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1916年3月22日，時任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袁世凱宣布取消稱帝計劃。這個計劃從頭年12月12日出台，原訂在過了年的1月1日改元“洪憲”，至此算來83天，被後世史家叫做袁世凱的“83天皇帝夢”。如今雖然國人都知道當年老袁有過這麽一檔子事，但對曆史的具體場景卻大多淡忘了。沒有了對曆史的具體記憶，也就沒有了史學鑒往啟來的功能。所以今天再說說袁世凱的“皇帝夢”，還有一定意義。
在曆史教科書上的袁世凱是逆潮流而動的“竊國大盜“，他稱帝失敗，在舉國聲討中，沒幾個月就憂憤而死，又像一個可憐蟲。但真實的袁世凱，百年前曾是“響當當”的強力人物，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表演得有聲有色，無人能出其右者。進入20世紀，作為清廷封疆大吏的袁氏，在“庚子事變”中頭腦冷靜，處置有方，繼而成為“新政”的得力台柱，他操練新軍，創建巡警，開辦學堂，修築鐵路，直至主張立憲，儼然是表現突出的開明能臣，毫無頑固保守之氣。袁氏的人生高潮在辛亥年。武昌反清暴動後，多省民軍紛紛響應，形成全國內戰之勢，清廷啟用袁世凱挽救危局，他最終說服隆裕太後和平交權，結束帝製，為中華民國的誕生做出了重要貢獻。連孫中山都說“此次清帝遜位，南北統一，袁君之力實多，發表政見，更為絕對讚同，舉為公仆，必能盡忠民國”。可見他出任民國第一任大總統是眾望所歸。那麽，他又是如何走上“開倒車”之路的呢？離開了當時具體的曆史場景，就說不大清楚這個問題。
平心而論，袁世凱執掌最高權力後，是想為國家做點事的。在強鄰日本以“二十一條”征服條款威逼之下，他隱忍“國恥”與之纏鬥，密諭百官“苟利國家，死生以之”，表現了一顆愛國心。但袁氏畢竟是舊體製舊文化中人，對現代共和民主製度及其思想學說，缺乏係統認識。在這方麵，他遠不及同為清廷臣僚的郭嵩燾、張樹聲等人。他以乾綱獨斷、勇於任事為長，而這在民主政體中恰恰要受到製約。《臨時約法》規定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是參議院，而國務院負實際責任，總統所發布之法律命令及一切公文皆須國務院副署。總統雖有任免文武官吏之權，而行使此項權力要有國務院簽名副署方能生效。民初國會，國民黨議員占多數，袁的法令也很難獲得通過，惡性政治紛爭不斷。幾年幹下來，他對外國顧問莫理循訴說“很感痛苦”，還說“目前他的權力遠不及他做總督年代的權力大”。袁的另一位外國顧問古德諾的話倒是讓他很覺入耳，這位美國法學家認為中國有自己的國情，民眾文化程度不高，缺乏自治經驗，習慣於專製統治，尚不具備共和製所要求的政治智慧和能力，因此更易於行君主立憲。古氏還對擬訂中的憲法提出意見，說對總統權力限製太多，不利於維穩和解決內政外交諸多問題，中國需要有一位強有力的領導人。
有道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袁世凱既要做政治強人，想把權力不受製約地集中到自己手裏，他周圍的各色人等便猛勁鼓搗起來，慫恿他走“做皇帝”的回頭路，且各懷不同的目的。梁士詒屁股不幹淨，有貪腐行為，又知老袁肅貪手狠，眼看“五路參案”要牽查到自己，就拚命為袁效力以自保。黎元洪派則是袁的潛在競爭者，他們中有人明知稱帝倒退喪民心，卻故意挖坑，讓袁往裏跳，可謂“高級黑”。至於楊度等一批學者獻媚權力，吹捧袁大總統，為複辟帝製搖旗呐喊，以便投機往上爬，乃是社會常見現象。而袁世凱的大兒子袁克定自己沒有本事，卻有政治野心，想在老爸稱帝後，當上“太子”。
袁世凱作為清季一介“能臣”，處事有些不被蒙蔽的經驗，他還常對僚屬和子女們顯示自己“接地氣”的自信。但事實證明，人一旦居於最高權位，被層層揣摩上意、阿諛奉承、別有用心者所包圍，要想與外部世界信息完全對稱是很難做到的。
