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克陽 : 我偶遇的名人齊白石呂熒,馮雪峰,孟超,康克清,老舍,冰心,茅盾,李希凡......

 

 

作者：劉克陽

因為爸爸和媽媽關係，我有偶遇名人的機會。這些人大多是文化界的那些人，因為爸爸一輩子沒有離開這個圈子。

01

那是1956年，我跟父母和兩個姐姐到了齊白石位於西單跨車胡同的“寄萍堂”。父母是專程來求畫的，我那時我七歲，懵然無所知，隻當是去串門。

雖然是夏天，白石老人仍著長袍，戴鑲玉圓帽。老人的家中均置以老式家具，客廳中直通天花板的雕花木櫃上加著一把中式大鎖。老人撩開長袍露出腰間一大串鑰匙，打開客廳中一個老式雕花木櫃，從中拿出三塊雞蛋糕給我們姐仨。

白石老人先為父母作畫，畫的是一幅兩尺多長的牽牛花圖。白石老人飽蘸墨汁，落筆就是幾片牽牛花葉。瞬間紅色牽牛花躍然紙上，黑紅相襯，神形畢出。右上首題“劉遼逸汪容之同誌留念”幾字，左下首寫九十四歲老人。

然後白石老人給我們姐妹四個一人畫了一幅鬥方。老人作畫神速，一揮而就，每幅畫三兩分鍾就落筆完成。

給海燕的畫是四隻小雞，站成方陣在拉扯一條蚯蚓，上題字“他日相呼，海燕小朋友留念”。爸爸立刻抓緊教育：“懂這句話的意思嗎，這是說你們四姐妹現在為一點小事你爭我奪，將來長大了還是要彼此呼應，相互關照的。”白石老人問二姐：“小妹妹喜歡什麽？”他的口音很重，幾乎聽不懂，隻當是問愛吃什麽，二姐答：“蝦。”於是得到的畫是一對大蝦，我的是青蛙，劉元的是魚。畫上都題了我們的名字還加上了“同誌或同趣留念”的字樣。之後老人再次打開櫃子，內列各式印章，老人在畫上一一鈐印。

當時在座求畫的還有李濟深的小兒子李沛瑤（李後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1996年2月在家中被警衛員打死）。巧得很，父親1945年在廣西梧州李濟深籌辦並任校長的大陂山中學教書，李沛瑤正好在該校讀書，一晃十年，師生二人在“寄萍堂”不期而遇，李沛瑤笑著承認，當時爸爸講課說普通話，他一句也聽不懂。父親請李沛瑤替我們和白石老人拍了幾張照片留念。照片上白石老人居中，正在揮毫潑墨作“牽牛花”，父母站在右側俯身微笑注視畫麵，我們姐妹站立左側，表情有些茫然。

 

 

白石老人的潤筆費現在看來便宜得驚人，六塊錢一平方尺。臨走經過門房，白石老人的聽差——一個從宮裏出來的公公——攔著爸媽，拿出一摞主人賞他的畫兜售，爸爸媽媽看中了一幅“鴛鴦戲水圖”，二尺半寬，色彩絢麗，白石老人的少有的彩色水墨畫。這些畫總共花了五十元。

帶著六幅墨寶我們心滿意足地離開“寄萍堂”，在榮寶齋裝裱並配以金絲楠木鏡框。自此，這六幅墨寶張之素壁，廳堂生輝。

文革中，已經作古十年的齊白石被江青點名批判為“地主階級反動文人”。在抄家之前媽媽銷毀了我們與白石老人的幾張合影，把白石畫塞進了院中茅廁，一般紅衛兵不會光顧那裏。幾年後白石畫已經開始生黴，沒法處理，又舍不得扔，幹脆把寫著我們姓名的五幅畫賣給了榮寶齋，二十元一平方尺，換回120元。唯有《鴛鴦戲水圖》，上覆伊文思拍攝的周恩來照片權作掩護，得以保留。此畫極為父母所珍愛，視為家中無價之寶。父母去世後，“鴛鴦戲水”也賤價賣掉。

