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讀過共識網曹長青先生的撰文“張學良糊塗死了”以後，我感觸良深。尤其該文提到“西安事變”的“張楊“與“兵諫”，筆者更有深思。我的父親謝晉生，在“西安事變”的整個過程中都在西安。事變前夕，謝晉生任西安綏靖公署主任楊虎城將軍的憲兵營中校副營長、代理營長、特務團團附。為了整肅軍紀，憲兵營籌建之初，楊虎城曾親自兼任營長。家父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上也發表過不少西安事變見聞，對分析楊虎城個人的命運有一定的助益。
一個時代的曆史，不是由後人寫出來的，而是由當世人共同塑造的，對他們言行與感悟的記載才是最真實的曆史。
筆者父親原名謝乃常，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畢業後曾是蔣校長的得意門生，北伐到南京之後，由蔣介石親自指派到三十二軍任黃埔同學會特派員(上校軍銜)，官階雖不高，權力卻不小，因為黃埔同學會會長是由蔣兼任，不管軍政事務繁忙，蔣介石每周總是驅車到同學會二次或三次，聽取匯報，親自處理會務。所以有人講，黃埔學生就是蔣委員長的嫡係，這話無不道理。
與蔣會長交道過多，自然有伴君如伴虎之感，總想換一換環境。由於陰差陽錯，家父終於跳槽。1928年初夏，家父在蘇州街上巧遇遠親李木庵，李老是家父祖母的堂弟，李老在家中排行第七，家父尊稱他為“七外公”。此時的“七外公”正遭國民政府通緝。李木庵是1925年加入中共的，當時突然在街上遇到全身戎裝的親戚仍感到非常緊張，沒料到我父親卻自告奮勇要保護他，在蘇州這個地盤沒有什麽擺不平的。所謂舊社會，血濃於水是人之常情，更何況長輩仍晚清秀才，還是京師法政學堂畢業的高材生，曆任福建高等審判廳廳長、檢察廳廳長，其學識淵博，宣傳的主義也蠱惑人心。家父雖行武生身但最敬仰學者。由此以往，筆者父親不自覺地，糊裏糊塗走上了一條親共之路，脫離了嫡係部隊，還積極參加了反蔣黃埔同學會，視蔣介石為中國的獨裁者。1933年11月，家父參加了福建事變，簡稱閩變，由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以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為主力，在福建福州發動的抗日反蔣事件。“閩變“屬短命之變，叛軍不到20天就被政府軍擊潰，中、上級頭頭都遭通緝。家父突圍後，東躲西藏一年多。1935年10月，經李木庵、徐彬如介紹推薦到楊虎城屬下任職。當時，徐彬如直截告訴我父親:”你這次來西安，準備介紹你到西安綏靖公署憲兵營去擔任中校副營長兼任步兵訓練班的教官，這個憲兵營是由楊虎將軍直接掌握的部隊。營長是我們的同誌金閩生，你協助他工作，對我們的革命事業會有很大的貢獻。”家父求得這個差使也為之一振，俗話是憲兵見官大三級，感到前途希望無窮。
此時的楊虎城幕下。早已聚集了不少的中共地下黨人，大家都心知肚明。
據楊虎城將軍的機要秘書王菊人回憶：自汪鋒、王世英相繼到西安後，前線已無形停戰。接著紅軍派張文彬為代表，常駐西安，張文彬被委任為十七路軍總指揮部政治處主任秘書。當時，因電台未建立，關於蔣介石重要的軍事部署，便口頭告訴中共代表。為保持雙方的來往，楊虎城密令設立了交通站，在西安的有三處：西安城內甜水井，以特務第二團(閻揆要團)留守處名義，派副官原潤泉負責，專為一般外來的或自蘇區出去的共產黨人設置的。宋文梅的特務營營部和特務營營附謝晉生的家，是專為重要共產黨人設置的秘密住所。這兩個地方，保護極為周密，與楊直接接觸的共產黨人，住在這裏。為保密起見，這裏住的人，不與其他一般共產黨人往來。如張文彬即住在謝晉生家中。在前線也有三處交通站：一為駐淳化之閻揆要團，由閻揆要負責;一為洛川、延安間的四十九旅和程鵬九團，由旅長王勁戰、團長程鵬九負責，一為宜川的四十二師武士敏旅，由旅長武士敏負責，武去南京陸大受訓後，此一交通線取消。關於電訊器材、電台地址，楊派特務營營長宋文梅負責，地址預定在特務營營部(新城外西北角)內。由於種種原因，此項工作迄未進行。另外，由楊交付王世英帶去的幹電池、墨水、筆尖、筆杆、報紙本等物資，經由前線給紅軍運過一次。
楊虎城通共之事，世人盡知。
據楊虎城之子楊拯民撰文介紹：楊虎城將軍1931年任西安綏靖公署主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1936年12月12日，他同張學良將軍聯合發動了震驚世界的西安事變，迫使蔣介石放棄其“攘外必先安內”的誤國政策，促成了國內和平與團結抗日局麵的實現。楊虎城將軍能夠跟隨時代潮流不斷前進，從舊民主主義者轉變為新民主主義者，成為偉大的愛國主義者，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堅持孫中山革命的三大政策與共產黨合作，經久不變，即使大革命失敗，他對共產黨也不失望，不僅“不清黨”，還曾要求加入共產黨。在他的部隊裏，中共黨組織始終不斷線，共產黨員更是遍布他部隊的各係統、各部門。他信任、重用共產黨員，用共產黨的辦法，改造自己的部隊。他說：“共產黨員不怕死、不貪財、能幹事、有獻身精神，所以我要用他們。
