場召開的十萬人大會上作檢查。這個時期，除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少數人外，中央的負責同誌並不了解毛主席的意圖，因而隻是按照北京市的狀況指導工作，力求穩定大局，把運動引導到黨的領導之下。我所犯的所謂50 天的路線錯誤隻不過是一個小波瀾，一場更大的風暴正在蘊育之中。
一、劉少奇“6 . 20 ”批示
6 月1 日以後，北京的大字報多極了，鋪天蓋地。我們沒有時間看，讓秘書分頭去看，他們也看不過來，也看不完。我們完全是倉促上陣，對聶元梓反對彭真的由來不甚了了，對北京各大學、中學的情況也不甚了解。當時中央已對彭真的問題定了性，彭真、劉仁同誌都住在家裏，已停止工作。在中央討論北京市委書記處名單時，我對彭、劉既沒有講好話，也沒有講壞話。中央決定在北京新市委中保留原來的三位書記：萬裏、陳克寒、趙凡。
從一開始，就有一個錯誤的輿論，意思是新市委領導屬於“保皇派”，說我們放手不夠，因而北京市“保皇派”的勢力很大，大字報中“保”的內容多。我向中央匯報是如實匯報客觀情況。當時大字報的內容確實不像後來那麽上綱上線，因為共產黨17 年來確實做了不少好事，得到群眾的擁護，很多群眾對“文革”不理解，因此“揭露”性的大字報較少。但是毛主席卻認定以彭真同誌為首的北京市委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派我去的任務是揭開蓋子，反，' I 日市委”。我們也隻能照此對前市委，特別是市委主要領導進行批判。成立新市委，群眾敲鑼打鼓歡迎，慶祝。但我心裏明白，我想黨中央在考驗我能否執行中央方針，能否打開局麵。我不了解情況，對許多問題不理解，看到形勢的發展是跳動的，根本跟不上。
為什麽叫“舊市委' ？因為《 人民日報》 公布成立新市委，因而人們稱原來的市委為“舊市委”。這種說法如同叫國民黨的政權為舊政權一樣，因此原市委的領導和工作人員對此很有意見。
中央每次開會都是要求放手、更放手。我們在華北局也是這樣傳達、布裏．會上“保守”的傾向比較大，怎麽突破這一關？怎麽眼祠上毛主席對聶元梓大字報的評價？大家共同一點，都認為毛主席這次發擴文化大革命”比曆次運動都猛．安子文講：“三反介就很厲害，那時毛主席在懷仁堂講，“國共合作，現在是真正的國共合作”（他的愈思是指共產黨向國民黨學習腐化）。當州歎期兩天之內發動群眾，如發動不起來統統徽職。什麽叫發動群眾？就是讓群眾寫你。安子文說，翻時，隻怕人家不罵你。這實際是為保官而鬥爭。第州泡打官徐主義，龍甫司令部，朝我來。有男女關係的問翅很快就解決了，或者用私人、家屬來了找工作等等，從，J 帶開始。經曆了這麽多次運動，但是大家誰也役有想到“文革”來得這麽猛．
放手發動群眾，放手也不容易。怎麽個放法？放給誰？誰是群眾？隻能一步一步做．很難，很難。
6 月1 日到10 日是宣傳階段。10 日參加杭州會議回來之後覺得，毛主席雖然態度不那麽明確，中央也不那麽痛快，但是膽子要大，還是要幹嘛！每天做說服工作：不要怕．準備垮台．王任重當時主持中南局的工作，他的思想和我們一樣，但是他離中央遠，又是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並曾提議起草《五一六通知》 ．因而到12 月份才垮台，被解除工作。
6 月3 日上午11 時．中央在少奇同誌家召開會．少奇主持，小平講話．總理在，參加會議的有陳毅（外交口）、薄一波波(工交口）、李先念（財貿口）、陶魯加（農村口）、葉劍英、陳伯達、康生、汪東興、陶鑄，我和郭影秋代表北京市參加。大家在會上說，現在搞運動總得有個辦法。大家議論了七條，我建議再加一條群眾路線。小平首先表示．好，同意。
討論完了，我覺得這件事情比較大。因為要傳達，中央又沒有指示，我就從頭念了一遨，大家都同意．陳毅講了一段話，他表示很高興，對我說：你再說一邀。他拿出小本子記．當時他也很緊張，外辦、外語學院鬧得很厲害。
八條指示的主要內容是：1 ．大字報要貼在校內；2 ．開會不要妨礙工作、教學。3 ．遊行不要上街，4 ．內外區別對待．不準外國人參觀，外國留學生不參加運動，5 ．不準到被報鬥的人家裏鬧，6 ．注愈保密，7 ．不準打人、汙蔑人．8 ，積極領導，堅持崗位。
製定出八條之後．我說：“有了這八條就好辦了，現在需要向下講。”
小平說：“開個十萬人大會，一杆子插到底，新市委上任。”
我說：“還得準備．先分開講。今天晚上開第一次會．包括機關幹部；第二次包括學校．分開講。工作幾天再看看情況。”
他說；“好。”
