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夕鮮為人知的國共南北“三通”始末（ZT）

解放前夕鮮為人知的國共南北“三通”始末

梁茂芝 2023-12-14 來源:《文史春秋》

　　1949年初, 國民黨政府的主要精銳部隊被消滅殆盡, 全國已處於革命勝利的前夜。但國民黨政府仍妄想憑借長江天險, 封鎖南北各路交通, 企圖“劃江而治”。由於國民黨當局人為地切斷了國統區和解放區的聯係, 人民不能往來, 物資不能交流。國民黨統治區的重要工業城市上海、南京、武漢等地的民族工商業深受燃料、原料短缺的困苦, 加上失去了北方廣大的市場, 已朝不保夕, 奄奄一息。中國的航運業也遭受沉重打擊, 被迫縮短了航線。人民群眾也深受親友音訊斷絕、骨肉難以團聚的痛苦。所以, 一場要求國統區和解放區實行通郵、通航、通商的鬥爭開始了。中國共產黨及時響應、支持和推動了這場鬥爭, 使國民黨政府的禁令被衝破, “三通”得以實現。

　　國統區的“三通”呼聲得到共產黨的積極回應

　　1948年秋開始, 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了偉大的戰略決戰, 發動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 迅速解放了東北全境和華北絕大部分以及長江下遊以北的廣大地區。11月27日, 國民黨行政院通過了《匪區海上交通經濟封鎖暨處理截獲匪資辦法》, 對解放區及其港口、海岸進行嚴密封鎖。由於受戰爭的影響和國民黨政府的威脅, 我國各私營輪船公司被迫縮短了航線, 使原已薄弱的中國海運力量重臨崩潰的境地。由於南北物資交流和貿易的渠道被切斷, 上海民族工商業瀕於破產, 工商界急切地盼望國民黨政府取消禁令, 實行南北通航, 進行物資交流。

　　1949年1月1日, 蔣介石發布《元旦文告》, 宣布“引退”。上海4個輪船股份有限公司組織的海外聯營處, 即日致電全國輪船業聯合會說明通航華北的重要性。全國船聯會派代表於1月11日赴南京, 向國民黨政府要求準許國內航商前往華北各重要口岸, 維護我國的航權。全國船聯會代表12日與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院長孫科詳細商談, 孫科起先表示頗感困難, 代表認為政府準許通航華北是表示政府的和平誠意, 孫科這才認為“原則可行”。

　　1月21日, 駐在上海的中國商船駕駛員總會、中國輪機師總會、中國航海駕駛員聯合會、淞漢區引水公會、中國船舶無線電員總會等5個高級船員團體舉行緊急聯席會議, 通電蔣介石與毛澤東, 電懇外國船舶“不得在本國兩港埠間承運客貨”, 請準中國商船“行駛全國任何口岸, 以維我航權的完整與一百數十萬噸商船的生存”。同日, 蔣介石宣告正式“引退”, 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

　　翌日, 李宗仁發表文告, 表示願意以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八項條件”作為和談基礎, 南京、上海一時和談氣氛高漲。5個高級船員團體建議上海航商派“維護航權”代表船1艘前往天津, 電請國共雙方切實加以保護。全國輪船業聯合會決定組織統一配運機構, 指定船舶行駛華北航線。

　　1月26日, 全國船聯會理事長杜月笙、滬會理事長魏文翰, 致電中共北平市長葉劍英並轉毛澤東、周恩來, 說明維護航權及恢複華北航運攸關民族利益與民生經濟的重要, 並表示擬即派代表赴北平謁陳通航辦法。同日, 全國船聯會召開會議, 決定委派魏文翰、張慶相 (招商局天津分公司經理) 、沈琪 (全國船聯會秘書長) 等一行4人, 飛往北平接洽通航事宜。但因為致中國共產黨方麵的電報無法投遞, 退回原處, 故暫緩去北平。