02

60年代初的一天，有人敲門，我聽見跑去開門，一個瘦高的麵色憔悴的中年人走進院子。我不熟悉這個陌生人，但是在大街上見過他，我趕緊叫爸爸出來，我知道是找他的人。爸爸迎出來，把他請進書房。

他走後，爸爸歎息說：“這是呂熒，瘋瘋癲癲的……”我成年之後才知道呂熒的事。這個北京大學畢業的才子，晚爸爸一年進的人民文學出版社，也是翻譯兼編輯。

1955年5月25日，全國文聯主席團和作協主席團舉行聯席擴大會議，決定開除胡風中國作協會籍，撤銷其中國作協理事等職務。心口如一的呂熒不滿這種做法，立即登台發言，提出“思想意識領域的問題不應等同於政治問題。”當場遭到斥責，被趕下台。麵對兩主席團的眾多風頭人物郭沫若、茅盾、周揚、丁玲、馮雪峰、張光年等，就是他單槍匹馬奮起直言，然而這麽一個剛正不阿的人在十幾天後被定為“胡風分子”。

幾天後經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批準，呂熒被隔離審查長達一年之久。之後屢遭隔離審查，精神上受到嚴重摧殘，導致精神分裂。1969年3月5日在北京清河農場凍餓中逝世，終年55歲。

 

現在人人稱頌呂熒是仗義執言孤膽英雄，卻悲慘地拋棄在人生邊緣，不明不白地喪失生命。我見到他兩次來到我家，他知道爸爸是一個正直的人，也許是想跟爸爸說說心裏話，訴訴苦悶，但是那時候他已經語無倫次，精神恍惚了。

03

我最初見到她是60年代初在公交車上，我和媽媽在車上遇見她，媽媽跟她打招呼，簡單說了幾句話，我記得她說去找女兒，女兒要和同學一家去北戴河，她不放心，也不同意。印象中她又矮又瘦，一個非常普通的南方婦女模樣。下車後，媽媽告訴我這是婦聯的同事羅曉紅。

媽媽和她不是一個部門，工作上沒有任何交集，所以當時關係並不密切。直到文革後，她們都從幹校回到機關大樓裏，這群無事可做的人們每天聚在一起談天說地，織毛衣，虛度時光，後來把老太太們分為若幹黨小組，媽媽和曉紅阿姨分在一個組裏，天天見麵，兩個廣東老鄉用廣東話聊天，非常投緣。

曉紅阿姨是1927年的老黨員，在那腥風血雨的年代，一個年輕女子義無反顧地參加革命，屈指可數。解放後曉紅阿姨一直是蔡暢（全國婦聯主席）的秘書，直到文革。

一次曉紅阿姨邀請媽媽去她家做客，我陪著媽媽去的。她家住在海澱的一個軍隊的幹休所，進到她家，隻見是很大的一個單元，沒有裝修，整潔無華。阿姨隻用一句話介紹她的家“我的屋子裏有79塊玻璃，打掃起來很麻煩。”我確實吃一驚，可見屋子之大。中午吃飯，飯菜很簡單，隻有三個菜，我看見對麵坐的曉紅阿姨吃的是前一天的剩飯，我說：“阿姨，別吃剩飯……”阿姨女兒趕緊說：“不用管她，她每天都是這樣，怕浪費了。”曉紅阿姨關切地對我說：“不夠吃，讓女兒到食堂去買饅頭。”

飯後，阿姨和媽媽用廣東話聊天，我能聽懂，阿姨說她還有一個兒子，因為當年幹地下工作，無法帶孩子，送給她哥哥了，後來哥哥全家到了香港，現在定居美國。兒子從美國回北京看過她，阿姨苦笑著說：“他叫我姑姑。”“算了，長得也不好看。”骨肉分離，近在咫尺，不能相認，阿姨心裏肯定不是滋味。