6 月4 日，《 人民日報》 公布了中共中央改組北京市委的決定；6 月6 日北京新市委宣布成立新的《 北京日報）、《 北京晚報》 編委會；6 月15 日，北京新市委和共青團中央決定改組共青團北京市委；6 月18 日《 人民日報》 公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的決定。
6 月16 日《人民日報》 發表了《 南京大學革命師生揪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匡亞明》 的消息和社論《 放手發動群眾徹底打倒反革命黑幫》 。這篇社論無疑給北大的學生點了一把火，因為學生們認為陸平的問題比匡亞明大得多，而且是中央點了名的，但是至今未被鬥爭過。由於陸平等領導被工作組隔離，他們找不到，於是他們就鬥那些能找到的人。
6 月18 日上午9 時，北京大學全體工作隊隊員都到教學區開會，學生們獨自在學生宿舍區學習、開會。化學係、生物係、東語係、西語係、中文係、無線電係的學生利用工作組不在期間，在學生宿舍區先後鬥了40 多名正和同學們一起學習的教師、黨員幹部和兩名學生幹部（其中一名是西語係學生團支部書記昊然，他是烈士子弟、原市委大學部部長昊子牧的養子）。以一、二年級的學生為主，在39 樓設了“鬥鬼台”，將墨汁倒在被鬥人的臉上，拿廁所的紙簍作成高帽子戴在被鬥人頭上，罰跪，少數人還扭打被鬥者。事件發生後，其他同學趕快報告工作組，有的高年級的同學挺身而出製止：“說理鬥爭不要打人”。工作組領導小組張承先等同誌和各係工作組同誌聞訊後趕赴現場，講話製止。11 時以後，情況緩和下來。
工作組認為，這次事件的發生“主要是壞人有意搗亂，還很可能是有組織、有計劃的陰謀活動”。針對上述情況，領導小組立即采取了以下緊急措施：
下午1 時召開各係工作組組長緊急會議，分析了上午的事件，提出這次事件與運動初期所出現的問題根本不同（聶元梓大字報公布之後，北大校園即出現過打人的現象）, 壞人搞了我們一下，但壞人也暴露出來了。因此決定抓住這件事，教育群眾，把問題交給群眾討論，辨明是非，擦亮眼睛，提高覺悟，增強革命警惕性。以係為單位召開全體師生員工大會，揭露今天事件的階級鬥爭的本質，號召大家提高警惕，嚴防壞人破壞。會後即分組討論，要求19 、20 、21 日連續3 天組織討論、對照、檢討。
當晚10 時，工作組主持召開全體師生員工大會，由張承先廣播講話，主要講了工作組要堅決支持真正左派的革命行動。同時指出，避開工作組亂打亂鬥的做法是有害於革命運動的行為，批評了亂批、亂鬥幹部的做法是違反黨的政策，指出這種做法會被而且已被壞人利用，揭露了當場被抓住的幾個壞人的情況。並要求全體師生員工組織討論。工作組還作了一些具體規定：鬥爭人要經過工作組討論、批準，等等。
當夜北大工作組給中央寫了簡報，即《 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 （第九號）。簡報報告了事件的經過和他們處理的情況。報告認為：“主要是壞人有意搗亂，還很可能是有組織、有計劃的陰謀活動。”並說：“除了這些壞人以外，參加亂鬥的還有兩種人：一種是本身有間題的人，怕火燒到自己身上，乘機表現自己，假裝積極，抓‘替死鬼’，亂打亂鬥；另一種人還是單純從個人出氣出發，不聽工作組的勸告，不顧黨的政策，不顧文化大革命的整體利益。”並報告了他們已采取的四項措施。當天張承先向我匯報了情況，我也同意上述簡報的內容。
6 月19 日少奇以中央名義轉發了這份簡報，加上批語：“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辦理。”這個簡報於20 日下發。劉少奇認為牛鬼蛇神出動了，和毛主席的看法有分歧。
當時，我們處理的事情太多，隔了一兩天，大約是21 日、22 日我看到劉少奇對北大工作組簡報的批示，才知道中央轉發了這份簡報。當然，我們貫徹了中央的指示，6 月下旬，讓北大以及工交係統的工作組在華北局工作會議上介紹了經驗。我們派馬力（新市委秘書長）到清華去看蒯大富，那時清華工作組正在鬥蒯大富。
二、我的6 月23 日講話
6 月23 日我在北京飯店召開的市委工作會議上講話，提到毛主席講過“一個遊魚三個浪”的話。我解釋：不要把這件事（指" 6 . 18 ”事件）看得那麽重，但大體還是按照劉少奇意見講的，隻是把語氣變了一下。說：現在形勢大好，“各校反動勢力，反動觀點，反動活動出台了。”反革命攔腰一截，把我們的運動截了一下。有反革命也沒有什麽了不起，抓起來不就完了！“在這個緊要關頭，共產黨員要站出來，否則納吉要上台。”由此而來的是下麵運動中開始“抓遊魚”。當時講話時，還以為這是發動群眾的一種辦法。
