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共產黨對日政策調整的若幹因素探析

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共產黨對日政策調整的若幹因素探析

發布時間： 2015-12-29    作者：石善濤    來源：國史網 2015-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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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共產黨的對日政策曾有過一次重大調整，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反對仇華的日本吉田政府、中斷兩國間政治關係轉變為願意同日本恢複正常關係，進而采取了一係列推進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措施。關於這次中共調整對日政策的原因，學術界雖多有涉及，但多散見於論述這一時期中日關係的論文或著作的個別段落中，缺少全麵、係統的梳理和深度的研究分析。本文擬對影響中共在這一時期對日政策調整的若幹因素做專門論述。 　　一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的對日政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麵：首先是反對由美國主導的片麵對日媾和，反對美國長期占領和重新武裝日本，反對非法的《日台條約》。在揭露和抨擊美國的對日政策的同時，也對日本政府追隨美國、敵視新中國的錯誤做法給予嚴厲譴責；其次，采取將反動的日本政府同日本人民區分開來的政策，與反共仇華的吉田政府做堅決鬥爭，支持日本人民爭取獨立的正義鬥爭，建立與日本人民的友好關係。再次，在中日間政治關係中斷的情況下，提出了“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對日思路，利用民間渠道，大力發展同日本的民間外交，促進中日關係早日實現正常化。 　　對日外交作為中國總體外交的一個組成部分，其政策的調整必然要根據國家總體外交戰略的調整而調整。朝鮮戰爭結束後，麵對趨於緩和的國際環境和東亞局勢，中共將主要精力轉移到國內大規模的經濟、文化建設上來。如何創造一個和平的、穩定的、有利於國內經濟建設的周邊與國際環境，成為這一時期中國外交的主要任務。“我們要繼續創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1]首先就是要維護遠東地區與世界和平。中共認為，中日關係是關係到亞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發展，要從戰略高度來思考和處理中日關係。因此，“希望亞洲各國能夠和平共處，恢複正常關係，這對世界和平是有好處的”，[2]“中日兩國間正常關係的建立，將有助於增進遠東和平與中日兩國的和平共處”，[3]基於這種外交思想的指導，周恩來在1953年9月28日接見日本擁護和平委員會主席大山鬱夫時指出，“我們是主張恢複與世界各國的正常關係，特別是與日本的正常關係”，“希望中日兩國能在和平共處的基礎上真正能夠共存共榮”。[4]10月29日，郭沫若在會見日本“國會議員促進日中貿易聯盟”代表團團長池田正輔之等一行時，提出如果日本能斷絕與台灣蔣介石當局的關係、擺脫美國追隨者的地位、成為和平、獨立的國家，那麽“中國與日本的正常關係可以建立與發展，而且中國與日本之間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也是可以考慮的”，“中國人民願意……和日本人民一道為保衛亞洲與世界和平而努力”。[5]明確向吉田政府和日本人民釋放了兩國關係能夠正常化的信號，並提出了實現正常化的基本原則。 　　1954年6月，周恩來總理在訪問印度、緬甸期間，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應適用於廣泛的國際關係中，應作為各國平等交往的準則。1954年8月3日，郭沫若在會見日本國會議員代表團時指出，中日關係正常化的主要障礙是日本政府敵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同樣適用於中日兩國關係。[6]10月11日，周恩來會見日本國會議員訪華團和學術文化訪華團時強調，“我們和日本也同樣可以根據這五項原則來承擔彼此義務”，還說：“日本人民投吉田先生的票，我們就承認吉田先生代表日本……日本人民投誰的票，誰得的票多，誰組織政府，我們就承認誰。”[7]郭沫若和周恩來的上述講話實際上表明中國共產黨的對日政策已開始出現調整，改變以往視日本政府為反動派、賣國賊的態度，承認吉田內閣可以代表日本人民，吉田內閣也不再是中國的敵人，中國共產黨積極推進中日關係的重要目的首先是要突破美國對中國的封鎖和遏製。新中國成立後，美國為了遏製蘇聯和中國，其對日政策由占領初期的懲罰和遏製轉變為武裝和扶植。