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也可能是中共像”建黨日是7月1日“那樣，隨口誑誑，反正它沒給出出處就不能太相信

1919年3月2日至6日，列寧在莫斯科召開了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了“共產國際”，也稱第三國際。第三國際實際上是蘇俄對外擴張的指揮機關。它居於各國共產黨之上，對各國共產黨有指揮權。各國共產黨是它的下級組織，要按它的命令行事。共產國際的使命就是在世界各地建立分支機構，傳播、鼓動全世界搞共產革命，從一國數國的共產主義勝利直到全球勝利。

1920年，俄國人維經斯基經共產國際同意，受俄共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指派前往中國幫助創立中國共產黨，活動經費由東方民族部提供，包括價值10萬美元的鑽石和數萬美元現金。當年夏，維經斯基在上海成立革命局，下設出版部、宣傳報導部和組織部，每月接受宣傳費一千元，幹部每月接受三十元報酬，相繼成立了上海、北京、長沙等地的共產主義組織。

12月，維經斯基返回俄國，中國共產主義組織經費匱乏，工作停滯。

1921年初，荷蘭人馬林受共產國際委托來華，7月初發出舉行全國代表大會的通知，以地區為單位，每個地區派代表二人出席，每位代表發給路費一百元。

陳獨秀的記錄

1921年7月23日，中共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成立，並成為其支部，每月接受來自蘇聯的活動經費，從1921年每月1200元，至1926年每月14000元。

中共一大之後，特別是陳獨秀從法國巡捕房獲釋，開始真正履行中共中央書記一職後，共產國際便經常性地向中共提供經費援助。1922年6月30日，陳獨秀以中共中央執委會書記的名義給共產國際呈交了一份報告，其中對中共的財政收支情況是這樣記述的：“黨費，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17655元；收入計國際協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用途：各地方勞動運動約10000元，整頓印刷所1600元，印刷品3000元，勞動大會1000餘元，其他約2000餘元。”在同一天給維經斯基的信中，陳獨秀寫道：“呈上報告一紙，請你檢查並急速指示錯誤的地方，至於將來計劃（指一年以內），尤希望詳細賜教。今後國際協款究竟如何，也請示知，以便早日設定計劃；我們希望明年（1923年）中國共產黨能夠自行籌款，但本年內尚望國際有所接濟。”

1923年6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中，陳獨秀詳述了一年來黨的經費情況：“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黨員繳納的黨費很少。今年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約有1.5萬，其中1600用在這次代表會議上。經費是分發給各個小組的，同時還用在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上，用在聯絡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

無論是在中共誕生之前，還是在中共一大召開之後，都曾出現過一旦缺少了來自共產國際的經費支持，不少工作就立刻陷入停頓或者癱瘓狀態的現象。比如，1922年7月11日馬林在呈交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中說：“維經斯基同誌在上海工作期間，在陳獨秀同誌領導下組成一個中國共產黨人小組……這個小組劃分為7~8個中心……通過勞動學校（工人俱樂部）開展工作，維經斯基同誌離去了，那裏沒有經費，學校不得不再度中途停辦。”再比如，1924年9月7日陳獨秀在一封寫給維經斯基的密信中指出：“我們黨的經濟狀況很嚴重。由於經費不足許多方麵的工作處於荒廢狀態。我們希望您立即從共產國際和紅色工會國際給我們寄來7、8、9、10月份的經費。”

額外資助

1922年12月共產國際確定1923年中共的經費支出總額為12000金盧布，但實際上撥付的經費大大超出了這一預算，共產國際派駐上海具體負責撥付經費的工作人員維爾德於1923年7月26日在寫給維經斯基的一封密信中說：“5月底，我收到從莫斯科經北京寄來的3500美元和278英鎊，其中用於工會國際工作278英鎊，幫助因鐵路罷工而遭難的中國工人1000美元，按4月、5月、6月三個月的給中國共產黨預算1500美元，用於召開代表大會1000美元。”其中“幫助因鐵路罷工而遭難的中國工人1000美元”，以及“用於召開代表大會1000美元”，都不是經費預算中所包含的支出項目。

共產國際派駐上海負責聯絡和財務工作的人員，會臨時將應當轉交給其他國家共產黨的經費截留一部分給中共救急。比如1923年3月11日維爾德在上海寫給維經斯基的一封信中說：“我從您寄給日本共產黨的7500金盧布……中，通過越飛同誌（由從北京來的專門外交信使）轉給了日本共產黨5500金盧布。根據馬林同誌的堅決要求，鑒於中國共產黨急需資金以及發生罷工（關於這方麵的情況馬林將詳細地寫信給您），其餘的款項我留下了。請您確認我在這個問題上的做法是正確的，並對今後的做法作相應的指示。”

