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厚英、周揚和巴金的“人道主義”的痛切反思

摘自    無比艱難的道歉——反思“文革”發動五十周年　

作者   朱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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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傷痕期湧現的不僅是“傷痕派”的撒嬌，而且還有“人道主義”的痛切反思。其中最值得我們記取的作家，是戴厚英、周揚和巴金。他們三人形成了文藝懺悔小組，猶如“三麵紅旗”，矗立於１９８０年代的文學現場，向中國知識界提供罕見的道德範本。他們都曾是信仰和權力的擁戴者，並充當過戕害人性的棍棒，擊打所有的異端思想，而後卻以非凡的勇氣，懺悔自身的曆史罪過，轉而成為謳歌人性和自由的戰士。

　　女作家戴厚英，最初是反右積極分子，繼而成為文革的激進先鋒。她的同學沙葉新先生對此形容說，“我親眼目睹了她揮臂發言的批判威力：能言善辯，銳不可當，口角寒風，令人顫栗。”文革之後，沙葉新再次親睹她向被批判的錢穀融老師道歉的場景。導致這場精神劇變的契機，在於戴厚英在審查詩人聞捷的過程中，與受審對象發生了熾熱戀情，卻因受“組織”壓力而被迫分手。聞捷絕望之下開煤氣自殺，自此，她不僅成為痛切的懺悔者，更升華為深刻的批判者，在自我反思的同時，以文學敘事的形態，銳利地解剖體製和人性的黑暗內髒。

　　另一重要的懺悔者是周揚，在曆經十年文革苦難和九年牢獄之災後，他成為神色堅定的反思者。據顧驤先生回憶，周揚不僅逢人就道歉，而且每會必作自我檢討。周揚說：“我是一個長期工作中犯過不少錯誤的人，但我不是堅持錯誤不改的人。”周揚之子周艾若也回憶道：周揚曾邀請３０多位錯劃為“右派”的老文藝家見麵，麵對幾十年來受盡迫害和折磨的老人們，他情緒激動，以至於未說一字，已泣不成聲。在１９８３年中央黨校舉辦的馬克思誕辰１００周年學術研討會上，周揚發表長篇講話，試圖從意識形態和體製的層級上，摧毀罪惡發生的根基，為重新闡釋“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開辟道路，但這場重大的理論突圍，仍然無法擺脫流產的宿命。

　　反省和懺悔，同時也是作家巴金的重要遺產。文革逼迫許多人成為互相迫害的“壞人”，甚至連巴金這樣老牌知識分子，也卷入互相檢舉和批判的浪潮。巴金回憶起自己“由人變成了獸”的曆史，仍然語帶顫栗：“我怎樣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淵，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巴金此後提出設立“文革博物館”的動議，表達出推動曆史反思的強烈意圖，成為１９８０年代最值得繼承的精神遺產之一。

　　“文藝懺悔小組”的事跡，折射出知識精英曲折而痛苦的思想道路，而對他們的關注，則傳遞出世人對個人自由精神的渴望，以及對通過懺悔來改進國家體製的訴求。盡管參與者數量稀少，且飽受痛毆，但他們的存在，令中國現代史獲得了道德深度。正是懺悔改造了人的靈魂，令曆史可能轉入更合人性的軌道。所有那些對文革歲月的沉痛回溯，都旨在請求我們關注那些反麵的曆史遺產，並據此修訂轉型中國的文化邏輯。

　　耐人尋味的是，戴、周、巴不僅懺悔與道歉，還要將其推進到更深的層級，形成懺悔—道歉—批判的三元結構，這就意味著要在懺悔的同時，展開對自身錯誤的外部病源的堅定追問。他們的事跡向我們表明，所有的道德懺悔不能止於個人道歉，而應繼續發育成政治／文化追問，才能令懺悔產生最大效應，由此推動思想啟蒙和人本主義精神的全麵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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