曉紅阿姨離休後，每年拿出自己工資的大部分捐給災區及貧困地區的孩子。阿姨早年參加革命，但是工資並不高，她一直堅持把錢捐給需要幫助的人群，直到她到去世前。她慷慨無私的義舉在全國婦聯是頭一個，感動無數人，同時帶動更多人去幫助貧困的人們。

曉紅阿姨100歲去世，她的訃告上寫的職務隻有四個字“蔡暢秘書”。曉紅阿姨隻是普通人，但是她在我心目是大名人。

04

爸爸和馮雪峰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建社初期的同事。爸爸剛到北京時候就與馮伯伯同住在東總布胡同出版總署的宿舍。馮伯伯1950年從上海調到北京擔任剛成立的當時中國最大出版社的社長。他廣收人才，十分器重爸爸，在一次與周揚的爭辯中宣稱“出版社內夠格的編輯隻有劉遼逸一人。”

馮伯伯被劃為“右派”後下放到爸爸的編譯室成為一名普通編輯。開會時他總是在一個不被人注意的角落就座，爸爸也是一個開會溜邊的，他不避嫌疑，大大方方和馮伯伯坐在一起，時有說笑，還對火吸煙。於是編輯部就有了俏皮話——“劉遼逸和馮雪峰打得火熱。”

1961年秋天的一個星期日，一早，爸爸叫上我和姐姐，說：“走，今天和雪峰一家約好到東郊去打草籽。”能夠和爸爸到多年沒去的郊外玩，可是一件難得的興事。我們真是喜出望外，高高興興地跟爸爸出發了。當時正是困難時期，但爸爸和馮伯伯這些知識分子享受著國家特殊供應，每月有煙、糖、黃豆等一般老百姓買不到的食品。當時我雖小，但我還懂得他們並不需要到野外去打什麽草籽呀，所以想他們也跟我們這些孩子一樣，不過是找借口出去玩玩。後來才明白馮伯伯家和我們家一樣養了雞，人的糧食有定量，雞就沒有吃食了，所以去打草籽，為了喂雞。

出了城，到了朝陽門外的野地裏，遠遠地看見馮伯伯和何阿姨已經站在那裏，還有他們的兒子。馮伯伯和何阿姨和我們打招呼，但馮伯伯並不接近我們小孩。我很納悶，星期天兩家人聚會，怎麽馮伯伯繃著臉，與我們不即不離的樣子，讓我心裏挺別扭。說是來打草籽回去喂雞，但他和爸爸並不當真打，比劃了一會兒，爸爸和馮伯伯找了棵大樹，在樹蔭裏坐下來，兩人一邊抽煙一邊聊起了天。

從我這個孩子的眼光看，他們的關係很融洽，不然怎麽會跑到這麽老遠來閑聊呢。這樣和馮伯伯一起去打草籽還有幾次，馮伯伯這樣的大人物也不免俗，為了家裏的雞，來到幾十裏外的荒草地裏打草籽。

 

1970年夏天，我到湖北鹹寧幹校去看爸媽。鹹寧每天四十度的高溫把我熱得昏頭轉向，痛苦難捱。我在幹校住了一個星期就呆不住了，急著想離開那兒回北京。那時我是多不懂事呀，幹校那麽多叔叔阿姨都希望我給他們帶信回北京，目的是想讓我替他們到家裏看看親人，我什麽也顧不上一門心思要走。

離開十四連時，爸爸送我到火車站，並交給我一封馮雪峰伯伯寫的家信，囑咐我到北京後把信送到馮伯伯家，信封上寫著地址，爸爸又把馮伯伯家的地址重複告訴我，叮嚀我不要忘了。那時，馮伯伯“走資派、大右派”的帽子還沒摘，那麽大年紀還和大家一樣挑糞種菜，他不愛說話，特別是不和我這樣的孩子們說話。我隻能看見他的背影。他是讓爸爸把信交給我的，我知道他看見我到幹校了，為了不因為他的“身份”影響到我，盡量不與我交流。

