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吳開先說到潘漢年（9）

從吳開先說到潘漢年（9）

（六）來自毛澤東本人的證據。

中共和日本侵略者勾結最有力的證據，還得說是來自毛澤東本人。當年抗戰爆發，毛澤東在公開場合大力鼓吹抗戰，表示願服從蔣委員長的領導；但在私底下，卻將日軍侵華看作是打擊、削弱國民黨和發展共產黨力量的絕佳機會。一九三七年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提出“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的策略和“三國論”的方針。抗戰八年期間，中共就是照此方針執行的。對此，中共當然一直是竭力否認的。但是，張國燾的《回憶錄》中就提到這個講話，並有部分內容的記載。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中記載的、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時所說的話，也與張國燾《回憶錄》中記述的話幾乎一模一樣。這就證實了毛澤東對抗戰確實是這樣的觀點：在日、蔣、我（中共）三角關係中，若我積極抗日就是在幫蔣介石抗日，這樣的愛國是在愛蔣介石的國；反之，為了削弱蔣介石的力量，有利今後的奪權鬥爭，除了趁機發展自己的力量，還可與日軍做某種程度的合作。

再從中共出版的《毛澤東年譜》、中共幾個元帥的傳記、以及五大野戰軍的《十大虎將》等著作來看，說有這個講話也絕不是無憑無據的空穴來風。我曾仔細查閱過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毛澤東年譜 1893-1949》，發現幾乎在整個抗戰中，沒有一個由毛澤東或由毛澤東和朱德聯名以“八路軍總部命令” 發出的、明確指示八路軍各部隊如何打擊日本侵略軍的電文；相反，大量的電文是指示如何以開展“獨立自主山地遊擊戰”為名去發展“敵後根據地”，指示各部隊如何在汙蔑國民黨不抗日的借口下驅趕國民政府地方政權，以及襲擊堅持敵後抗日的國民政府軍的。如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澤東發給彭德懷的電報說：“閻錫山現在處於不打一仗則不能答複山西民眾，要打一仗則毫無把握的矛盾中，他的這種矛盾是不能解決的。你估計他放棄平型關，企圖在沙河決戰的決心是動搖的，這種估計是完全對的。他的部下全無決心，他的軍隊已失戰鬥力，也許在雁門關、平型關、沙河一帶會被迫地舉行決戰，然而大勢所趨，必難持久，不管決戰勝敗如何，太原與整個華北都是危如累卵。個別同誌對於這種客觀的必然的趨勢，似乎還沒有深刻認識，被暫時情況所誘惑。如果這種觀點不變，勢必紅軍也同閻錫山相似，陷入於被動的、應付的、挨打的、被敵各個擊破的境遇中。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不是運動戰)。要實行這樣的方針，就要戰略上有有力部隊處於敵之翼側，就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作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並舉。然而，隻有分散做群眾工作，才是決定地製勝敵人、援助友軍的唯一無二的辦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無結果可言的。”（見《毛澤東文集》第二卷。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投降前幾天以及投降後，毛澤東為了搶占地盤，才下令八路軍進攻日偽占領區，但仍在命令中規定要盡量避免與日軍正麵交戰，主要是找偽軍打。

