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金以林：抗戰時期的大學內遷、恢複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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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金以林：抗戰時期的大學內遷、恢複和發展

澎湃新聞 11-20 14:55

 

許紀霖教授：各位老師，各位同學，下午好，我們大夏抗戰史係列講座第三講開始了。大夏抗戰史係列講座這一次主要由唐小兵老師他來主持，請來的三位都是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和世界史研究所資深的學人。今天我們很高興，請來了金以林研究員。讓我們表示歡迎！金老師也是我們的老朋友了，作為同行我們有非常密切的交流，差不多七八年前，茅海建老師也邀請過金教授來我們這裏做講座，時間真的很快，一個“抗戰”過去了，現在金老師又再次來到了我們5303。金老師是人民大學曆史係畢業，後來到香港大學讀碩士，最後到新加坡國立大學讀博士，後來長期在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做研究，在國民黨史和抗戰史研究的領域內非常著名，所以我想，這一次請他來也是講一個和抗戰有關的題目，我們都知道，抗戰史現在也是社科院近史所的一個重頭項目，也是金老師掛帥，今天金老師講的題目也是大家感興趣的，因為我們這裏研究民國文化史的老師和同學不少。今天的題目就是“戰時的中國大學”，讓我們歡迎金老師！

金以林研究員：各位同學，各位老師，大家下午好。走在校園裏真的是非常開心，看見的都是年輕的臉，很有朝氣。我一工作就在研究所，周圍都是老前輩。所以在研究所，一直到現在，還都在叫我“小金”。現在也快混到老金行列了。其實這幾年我主要做國民黨史研究，二十年前寫過一本有關近代教育的書，這次唐老師說要做有關戰時的講座，我就把抗戰時期的大學教育簡單回顧一下，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些心得。主要是講“戰時教育政策的爭論”、“戰時大學的內遷”、“戰時的教育救濟”、“戰時的教育改革及其成果”、“戰時黨化教育檢討”和“被網絡神話的‘民國範兒’”這六個問題，重點講最後兩個問題。

一、戰時教育政策的爭論

講戰時的中國大學，首先要談一談戰時的教育政策。抗戰爆發後，教育政策肯定要做出調整，但到底怎樣調整？當時有非常大的爭論，很多人認為學校應服務於抗戰，調整學科。有些人甚至提出“高中以上學校與戰事無關者，應予以改組或即停辦；俾員生應征服役，捍衛祖國；初中以下學生未及兵役年齡，亦可變更課程，縮短年限”。當時北平師範大學校長李蒸就建議：“在抗戰期間，大學教育應以修業兩年為一階段，使各大學學生輪流上課，及輪流在前線或後方服務，滿一年或兩年後再返回原校完成畢業。各大學教授亦應分別規定留校任教及調在政府服務兩部分。”

但當時也有很多人反對這種“戰時教育”。胡適就談到：“國防教育不是非常時期教育，是常態的教育”。武漢大學校長王星拱也說：“尚有一個學生能留校上課，本人當絕不離校……即如學生所謂抗戰教育之課程，院長亦無法辦到，各教授亦無此種學識，無法授課。”這種反對的聲音在教育界是占主流的。

有意思的是，當時有很多軍方將領也參與了這場爭論。清華、北大和南開最初遷到長沙組成臨時大學，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到聯大演講時開門見山，劈頭就罵：“際茲國難當頭，你們這批青年，不上前線作戰服務，躲在這裏幹麽？”但也有很多軍方人員認為學生應該繼續讀書，陳誠（軍委會政治部主任）就讚成學校內遷，並把大學生們喻為國寶，指出國家雖在危難之中，但青年完成學業，極為重要。因為十年後，國家的命運全在他們手裏。