現在重讀這些“史話”，雖有點像笑話，但畢竟還是真人說的，不是劇本對白。官二代的楊拯民還當任過全國政協的副秘書長，權利雖不大，牢騷也不少，總認為其父對中共的貢獻巨大，就像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一樣。
實話實說，”西安事變”的確改變了中國的政治走向。
走了幾十年蘇俄老路。
楊拯民發發牢騷也很正常，因為他是一個出身特別的”官二代”。論資格,他比不少“紅二代”老多了。要說冤，他比父親冤多了。
1937年，楊拯民在北平中華中學上學時，參加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鋒隊，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秘密外圍組織。在黨組織的幫助下，楊拯民於1938年3月到達延安，進入抗日軍政大學、馬列學院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都十分關心楊拯民的學習生活情況，多次請他到家作客。後來，楊拯民曾任中共米脂縣委統戰部部長，關中軍分區、延屬軍分區副司令員，大荔軍分區司令員。曾參加了智取華山等戰鬥。
1950年，原起義的楊虎城舊部集體轉業，成立了中國最早的石油工業之師，開赴玉門。組織上調楊拯民擔任了新中國第一任玉門礦務局局長兼黨委書記。楊拯民舉家遷往西北高原。1957年底，楊拯民領導的玉門油礦由新中國成立初的年產量十幾萬噸，發展到年產100萬噸，他當之無愧地成為新中國石油工業的第一代功臣。
1958年，中共陝西省委書記張德生向周恩來打報告要求調楊拯民任副省長。從此，楊拯民開始從事行政工作，曆任陝西省副省長、中共陝西省委書記、天津市副市長。可借好景不長，“文革”開始後不久，楊拯民被關進“牛棚”，楊虎城雖早遭殺害，但土匪出身的惡名成了後人的原罪。1967年，楊拯民被整得過不下去了，隻好給周恩來寫信。沒過一星期，楊拯民的問題就從“敵我矛盾”劃為“人民內部矛盾”，並於1969年春節被釋放回到家中。粉碎“四人幫”後，楊拯民任建築材料工業部副部長。1982年調入全國政協。後任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第五至九屆全國政協常委。1998年10月22日因心髒病突發去世，逝世後葬於陝西省西安市長安區楊虎城烈士陵園。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都對其不幸去世表達了哀悼。
周海濱在《我們的父親》一書中有段重要的文字：
1969年春節，楊瀚(楊虎城之長孫)兩年沒有回家過春節的父親楊拯民從“牛棚”裏回來，召集全家說：“我現在覺得有必要將咱們家的曆史告訴你們知道。”在父親三個小時的講述中，楊瀚第一次知道了曹海鵬攝楊虎城是誰。“我們5個子女被他深深感染，被那些聞所未聞的曆史所震驚，所感動。那一年我剛14歲，第一次了解西安事變。”41年後的2010年7月28日上午九時，北京白塔寺，楊瀚接受訪問，他向我們講述家族傳承中的和他所研究的楊虎城和西安事變。這位全國政協委員、《楊虎城大傳》的作者、楊家兩代人中唯一兩次見過張學良的人，對楊虎城的研究堪稱專家級。他為何研究楊虎城?出於家族感情還是西安事變的謎底吸引了他。在西安事變研究會會長楊瀚看來，這都不是答案。答案在張學良身上。1999年、2000年，楊瀚兩次赴美國夏威夷看望張學良，但是他不明白為何張學良見到他時，“身體怔了一下”，說聲“你好”便不再言語。
他同樣不明白，國民黨二級上將楊虎城在蔣氏父子統治台灣時期為何被從西安事變中消失，而連張學良在晚年的口述曆史中也鮮有提及楊虎城。
當他弄明白是怎麽回事的時候，他提筆給連戰和馬英九寫信，要求國民黨為祖父平反，但是直到現在，“還沒有任何的回複”。
對張學良、楊虎城二人發動的“西安事變”，立場不同，看法不盡相同很正常。
且不論牽涉兩岸曆史和政治宿怨，單就史實而言，楊瀚希望台灣當局為其祖父楊虎城平反就還有不少障礙。
按輩份，我隻能稱楊瀚為賢侄。把賢侄堪稱為專家級學者的人很搞笑，賢侄更天真可愛。早年中美聯合公報已表明:海峽兩岸都承認隻有一個中國，原則是一中各表。已有新政府奉楊虎城將軍為民族英雄,又盼老政府為楊虎城平反昭雪?賢侄也不動腦筋想一想，天下哪有那麽多兩全齊美的大好事?楊瀚在他的著作中居然還為祖父在西安事變中誰是主謀中提供“供詞”搶功?