　　1月28日, 全國船聯會與開灤礦務局經過協商, 準備用30萬袋麵粉交換10萬噸灤煤, 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同意“準予試辦”。2月2日, 5個高級船員團體發表《為促請完成華北通航宣言》, 希望國民黨政府“應無條件地允許國輪通航華北, 以示尊重國權高於一黨利益的雅量”, 希望中國共產黨“應於國輪到達之處, 加以保護”。2月7日, 杜月笙、魏文翰致電中共中央, 擬派“大上海”、“唐山”兩輪北上, 以30萬袋麵粉交換10萬噸煤, 並稱“願以最大的熱忱, 恢複交通, 以防止帝國主義的侵略, 而保障整個民族利益”。

　　2月14日, 毛澤東、周恩來複電杜、魏, 表示“恢複華北、上海間航運以利生產的發展, 極為重要。對二輪北馳並派員至華北接洽極表歡迎”, 並“囑北平葉劍英市長、天津黃敬市長準備接待”, 指出“所謂‘華中、華南中國船舶開往華北口岸將不許其駛返原地’, 純係報紙造謠, 先生等不應置信”。中國共產黨旗幟鮮明地表明了對通航的態度和立場, 上海航業界、工商界聞訊極為興奮。

　　為了妥善處理好這件大事, 為了引起全黨高度重視, 中共中央還在2月15日發出指示, 強調“對此事不應采取消極態度, 而應看作是一件大事去做”, “不論何種輪船業、民航公司, 都應當允許他們先在北平、天津、秦皇島恢複通航, 並做到通郵、通電、通匯, 對於檢查不可過嚴”;對付特務, 主要應從群眾工作和內線工作方麵去取得成績, 而不是從限製交通、通訊方麵去取得成績。中共中央責成“總前委”及董必武、薄一波、彭真、葉劍英共同負責研討, 並提出具體辦法以報中央批準。2月17日, 中共中央發出給葉劍英的指示, 指出:“杜月笙這次主張通航, 就是為人民辦了一件有利的事。”對杜的方針, “就是要他努力使上海不亂”, “等待人民解放軍前往接收”。

　　中共各級組織認真執行中央的指示, 積極開展工作。中共航運支部書記多次與中國商船駕駛員總會負責人金月石接觸, 宣傳中共發展航業的政策, 並派專人護送金到天津, 參加南北通航的談判。後來金月石在北平發表廣播談話, 號召南北複航。共產黨員金山在航運業、紡織業資本家中積極活動, 勸說他們不要南撤, 並以全國船聯會理事長代表的身份直接參加了通航談判。

　　國共兩區間“三通”的初步階段正式完成

　　在爭取南北通航的同時, 爭取通郵的活動也在積極進行。

　　自1946年6月國民黨發動全麵內戰以來, 國統區與解放區長期交通阻塞, 郵路斷絕。到1949年1月, 原國民黨政府劃分的全國36個郵區, 已有長春、遼寧、錦州、山東 (青島除外) 、河南、河北等6個郵區整個斷絕通郵;山西、北平2個郵區僅存管理局;江蘇、安徽、湖北、陝西等郵區的局部地區也已郵路不通。而解放區的郵政局相繼恢複, 自成係統。國民黨統治區與解放區兩大區域郵路阻斷, 人民彼此音訊隔絕。1月7日國民黨政府的郵政總局承認:寄往解放區的郵件越積越多, 短期內無前轉希望。1月21日《大公報》發表社論, 指出郵政是具有超然性的, 任何原因都不能取消或限製人民利用郵政的權利, 人民有通信的自由, 為近世文明國家憲法所規定。

　　由於國民黨蔣介石政府執行“戡亂”政策, 通郵即“通匪”, 因此誰也不敢冒此風險。蔣介石“引退”後, 李宗仁開始執行“謀和”, 這使通郵有了一線希望。而北平已簽訂的“休戰協定”中有一條規定:郵政、電信不停, 繼續保持對外聯係, 這也為南北通郵敞開了一扇大門。