回到北京後，我到北新橋馮伯伯家，見到何阿姨，把信交給她。我說我是劉遼逸的女兒，剛從湖北幹校回來，告訴她馮伯伯還好，何阿姨微笑著謝我，她請我到屋裏坐。我看了一眼她家低矮陰暗的住房，簡直沒有坐的地方，我沒有進去，就告辭出來了。我記得爸爸曾非常惋惜地跟我說過“老馮在大革命時期就是黨中央的領導人，老紅軍……”爸爸說這話的時候馮伯伯已經被打成右派，剝奪了一切職務。

1976年2月初，一個寒冷的晚上，爸爸沒有按時回家吃飯，七點多鍾回來了，他摘下棉帽，看著我悲憤地說：“我剛去了協和醫院，今天是和雪峰的遺體告別，唉……你知道嗎，今天隻有七個人到醫院和他的遺體告別。”我半天說不出話來，得知馮伯伯是1月31日去世的。

馮伯伯去世在中國黎明前黑暗日子裏，他的不白之冤還沒有得到昭雪，他的委屈還沒來得及訴說，他就離開了這個對他不公平的世界；他的五十多年的出生入死的戰友，相濡以沫的朋友，共事多年的同事，視如手足的親屬大都沒能和他告別，見最後一麵，他們大都無從得到馮伯伯去世的消息。一個善良、堅強、不屈不撓的革命老人就這樣悄悄走了。爸爸作為朋友、同事為他送行了。如果不是爸爸的關係，我是不能近距離接觸這位紅軍時期的領袖人物，我心裏默念：“馮伯伯，走好。”

05

在幹校讓我十分震驚的是親眼看到了孟超的遭際。孟超才華橫溢，他的劇本《李慧娘》曾風靡大江南北，文革前突然被批為“鬼戲”，說是目的在於反黨。孟超從此遭罪。我在幹校的工地上看見他時，他年近七十歲了，骨瘦如柴，駝背，頭發髭著，臉瘦成一小窄條，嘴部凸出。他抱著兩塊磚，他的臂力不夠，還要靠胸來幫助。他抱著兩塊磚跌跌撞撞地走著，周圍一群“共產主義學校”放寒假的孩子追著他叫罵：“老魔鬼！*****！偷懶！”

1970年在城市裏中學基本上恢複了教學秩序，紅衛兵已經偃旗息鼓，打人罵人的事情也已經鮮見，為什麽在幹校倒死灰複燃了。那些孩子都是知識分子的孩子，又不是什麽紅衛兵。帶頭鬧得最凶的是翻譯家蕭某的女兒。

突然，孟超絆倒了，抱的兩塊磚摔在地上，臉正好磕在磚頭上。嘴裏流出的血和鼻子裏流出的清湯或者是鼻子裏流出的血和嘴裏流出的清湯混在一起，蹭得滿臉和磚頭上都是，不能動彈。孩子們圍著他轉著跳著喊著：“老魔鬼，裝洋蒜，快起來！”他一直也沒能站起來，我和姐姐實在不忍再看，走開了。

爸爸和孟超是朋友，他們在桂林時就相識，常有來往。1949年爸爸剛到北京，就去找孟超。那天的日記寫道：“昨天到東四二條教科書編審委員會找孟超。孟超比在桂林還顯得健旺，雖然頭發多半都白了。他太太還留在重慶。”後來兩個人又都在同一個出版社供職。

爸爸說孟超是奇才怪才。晚上我和爸爸說起這件事，他搖頭慨歎：“唉，這些孩子知道什麽，他們了解孟超嗎？他們看過《李慧娘》嗎？簡直是無端的仇恨。”爸爸說得對，文革製造了仇恨，是無端的仇恨，其種子深深地種植在孩子們的心靈。

