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9）

我的文革（19）

 

（五）臨時工

 

一九六四年四月下旬，我在家中差不多待了兩年之後，經鎮政府安排，被縣血吸蟲病防治站招去當臨時工。從此正式開始了我的社會生涯。這一年，我虛歲十九歲，實足十七歲半。

當一名臨時工還要經過鎮政府安排，這可能是現在的年輕人很難理解的。因此，我在這裏要稍稍多說幾句，做一些說明。在毛澤東時代，由於政府實行計劃經濟製度，尤其自一九五五年農業實行合作化，一九五六年實行工商業“公私合營”以後，無論工業、農業、商業、機關、學校、企事業單位，它們的人事、業務、財政的調配權統統控製在政府手中，不可擅自招收人員。國家單位連招一個臨時工也要得到上級批準才行。以血防站招臨時工為例，由於它是國家企事業單位，因此單位須先造預算，列出招工理由、招工人數、所需經費及使用臨時工的期限，報上級主管部門和財政部批準，然後通過鎮或公社的管理處推薦人選，單位人事部門經過審查、包括政治審查覺得符合招工標準，才能最後完成招工程序。而作為被招工的個人來說，人更是國家控製的重要對象。中共通過戶藉製度將每個人落實在一個具體的單位或街道、公社生產隊，不得到主管部門的同意，這個人不能擅自外出工作、讀書，甚至旅行。所以，就算是去做一個微不足道的臨時工，不僅要用工單位同意，還必須你所在的鎮政府或公社也同意才行。單位在招工過程中，貫徹階級路線是首先要遵守的政治原則。不同的用工單位有不同的招工要求。有些單位因受保密製度限製，如保密的工廠、礦山、重要的倉庫，家庭出生不好的人根本進不去。還有一些單位對用人的政治條件要求不高，但工作有好壞，待遇有高低，因此較好的工作，一般也很難輪到出身“不好”的人去做。血防站招臨時工，後來我們知道就是去農村協助農民查釘螺滅釘螺，對政治要求並不高，鎮政府這才推薦我去的。而且這也是我母親幾次去求了鎮裏一個領導幹部後才得到的機會。後來我在香港學到一句話叫“揾食艱難”。我們那時也真的是揾食艱難啊！

臨時工的身份是一個遭人歧視的身份。因為一個政治、文化條件都好的人，一般是不會去當臨時工的。比如大學、中專畢業的學生，都由國家統一分配工作；部隊複員的，由複員退伍軍人辦公室安排工作；再不濟，初高中畢業不能升學的，隻要成分好，一般也會安排他們去比較好的單位當一個正式工。所以凡當臨時工的，大多數是成份不好或其他原因不夠格當正式工的人才當的。換言之，當臨時工有點社會“次品”的意思，被人看不起。那天我們去接受“麵試”，就讓人感到有受辱之感。這次血防站來我們鎮上招臨時工，一起麵試的有十個人，學曆高中、初中、小學不等。我們先在鎮清潔所集中。等縣血防站那位來招工的女幹部“曹同誌”來到後，我們被吩咐都要靠牆壁站好，然後像曾經在連環畫中見到的、美國農莊主挑選黑奴一樣，讓那位“曹同誌”將我們一個一個察看一番——我想大約是要看我們有沒有生理缺陷吧，因為個人的基本情況她肯定先看過檔案材料了解了——結果總算她都滿意。然後，她極簡單地說了我們的工作性質，是“協助搞好血吸蟲病防治工作。具體地說就是查螺滅螺工作。”她聲明我們目前是屬於試用期，“先試用三個月。每個月工資二十四元”。接著她問我們有沒有人不願意去的。我觀察了其他人的反應，每個人都麵無表情，相互望望不說話。最後那位女幹部要我們回去立即準備好自己的行李，包括被褥、盥洗用品，說明天早上七點以前在輪船碼頭集中乘船去青浦。這位“曹同誌”後來我才知道她叫曹惠德 ，是血防站的人事幹事。那時在家賦閑兩年，我是很想改變一下自己處境的，可是這份工作並沒有給我帶來多大喜悅，反而有一點失落感，不但因為工資太低，而且還是臨時的。當然，我也不敢拒絕這份工，拒絕了以後再想得一份工就更難了。因此，這份工對我來說猶如“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想來，其他人的心情與我也差不多。