其實起最關鍵作用的，是當時的領袖蔣介石的態度。蔣介石接受了在廬山講話時一批高級知識分子提出的建議，明確提出“戰時應作平時看”，不認為中國應該把大學生投入到戰場上去。當時長沙臨時大學，盡管有非常多的爭論，仍有350名以上的學生自動留下來參加戰地工作。做過胡宗南機要秘書的熊向暉，當年就是清華大學的學生，在內遷到長沙的時候參加了戰時工作。事後，著名物理學家吳大猷曾回憶：“抗戰開始時，我的看法是以為應該為全麵抗戰，節省一切的開支，研究工作也可以等戰後再做。但抗戰久了，我的看法也改變了，我漸覺得為了維持從事研究工作的人的精神，不能讓他們長期的感到無法工作的苦悶。為了培植及訓練戰後恢複研究工作所需的人材，應該在可能情形下有些研究設備。”特別是在1938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確立抗戰建國綱領，要求抗戰不僅僅是抵抗日本侵略，還要滿足中華民國建國的需要。抗戰八年，大學數量由戰前的108所增至勝利時的141所，在校學生數量幾乎翻了一番。

二、戰時大學的內遷

下麵簡單回顧一下“戰時大學的內遷”。抗戰時期的大學內遷大概分三個時期。第一階段就是從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到1939年年初武漢、廣州淪陷後。這一時期主要是東南沿海的高校內遷，但也有許多私立學校、教會學校雖在淪陷區，如北平的燕京大學和上海租界裏的學校，依然可以繼續開學。第二階段是自1941年底至1943年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許多教會大學和原遷入租界或暫時避居華東、華南山區的高等院校，再次陸續向西南大後方遷移。 這兩個階段是內遷的主要時段。第三階段是自1944年至1945年，就是1944年日本為了打通大陸交通線，發動一號作戰，又稱豫湘桂戰役，造成國軍的大潰退，導致大片國土淪喪，原內遷分散在廣西、雲南、貴州等地的高校，被迫再次遷入四川境內。

抗戰時期最早內遷的大學是東北大學，九一八事變之後，張作霖張學良父子創辦的東北大學先是遷到了北平，後來一路內遷，最後就失散了。在內遷大學中，西南聯大和西北聯大是比較有名的。特別是西南聯大，最早叫長沙臨時大學，是清華、北大加南開。西北聯大就是北師大、北平大學和天津的北洋工學院。可惜西北聯大聯合的並不好，在我們今天的教育史上留下的記錄不太多。西南聯大留下的故事就太多了，我後麵還會講到。我個人的一個體會是西南聯大的有些故事被誇大了，好像創造了一個不可複製的神話。當時內遷的大學，在四川最多，特別是集中在重慶沙坪壩、北碚夏壩、江津白沙壩、成都華西壩，號稱“大學四（霸）壩”。

三、戰時的教育救濟

下麵我想談一下戰時的教育救濟。抗戰時期，因為戰爭的影響，大學被迫內遷，學生們脫離了自己的家庭，政府不單要提供學，還要提供養。所以那個時候國民政府對戰時教育投入了巨大的資金。對待學生就是實行貸金製，等於提供無息貸款；對待老師和公教人員，最開始是工資按七折發放，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中國內陸交通全部阻斷，物價飛漲，就開始實行實物發放，學生救濟也改成無需還本的公費製。

最初實行貸金製時，還指望學生畢業以後還，每月8元到10元，這在抗戰初期不是一筆小數目。但是到抗戰後期物價飛漲，貶值得厲害，政府就幹脆改為公費製。公費主要偏重於理、工、農、醫，就是當時所謂的理科，文科包括文、法、商、教。因為國家抗戰時最需要理工科，所以理科拿到的公費比例是最高的。整個抗戰時期差不多有八成的學生都能拿到貸金或公費。這套製度以後慢慢演變，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們的助學金在某種程度上就和它非常像。

1941年畢業於複旦大學的羅文錦回憶說：“筆者時屬武漢淪陷區流亡學生，確無經濟來源，經申請批準，每月可領貸金法幣八元，以六元繳納學校夥食，剩下二元作零用。”當時八元錢的購買力還是相當高的，西南聯大“學生的夥食費1938年每月7元，還可以吃到肉和雞蛋”。夥食標準還是蠻不錯的，不像我們想象的那麽差。