在6 月23 日講話中，我還提出恢複黨團組織活動，因為我認為北京市的黨員、團員，黨組織、團組織，大多數是好的，是擁護毛主席、擁護黨中央的。有的過去就對前北京市委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進行過抵製和鬥爭；有的雖然一時受了蒙蔽，但是在“三家村”和它的根子被揭露以後，他們立即行動起來，投入了戰鬥；有的雖然犯了錯誤，但是他們在黨和群眾的教育、幫助下，許多人正在同錯誤徹底決裂，放下包袱，輕裝前進。我們的共青團是黨的忠實的得力助手。我們的黨員、團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的，是革命的。6 月30 日《 北京日報》 根據我講話的精神發表了社論《 共產黨員、共青團員一定站在革命鬥爭最前列》。
後來批鬥我，給我羅織的兩大罪狀，第一是參與製定“八條”，第二即是“6 . 23 ”講話，“抓遊魚”。
運動來得猛，情況複雜。我們難以了解全麵情況，又沒有思想準備，就是每天應付各種意想不到的情況，一天累得要命。但6 月份對我的衝擊還不大。機關裏的大字報漸漸多了，我也沒有多看，因為實在顧不上。後來這也是一條罪狀：不看大字報，不上“前線”。
新市委成立之初，有同誌提出，北京市郊區“四清”搞得不徹底，需要總結經驗，秋後進行“四清”複查。於是集中了8000 名農村“四清”工作隊隊員召開北京市“四清”幹部會議，會址在西苑旅社。會議一開始，幾個大專院校的造反派頭頭就派人到隊員駐地串聯、煽風點火，要求揪鬥“四清”工作團的領導幹部，即原各區縣局領導同誌。他們指責和批判“四清”幹部會的領導小組同誌，說會議開得冷冷清清，不批不鬥，包庇黑幫，鎮壓群眾。在此情況下，會議無法進行，我們商量後經市委批準，宣布散會。但少數人不走，堅持說散會是個大陰謀，他們的活動得到當時《紅旗》 雜誌社及中央文革的支持。時隔不久，大約是6 月份，8000人又複會，住在市委黨校。會議變了性質，集中批鬥“四清”幹部會的領導小組成員，同時我也成為被批判者之一。造反派批判我們開的“四清”幹部會是執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二包庇黑幫、鎮壓革命群眾。為此我後來作過多次檢討。事後查明，複會以後中央文革有聯絡員在會上支持批判我們的那一派。這樣會上逐步形成兩派，有一派是保我們的，力量很小。複會搞了幾個月，散會後，有些造反派頭頭回到各區縣又搞武鬥，搞打砸搶。
三、陳伯達發牢騷，康生發脾氣
7 月15 日，康生、陳伯達在一次會上鬧了一場。
康生給我講，他們派了一個工作組到北大，要開一個會聽聽匯報。我說：我們也派了一個工作組（實際上是指我的秘書們）。是兩個工作組一起匯報？他同意了。7 月15 日，康生主持中央文革小組和市委書記處聯席會議，聽上述兩個工作組匯報。但由於陳伯達發牢騷、康生發脾氣，兩個工作組誰也沒有匯報成。
會議剛一開始，陳伯達就站起來，大發牢騷：“我是政治研究室的主任。政研室人少，人家看不起，沒有人找我們。人微言輕，我講話人家不聽。我要到天津去。”他還要我向陶鑄轉達他去天津的要求。我一聽，這不是批評我們嗎？
陳伯達還沒講完，關鋒就接上去講了一大段，意思是你們都給劉、鄧匯報，不給我們講。他講得係統，口氣挺凶，表示十分不滿。
康生在這次會上也發了一通脾氣。他主要談了北京師範大學工作組組長孫友餘的問題。他很不滿地說，他說話、文革小組的人說話不算數，沒有人聽，等等。市委分工昊德負責北師大。不知康生發這個脾氣有什麽由來。
中央文革這麽一鬧，工作組沒法匯報了。原定的日程全打亂了，還把我們批了一頓。我很生氣。
四、懷仁堂會議
懷仁堂會議可能是14 、15 、16 日一直開到18 日，也可能中間有停頓，或者白天不開，晚上開。現在記不準確了。會議有匯報，有討論，因為每天都發生許多新的情況。
7 月18 日下午，我參加了懷仁堂的會議① 。常委劉少奇、鄧小平、總理等坐在前排，我們都坐在後排。開始是匯報會，少奇、小平要我們講講學校的情況。吳德匯報了大學情況，胡克實匯報了中學情況，我匯報總的情況，並在他們匯報時插話。陶魯茄具體匯報了林學院的情況。陶魯茄是大學委員會主任，大學委員會還是總理批準成立的。薄一波支持陶魯茄的意見。陳毅在會上發表意見較多。支持我們看法的是多數，後來人家說，“你們都講話了”。謝富治沒吭聲。總理參加了1 小時就走了，可能有外事活動。
胡克實的匯報通過了。吳德的匯報沒有通過，還要改。