什麽叫“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毛澤東在發這個電報時，距離紅軍改編為國民政府第十八集團軍（八路軍）的八月二十五日，一個月也不到。朱德和彭德懷在紅軍接受改編的當日發表《第八路軍總指揮副總指揮就職通電》，信誓旦旦地說：“部隊現已改編完畢，東進殺敵。德等願竭至誠，擁護蔣委員長，追隨全國友軍之後，效命疆場，誓驅日寇，收複失地，為中國之獨立自由幸福而奮鬥到底。”當時按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命令，八路軍隸屬國民政府第二戰區，受司令閻錫山指揮。時閻錫山正在組織太原會戰，迎擊由北向南和由東向西兩路日軍的夾擊。可是，毛澤東在此時就指示八路軍要獨立自主，那擺明了就是要八路軍不接受國民政府和閻錫山的指揮囉！所以，所謂改編紅軍接受國民政府領導共同抗日雲雲，不過是為擺脫紅軍被國民政府軍徹底殲滅命運而施出的“金蟬脫殼”的掩眼法。那麽什麽叫“山地遊擊戰（不是運動戰）”呢？顧名思義就是要紅軍分散躲到交通不便的深山去，那裏日軍一般到不了，國民政府軍也撤退到其他地方去了，於是八路軍可以放手在那裏發展根據地，擴大武裝，等蔣介石被日軍打敗了或打得兩敗俱傷了，中共就可以出來爭奪天下。這個根據地，後來又加了“敵後”兩個字，稱為“敵後根據地”。這就目的性更明確了，到敵後去發展根據地。為什麽要到敵後去呢？因為當時日軍進攻速度很快，國民政府軍雖然竭力抵抗但仍常常要吃敗仗，不得不後退。然而日軍也兵力有限，對廣大攻占區也不能處處派兵占領。這樣，派兵去這些麵積廣大而又交通不便的農村、山區，就成了中共滲透、發展為根據地的理想之地。以上，就是毛澤東所謂要開展“獨立自主山地遊擊戰”的真實含義。毛澤東不是一直說國民政府軍不抵抗、時刻想投降嗎？看看這個電報，看他對閻錫山組織會戰的態度，究竟是誰不抵抗，誰散布失敗主義，不是清楚得很嗎！

同樣，在關於新四軍戰史的大量記載中，與日本人交戰的記載幾乎不見，所有作戰、策反的對象幾乎都是國民黨軍隊，包括國民黨領導的遊擊隊和地方武裝。新四軍在抗戰中發動過好幾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投入的兵力動輒數萬。但這些軍事行動都不是針對日本侵略軍，而是針對正在抵抗日本侵略軍的國民政府部隊的，其中部分軍事行動是為了搶占國民黨部隊的占領區而發動的。這種指示在《毛澤東選集》中也可找到多處。如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東南局的指示，其中就是這樣說的：“這種發展的方針，中央曾多次給你們指出來了。所謂發展，就是不受國民黨的限製，超越國民黨所能允許的範圍，不要別人委任，不靠上級發餉，獨立自主地放手地擴大軍隊，堅決地建立根據地，在這種根據地上獨立自主地發動群眾，建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權，向一切敵人占領的區域發展。例如在江蘇境內，應不顧顧祝同、冷欣、韓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評、限製和壓迫，西起南京，東至海邊，南至杭州，北至徐州，盡可能迅速地並有步驟有計劃地將一切可能控製的區域控製在我們手中，獨立自主地擴大軍隊，建立政權，設立財政機關，征收抗日捐稅，設立經濟機關，發展農工商業，開辦各種學校，大批培養幹部。中央要你們在今年一年內，在江浙兩省敵後地區擴大抗日武裝至十萬人槍和迅速建立政權等項，不知你們具體布置如何？”（見《放手發展抗體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一文，《毛澤東選集》第二卷，P711-712。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八月第一版。）同日，毛澤東和王稼祥以中央軍委名義致電彭德懷、黃克誠、陳光、羅榮桓、彭雪楓、劉少奇，指出：“華中為我最重要的生命線。”“整個蘇北、皖東、淮北為我必爭之地。凡揚子江以北、淮南鐵路以東、淮河以北、開封以東、隴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統須在一年內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據地。”（《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逄先知主編，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版。）