除了貸金，很多內遷到大後方而又無法堅持繼續辦學的私立大學，政府將其改為國立。最早改為國立的是廈門大學，福建省政府一度想將廈大更名為福建大學，因陳嘉庚和廣大師生反對，教育部長陳立夫明確表示：“廈大改名事，從此作罷，以後決不複提起。”天津南開大學也是私立大學，抗戰爆發後蔣介石對張伯苓先生極好，南開大學在戰時八年間學校經費完全“承政府全數撥付”。1942年，因“國內各大學紛紛改為國立”，張伯苓仍決定維持私立，還就戰後複校問題親自麵求蔣介石設法維持。“蔣委員長仍本‘有中國即有南開’之諾言，允對我校複校時，與國立大學同等待遇。”直到抗戰勝利後，南開才改為國立大學。像內遷到重慶的複旦大學，在1940年代初年改為國立。當時很多省立大學也紛紛改為國立。也有不願意改為國立大學的，像華東師範大學的前身大夏大學，一直拒絕改國立。

四、戰時的教育改革及其成果

談一談戰時的教育改革及其成果。抗戰爆發前，中國的大學都是自己命題，自己組織考試，一個人可以同時報考很多學校。戰爭時期這種作法非常不便，實際也做不到。國民政府就此製定了很多政策，如統一考試科目；統一命題；統一閱卷；統一錄取標準。這些政策最早是在國立大學進行的，私立大學並沒有參與。當時還在上海租界裏的交通大學，也參加了國民政府組織的統一招考。但統一招考實行起來遇到很多困難，後來就取消了。抗戰勝利以後恢複到戰前的模式。

當時，教育部還頒布統一教材標準。統一教材是好是壞，也有很多不同的評價。抗戰前很多大學為了省事，用的都是國外教材，完全不適合中國國情，統一教材因此有它合理的一麵，但任何東西一經審查就會有問題。此外，政府還為統一教師資格，製定了很多政策。特別是還設立部聘教授。抗戰時期經教育部審議通過的部聘教授有兩屆總共四十多人，這批人在1948年大部分都被聘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五、戰時黨化教育檢討

我下麵想重點談兩個問題，一個就是“戰時黨化教育檢討”。1940年，蔡元培先生去世，蔣介石在這年3月7日的日記裏寫道：“孑民逝去，蓋棺論定，其在中國文化上之影響如何，吾不敢武斷，惟其在教育上與本黨主義之功罪而言，以吾所見者，但有罪過而已，是教育受其鄉願式之影響，為更惡劣也。”我們都知道，蔡元培先生是黨國元老，中華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五四運動時期的北大校長。他主張的“思想解放”、“兼容並包”是最被人們所稱道的辦學理念。但在蔣介石看來，這種辦學理念並不是什麽功績，而且因為他沒能提高國民黨對教育的領導，更像是一種罪過。

國民黨的黨化教育最早是從1924年國民黨改組的時候開始的，又稱三民主義教育。在早年黨化教育的過程中，還是得到了教育界的認可。等到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國民黨開始不斷加強黨化教育，黨內高層如胡漢民等人就與蔡元培等教育人士不斷發生衝突。像在梁啟超去世的時候，蔡元培就認為梁啟超對學術貢獻很大，對國家也有貢獻，應該為其舉行國葬。而在一些國民黨黨員眼裏，梁啟超就是北洋餘孽，怎麽能享受國葬？胡漢民就明確說：“教育不可無主義，主義隻能宗於一。我們現在既以惟一的三民主義救國、建國、治國，教育是不能跳到國家範圍以外去的。當然也隻能宗於這惟一的三民主義而不能兼容其他主義，否則還是等於無主義。我國教育界中，向有認為教育不應該拘執一端，故步自封，而當包羅萬象，以見其博者。直到現在，還有一班人如此主張。細為設想，流弊實大！”，“我們必不能讓所謂‘包羅萬象’搖動了我們已定的教育宗旨!必不許教育獨立於此惟一的主義而有所兼容。”