1915年暑期，身兼中國政府法製局顧問的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校長古德諾，來華逗留兩個月，他應總統府要求寫一政治體製比較研究的“備忘錄”，在說了上述那些話後，古氏強調在中國已然選擇了共和製的情況下，如要恢複君主製，必須經過全體國民和國際社會的認同，不可引發政局動蕩。這種君主製應該是立憲的而非專製的，要製定嚴格的政治繼承法律，且君主立憲也不是對中國問題“一試就靈”，所以究竟何去何從，條件備否，得由“既熟悉中國，又對其未來發展有責任的人士”來決定，自己作為外國顧問“難以回答”。袁世凱身邊的人，把這篇原供高層內部參考的“備忘錄”，譯成中文，以《共和與君主論》為題，在報端公開發表。楊度等人就此大做文章，宣稱“美國者，世界共和之先達也。美人之大政治學者古德諾博士即言，世界國體，君主實較民主為優，而中國尤不能不用君主國體。”這樣斷章取義地一說，就把古德諾給裝了進去，弄得古博士老大不願意，可社會影響造成了。楊度們成立的“籌安會”，還把著名學者嚴複的名字添列其間，嚴雖政治觀點主張漸進改良，並沒有吹捧過袁世凱，在他學生的拉扯下就這樣被政治利用了。楊度又炮製題為《君憲救國論》的文章，從民族主義高度，說隻有君主立憲，才能強國富國救國，抵禦外敵。言外之意，不同意這樣做的人，就是不愛國。袁克定更膽大包天，他知道老爺子警惕日本，竟偽造了一份日資辦的《順天時報》放到總統辦公桌上，報上的文章也對中國實行君憲製表示讚同。
古德諾說恢複君主製必須經過國民的同意，袁世凱對此原無把握，心中矛盾，猶豫不決。可是經過袁周圍的人積極運作，各級官僚奉捧迎合，輿論和“民意”就被製造了出來。很快，頌揚袁大總統英明偉大的宣傳出現在全國城鄉，各色人等的君憲請願團、勸進團也越來越多，連北京的乞丐妓女都被組織起來，拿著小旗，到新華門跪呈勸進表，請求大總統順應民意，早正大位。在民間熱烈氣氛下，各省巡按使紛紛表態擁戴，尤其軍界的段芝貴聯合19省將軍、督統、護軍使一齊勸進表忠心，這讓老袁心裏踏實了不少。既然是民國了，民主程序一定要走。梁士詒等人起草《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各地選出了“國民代表”來北京開會，結果1993名代表全票讚成實行君主立憲，無一人反對，無一票作廢，美其名曰的“國體改革”就這樣“依法”通過了。
與楊度等人投機逐利形成鮮明對照，著名學者梁啟超堅持知識分子的良心，對社會上的帝製鬧劇表示反對。他著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說自己早年就主張立憲政體，視其為社會進化的產物，至於立憲政體之上是共和國體抑或君主國體，其實並不重要。今天中國既然選擇了共和國體，就不應該再來一次變更折騰，變國體並不能解決國家麵臨的問題。他還質問楊度：你們聲言立憲尊法，而搞這種國體“革命”，尊的又是哪一法律？讀梁啟超文章，能感覺到他揭露了在大張旗鼓“變國體”的背後，有政治野心家、陰謀家售其奸，所謂君主立憲是假，欲行君主專製才是真。袁世凱身邊人企圖用重金收買，勸梁不要發表該文被拒絕，梁不久冒險潛往雲南，同他的學生蔡鍔等聯袂起兵反袁。接著貴州、廣西等省也宣布脫離中央，“護國戰爭”之焰很快蔓延開來。
這時那些剛剛向上峰表過忠心的官僚政客、北洋將領們，卻沒有一個願為老袁擔責賣命，有的還公開背叛倒戈了，戰事對袁日漸不利。特別是國際社會均不承認中國變更國體，“洪憲”字樣的外交文書都被退了回來，這對老袁打擊最大，迫使他不得不宣布撤銷稱帝計劃，廢止“洪憲”年號。撞牆之後，急火攻心的袁世凱很快病倒，臨終前他承認犯了錯誤，並說一些人坑了他。
袁世凱走到這一步，當然他本人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究其根源還是“取天下以私之”的舊思想作祟。梁啟超曾經勸告袁氏“以一身開中國將來新英雄之紀元”，不要“作中國過去舊奸雄之結局”，而他卻恰恰選擇了後者，落得身敗名裂的下場，這個曆史教訓不可謂不深刻。
（載於2017年1月13日《社會科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