            血吸蟲病防治站在其他地方一般叫衛生防疫站。青浦是血吸蟲病嚴重流行區，為了突出防治血吸蟲病這個工作重點，所以我們縣不稱防疫站而叫血吸蟲病防治站（簡稱血防站）。據說在全國好多血吸蟲病嚴重流行地區的防疫站，也與我們青浦一樣，不叫防疫站而叫血防站。青浦縣的防治血吸蟲病工作開始於一九五一年，起步較早。最初血防站的人員除了一部分原來就是醫務工作者，還有部分是從社會各界招來參加政府工作的青年，經短期培訓後分派來的。一九五七年以後，政府又陸續分配來了一些醫科大學生和中專畢業生。一九五八年工農業生產“大躍進”，血防工作也“大幹快上”，因工作需要當時就招過一批臨時工。但到了六十年代初，因為“大躍進”失敗國民經濟陷入崩潰邊緣，血防工作停頓下來，所招的臨時工全部辭退。到了一九六四年，國民經濟在劉少奇的主持下開始有所恢複，於是血吸蟲病防治工作又開始“上馬”。當時，“中央防治血吸蟲病九人領導小組”（組長柯慶施）辦公室，選擇我們縣的徐涇公社為“試點”，作為他們進行各種試驗，摸索經驗，指導全麵工作的實驗場所。因此除了“九人小組”辦公室有人常駐徐涇“蹲點”，上海血吸蟲病研究所派人常駐作技術指導，作為東道縣的血防站當然也要派人配合。另外，中央來縣裏“蹲點”，全縣的血防工作自然也要搞好。在這樣的形勢下，血防站人手就感到大大不夠，於是又開始大量招聘臨時工。到文革全麵鋪開為止，那段時間血防站共招過多少臨時工，我不清楚。因為平時我們都是分散在各公社的。我隻知道當時單是分派到徐涇的臨時工就有三、四十人。我們練塘出來的十個臨時工全部分派在徐涇。

那天早上我們集體坐船到青浦，在血防站吃了一頓午飯，飯後又由“曹同誌”帶領坐公交車去徐涇。到徐涇後的最初幾天是業務培訓。由市血吸蟲病研究所的一位“老王”對我們上課，講解血吸蟲病的流行過程，以及查螺、滅螺，資料登記的方法。這位“老王”頭發已經白了，架著一副無框金腳眼鏡，很有“教授”派頭。他講解清楚，倒也不難懂。血吸蟲病的防治，說到“防”，主要是切斷血吸蟲生長繁殖的中間環節。血吸蟲在生長過程中，有一個必須寄宿釘螺體內發育的階段。消滅了釘螺，血吸蟲找不到中間宿主無法繼續繁殖，血吸蟲就斷了根。因此，滅螺是消滅血吸蟲病的一個有效方法。滅螺主要依靠廣大農民，所用工具無非是鋤頭、鐵鏟加一些殺滅釘螺的藥物。一九五八年毛澤東寫《送瘟神》七律二首，其中“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一句，描寫的就是這種群眾性滅螺的場麵。我們這批臨時工的任務主要是在“查螺”、“滅螺”工作中擔任資料的記錄，掌握滅螺的質量，以及確保用藥的安全。這樣的工作在我看來很簡單，沒有多少技術性可言。

二天後，幾個縣血防站的正式員工（我們稱他們為“血防幹部”，簡稱“老血幹”，以有別於他們稱我們這批人為“小青年”）帶領我們去一條水渠邊實踐怎樣鏟土滅螺。方法是先在有釘螺的水溝兩邊撒上藥粉，再將這兩邊的土鏟下溝底壓實。這樣，一般生活在溝邊水線上下幾寸地方的釘螺就被鏟到溝底並被泥土壓住動彈不得。溝裏的水讓土中的藥慢慢釋放，就把釘螺殺死了。這個工作並不太吃力，但問題是到了近中午時分，麗日當空，雖是四月底五月初的陽春天氣，偏偏這幾天氣溫頗高，風又沒有，大家站在太陽底下勞作久了，又悶又熱兼肚子餓，那時候人們普遍還吃不飽，有些人鏟土的動作就漸漸地慢了下來。這時候，一個姓朱的“血防幹部”對我們就不滿意了，站在堤岸上居高臨下地瞅著我們，神氣地說：“大家動作快點，不要‘磨洋工’！誰要‘磨洋工’，請他回家吃‘老米飯’去！”“吃老米飯”，是我們蘇滬一帶的土話，相當於廣東話的“炒魷魚”。我們這批臨時工聽了此話，俱各低頭無言，加快了鏟土的動作。不過我心中在想，倘若我們不是臨時工，這姓朱的也會用回去“吃老米飯”這樣的話來威脅我們麽？其實，正式工對我們臨時工有意無意中流露出的輕蔑之情，我們都覺察到，可是“人在矮簷下，不能不低頭”，在“五鬥米”前敢不彎腰的畢竟少數，因此無人敢跟他理論，隻能在心裏默默抗議。