當時各大學都在醞釀趕走工作組。王光美在清華工作組，因此劉少奇了解的情況較多。他在會上講得十分尖銳，批評中央文革一些人說：“照你們這個做法，才是真正挑動群眾鬥群眾。這個搞法不成。我們這裏有材料”。他的意思是，正常的做法是派工作組，工作組在黨委的領導下工作，黨委不行了，由工作組代替。他是反對趕走工作組的。
這時，康生出來講話：“少奇同誌，我們也有材料。”口氣雖然和緩，但實際和少奇頂起來了。
康生剛講完，陳伯達接著說。他的福建話我不能完全聽懂，他講的大意是批評各級黨委不能深入到這場急風暴雨之中，不深入群眾，不敢放手發動群眾。他的話等於把各地黨委都打了，把責任放到劉鄧的身上。小平站起來，叉著腰，十分氣憤地說：“我們要講得客觀一些，要了解第一線的困難。什麽叫放手？！要不要政策？！我們不行，你們上去。你們那樣行，我們統統撤出來。黨委垮了，工作組沒有了，黨的領導在哪裏？誰來放手發動？你們根本沒有搞過群眾運動，你們去試試看！"
康生頂劉少奇，陳伯達和小平幹起來，這真是冤家對頭。
這個會議沒有設專人記錄。我坐在靠著記錄席裏麵的一個沙發上。會議正開著，看見江青鑷手攝腳進來了，在靠著記錄席外邊的沙發上坐下，把手裏的包放在沙發上。她是偷著進來的，沒有和主持會議的少奇打招呼。我心中一驚，想，她是不是從毛主席那來的，想提醒一下少奇同誌，但是因離得太遠，做不到。江青完全看到爭吵的場麵。我沒有看到江青記錄，她隻是聽。
當時少奇、小平非常激動，他們不會注意有人進來。
為什麽叫“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是因為在“文化大革命”發動初期的幾個關鍵點上，他們看法一樣，站在一起。
這種場合還輪不上我們發言。
就是這天，毛主席從武漢回到北京。後來宣布懷仁堂會議停止，這樣的會議再沒有召開① 。
五、毛主席回到北京
7 月18 日毛主席回到北京。少奇、小平根本不知道主席回來。主席一回到北京，康生、陳伯達、江青先去。少奇聽到了就去了，走到門口，被擋了駕。少奇知道有事了。
24 日晚8 時半，毛主席在豐澤園召開會議。我和昊德都參加了。沒有通知少奇、小平同誌參加。據說少奇聽到消息馬上趕到豐澤園，看到外麵停著很多車子，就沒有往前走。另一種說法是，他走到門口，警衛不讓他進去，隻好回去了。
到會的各大區書記一看兩位主帥沒有來，知道情況有變，都比較緊張。我也沒有敢記錄，是會後追記的。
開始讓我匯報。我的話不多，剛說到“北京大學七個人的大字報，現在七個人有分裂”，毛主席插話：“分裂怕什麽？世界萬物都要有分裂！”碰了釘子，我就沒有再往下講。
毛主席講：“沒有反映，沒有報告。”他的意思是批評少奇、小平封鎖他。
康生講：“我們的匯報也不多。”
主席說：“什麽不多，沒有！”主席對這些事都是親自抓的。
陳伯達是否到會已記不清，因當時正在起草十六條。後來我從安徽回到北京後與昊德談過兩天，他記得參加的人還多。
主席說：“依靠工作組不行。教授，你們了解？工作組原來搞什麽的，搞軍、工、農。學校情況你們了解？' 意思是工作組不行，確定要撤工作組。他說：“中央好多部，沒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組卻作了不少好事，名聲很大。”
會議快結束時，陶鑄請示：“主席是否找少奇、小平同誌談一下”。他於1 966 年6 月到北京，擔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宣部部長。少奇、小平都不在場，一個是副主席，一個是總書記，我們也覺得不合適。
主席說：“你談，你去傳達。”主席說話的口氣表麵上平和，實際上很重了。
散會後，我有事請示少奇同誌，到他家裏一看，陶鑄也在，剛剛開始向少奇、小平傳達。少奇讓我坐下，參加他們的會。我忙說：“我有事，馬上要去處理。”就出來了。
7 月25 日主席召集會議，仍然以工作組為主要議題，又和緩地講了若幹道理。
六、起草十六條
7 月24 、25 日在主席那兒（豐澤園）開會時，中央正在起草十六條。主席讓陶鑄把文件起草好。陶鑄主持，中央文革的人參加。
十六條最初的草稿是二十三條，到會者在討論中將二十三條歸納為十六條。起草十六條開了好幾次會。因為我不是起草小組的成員，有時參加，有時不參加。隻參加過兩次大會討論。
各大區的書記都來了。他們到北京的時間有早有晚，參加會議的次數有多有少，他們都坐不穩。他們認為北京還能及時得到中央的指導，或有中央領導支持市裏工作；他們遠離中央，沒有人替他們說話，沒有回轉餘地。因此他們在會上講話不多，大家都自顧不暇。