意圖很明顯，就是“要使日本在今後對付可能在遠東發生的新的極權主義的威脅方麵，充分起到強有力的穩定的防波堤作用。”[8]既然日本對美國的亞洲戰略意義重大，如果能夠推動中日邦交正常化，美日同盟就有可能陷於分裂，美日對中國的封鎖自然會歸於瓦解。其次是要建立一個反美聯合陣線。如上文所述，中國的對日政策在1954年前後發生了轉變，從打倒美日反動派轉變為爭取中日關係正常化。這種轉變客觀上是基於反美反帝、爭取“中間地帶”鬥爭的需要。毛澤東在1954年8月24日會見英國工黨代表團時提出，美國的目標“首先是占據從日本到英國的這個中間地段……欺負它們，控製它他們的經濟，在它們的領土上建立軍事基地……這包括日本、德國在內”。[9]12月1日會見緬甸總理吳努時更明確指出“現在日本的地位也起了變化，變成半被占領國了，處於困難的境地”,“日本民族受到壓迫”，因此“中國人民對於日本也不那麽恨了，而是采取友好態度”。[10]周恩來1956年8月19日會見以遠藤三郎為首的日本前軍人訪華團時說:“美國現在壓迫和幹涉我們，也壓迫和幹涉你們，我們應共同消除這種壓迫。”[11]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談話表明，中共在這一時期已經把日本視為受美國控製的中間地帶，因此對日政策也由“打”轉變為“拉”，爭取處於“中間地帶”的日本能夠加入反美聯合陣線，打破美國對華戰略遏製。 　　中日民間交往在這一時期發展勢頭良好。從1952年開始，中國政府主動利用各種機會積極推動民間交流，目的在於以民間往來帶動官方接觸，為盡快恢複中日兩國關係正常化打下基礎。在中國政府和日本民間團體的努力推動下，雙方在經貿往來與文化交流等方麵都取得了很大的進展。1954年10月，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個訪日代表團——中國紅十字會代表團成功訪問日本，打開了中日間互訪的大門；1955年4月，第一次中日民間漁業協定在北京簽署，中日民間經濟交流活動的範圍得到進一步拓寬；中國貿易代表團首次訪日並簽署了第三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在民間交流的促動下，中日政治關係也日趨緩和，這使得中國共產黨對中日關係的前景產生了比較樂觀的看法，中日關係正常化的構想呼之欲出。 　　1954年10月12日，中蘇兩國發表對日政策的聯合聲明，表示“願意采取步驟，使自己同日本的關係正常化”。這是中國政府首次公開提出願意主動采取措施恢複與日本正常關係，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的對日政策將要進行重大調整。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對日政策和對日活動的方針和計劃》，確定了中共對日總方針：發展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關係，孤立美國，給日本政府施壓，迫使日本改變對華關係，逐步實現中日關係正常化。這是中國共產黨製定的第一個全麵的對日政策文件，成為此後一段時間內中共推進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根本依據。在這份文件精神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在日本戰俘問題、日僑歸國問題、民間交往等問題上采取了許多積極措施來推動兩國關係正常化。 　　二 　　《舊金山和約》生效後，隨著國內經濟的快速恢複和發展，日本希望能夠早日加入聯合國，提高其國際地位，成為名副其實的獨立國家。在美國的支持下，1952年6月，日本政府連續三次向聯合國遞交入聯申請書，但在安理會審議時，均被蘇聯利用否決權予以否決。入聯的失敗，使得日本政府意識到蘇聯在國際格局中的重要地位，要想加入聯合國，必須要征得蘇聯的同意。同時，由於蘇聯未在《舊金山和約》上簽字，日蘇兩國法律上仍處於戰爭狀態。為避免卷入戰爭，如果日蘇能實現邦交正常化，不但消除戰爭的潛在威脅，還可以使日本成為美蘇兩大對立陣營之間的溝通橋梁。因此，調整日蘇關係成為日本外交的當務之急。朝鮮戰爭結束以後，由於“特需”銳減，日本經濟受到很大影響，戰時的繁榮不在，蕭條不可避免。經濟形勢的逐步惡化，讓日本政界、經濟界的一些有識之士認識到吉田政府對美一邊倒外交政策的巨大危害。他們要求吉田政府改變其對外政策，發展和改善同蘇聯、中國的外交關係，迅速開展日中、日蘇貿易，擴大貿易出口，力圖扭轉經濟蕭條的困境。1954年以後，日本國內廣大民眾要求恢複日中、日蘇貿易，實現日中、日蘇關係正常化的呼聲愈發高漲。到吉田執政後期，日本政界一些保守的政治家在財界的支持下，掀起了反吉田、建立保守新黨的運動。1954年底，已窮途末路的吉田政權宣布辭職，民主黨總裁鳩山一郎就任新一屆內閣首相。 　　鳩山一貫主張“自主外交”。他上任以後就開始著手調整日本對外政策，主張恢複日蘇、日中邦交。鳩山深知，在中蘇同盟的背景下，要恢複日蘇邦交，必定要改善日中關係。12月9日，鳩山在競選途中表示：應該采取步驟結束同中蘇兩國的戰爭狀態，作為恢複關係的第一步。[12]。