又過了一、二天，我們這批臨時工被分派到各大隊去工作。我和來自同一鎮上的孫隆璋、以及一個叫小沈的三個人，還有其它地方來的兩個女的，一共五個人被分配到蟠龍片。“片”是公社為了便於管理自己做的區域劃分，一個片通常有二、三個大隊。負責我們這一個片的血防幹部是曹洪健，我們叫他“老曹”。蟠龍在公社所在地北麵三裏處。這個片包括金聯、蟠龍兩個大隊。蟠龍大隊的幾個生產隊就在蟠龍小鎮周圍。金聯大隊在蟠龍北麵，去最遠的生產隊要走一個多小時路。老曹將我和孫隆璋及小沈三人分到金聯大隊；那兩個女的，一個叫袁芸風，一個叫許梅妤，分配在蟠龍大隊。第二天早上，老曹帶我們三人去金聯大隊，在大隊部開了一個會，將我們介紹給大隊滅螺員們。老曹指著我們對那批大隊滅螺員說：“他們都是城鎮街道上的社會青年，是我們每個月二十四塊錢請來的臨時工，是來幫助你們搞滅螺的”。此言一出頓時讓我們三人窘得無地自容，恨不得地上有一個洞可以鑽進去。為什麽？因為二十四元乃是極低的工資，而且還是臨時工！雖然老曹這是實話實說（後來知道他是軍人出身，果然快人快語），但我們畢竟都是年輕人，免不了都有點虛榮心；尤其不應該的是當時我們還以為自己屬城裏人，相比“鄉下人”農民，潛意識裏還有一種優越感。可這樣的介紹，一下子把我們的優越感打得粉碎，將我們羞於見人的“底牌”暴露在大眾之前。中午回到住宿地，孫隆璋在我和小沈麵前大發脾氣，說“哪有這樣介紹人的！”我和小沈聽了也有同感，但反應沒有這麽激烈，都報以苦笑了之。孫隆璋年紀比我要大三、四歲，因此自尊心也要更強烈些。他有一個弟弟與我是初中同學。他因為家庭出身工商地主，初中畢業升不了高中，此時與我一起來做臨時工，也是無可奈何。他其實是個膽小慎微的人，平時吐談彬彬有禮，這次發脾氣，實在是老曹的做法太不照顧人的自尊心了。

不過話說回來，臨時工的身份即使別人不揭穿，事實上我們自己也時時感到氣餒。工作不穩定且不說，工資也低得令人感到羞辱。我們每月的工資二十四元人民幣，是怎樣的一種經濟狀況呢？當時，國內的工資分行政、技術兩大類。我們這些臨時工不知歸什麽類。以工人來說，工資分八級，不同地區還有地區差別。在上海郊區，最低一級工資是每月三十一元五角，是剛滿師的工人拿的（後來在文革中全國普調工資，最低工資調到三十六元。民間有“做也三十六，不做也三十六”語）。比這還低的是學徒工，每月十八元。所以我們這二十四元是比學徒工工資高一點，比最低一級工人工資還低四分之一。（後來我見到過一份醫務衛生人員的工資級別表，二十四元好像是屬於“初級衛生員”。）當時的物價，大米一角三分六一斤，麵粉一角六分一斤，雞蛋七角八分一斤，豬肉腿精一元一斤，最大眾化的香煙飛馬牌二角八分一包，稍高檔些的前門牌三角五分一包。我們一天的工資大約就相當於一斤雞蛋或兩包半飛馬牌香煙的代價，連一斤豬肉也買不到。當時我們吃食堂，以低標準算一月十二元夥食費，平均一天四角錢，能吃些什麽呢？一天一斤米的飯票一角六分（米錢加柴火費）；還有二角四分菜金，通常是早餐一分錢醬菜，中午吃了一個帶葷的，如一個荷包蛋一角二分，或一盤小炒肉一角五分，則晚飯隻能吃一個素菜。餘下的錢可以隔一天或二天晚飯也吃一個帶葷的。假如食堂今天有紅燒肉（這樣的機會極少，一般逢年過節才有）一般吃一份要在二角至二角五分。又或者早餐想換一下口味，去外邊吃一碗陽春麵或一副大餅油條，則一天四角錢的夥食費必定超出。加上理發、買肥皂等日用品、休息回家的車船費，這點工資自己一個人花還算寬裕，或許一個月還能存下四、五元錢。但不能抽煙。一抽煙，一個月最少也要六、七元，這二十四元就不夠分配了。我當時拿這一點工資，除去夥食費和其他開銷，一般每月能多四、五元。這些錢我大部分都花在買書上。我們不是學徒工也不是學徒的年紀，這樣的工資水平，在城市中是屬於最低的。如此經濟收入，談何人生尊嚴！ 至於結婚成家，當時在我們這批臨時工中我是屬於年紀最小的幾個，還根本沒有想到這些事，但有的已到婚嫁年齡，拿這一點工資，恐怕輕易也不敢做這樣的“春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