最早起草的二十三條上，有主席在杭州講的“黑幫”、“保皇派”等名詞，還下了定義。毛主席說這太長了，因而把這些名詞都勾去了。改為“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
在討論“要文鬥不用武鬥”放在何處時，有人提出不要放在“批判時”之後，但是也沒有反複推敲。最後寫為“在進行辯論的時候，要用文鬥，不用武鬥”。
關於“文革”與四清的聯係，文件規定：“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單位和黨政領導機關，是當前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重點。”鄉村也應搞文化大革命，四清已搞完的，可以接著搞，四清沒有完的，也可以接上搞，也可以搞完後再搞。後來9 月14 日在周恩來的提議下，中共中央發了《 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規定中說；“縣以下各級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結合進行，依靠本單位的革命群眾和廣大幹部把革命搞好。”規定學生“均不到縣以下各級機關和社、隊去串聯”。“秋收大忙時，應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種和收購，‘四清’運動可以暫時停下來。”這樣使農村的運動壓了一下。
七、中央文革小組到北大
7 月25 日下午，在北大曆史係學習的我的女兒二林打電話問黃秘書（黃正在北大工作組辦公室同張承先同誌談事）：學校裏的大喇叭廣播中央文革小組和北京市委到北大開會，聽兩派意見，間小黃是否知道。黃秘書完全不知道。張承先同誌也不知道。我正在釣魚台開會，也完全不知道。
我和昊德、陶魯茄趕決開會商量，確定新市委趕快要去人。那時我們已知道毛主席回到北京之後，親自做清華學生賀鵬飛（賀龍之子）的工作。
晚上，我和陶魯茄趕到北京大學東操場。在會場邊有個房子是室內體育館。江青走到裏屋，康生在外屋坐著，我就問他：“今天是開什麽會？”康生說：“我也不知道。”
等一開會我就完全明白了，他講的是假話。
我們進會場時經過一個月亮門，見到二林站在人群中，她向我打了一個招呼。當時北大對工作組發生很大的爭論，二林和同學們在7 月20 日貼出大字報，提的口號是“批評工作組，擁護工作組”。人家要挖這張大字報的黑後台，我沒有和她多講話。
各大區的書記也在主席台上就座。我坐在主席台上，聽著江青、康生等人的講話。江青主持會議。康生說：“我們是受毛主席的委托向大家問候。現在我介紹一下幾位同誌：中央文革副組長：江青同誌、劉誌堅同誌、王任重同誌、張春橋同誌，文革小組成員姚文元同誌、戚本禹同誌… … ”，他還介紹了幾位大區書記，以及“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的曹軼歐（這位是他的“賢內助”）。
然後江青講話，她說：“毛主席讓我們做你們的小學生，就是說，做革命的學生。革命的同學，教職員，如果需要我來，我們召之即來。我們是革命的勤務員。革命的跟我們一塊兒，不革命的走出去。我聽說，你們有幾派不同的意見，有爭論。現在請你們來講講，給我們聽聽。”
隨後康生講話：“我們聽說，同學們在若幹問題上有各種不同意見。這是很好的現象，是正常的現象，真理通過辯論更清楚了。比如' 6 . 18 ' ，有人說是反革命的事件，有人說是革命的。到底是什麽性質的？是革命的，反革命的？還是既是不革命的，也不是反革命的？比如對工作組，有人把北京新市委派來的工作組，說成是黨中央派來的，毛主席派來的。你們不要聽他那一套！你們別聽那套！毛主席一個也沒有派。你們的工作組是新的北京市委派來的。從6 月1 日到現在快兩個月了，工作組怎麽樣？聽說有各方麵的意見，有的說是好的，有的講有錯誤，有的講有嚴重的路線錯誤。到底是什麽錯誤？你們大家敞開講，不要ha ，什麽都可以講，不要有顧慮。有的說工作組在這裏好，有的說不在這裏好。文化大革命怎樣搞？靠你們搞還是靠工作組‘包辦’？文化大革命怎樣做法？陸平、彭佩雲又怎樣鬥法，剪伯讚、馮定之類的又怎樣鬥？怎麽做法？可以辯論、研究。希望聽聽你們的意見。’他提了一連串的問題，傾向性十分明確，富有煽動性。
我沒有講話，坐在後排，低著頭想事情。這時我的腦子完全亂了，氣很大：這麽大的會，文革小組親自搞，誰給你們的權力！我們是中央任命的。康生你這是做啥？！偷偷摸摸！工作組是我們派的？我感到這個人耍兩麵派。難道陳伯帶領去《人民日報》 的工作組，也是北京市委派的？在北大，除了張承先工作組之外，實際上比這個工作組去得早的不也有一個曹軼歐的工作組嗎？那又是誰派的呢？我也沒有聽清楚他們在會上再講些什麽。