　　在這種形勢下, 1月22日, 上海郵務工會理事長王震百率先發表聲明, 促請郵政當局迅速采取有效措施, 實行國共兩區通郵, 並建議暫以青島作為雙方信件的交換地, 以後再擴展至全國。同日, 上海市商會也電呈國民黨政府行政院暨交通部, 要求“妥籌通郵辦法, 從速見諸實施”。1月24日, 上海電信局局長鬱秉堅發表談話, 主張國共雙方在和談前夕, “應先恢複郵電交通, 以作雙方通訊的橋梁”。

　　經過大眾的呼籲和輿論界的鼓吹, 各界有識人士的多方奔走, 郵政當局的積極推動, 1月26日, 國民黨政府召開政務會議, 正式通過“國共兩區通郵問題”, 決定“準予試辦”。1月27日, 中國航空公司派飛機試飛北平, 上海郵政管理局即把200公斤航空信件托運往北平。1月28日起, 上海恢複收寄天津平航信。上海郵政管理局試辦國共通郵頗有成就, 初步成績尚稱滿意。因此, 國民黨政府交通部、郵政總局急電江蘇、安徽、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湖北、山西等省郵政管理局, 令各地“因地製宜”, “就地設法通郵”。

　　由於郵政當局僅與中國共產黨地方上聯係, 尚未征詢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的意見。於是, 2月中旬, 郵政當局委托先後北上的航業界代表和“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與中共中央代為接洽。2月12日, 魏文翰與航業界代表薑克尼等隨滿載麵粉的“大上海”輪北上。18日到達秦皇島, 19日抵天津會見市長黃敬, 20日到北平。21日, 華北人民政府副主席薄一波宴請魏、薑一行, 初步交換了意見。代表們還同人民政府農業部長宋邵文、北平市長葉劍英舉行了會談。會談中對航權的維護、物資交換的種類、秦皇島以外港口進出貨物和旅客的檢查、航行安全標識的設置、引水人員的配合、船員登岸的手續, 都詳細交換了意見, 並決定在天津成立“全國輪船業聯合會天津船舶統一調配委員會”, 負責華北各港口船舶進出口處理事宜。關於通郵問題, 航業界代表與天津郵政局馮 樹璋也已 談妥。“大上海”輪於2月23日載煤4800噸回到上海, 完成首次商業通航。航業界代表於3月2日第二次前往天津, 3月6日乘“大上海”輪返滬。

　　國民黨政府中的主和派、新桂係軍閥以及上海的資產階級, 這時也正在推動與共產黨的談判。2月13日, 由李宗仁指派的顏惠慶、章士釗、江庸及邵力子4人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 作為和談的前導, 乘中央航空公司專機飛往北上, 途經青島, 於14日到達北平。杜月笙特地派自己的“得意門生”金山隨代表團前去商談通航問題。而金山實際上是中共黨員, 中共黨組織通過他, 掌握了代表團的底牌。15日, 葉劍英會見並宴請各位代表, 金山去天津協商南北通航問題。22日, 顏、章、江、邵四老前往石家莊會見毛澤東, 並與周恩來會談兩次, 在和諧的氣氛中, “對於和平談判及南北通航及通郵諸問題, 廣泛地交換意見”, 中國共產黨同意恢複國共區域間的交通及郵政, 通航、通郵原則上已沒有問題。

　　3月1日, 曆時9天的華北解放區與上海間的通航談判圓滿結束。同日, 華北人民政府頒布了《華北區戰時船舶管理暫行辦法》, 規定中國輪船向華北區航政局申請, 經核準發給許可證, 即可在外埠與華北區各港埠停、駛;輪船以載運貨物和旅客為限, 不得運違禁品;船員登陸後須服從人民政府的法令等等。國民黨政府行政院也批準了10艘輪船輪流駛往秦皇島。雖然淞滬警備司令部作了苛刻限製, 下令全國船聯會:凡華北往返船隻開航前與靠岸前, 必須報請軍方檢查後方準開船與靠岸;船員名單呈報軍方審查;未經核準的旅客, 概不準搭載;船員私人物品須受檢查與限製, 嚴禁帶“金元券”來上海。但是國民黨政府的禁令畢竟被打破了, 上海航業界代表的使命獲得了巨大成功。