抗戰前，教育界人士對“黨化教育”多持否定態度。南京國民政府推行之初，胡適致信蔡元培明言：“所謂‘黨化教育’，我自問決不能附和。”此後，他多次公開呼籲“國民黨的忠實同誌……應該做點真實不反動的事業”，“至少、至少應該做到……取消統一思想與黨化教育的迷夢。”胡適因指責黨化教育為“黨八股”而遭到國民黨中訓部的訓誡。

但是抗戰爆發之後，情況出現了變化。任何一個政府麵對外敵侵略，為集中全部人、財、物力抗敵禦辱，勢必執行一定的戰時統治政策，這是情理之中的事。戰時教育政策的製定、統一入學考試、統一編印教科書，審定教員資格，實行畢業總考製等等措施，應該說都是教育統製的一部分。以上論及的各項政策尚能得到教育界的承認或讚許。但政府的其他一些統製政策，因涉及到教育界自身利益，往往為學界所指責，特別是國民黨在學校推行的“黨化教育”和戰時在學校普遍設立黨部，最為教育界所指責。

抗戰八年，陳立夫做了七年教育部長，可以說是國民黨黨化教育的執行者。他利用包括“私立學校改國立”等方方麵麵的手段，來加強黨化教育。比如，在陳立夫看來五四運動帶有自由主義傾向，不符合國民黨的意識形態，要求將五四青年節改為黃花崗起義紀念日的3月29日。抗戰時期，國民黨還在各級大學設立黨部。但黨化教育的效果並不好。據張朋園回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講授三民主義，就是賣狗皮膏藥，有學問的人不擔任三民主義課程，擔任的人沒有學問。” 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朱家驊在一次黨務工作會議上也無奈地談道：學校黨務“尚覺太差”，“教授與學生更有以談黨務為恥者。黨員數量亦甚少”。但蔣介石對黨化教育是非常堅持的，甚至要求所有國立大學的校長都必須入黨。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曾在日記中記載自己被逼無奈，最終加入國民黨的事情。

黨化教育的效果雖然很差，但有的時候我們的記憶也會出現很多有趣的偏差。一說到國民黨派到學校的訓育主任，並非像我們事後描述的是一群令人討惡、甚或十惡不赦的黨棍、 特務。以被譽為“民主堡壘”的西南聯大為例，成立於1939年的國民黨區黨部吸收了半數教授加入國民黨，比例之高，為全國之冠。原來的三校校長張伯苓、蔣夢麟、梅貽琦都是國民黨員，蔣、梅二人還分別出任聯大國民黨區黨部的監察委員和候補監察委員。而聯大的訓導長卻是被稱為“聯大最大的功臣”查良釗教授。據聯大畢業的劉紹唐教授回憶：“查良釗先生確是所有學生一致推崇的好老師。勝利以後回到北平，所有聯大的學生都把他抬起來”。

最有意思的記錄是對於1944年的五四，國共兩黨的記載完全不一樣。如在清華、北大校史都曾自豪地寫道：“1944年的‘五四’，被聯大稱為聯大民主複興的一天。黨（中共）通過紀念五四青年節的活動，在聯大掀起了一個民主高潮。”由中文係為主舉辦的文藝晚會，校內外參加者達3000多人。這次集會是“重新點燃了聯大民主的火炬”。這一事件的起因就在於陳立夫想更改青年節的日期，當時很多年輕人不滿意。聞一多在回憶時談到：“聯大風氣開始改變，應該從三十三年算起，那一年政府改三月二十九日為青年節，引起了教授和同學們一致的憤慨”，但是聞一多還強調了一句“但，這並不意味著反對國民黨的情緒”。