這也難怪少帥張學良晚年拒談楊虎城。不過張學良在晚年口述史裏也透露，對楊虎城被害有點惋惜,他給蔣介石寫的《西安事變反省錄》中，坦誠受楊虎城影響比較大”。
筆者認為，一人犯法一人當，把與楊虎城無關的人，不管男女老幼一並殺弑是不能容忍的暴行。
少帥吃虧吃在年少氣盛，有苦難言的是：論文化，楊虎城是一個標準的文盲，論心計，少帥哪是老謀深算的虎城對手?隻能打斷的牙齒往肚裏吞，兵諫變逆賊，不得不親自送蔣委員長飛往南京，負荊請罪。千古罪人，餘生當擔,盡管善終百歲。
西安事變後，楊虎城被迫出國考察前夕，他對前來上海送行的第十七路軍重要幹部作最後一次講話。他結合部隊生存發展的坎坷曆史，把部隊的前途、國家民族的希望，同共產黨的事業發展緊緊地聯係起來。他語重心長地說：“現在，我們的部隊，北邊是朋友，南邊是冤家;北邊是光明，南邊是陷井。到了蔣介石壓迫我們，我們部隊的存在發生危險時，就斷然倒向共產黨，跟共產黨走。”
所謂“被迫出國”，其實是老蔣心太軟，放楊將軍一條生路，你遠走高飛吧!張學良與蔣介石是正式拜把兄弟，南京軍事法庭仍判了張十年有期徒刑(盡管後來被特赦軟禁)。相比之下，虎城應該慶幸了。這樣的叛逆，如果落到毛澤東手裏，結果會整得更慘，實例不勝枚舉。
實際上，西安事變後，西安各界學生及各界群眾上街舉行遊行，聲援蔣介石，並聲討張楊二人反動兵諫，要求張楊二人立即釋放蔣介石，遊行隊伍由西安市區出發，一直行進到囚禁蔣介石的驪山，途中多次與西北軍及東北軍發生衝突。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楊虎城的軍政職務全部被免。1937年3月29日夜，蔣介石在杭州宴請楊虎城。“委員長身體好些了吧!”一落座，楊虎城便問候蔣介石。”
“腰痛漸漸地好了，不要緊。蔣介石說，”“我對身體上的折磨，向來很能忍耐。”緊接著蔣話鋒一轉，說道，“我向來對人寬大，沒記舊怨，你們全知道的，不必多說，但對部下，過於信任，以致發生這次事故，使各方麵受到損失。”
說到這裏，蔣介石的語氣驟然強硬起來說，“張漢卿常對我說，有他老子，他跟著他老子走，沒有他老子了，他跟我走，勸我搞法西斯組織，還說服從領袖，現在他竟如此，你說這是個什麽樣的人?”，“他打不住共產黨，就向共產黨投降，若是打不住日本時，還不是向日本投降嗎?”說著，他發了脾氣。楊虎城心裏很明白，蔣介石在調侃他。
第二天，蔣介石再邀楊虎城談話。“經過此次事變，你在這樣環境中繼續任職，感覺有什麽不便的地方沒有?”討論完十七路軍的安置問題後，蔣介石將矛頭直指楊虎城，“在事變中各方麵是有對抗情緒的，他們對你的印象，一時轉不過來，你繼續任職，在感情上會有些不方便。你不如先往歐美參觀一個時期，然後回來任職。出國費用由政府負責，啟程的時間暫且不定，可以從容準備。”此後的三個月裏，蔣介石多次催促楊虎城出國。6月29日，楊虎城一行乘美輪“胡佛總統”號離開上海。而宋子文成了他與蔣介石之間的惟一聯絡人。
蔣介石講的並非沒有道理，按照今天提倡的“正能量”來理解，西安事變後的蔣介石，威望空前。當時全國“主流”媒體無不聲討“張楊”二位叛逆，一致擁護蔣介石為唯一抗戰領袖。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在前往美國途中的楊虎城聽到消息後，十分震驚，“真沒想到，還不到十天，就爆發了抗戰，早知道真該晚走幾天。”他即刻致電宋子文，詢問國內形勢。宋子文回電稱：“盧溝橋戰事停而複作，敵並由關外調來大隊，我方已準備作戰。”得知這一情況，楊虎城又驚又喜，一番思考後，於7月11日複電請纓回國抗戰。