學校兩派辯論，“保”的意見多，保工作組的一派發言時，康生插話批評。下麵遞條子：“你們說民主，為什麽插話壓製我們？”康生說：“民主嘛！你們能講，我們不能講？! "
下雨了，會議沒有開完就散了。
7 月26 日晚上接著開，仍是江青主持。北大附中的一位同學講話，她是反工作組的，她的口才很好，做了充分準備。保工作組的也有幾位同學講了話，但是講得比較軟。其他保工作組的都未上台發言。
陳伯達講話說：“今天在會上聽到各種不同的意見，爭論得很激烈，很尖銳，這是正常現象，是階級鬥爭的規律。”然後宣布：“我們讚成大家的意見，撤消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實際上工作組是壓製同學革命的蓋子，我們建議新市委把這個蓋子揭開。我們很多同誌受了一種舊社會的影響，由於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受了資產階級、剝削階級思想的影響，好像沒工作組就不能革命。我們要破壞這個習慣勢力。任何革命都不能由別人包辦代替。’,“第二個建議，在你們這裏成立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師生代表會，這是文化革命的權力機關。這個小組成員、委員會成員、代表會代表，不能由人指定，而應由民主選舉。”最後他說：“黨的領導的標準是什麽呢？就是黨中央的領導，毛主席的領導。黨代表怎麽才能代表黨的領導？就是執行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同學們說‘6 . 18 ’事件就是根據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群眾來鬥爭牛鬼蛇神的，我認為這種做法是妥當的。”他借群眾之口宣布化．18 ”事件是“革命事件”。
江青講話裝腔作勢：“毛主席沒有來。但是同學每張紙條，每個意見他都看。你們看，我這不是裝了一包嗎？"
中央文革小組的傾向引起保工作組的同學的不滿，遞條子：“你們對不同意見為何不鼓掌？”康生說：“有個同學遞條子說‘你們對不同意見為何不鼓掌’，我們都是共產黨員，我們有自己的立場，自己的觀點。我們同意的就鼓掌，不同意的就不鼓掌嘛。為什麽非要我們鼓掌呢？"
會開到11 點，江青講話，說到北大來了四趟。講著講著突然說：“階級鬥爭搞到我家裏來了。特務搞到我家裏來了。張少華在不在？再看看張承先的幹部路線，在領導核心中有一個張少華。她的母親張文秋是全國通報的政治騙子，張少華她自己說是毛主席的兒媳婦，我們根本不承認。”她邊說邊哭。張少華的名字我第一次聽說。據說張少華趕快離開了學校。
江青把幹部子弟罵了一頓，然後又點了曆史係的教師郝斌，說郝斌“堅決執行前市委的修正主義路線，實行反攻倒算，圍攻李呐（江的女兒）" ；然後就批工作組，點了張承先、昊振聲（教育部的幹部）的名字。她說：“這就是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到我們家裏來了！這就是張承先！這4 年，我在文藝界工作，受了多少迫害！我本來沒有心髒病，現在我心髒也不好了。我也要控訴。”
最後康生做總結，他說，我們小組組長陳伯達已回答了昨天他提出的三個間題。他說：“我認為，張承先工作最大的錯誤有兩個：第一，50 天來，不是真正的教育同誌們，使同誌們認識到北大的文化革命要整個北大革命師生搞。這一點就是不相信群眾，不依靠群眾，不走群眾路線。第二，50 天來，北大整個學校連個文革委員會也沒有組織起來，各係有的也是工作組代替進行的，不是真正放手發群眾，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因此他在路線上、思想上、組織上，都犯了嚴重錯誤。，, u 你們組織文化革命委員會時，必須緊緊掌握毛澤東思想這麵紅旗，相信自己，相信黨，相信毛主席，我們的一切事業都會前進，都會勝利。有的這樣講：你是不是不要黨的領導了？真正接受黨的領導，就是貫徹執行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他要大家學習“九評”。從那以後，50 天的錯誤就成了一個定論。
在這個會上，中央文革小組宣布罷了張承先工作組組長的官。
