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音大酋長
窮山惡水，猴子不來，大汗也不來
公元 566 年，阿瓦爾（柔然殘部）伯顏可汗的斥候隊長帶著精銳鐵騎斥候小隊，一路摸到萊茵河左岸。
回來交差的時候，他隻用三句話就讓伯顏把西征計劃直接扔進垃圾桶：
“草原沒有，全是沼澤，馬跑兩步就陷進去。”
“農民窮得連亞麻布都穿不起，光屁股曬太陽。”
“連隻猴兒都沒有！”
有猴兒的地方至少說明有水果、有樹林、有貿易；沒猴兒，那基本等於“窮得連樹上都不長東西”。
於是伯顏一拍桌子：“撤！再往前一步算我輸！”
草原軍事經濟的核心邏輯是“低成本、高收益”。
伯顏雖然不識字，但是心裏的算盤打得劈啪響：
進攻拜占庭城堡：城牆高，但城裏絲綢、香料、金幣堆成山，一次搶到手，十年不餓。
進攻法蘭克部落：城牆沒有，但家徒四壁，搶完一圈發現戰利品還沒自家馬鞍值錢。
結論就是：搶十個法蘭克村子，不如摸一把拜占庭的邊角料。
有猴兒＝有水果＝有樹林＝有商路＝有錢。
沒猴兒＝沒樹林＝沒水果＝沒商路＝沒錢。
西歐常常自帶“古典文明”光環。
但現實是：
5 世紀的法蘭克人還在用骨製梳子當奢侈品。
同一時期，西域龜茲國已經能用玻璃吹瓶子。
拜占庭皇帝一頓飯 30 道菜，法蘭克國王能啃上黑麥麵包就謝天謝地。
所以伯顏可汗的撤退不是慫，是草原經濟理性人的必然選擇。
——窮山惡水，猴子不來，大汗也不來。
看看當時歐亞大陸的經濟帶分布：
- 西域：塔裏木盆地 36 國，家家做轉口貿易，葡萄、玉石、葡萄幹，肥得流油。
- 西歐：日耳曼人剛學會種小麥，產量低得可憐，一把麥粒數得過來。
一個龜茲商隊交的過路費，就可能頂得上整個萊茵河流域一年的糧食稅。
草原人搶劫也是要 ROI 的，投 1 萬騎兵，回 10 萬金幣叫生意；投 1 萬騎兵，回 500 斤發黴小麥，那叫精準扶貧。
時間快進到13世紀。
要是給 13 世紀的蒙古騎兵搞個 “職業規劃問卷”，他們八成會在 “理想工作地點” 那一欄填 “撒馬爾罕”“巴格達”，而不是 “巴黎”“羅馬”。
不是因為西歐的城堡有多難打，也不是歐洲騎士多能打，那都不值一提，純粹是 —— 那地方窮得讓職業搶劫團夥都下不去手。
蒙古人西征不是來搞 “文明交流” 的，那隻是副業，這夥人的主營業務是搶劫，是 “流動的財富收割機”。
他們的擴張邏輯特別實在：哪有金子往哪衝，哪有糧食往哪去，哪能搶著綢緞茶葉，馬蹄子就往哪踩。
就像現在的創業者選賽道， “隻做高淨值目標” 。
蒙古騎兵橫掃歐亞的戰略，並不是亂打，而是做過精心的策劃，核心是他們有套極其務實的 “成本核算體係”。
每次出兵前，偵察兵得先帶回來三個關鍵數據：
第一，那地方有多少囤糧？
第二，城裏有多少金銀？
第三，能不能順道搶點駱駝戰馬？
這三個數但凡有一個不達標，蒙古將領能當場把兵符扔地上 ——“折騰這趟圖啥？”
1219 年成吉思汗打花剌子模，不是因為人家罵了他，也不是自己的商賈和使者被哢嚓被侮辱了，那都是借口，根本原因是花剌子模的撒馬爾罕城光是商隊倉庫就堆著從中國來的絲綢、從印度來的香料、從波斯來的地毯。偵察兵回來報：“城裏富商家裏的銀盤子能當盾牌用，姑娘們穿的金絲裙比咱們的盔甲還值錢。”