資助珠寶和鴉片

在很多情況下，特別是在共產國際誕生初期，共產國際提供給各國共產黨以及共產國際駐外工作人員的經費不是紙幣，而是貴重的珠寶、鑽石，有時候甚至是鴉片。

不少解密檔案文件證明共產國際曾將珠寶、鑽石撥付給具體負責中國事務的主管部門，由這些部門安排人將其賣出去後，再將紙幣經費轉交中共。比如，1920年12月21日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呈交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記錄：“至今東方民族處未從中央機關得到一個美元或者其他貨幣，而沒有錢就無法在東方工作……確實，從西伯利亞局得到了一些貴重物品（鑽石），已經拿到東方去出售，並且答應給10萬美元，但是出售鑽石需要花費很長時間。” （《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1），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頁）。再比如，1921年6月18日在Я.Э.魯祖塔克主持召開的共產國際的一次工作會議上，通過了一項決定：“撥出一大筆款項（中國貨幣）及相當大數量的鴉片，作為往中國南方派遣諜報員的費用。”（布別爾-奈曼 馬爾加列捷：《世界革命與斯大林政體——20世紀二三十年代共產國際活動見證者筆記》，莫斯科，1995年版，第68頁）

由於珠寶、鑽石這些東西體積比較小，信使們隻需將其藏入皮鞋鞋掌和便鞋的後跟即可，共產國際的一份檔案材料證實當時共產國際經常用這種方式向境外發送經費。比如1919年8月18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務主任克林格爾在一封寫給俄共（布）中央書記斯塔索娃的信中，回答為什麽共產國際各機關需要相當數量的皮革時記錄：“我們需要皮子是為了做鞋掌用。我們要把貴重物品（主要是鑽石）藏到鞋掌裏。”（《共產國際與世界革命構思》，莫斯科，1998年版，第153頁）而鴉片，則是用鉛紙和膠布包裹好，這樣就能密封住特殊氣味，往火車頭、電動機車廂、餐車或者客車車廂不易發現的地方一藏就可以了，這些東西運送到上海等地就可以換成高額現金”。

 

使者與使命 ———維經斯基助力建立中國共產黨

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也曾講述：1920年夏，他在日本留學放假時，回到上海，在陳獨秀家中遇到維經斯基與人談話。這個情形讓周佛海記憶深刻———維經斯基在討論會上說“中國現在關於新思想的潮流，雖然澎湃，但是第一，太複雜，有無政府主義，有工團主義，有社會民主主義，有基爾特社會主義，五花八門，沒有一個主流，使思想界成為混亂局勢。第二，沒有組織。做文章、說空話的人多，實際行動，一點都沒有。這樣絕不能推動中國革命。維經斯基的結論就是希望我們組織‘中國共產黨’。”

 

廣東東莞人袁振英，當年是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成員，他回憶道：“維經斯基到中國後，宣傳共產主義，宣傳組織共產黨”，還“常到這裏（引者注：即《新青年》雜誌社也就是陳獨秀的家）同陳獨秀密商組織共產黨問題。”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另外一位成員，浙江金華人施存統也有回憶，1920年的“六月間，陳獨秀、李漢俊等籌備成立中國共產黨，無政府主義者沈仲九、劉大白等也參加了。當時，第三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在上海，主張成立共產黨”。

在上海，李達與維經斯基接觸較多：“由於李大釗同誌的介紹，威琴斯基到了上海，訪問了《新青年》《星期評論》《共學社》等雜誌、社團的許多負責人，如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及其他各方麵在當時還算進步的人們，也舉行過幾次座談，其經過也和在北京的一樣，最初參加座談的人很多，以後就隻有在當時還相信馬列主義的人和威琴斯基交談了。由於多次的交談，一些當時的馬列主義者，更加明白了蘇俄和蘇共的情況，得到了一致的結論：‘走俄國人的路’。”

包惠僧在回憶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時，記述：“當時上海的黨員不多，推選的方式很簡單，尤以偉基斯克（即維經斯基）的意見有決定作用，一切的部署也是偉基斯克與陳獨秀共同決定的。”肯定了維經斯基在中國共產黨成立時的“決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