而國民黨的記載是怎麽樣的呢？據聯大區黨部主委、曆史係教授姚從吾在晚會後寫給中組部長朱家驊的報告則稱，這次活動完全是國民黨聯大區黨部有意策化的一次成功化解學生風潮的活動。他寫道：校內左傾分子“初欲藉救濟費太少，激動風潮，誌未得逞。……至5月8日，由羅常培同誌用中國文學係名義，聯合八教授，召開一五四新文藝晚會，專以講述文藝為限。目標轉移，人心始複歸鎮定。八教授中，除聞一多、沈從文、卞之琳三先生外，主席及召集人羅莘田、楊振聲、孫毓棠、李廣田等均為（國民）黨員。五四文藝晚會自七時起，至十二時止，參加者逾兩千人，實屬空前。”

而對照相關檔案，仍以西南聯大為例，據1944年2月統計，聯大全體教師371人中，國民黨黨員超過150人，這還不含職員和學生中的黨員。此外還有一批以學生為主的三青團團員並未計算。而共產黨至1945年底的“一二一運動”前，有組織關係的黨員隻留下十幾個人，還要“由（雲南）省工委分六條線分別聯係”，其力量可以說是微乎其微。當時絕大多數師生參加國民黨，主要是在全民族團結禦侮的大背景下，將抗戰勝利的希望寄托於執政黨，以此表示與執政當局共渡艱難，一致對外的決心。中共真正開始在高校中發展組織，要等到抗戰勝利之後。

講到國民黨的黨建，實在是非常差勁。抗戰勝利後，共產黨在大後方的各級學校裏迅速發展壯大，並被譽為是同國民黨鬥爭的“第二戰場”。而恰在此時，國民黨竟在1945年6月召開的“六大”上，通過決議撤銷學校黨部。從此國民黨基層組織從學校中消失。兩黨在青年學生中的影響力迅速逆轉。麵對中共領導的學生運動，國民黨隻能依靠軍警和特務來鎮壓學潮，從而引起廣大師生的憤慨，紛紛轉向中共，成為反對國民黨統治的中堅力量。

六、被網絡神話的“民國範兒”

最後想和大家分享的一個話題：被網絡神話的“民國範兒”。現在社會上很多人把民國時期的大學教育美化得有些過了。首先，民國時代的大學教育是完完全全的精英教育，這一點在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時候就開始了。民國初年就曾有過激烈爭論：是優先發展基礎教育，還是優先發展高等教育。這其中的對錯，我們暫且不論。但最終不論是北洋的、還是國民黨的決策者都選擇了後者，優先發展高等教育。所以，國家在教育方麵有限的投入主要流向高等教育。抗戰前能夠上大學的，可以說都是中產以上的富裕家庭。周穀城先生就曾回顧道：“戰前大學教育被指責是‘以富人為中心，以權貴為中心’。”而抗戰時期推行的貸金製和公費製，確實是讓一批背井離鄉的青年學子有了求學的機會。

戰時的高等教育也的確取得了諸多成就，如果自己和自己比、戰前和戰後比，還是不錯的。這是事實，毫無疑問。但是為何又說它被過分“神話”呢？隻要拿出具體數字來看一看，抗戰前全國全部在校大學生不過四萬人，抗戰勝利後八萬人。舉一國之力，培養這點人，實在是政府應該的本分之舉。

現在全中國的在校大學生有三千多萬人。如果按照那個時代的精英教育政策，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同學是讀不起大學的。再看1948年《教育年鑒》的統計的抗戰時期的基礎教育情況：抗戰勝利後每年畢業的高中生不過八萬人。大家可以算算，如果在民國時期，你們有機會上大學嗎？根據李仲清等的《無聲的革命》一書的統計：從1911年到1949年，整個民國38年，累計畢業的大學生隻有18.5萬人，按1949年全國成年人口計算，大學畢業生的比例接近萬分之七，還略低於清代舉人在男性人口中的比重。而2019年，僅僅一年畢業的大學生，就有820萬人，超過全國總人口而不是成年人口的千分之五。所以我有這樣的體會：如果家裏不是“官二代”“富二代”，在那個時代我們再有才華，幾乎也是上不起大學。當然我們不排除一些特別聰明的人在某些人的資助、或政府獎學金等機緣巧合之下，能夠讀書。而且我們怎麽理解“官二代”和“富二代”？“縣太爺”在我看來都不算“官二代”，至少麽也得是廳局級幹部，中國現在在職的廳局級幹部是四萬多人；什麽是“富二代”？資產千萬算得上嗎？我看根本不夠。網上統計全國資產過億的有6萬多人。因此對標民國的大學教育，如果不是資產過億、不是廳局級幹部，是無法上大學的。