成吉思汗一聽就拍板：“打！”
後來城破的時候，蒙古兵光是從貴族家裏搜出來的珍珠，就夠給每個騎兵串兩串項鏈。
反觀同一時期的西歐，蒙古偵察兵（當時跟著拔都西征的先遣隊）回來的報告堪稱 “勸退指南”。
1241 年拔都打到匈牙利平原時，派了支小隊往德國方向探路，回來的人說：“過了多瑙河全是沼澤，馬走三步陷一步，草長得比狗還矮。村裏的農民穿的不是布，是麻和羊毛混的破片，瞅著跟麻袋片似的。問他們有啥存糧，掀開地窖就看見半袋發黴的黑麵包，連咱們隨軍帶的炒米都比這強。”
這不是誇張。中世紀西歐的農業水平放在歐亞大陸就是 “墊底選手”。
中國華北已經用曲轅犁深耕，波斯農民會修灌溉渠，而西歐農民還在用 “二圃製”—— 把地分成兩塊，一塊種一塊荒，一年就收一季。
加上西歐多丘陵沼澤，能種的地本來就少，13 世紀的法國農民人均糧食產量還不到中國北宋農民的三分之一。
這種生產力水平，別說攢金銀，能不餓死就不錯了。
蒙古人是現實主義者，他們知道搶劫這行當 “選對目標比跑得快重要”。
你讓他們去搶花剌子模，等於去海湖莊園搶川普；讓他們去搶西歐，等於去貧民窟翻垃圾桶 —— 不是搶不到，是性價比太低。
蒙古人眼裏的 “財富地圖”，西域和中亞是濃墨重彩的紅，西歐是淡到看不見的灰。
西域那些城邦小國，看著不起眼，其實是絲綢之路的 “收費站”。比如喀什噶爾，別看就一個綠洲城，每天從這裏過的商隊能排三裏地。中國的茶葉、瓷器到這換波斯的玻璃、印度的寶石，再往西運。
城裏的商人光是靠換匯（不同地區的貨幣折算）就能發家，蒙古人 1221 年打下來的時候，光是從商鋪裏搜出來的絲綢就裝了五百多駱駝。
再往西的巴格達，當時是阿拔斯王朝的都城，城裏的圖書館比西歐所有修道院加起來的書還多，不是因為人家愛讀書，是因為有錢建圖書館。市場上能買到從中國來的生薑、從非洲來的象牙，貴族家裏的地毯用金絲繡著花紋，洗澡用的銅盆都刻著古蘭經經文。蒙古人 1258 年破城時，士兵們發現有些富商的地窖裏，銀幣是用筐裝的，一筐能壓死馬。
這些地方的 “油水”，西歐根本比不了。
13 世紀的巴黎算是西歐大城市了，但城裏最富的商人（比如賣葡萄酒的），家裏的總資產還不如撒馬爾罕一個中等商人。當時西歐貴族炫耀財富的方式特別寒酸：能穿上純羊毛的衣服就算體麵，要是有件帶亞麻襯裏的外套，能在城堡裏顯擺半個月。至於金銀，除了國王和大領主，騎士家裏能有個銀戒指就不錯了，普通貴族的餐具都是木頭的。
蒙古人最在乎的 “硬通貨”—— 糧食、戰馬、布匹，西歐也拿不出。
蒙古騎兵一人帶三匹戰馬，得吃上好的牧草，西歐那破草地長的草連羊都不愛吃；蒙古人需要的棉布（輕便好攜帶），西歐根本不會織，農民穿的粗毛布硬得能扔地上立起來個人影兒；就連最基本的糧食，西歐產的黑麵包又硬又澀，蒙古兵試過一次就吐了 —— 還不如吃自己帶的肉幹。
所以當拔都的大軍在匈牙利平原休整時，手下將領問要不要繼續往西打（當時離德國已經不遠），拔都算了筆賬：“打過去得穿過沼澤，戰馬至少得損失三成；就算打下來，搶的糧食還不夠補充損失的草料；至於金銀，估計還不夠給兄弟們打新箭簇。”