 

06

她是媽媽的同事康克清，中國二號領袖朱總司令的妻子。解放初期媽媽和她在一個辦公室，那是全國婦聯的前身“兒童福利部”。直到成立全國婦聯，媽媽分配在“保衛兒童委員會”，康克清當上了婦聯書記處書記。

那是剛解放——1950年百廢待興的年代。康克清在“兒童福利部”是領導，大家尊重她，因為她是朱老總的夫人，農村出身的她跟大夥相處融洽。媽媽她們稱她“康大姐”，我們經常能見到她，媽媽讓我們叫她“康媽媽”。康媽媽被幹部們的孩子喊，實際上她一輩子沒有生育過孩子，但是她確實看見同事們的孩子非常喜愛。她知道我媽媽有四個女兒，每次看見母親身邊的我，就拉過去摟在懷裏說：“這是我的女兒……”媽媽站在一邊隻是笑不吭聲，我驚恐地害怕她帶走我。直到她當上婦聯副主席兼書記處書記後，小臥車接送，我才少見到她了。

媽媽在我大了一點的時候，一次講起康媽媽的事，還是在“兒童福利部”的一次黨小組會上，康媽媽忍不住提出“家裏困難，申請補助”。她坦言說：“老朱家鄉來了好多親戚，住在我家，長期住著不走，即要供給他們吃喝，還要每月給雲南、四川老家寄錢補貼那裏的親屬、戰友，前妻的兒女和他們的親屬都要一一打點，兩個人的工資全部用光，還不夠。”大家麵麵相覷，不知如何回答這個“國家副主席，軍隊總司令”老婆的要求。最後還是經過“研究”，給康媽媽補助了200萬元（合現在的200元）。

但事情遠非200萬元那麽簡單，隨後而來的“三反”“五反”運動以及大大小小的“運動”撲麵而來，有“好事者”把康媽媽吃“補助”的事情提到桌麵上“高級首長家庭還吃補助，知道老百姓的日子怎麽過的……”康媽媽成了眾矢之的，交出來吧，200萬早已進了鄉親們的腰包了，不交出來，以後運動怎麽過關……好在之後康媽媽當選全國婦聯副主席、書記處書記才“逃過一劫”。

07

我小學三年級的春節，跟父母參加文聯舉辦迎春晚會，先是演節目，上台表演的都是文化界的名人，我印象最深的是老舍演節目說笑話。報幕員一報下一個節目是老舍說笑話，台下就響起掌聲和笑聲，老舍穿了件中山裝，快步走上台，跟大家打招呼，問候新年好。他講的是一個懶媳婦過年包餃子，嫌麻煩，結果給全家隻包了一個大餃子，把婆婆氣壞了。他的笑話還沒說完，全場就被他幽默的段子逗得哈哈大笑。

殘酷的文革逼死了老舍，一個讓那麽多人開懷大笑的人淒涼地以投湖自盡的方式走了。

記得一次民進市委組織的春遊，爸爸邀我一起去，好像是去潭柘寺。我走進麵包車廂，抬頭找座位，看見一位老人坐在最後排，我一看便知是冰心老人，旁邊坐著她的女兒。我和爸爸坐在她倆前麵的座位。爸爸跟老人打個招呼。老人和女兒低聲談話，說話的聲音隻有她們母女倆互相能聽見，車內仍舊很安靜。冰心先生上車後坐在最後一排，空出前麵的座位讓後來的人方便入座。顯然她們母女是早就到了，不遲到，低聲交談，坐在最後麵，為了方便他人。她的文明舉動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冰心先生在《我的老師》一文中寫“我這一輩子，從國內的私塾起，到國外的大學研究所，教過我的男、女、中、西教師總有上百，但是最使我尊敬愛戴的就是管葉羽先師。”管葉羽先生曾任貝滿女中兼培元小學校長長達二十六年，這兩所學校也是我們姐妹四個曾經多年上學的學校。管先生的女兒是我在全國婦聯托兒所五年的所長管美榮，我的文章中提到過管所長。