再舉一個例子：如果隻談增長率，抗戰時期增長最快的是在校碩士研究生，增長高達519%，聽著確實了不得吧。但實際人數是多少？由戰前的75人增加到勝利後的464人，博士生一個也沒有。今天華師的在校碩士生估計也超過萬人了吧？

我們再看看民國時代大學教師的數量。抗戰前的1936年，全國教師共7560人；到勝利後1945年，教師人數11183人。最多和今天北大、清華兩校的教師人數差不多。他們更是社會精英中的精英。他們的生活與中國社會完全脫離。

舉個例子，據戰前燕京大學社會學會的調查《燕京大學教職員家庭傭工進款研究》一文統計，共調查居住在燕大附近燕東園、燕南園、燕農園、朗潤園、校內五處教師家庭，共53戶，雇傭人數129名，平均每家2.4人。傭人分為廚子、聽差、開飯、雜役、看媽、其他六類，其中廚子47人，幾乎一家一個，此外平均每家還有1.4名其他傭人。傭人們的工資又是多少？廚子最高，每月11.2元；雜役最低，每月8.1元；傭人的平均工資是每月10.1元。中國社會學的創始人陶孟和做過《北京人力車夫之生活情形》，據他統計，當時北京共有人力車夫20859人，大部分車夫每月收入大致在6-8塊，這與老舍《駱駝祥子》中的記述是高度一致的。駱駝祥子還是拉包車，算是美差，不用在街上到處跑。6塊錢養三口之家沒問題。按當時正教授的平均工資（450元）算，至少是人力車夫的75倍。車夫的職業性質大致相當於今天的出租司機，如果現在按北京的出租車司機每月6000元算，現在教授月收入45萬，年收入500餘萬。這是任何一個社會也不可能辦到的。民國時期為什麽教授的待遇能這麽好，說白了就是極度的精英教育，國家就養那點人，不值得過分自豪。

我特別認可胡適先生用“但開風氣不為師”形容他們那代人。很多說法把民國學術捧得特別高，葛劍雄教授就有一個評論：按今天的學科分類，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可以有一定的國際衡量標準。就民國時期的學術發展水平而言，雖然有個別學者的某些成果達到國際前沿水準，但總體水平還是很低的。而人文學科（文、史、哲）的成果，則很難找到通用的國際標準。如果在國內進行階段性比較的話，今天的總體學術水平，已經大大超越了民國。這一點我是很認可的。我看陶孟和的這份報告，他可以說是近代中國社會學的創始人，但他的這篇文章放在今天，最多是北大社會學係本科畢業生水平的一個調查。所以胡適說“但開風氣不為師”。當然民國時代確實也出現了諸如陳寅恪先生這樣人文學科傑出個人的出現，但葛劍雄教授分析說：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天才獲得了發揮的機遇，與整體水平沒有必然聯係。而且曆史上出現過的學術天才，或許要經過相當長的年代才可能被超越，甚至永遠不被超越，民國時期也是如此。這一點我也認可。或許有同學不服氣。那我再舉一個例子， “軸心時代”文明出現的中國孔子、希臘蘇格拉底等人的成就，過了2500年了，現在誰又有能力說超越他們？所以有些“永遠不被超越”是完全有可能的。