　　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曾宣布:“上海和長江流域的資產階級, 正在同我們拉關係, 南北通航、通郵業已開始。”至此, 國共兩區間通航、通郵的初步階段, 已正式完成。

　　和談破裂後國民黨單方關閉了“三通”大門

　　隨著上海巨輪穿梭往返, 北煤源源南運, 上海的煤荒漸見好轉, 給處境岌岌可危的上海工商界帶來了生機。工商業資產階級不滿足於此, 他們迫切要求“擴充易貨範圍, 由燃料而推廣於工業原料及必需成品”, “醞釀一項自救運動”, “促成兩區廣泛的物物交換, 藉使貨暢其流, 各得所需。”徐、淮等地商界與上海、南京工商界聯係, 定靖江、裕溪口為交換口岸, 以江北的煤、棉、黃豆、小麥與江南交換新藥、棉織品、電器、糖以及工業品。

　　1949年3月17日, 全國商會聯合會及中華國產廠商聯合會理事長王曉籟, 致電國共雙方李宗仁、何應欽與毛澤東、葉劍英, 提出實行南北通商, 使“貨暢其流”對於安定團結的重要性。同日, 國民黨政府軍事當局頒發布告:凡給解放區或國統區偷運物資者, 一經查獲, 船舶擊沉, 物資沒收, 人犯就地槍決。江防部隊如有擅自私放物資漁利者, 不論官兵, 一律就地正法。

　　為了促進和管理南北通商及與香港等其他地區的貿易, 華北人民政府於3月17日成立了對外貿易管理局, 機構設於天津, 同時為了促進南北物資交流, 繁榮經濟, 便利人民匯兌, 決定讓北平、天津與南京、上海、武漢及其他尚未解放的城市通匯, 並頒布了《華北區區外匯兌暫行辦法》。但國民黨政府方麵, 對通匯根本“未作此準備”。

　　上海市工業會評議會3月22日開會認為“華北通商為挽救當前上海工業危機惟一要圖”。3月23日全國船聯會特邀各界舉行會議, 討論南北物資交換問題, 各工商業代表一致認為要挽救目前工商業危機, 隻有恢複南北通航、通商。3月27日, 上海市商會、市工業會及市輪船公司舉行聯席會議, 通過了《南北通商草案》, 成立了“交換物資管理委員會”, 並派劉鴻生等赴南京, 要求國民黨政府迅速通過《南北通商草案》與《交換物資管理委員會組織章程》。上海市工業會還擬定了貨運的種類:上海北運貨物分紡織、食物、化工、機電、日用品5大類, 華北南運貨物分農產品、礦產品、林產畜產海產品、工業品及手工品4大類。

　　杜月笙以上海工業會理事長的名義, 再次致電毛澤東、周恩來, 呼籲南北通商刻不容緩。中國共產黨方麵很快就表示同意擴大南北交換物資的範圍。王曉籟和杜月笙等還收到了華北人民政府外貿局負責人的複電, 複電指出:保護民族工商業乃解放區的既定政策, 對國產貨物“免征進出口稅”。隨著4月17日“大生”輪返滬, 以30萬袋麵粉交換10萬噸煤的南北第一期粉煤易貨合同額滿, 隨即簽訂了第二期交換合同。為了促進南北通商, 上海市工業會、市商會、船聯會決定成立南北易貨聯營處籌備委員會, 杜月笙為主任委員。4月20日, 國民黨政府經濟部長孫越崎在上海舉行茶會, 招待上海工商各界領袖, 表示可繼續以南粉交換北煤, 對南北易貨, 主張不必限製太嚴, 由人民自由貿易。

　　正當全國人民翹首以待和平能早日實現, “三通”能進一步擴大時, 國民黨政府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 國共和談破裂, 國民黨軍方下令封鎖了長江南北航運, 發現船隻立予擊沉。4月27日, 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在廣州舉行第五十六次會議, 議決“對中共區郵電匯兌一律停止”, 國共南北間的首次“三通”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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