還有一次也是民進組織的春遊，那次我們全家都隨團去了，人們陸續上了大巴車，我看見李光曦夫妻也上來了，歌唱家樂嗬嗬地主動跟大夥兒打招呼，當然也問候我的父親。到了公園，我們和他們夫妻又遇見了，李光曦停下來跟我們寒暄，我提出跟他們倆照相，他爽快地答應了，我們一起照了兩張相。歌唱家沒有架子，禮貌得體，與現今的所謂“明星”大相徑庭。

08

文革還沒結束，我從山西插隊回到北京，賦閑在家，到爸爸出版社遇見茅盾先生的兒媳婦陳小曼，小曼是爸爸外文部的同事，小曼熱情地噓寒問暖，邀請我有時間到她家去。我知道“她家”是指她的小家與茅盾先生同住的地方。茅盾先生隻有一個獨子，所以小曼一家一直與他在一起居住。

一天無事，我到了我家附近東四頭條文化部的後院。文革前是幾位部長、副部長在那裏居住，現在隻有茅盾先生的一座獨棟的小樓還有生活氣息。我敲開門，是保姆開的門，茅盾先生也站在門口，經過文革他已顯蒼老了，身穿簡單的家居服。見到我這個陌生人，老先生親切地跟我打招呼，一看就是位可親的普通老人。他身邊站著兩歲的小孫女，我聽小曼說爺爺最喜歡這個孫女，晚年與她做伴。他看著我，我趕緊自報家門，說出父親的名字，他表示知道，請我進屋，這時小曼也迎出來。

隨後小曼帶我在樓裏轉，上了二樓，玻璃書櫃圍著三麵牆，書櫃前擺著沙發。不言而喻是爺爺的客廳兼書房。小曼又帶我到樓外邊的一間大房子，打開門，原來是一間藏書屋，足有七八十平米大。裏麵一排一排大書架，存放著成千上萬的書籍，一看便知是各個出版社贈送的圖書，我很想借幾本書，又一想借老先生的書不太好吧，就放棄了。

前麵我提到1955年茅盾先生當時是中國作協主席，文化部長，職高位重的他迫於政治風向，他屈從多數人對胡風的批判及對呂熒的指責。文革後巴金《隨想錄》、韋君宜的《思痛錄》都表達了內心深處的從來不敢觸及的東西。

我尊重茅盾先生，是因由他的出色的作品長篇《子夜》短篇《林家鋪子》，三十多歲的他寫出那麽出彩的人物事件，他的作品經久不衰。在他晚年時我在他家見到的是一位家居老人，而不是以前報紙、廣播、電視中遠處的距我千裏之外的他。

09

九十年代我陪爸爸去人大會堂領取魯迅文學獎，有家屬陪同領獎人的就我一個，我的目的是想見識一下文學界翹楚。

坐在我身邊的是李希凡，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的院長。五十多年前二十多歲的他和藍翎共同寫的《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的文章批判俞平伯紅學研究的唯心論，被毛澤東讚揚為“事情是小人物做起來的”，在全國引發了文化界一場對唯心論的大批判運動，很多人倒了黴，馮雪峰的厄運就是從那時開始。那時我上小學二年級，記得我家訂的報刊上都是長篇累牘地批判討伐。“小人物”就此讓世人矚目，變成了“大人物”。“大人物”也是不好當的，李希凡這一生毀譽參半。

我拿出筆記本，請希凡先生簽字，他很流利地寫上自己的名字，字很工整漂亮。他再不是當年的小人物了，戴有各種頭銜，但是坐在我旁邊的他已經是位儒雅的老人了，默默無聲地坐在那裏。在大會堂領取魯迅文學獎，是他這麽多年來堅持文學藝術研究所獲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