另外常常提到的還有抗戰時期大學教授們的生活如何艱苦，其實我想說這一時期教授們“苦”隻是和什麽人、什麽時代比。最常談到的是聞一多教授要靠刻圖章來掙錢養家。這是事實，但是“一時”，還是“長期”？梅貽琦的弟弟梅貽寶回憶哥哥一家抗戰生活時曾寫到：一些教授夫人也不得不幹點手工活補貼家用。這些都是事實。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對近代教育的貢獻當然是巨大的，但仍有一些故事被神話。網上流傳頗廣的一個段子說：西南聯大搬到昆明後，有一年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讓秘書去找西南聯大梅校長，說我兒子想上西南聯大沒考上，讓梅校長想辦法解決。秘書回答說：辦不到，因為梅校長的兒子今年也沒被錄取。這絕對是事實，但另一個事實卻沒提到：梅校長的兒子這年上了聯大預科班（或是先修班），第二年不用考試就上了聯大。1940年以後，中國交通被阻斷，自然生活更加艱難。我選一段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一周的《梅貽琦日記》，記載了他七天聚餐了九頓：

1日“晚七點與蔣宴孫洪芬。”

2日“晚飯宴工學院教授二桌。”

3日“中午秦大鈞在庾莊請客。”

“六點開常委會，在西倉坡食涮羊肉。”

4日“七點半韓慎恭在冠生園請客。”

6日“七點繆雲台在李公館宴…餘因在省黨部飲酒五六大杯，席未終竟頹然醉矣。”

7日 中午“赴雲台飯約”，“晚飯在袁藹耕、向耕昆仲處，酒飯甚好”

以上也是事實。而那個時候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教授比真是天壤之別。

那學生們的生活是不是也很艱苦呢？請看西南聯大的學生在抗戰剛剛勝利時的回憶：

拿兩餐飯來說罷，方林街有的是小館子，而包飯又是最“時髦”的事。在外麵住的同學，當然寧願出三倍的價錢懶得每餐飯跋涉到學校，又可以有幾片肉點綴。而早點呢？學校門口有一排頗愜人意的早點攤，雞蛋餅、牛奶、麵、包子或是豆漿，蛋都隨你的意。……比起在學生服務處人多的時候要排隊等饅頭，就不知道“高級”若幹倍了。這種“階級”在聯大也並不太少。……昆明有名的酒館飯店，聯大同學經常出入其間也並不乏人。

我們的夥食也有一段黃金時代，那是在勝利初來時，大家都以為會有一個安定的局麵，物價狂跌，而貸金和公費卻並沒有跌。這時，我們六樣菜中至少有四碗非肉即蛋，不少附近中學的同學都趕到聯大來包夥食。

按上述標準比，21世紀的今天，3000多萬的在校大學生的平均消費水平，恐怕也達不到。

費孝通先生曾有關於跑空襲警報的記錄：

跑警報也成了朋友聚談的機會，日子久了，各人都有了一定的所在地。而且，疏散時，大家都覺得逃過工作是應當的，反正在曠野裏也沒有工作可做。……最好的消遣是找朋友閑談。警報幫助了不少情侶，的確是事實，我想實在討厭這種跑警報的人並不會太多。昆明深秋和初冬的太陽又是別外的可愛。風也溫暖。有警報的日子天氣也必然是特別晴朗。在這種氣候裏，誰不願意在郊外走走！

再有一個抗戰時期的神話：長沙臨時大學最後決定內遷昆明，一部分男生決定徒步從長沙走到昆明。網絡上還講國民政府如何重視，特意派了名國軍中將沿路保護，遇到土匪還要發照會，當時駐美大使胡適就說：“臨大決遷昆明，當時有最悲壯的一件事引起我很感動與注意：師生步行，曆六十八天之久，經整整一千裏之旅程。後來我把這些照片放大，散布全美。這段光榮的曆史，不但聯大值得紀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紀念。”這些都是事實。