最後決定：“撤，去南俄草原建薩萊城（金帳汗國都城），那邊至少能養馬，還能盯著拜占庭的商隊。”
這不是蒙古人 “仁慈”，是商業頭腦在線 —— 搶劫也是門生意，賠本的買賣不能幹。
蒙古人還真給過西歐一次機會 ——1241 年打波蘭的時候，順手端了個叫萊格尼察的小城。
按說這該是 “西歐攻略” 的開始，結果成了 “到此一遊”。
波蘭當時屬於西歐邊緣，萊格尼察算是個有城堡的地方。
蒙古兵打下來之後，搜遍了城堡和周邊村莊，最後清點戰利品時都懵了：糧食就那麽點，金銀加起來不夠給十個百夫長發獎金，布匹是粗麻布，戰馬瘦得跟驢似的。最讓他們費解的是，農民家裏除了個破陶罐，啥值錢東西都沒有，有個蒙古兵想抓個牲口回去，結果全村就找著一頭瘸腿的牛。
帶隊的將領回去跟拔都匯報：“那地方窮得邪乎，農民穿的衣服還沒咱們的麻袋片結實，小孩光腳丫子在泥裏跑。搶回來的東西還不夠路上吃的，還不如去搶波斯的商隊。”
拔都聽完就笑了：“早說過別去，白費勁。”
對比一下蒙古人在中亞的 “收獲”，就知道為啥西歐被嫌棄了。
打花剌子模時，光是從玉龍傑赤城搶的糧食，就夠十萬大軍吃一年；打巴格達時，搜出來的金銀能堆成小山，連普通士兵都能分到幾錠銀子。
而在西歐，別說銀子，能搶著把好點的鐵劍都算運氣。
更關鍵的是，蒙古人擴張不僅為了搶東西，還為了控製貿易線。
中亞和西域是絲綢之路的核心，控製了就能收過路費，比如金帳汗國後來靠向俄羅斯王公收貢、向波斯商隊收稅，日子過得很滋潤。而西歐當時沒什麽像樣的貿易，除了往南跟拜占庭換點東西，基本是 “自給自足” 的窮日子，蒙古人就算占了也收不到稅，純屬浪費兵力。
歐洲後來總吹自己 “古典文明多輝煌”，但 13 世紀的蒙古人根本沒感覺。
他們見過巴格達的圖書館，見過撒馬爾罕的天文台，見過長安的集市，從早到晚人聲鼎沸。
再看西歐，當時最大的 “文化中心” 是巴黎大學，其實就是幾個神父在教堂裏講老掉渣的不知所謂的經，學生連課本都沒有，全靠死記硬背。所謂的 “城堡”，跟中亞的石頭堡壘比簡直就是土坯房，蒙古兵用投石機砸一下就塌。當時的西歐政治那更不值一提，還處於“前國家”的村級部落聯盟時代，所謂“民族國家”根本就沒影子，比大象群踩過的幹脆麵還稀碎。
至於 “藝術”，除了教堂裏的壁畫（現在到底大多數是不是當時畫的都存疑，反正歐洲文物是修舊如新），就沒別的了，還不如波斯地毯上的花紋好看。
後來歐洲人自己也承認當時窮。
13 世紀的意大利商人馬可.波羅去了中國，回來寫遊記說 “杭州城裏的普通市民都穿絲綢，吃飯用瓷器”，歐洲人還不信，說他吹牛逼 —— 不是馬可.波羅誇張，是歐洲人當時窮怕了，想象不出當時中國人過的是什麽日子。
蒙古人雖然沒打進西歐，但這事兒成了個 “曆史參照係”：不是所有擴張都靠 “文明對抗”，有時候就是單純的 “經濟選擇”。
西歐窮得叮當響，別說吸引大汗，連猴子都吸引不來 —— 這不是調侃，是 13 世紀的真實寫照。
——窮山惡水，猴子不來，大汗也不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