我的腦子完全亂了，十分生氣。宣布工作組犯了路線上、思想上、組織上的錯誤，事先也不打個招呼，誰給你們的權力？！這是什麽民主？！他們講的話有些我也沒有聽見。
會快開完時，江青走近我間：“你講不講？' '
我說：“我不講。”我已很清楚，這樣搞矛頭是對著我們的。
江青又說：“你講講吧。”
我仍堅持：“我不講了。”
江青轉身回到主席台，衝著麥克風就說：“請新市委書記講話”。她帶頭鼓掌。這毫無道理。
我完全沒有準備，講得很亂“工作組在你們那裏，什麽時候批判，什麽時候要讓他們來，他們就來。工作組是中央派來的，我們對具體的事情也不了解。工作組都是四麵八方來的人，情況不明，隨傳隨到，奉陪到底。”
“奉陪到底”這句話等於和文革小組對上了。他們記住這句話，並懷恨在心。3 年多後的1970 年在華北會議上和我算帳，又提出這句話。江青他們對“奉陪到底”之所以這樣牢牢記住，其根源就是我在許多問題上同他們的看法有分歧，如支持不支持聶元梓的問題；派工作組的問題；要不要黨的領導，依靠不依靠黨團組織；該不該講八項政策；鬥不鬥黑幫；該不該保留原北京市委的三位書記；對清華造反派蒯大富是支持還是鎮壓，等等。過了兩天，7 月28 日，在北京展覽館召開的海澱區學生大會上，江青接見一位北大學生時，怒氣衝衝地說：“李雪峰算老幾，我隻要用一個指頭，就可以把他捅倒！”果然過了十幾天，8 月16 日我被罷了官。
7 月27 日，江青、康生帶文革小組到北京師範大學。這次連聽同學意見的形式也不要了。康生說：“首先，師範大學鬥黑幫分子程今吾鬥得好。我們經過調查，孫友餘這個組長，沒有把程今吾這個黑幫分子緊緊抓住，而是把矛頭指向了我們同學。”他實際上宣布打倒孫友餘。
江青講得就更明確了：“工作組是石頭，阻礙你們前進的道路。”她點了工作組組長孫友餘的名字，說他們在同學中製造分裂，號召同學們鬥爭他們。還說：“你們同學要求撤消工作組，我們中央文革小組討論了這個建議，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建議。”中央還沒有宣布，她就向群眾公開了。
康生在講話中宣稱彭真2 月底3 月初要搞政變，宣布為反工作組的譚厚蘭平反。他說：“孫友餘別有用心地說：‘林傑（北師大畢業生，中央文革工作人員）要整左派學生，林傑後頭是關鋒，關鋒後頭是陳伯達，關鋒後頭還有一條黑線’… … 我們是不是黑幫？是不是黑線？"
康生派關鋒親自抓林傑、譚厚蘭。市委分工由吳德聯係北師大。吳德講話做事謹慎，康生認為昊德態度好些。後來吳德擔任了北京市委第一書記。
在7 月26 日前後，具體日期已記不清了，地質學院要鬥薄一波。吳德請示總理後，去了地質學院，為的是說服大家要文鬥不要武鬥。他一去就被人家包圍了，成了籠中鳥。實際上人家早就準備好了。
當時大家都不清楚，少奇糊塗，小平也糊塗。小平見了我說：“苦了雪峰了。”少奇說：“批批也好，是個鍛煉。”我心裏真為他們擔心。但我們見了麵也不敢多講話。
八、7 月29 日萬人大會
因為中央文革到處宣布工作組犯了50 天路線性錯誤，撤消工作組，這樣中央不得不決定28 日由新市委作出《 關於撤消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 （適用中學）。29 日，新市委在人大會堂召開萬人大會，宣布這個決定，由我主持大會。
小平同誌講話，他說：“我以中央工作者的名義講幾句話。市委宣布從大中學校撤消工作組。必須說明：在黨的北京新市委建立以後，以新市委名義向各大中學派出工作組，這是根據中央的意見辦的。當時舊市委垮了，新市委工作人員少，各大中學校，革命學生和教師起來鬧革命，紛紛要求新市委派人領導運動。新市委隻好向各方麵求援，學校工作組一種是新市委直接派出的；一種是在新市委要求下，中央各部門、河北省及“四清”工作組抽調的幹部，臨時集合起來，由新市委派出的；另一種是在市委要求下，由中央各部門、國務院各部門派出的。”他否定了中央文革說工作組是新市委派的說法，承擔了責任。