在楊剛剛抵達美國舊金山時，宋子文的電報就到了：“依目前情勢，請稍緩返國”。
其實，宋子文真是一番好意，一切盡不言中。
這封電報卻讓楊虎城大失所望。以為宋子文沒有理解他的意思，兩天後，楊虎城直接致電南京政府，請求準予中止考察，回國抗戰。在美國，楊虎城提前結束考察，前往歐洲。楊虎城的秘書米暫沉說，楊虎城去歐洲，一方麵是應付南京方麵交給他的考察名義;更主要的是要設法突破對他回國的阻攔，爭取借道蘇聯從陸路回國。為此，他先後向蘇聯駐法使館、中國駐蘇大使館提出回國申請，結果均遭拒絕。
要知道，斯大林當時獲悉“西安事變”後，斥責的就是“張楊”壞事，懷疑是日本人的陰謀，並多封急電延安，不能幸災樂禍，一定要和平解決，避免內戰讓日軍乘虛而入。就這一點，斯大林還是明智的。日本人的野心也包括占領蘇俄。
何應欽的另一封給楊虎城的電報也頗耐人尋味。“德駐英大使透露兄在西班牙大發牢騷，仍在攻擊蔣委員長不抵抗政策，大罵蔣介石法西斯，請兄在外言論特別注意。”
楊虎城還有幾個好友也收到楊想回國的電報，拒不回複，暗示他不要回，不能回。
這麽多人打招呼，明勸、暗示楊虎城不要歸國。一個老謀深算的人以為自己有九條命，硬要自投羅網，怨誰?
在歐洲考察近三個月後，10月29日，楊乘法輪駛離馬賽港口，抵達香港的楊虎城受到當地各界人士和原十七路軍部分將領的歡迎。但同時，他已受到國民黨特務監視。兩天後，蔣介石的電報送到楊虎城手中，“派戴笠迎接，到南昌相見”。又是兩天後的上午，楊虎城乘飛機起飛返回內陸，從此失掉了與外界的聯係。
對於楊虎城將軍中止國外考察“突然”回國，曆來說法頗多，評價不一，其實曆史的邏輯總是以諸多偶然來表現著必然。如按蔣介石的心願，楊虎城將軍最好“自願”終老他鄉或從此銷聲匿跡，這樣對蔣對楊，尤其對“西安事變”和國民黨的曆史形象都將是個不錯的結局。
將回到國內的楊虎城羈押起來，對於蔣介石來說是頗為有利的，既避免了“放虎歸山”，又能直接指揮在前線對日作戰的楊虎城舊部，還能對楊擅自回國的“抗命不遵”以示“公正”處置。而當失去大陸的國民政府，尤其是軍統中大小頭目便無所顧忌了，不咬牙切齒痛恨張楊二位叛逆才是怪事。至於是否需要蔣介石授意加害並不重要。
然而，偏偏有人硬要把楊虎城塑造為民族英雄，不少電影、電視劇吹噓他襟懷坦蕩而博大、睿智而又執拗、把民族利益看得高於一切。實際上，明白人都明白中國的曆史是怎麽一回事。不是筆者想貶低誰就能貶低得了的。
說句不敬的話，筆者父親客觀上亦是楊虎城的幫凶之一。
筆者父親生前感歎，論寬容大度，蔣介石己很了不起。家父經曆西安事變後，在山西，在滇緬，堅持抗戰八年多，戴“罪”立功，最後卸職是雲南機場守備司令，國防部少將部員。
在強調“階級鬥爭”的年代，我們的父輩們在寫檢討以及個人回憶這類史料中，總有一些無可奈何的違心自責與謬誤，難免記憶不周，亦有主觀成見或為名人友人親人諱。
如果不實事求是，曆史還是曆史嗎?
來源:共識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