毛澤東指示中提到的顧祝同，時任國民政府第三戰區司令，主持江蘇、浙江、福建、江西、安徽五省的抗戰；冷欣時任國民政府江蘇省政府委員兼江南行署主任和江南挺進第二縱隊司令等職；韓德勤時任國民政府江蘇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當時，第三戰區的大部分城市和交通要道已被日軍占領，但在鄉村地區和部分小城鎮還是由國民政府軍和政府領導的地方部隊、遊擊隊等武裝占據並在那裏行使政府職能。毛澤東的電報，就是要新四軍在八路軍的配合下把這些國民政府的勢力排擠掉，成為中共的所謂“抗日根據地”。他們要在那裏擴大軍隊，建立政權，征收稅項等等，實際是以抗日為名與國民政府爭奪地盤。他們鬥爭的對象很明顯是國民政府及其軍隊，而不是日本侵略軍。必須指出：當時還是中共自稱的 “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八路軍、新四軍的部分軍餉還是國民政府發的。新四軍按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編製歸第三戰區管轄，受顧祝同指揮。可是毛澤東卻把顧祝同等人稱為“頑固派”，要新四軍不受其限製，“獨立自主”地擴張軍隊，擴張地盤。這個精神，完全符合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提出的“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的策略和“三國論”方針的宗旨。由於毛澤東和中共對國民政府和國民政府軍是這樣的態度、這樣的計劃，雙方起所謂的“摩擦”也是很難避免的了。一九四〇年十月發生的“黃橋戰役”，新四軍殲滅韓德勤之第89軍一萬一千餘人。十一月，劉少奇又發動“曹甸戰役”，出動十個團的兵力殲滅韓德勤部八千餘人。新四軍對於國民政府軍一係列的攻擊，清楚地表明新四軍已成為國民政府的叛軍和日本侵略軍的友軍。第三戰區的國民政府軍在忍無可忍情況下發起反擊，予以製裁，這就是發生在一九四一年一月的“新四軍事件”。中共稱為“皖南事變”。在外敵入侵、國家存亡懸於一線之際，中國軍隊卻自相殘殺，這完全是毛澤東想趁抗戰之機，發展壯大一黨力量，伺機奪取國民黨政權的策略所致，是毛澤東的“三國論”所造成的惡果。

“黃橋戰役”是抗戰中國共兩黨之間發生的一次嚴重的軍事衝突，也是導致“新四軍事件”的前因之一。而這個“黃橋戰役”就是毛澤東中央授意、發動的。早在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九日，毛澤東、王稼祥就以中央軍委之名致電朱德、彭德懷、劉少奇、項英，指出：“華中之皖東、淮北、蘇北成為頑方必爭之地，目的在隔斷我八路軍新四軍之聯絡，陷新四軍於危境。”從而指示他們：“以淮河、淮南鐵路為界，在此線以西避免武裝鬥爭，在此線以東地區則應堅決控製在我手中，先肅清地方頑固派，對桂軍力求緩和，對韓德勤部在有利有理條件下，即當其進到我軍駐地時，堅決消滅之。將來八路軍到達華中後，則應堅決爭取全部蘇北在我手中。” 電報還指示“陳毅部隊，應當加緊向蘇北發展。”四月十五日，毛澤東、王稼祥電報通知劉少奇、項英，說八路軍“第115師彭明治、吳法憲支隊約一萬二千人，不日從魯蘇邊出動，向北前進，估計約三個星期內外可與劉少奇方麵配合夾擊韓德勤。”然後在七月十二日再次指示東南局，說“華中目前鬥爭策略，以全力對付韓德勤及蘇北其他頑軍切實發展蘇北。”（以上電文見《毛澤東年譜（1893-1049）》）中共後來將“摩擦”的責任完全推到國民政府軍一邊，是豬八戒“倒打一耙”的伎倆。

一九四〇年八至十月彭德懷在華北發起“百團大戰”，目的是破壞日軍的交通線，主要是正太鐵路、平漢鐵路、同蒲鐵路和白晉鐵路。因此此戰又稱“破襲戰”。參與戰役的部隊號稱一百零四個團，實際參戰部隊包括地方遊擊隊和民兵共約二十萬。毛澤東知道後大發雷霆，說過早暴露了八路軍的力量，直到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還作為彭的曆史罪狀翻出來批判。可是，差不多同時期新四軍發動的對國民政府軍的戰役，規模也不小啊，也是動輒數萬人，早在彭德懷發動“百團大戰”前好幾個月毛澤東就在準備“黃橋戰役”，怎麽就不怕暴露新四軍的實力了呢？兩個戰役兩種態度。所以不難看出，根本的原因是毛澤東不願八路軍去打日本人，他領導下的軍隊隻能去打同是中國人的國民政府軍。這就是毛澤東對抗戰的真實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