他說：“我們這個決定是比較匆促的。還有的決定，例如中學集訓、軍訓等間題的決定也是比較匆促的。有的同誌說老革命遇到新問題，的確是這樣。而工作組到各校，又是非常倉促的，沒有經過充分的研究和討論，我們在中央工作的同誌，在市委工作的同誌，自己搞這樣史無前例的運動，也沒有經驗，也沒有在一些方麵給工作組做具體的交待。工作組的同誌按老一套的工作方法去指導運動，有些不好的工作組還違背我們黨曆來對待群眾運動的方針，自己搞一套，瞎指揮，亂鬧一通；結果在一個多月中把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有的學校甚至弄得很糟糕。這是個很大的教訓，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經驗。基本的教訓是，對於廣大的革命師生的革命自覺性和創造性估計不足，對於革命的思想水平、政治水平和革命本領估計不足，對於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文化大革命的群眾路線方法，領導群眾自我教育、自我鍛煉、自我革命，從而推動和帶動我們無產階級專政下麵實行廣泛民主的偉大意義估計不足。”他認為：“工作組有的是好的，有的是比較好的，但是也犯了這樣那樣錯誤的，有的是犯有嚴重錯誤的，他們壓製群眾，打擊革命左派和不同意見的人，嚴重地違反了黨的方針政策，把方向扭到錯誤的方麵去，阻礙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引起廣大師生對他們的不滿，批評他們，以至要求撤換他們，這是完全合理的。工作組的大多數同誌在主觀上是想把事情搞好的。”他的講話與中央文革小組在北大的講話調子顯然不一樣，口氣和緩。他講到老革命遇到新問題。
總理講話中也說到工作組不是新市委派的。他說：" 6 月3 日北京新市委成立，因此群眾一方麵敲鑼打鼓慶賀，一方麵要求派工作組。我們匆忙做出決定派工作組。對學校我們過去沒有經驗，特別是政府派去的工作組。很多工作組工作方式就是老一套，當然，小平同誌剛才講了，也有的是老革命遇到新問厄．絕大多數工作組主觀要求是好的．但方法不對，效果不好，”他說：工作組撤消後，留在學校，向你們學習。隻要能認真檢查，他們絕大多數是好同誌，你們會了解他們，他們也會了解你們。總理講政策性的東西，講要文鬥。
最後少奇同誌講話，他說一我也是黨中央工作人員之一，黨中央包括我在內，熱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各學校革命的同學、革命的教師、革命的員工進行無產忍雌文化大革命I 這是我們黨中央的總方針，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l 至於怎麽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就間我們．‘革命怎麽革？’我老實回答你們，誠心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許多的工作人員．也是不知道，主要靠你們革，靠各學校的廣大的師生員工在革命的實踐中間來學會革命。你們現在有飯吃．吃飽了也不上課，幹什麽呢？幹革命．你們幹革命就是由你們鬧！" “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的，中央同意的。現在工作組這個形式不適合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需要，中央決定撤出工作組。”他建議學生“在運動中間要保護少數，保護那些意見不同，而占少數的人”。
會議剛開始，毛主席就到人大會堂，在後台走來走去，一直在那聽前台同誌的發言。我遞了一個條子告訴劉少奇，可是劉少奇正在講話．比較激動，沒有注意到。
翟英（李雪峰同誌夫人― 編者）她們當時坐在台下，聽得比較清楚。聽到劉少奇還講了：“反對毛主席也不一定是反革命”。少奇說：‘清華大學有一個學生寫了這麽一個口號，叫做‘擁護黨中央，反對毛主席’，同學們就揍他．這是反動的標語。一揍他，那麽多的人揍，公安部門隻好暫時拘留，這是一種保護性的拘留。如果你們暫時保護他的自由，讓他活動，就放回來。不妨大局嘛。保護幾個月再作結論．不論是對於黑幫，對於牛鬼蛇神，對於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假革命、假左派等等，一般都要到後期來作結論。在作結論以前，暫時保護一下，讓他活動一下．活動一個時候，我看沒有壞處。”
翟英還注意聽到鄧小平講：我們跟了毛主席幾十年，難道現在就不跟了？我當時主持會，十分緊張，有些話我都沒有聽清。
少奇講完後，毛主席突然走上主席台，同群眾見麵。台下的群眾掌聲雷動，鼓掌長達10 分鍾。毛主席沒有講話。
“五十天路線錯誤”，我一直不清楚他們是如何算出來的．從6 月3 日到7 月22 日江青、陳泊達到北大活動，整整是50 天。

《中共黨史研究》1998 年第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