我為什麽說它不過是一段“神話”呢？換一種視角去理解：參加旅行的師生不過250多人，兩個多月平均每天走不到20公裏，公款吃喝，還有聞一多等名教授陪著四處采風。苦嗎？的確也挺苦的。但我要問在座的同學，換成現在，你們願意參加嗎？ 1988年海南建省，當時我們學校組織從北京騎自行車一個多月到海南繞島一周，全程近四千公裏，平均每人脫兩層皮。現在回想起來，也能說是苦得一塌糊塗；但也是人生美得一塌糊塗的記憶。我們都看過馮小剛拍的《1942》，河南饑荒幾百萬，四處流浪，有過將軍護送嗎？那些饑民有“民國範兒”嗎？當然，抗戰時期高等教育取得的成就，該肯定的我們還是要肯定，但是還是要給大家呈現“另一麵”：在一個高度精英化的民國社會，包括戰時，政府做的這些事盡管不容易，但就整體數量來說，舉國家之力也不為過，甚至可以說是遠遠不夠的。

其實很多情況下說“民國範兒”，是來否定今天。我們今天沒做好的事情太多了，所以要改革，希望它做得更好，但是借“民國範兒”來說我們今天，我個人覺得有點不仗義。當下中國的高等教育，比那個時候要好得多。別說派一個中將陪著二百多人走一千多裏。如果今天真處在戰爭狀態，清華、北大、南開的兩院院士，估計能湊五百人吧，其他教授都不算，政府別說派中將了，派什麽人保護都應該。

還有一個網傳典型的“民國範兒”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說30年代蔣介石去安徽大學視察，和劉文典發生了口角，誰給誰一嘴巴，誰又踹了誰一腳雲雲。於是就說劉文典是“民國文人的風骨”。他們兩人確實發生了爭執，老蔣也給他關了，但事後又把他放了。其實劉文典就是一個有性格的“怪人”，也有另一麵的事實，可能大家不知道：抗戰時劉在西南聯大教書，喜歡抽大煙。當年有一個雲南毒梟的母親死了，請劉文典去給他母親寫墓誌銘。為了保證鴉片貸源，他就去了，且無視校規，不顧在校學生，在那兒停了大半年，最後西南聯大開除了他的教職。到了1947年蔣介石六十大壽的時候，劉文典還公開寫文章謳歌蔣介石。這樣的人，難道就是“民國文人的風骨”？其實他就是這麽一個性格怪異的人而已。

很多同學可能會不服氣的一點是：我們現在有3000多萬在校大學生，但是教育質量呢？我們現在的教育質量是不是就很爛？其實民國時期教育質量也未必多好。這裏舉一個例子，最起碼我們今天的本科教育是非常好的。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美國博士學位調查》統計：2018年全美授予博士學位共55195人，持臨時簽證的外國人中國籍學生共6182人，占全美畢業生總數11%。美國還有一個有意思的統計：在美國畢業的博士，查他們的第一學曆畢業院校，排名第一的是清華；第二是加州伯克利；北大排第四。擴招以後我們學校的教學質量就差了嗎？其實也沒有。當然任何時代，教育發展的不均衡是一定存在的。如果真要吐槽現行教育的問題，我的吐槽可能未必比在座的老師、同學少。但是無論如何，和民國時期的教育比較起來，我們取得的成績還是非常大的。當然我們也要肯定抗戰時期，特別是在麵對外侮的時候，中央政府不僅不讓教育停滯，而且還能有發展、甚至有翻倍，也的確是做了它該做的事情。

民國時期的高等教育之所以有一些出色的、值得我們肯定的事，我自己的一個體會就是胡適之先生說的“但開風氣不為師”。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的時候，一個大學生還沒有培養出來；民國時期大學的發展，所有學科建製都是從西方引進的，所以我們創造了無窮的“神話”。但那個時候能夠養得起這些人，作為一個政府來講，相對來說是容易的。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轉向平民教育是我們新世紀做到的，相對於“民國範兒”，那就更值得大書特書了。

（本次講座已經主講人金以林研究員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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