12月10日，他在就任首相後的首次記者招待會上談論外交方針時說：“與蘇聯、中共也可以進行貿易”，“我認為自由主義國家把蘇聯、中共當作敵人，不進行交往的貿易，倒會誘發第三次世界大戰。還是互相間和睦相處、努力維持和平、大力開展貿易為好”。[13]12月11日，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發表聲明說，日本願意在彼此可以接受的條件下，恢複同蘇聯和中國的正常關係，並且說，不管其意識形態如何，日本願意和世界各國建立外交關係。[14]鳩山內閣對發展中、蘇關係的表態不僅得到日本國內各界的支持，同時也得到蘇中兩國政府的歡迎和積極回應。 　　自《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簽訂後，分化美日同盟成為蘇聯對日政策長期的，也是最主要的目標。斯大林去世以後，與一切國家和平相處成為蘇聯對外政策的理論基礎。1953年8月8日，馬林科夫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第一次表明蘇聯政府“迫切的任務”就是恢複與日本的外交關係。[15]赫魯曉夫擔任蘇共第一書記後，外交政策的轉向更加明顯。在對日問題上，赫魯曉夫希望通過調整對日政策促成蘇日複交，一方麵能夠緩解遠東地區緊張的國際局勢，樹立一個實行和平相處政策的大國形象，更重要的是可以通過調整蘇日關係來分化日美同盟關係，削弱美國在遠東地區的戰略地位。 　　1954年7月21日，蘇聯第一代理外長維辛斯基在會見來訪的日本國會議員訪問團時表示，蘇聯政府希望推進日蘇邦交正常化及兩國之間的貿易文化交流。[16]9月11日，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在答複日本《中部日本新聞》總編輯鈴木的聲明中表示：“蘇聯願意使它和日本的關係正常化，如果日本也將表示同樣願望的話。”[17]明確傳達了蘇聯準備與日本恢複外交關係的信號。蘇聯政府在對日政策上的主動表態，讓已經處在風雨飄搖之中的吉田內閣處境更見艱難，下台已經不可避免了。吉田內閣辭職後，鳩山內閣表達了願意恢複日蘇關係的願望。12月16日，蘇聯外長莫洛托夫用發表聲明的方式做出回應：蘇聯政府表示讚同重光葵先生12月11日關於日本蘇聯關係的聲明，蘇聯政府準備討論關於使蘇聯和日本之間的關係正常化的切實可行的措施，如果日本政府真正希望在這方麵采取步驟的話。[18] 　　三 　　新中國成立後，麵對複雜的國際和國內局勢，中國共產黨果斷采取了“一邊倒”的外交戰略，在對日政策上采取了與蘇聯協調一致的立場。1951年2月14日，中蘇兩國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目的是：“共同防止日本帝國主義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為上與日本相勾結的國家之重新侵略”，同時條約規定：“對有關中蘇兩國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國際問題，均將進行彼此協商”。[19]很明顯，條約將日本和美國作為中蘇兩國共同敵人和潛在威脅，並表示中蘇要在彼此協商的基礎上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製止日本和美國的侵略行為。事實上，中蘇在反對美國長期單獨占領日本、反對舊金山片麵對日媾和等問題上就曾有過很好的 　　配合。[20]   　　赫魯曉夫當選蘇共第一書記後，在很多重要問題上迫切需要來自中共的支持。特別在國際問題上，更希望能得到中共的支持與合作。赫魯曉夫上任不久就親自率團來華參加中國國慶五周年慶典活動。10月3日，在中南海舉行的中蘇兩國最高級會談上，當赫魯曉夫等蘇方客人聽到毛澤東在發言時說到“我們在對外關係和國際活動中，多進行磋商，協調步調，一致對外”時，頓時“喜形於色，很表滿意”。[21]在得到中方的保證後，中蘇雙方又進行了三次會談，“在這些會談中，雙方再次表達了互相合作和團結友好的願望，兩黨對國際問題的意見也是完全一致的。”[22]無論赫魯曉夫上任前是否同中方在對日複交問題上進行過溝通，但毫無疑問，通過這次訪華，赫魯曉夫在蘇聯改變對日政策方麵取得了中共堅定的支持。10月12日，中蘇發表《關於對日關係的聯合宣言》，表明中蘇兩國願意采取步驟同日本關係正常化。聯合宣言的發表實際上是在向世界宣布，中蘇兩國在對日恢複邦交的問題上是協同一致的。 　　在蘇聯外長莫洛托夫12月16日發表關於對日本關係的聲明後，我外交部立即做出反應，在向中央提交的報告中認為這份聲明“來得異常及時，這樣就逼得鳩山政府不能不表示態度。如果鳩山政府不答應同蘇聯談判，就會陷於被動。為了配合蘇聯政府這一重大外交行動，我政府似應考慮同樣表示願意同日本政府就中日關係采取措施，如果不表示準備同日本政府采取措施，僅僅再一次表示同日本建立正常關係的願望，似乎有點不夠”。至於用什麽方式來表示，外交部認為“我總理在政協會議上的發言中提到中日關係的問題，當然是一種表達方式，但政協會議的講話，究竟是對內的……不能成為對日本政府的一個正式答複。為了加重對鳩山政府的壓力，我政府似應同蘇聯政府一樣，用外長的名義發表聲明”。[23]21日，周恩來在政協二屆一次會議上發表了中日關係的講話，再次重申：“我國是願意同日本建立正常關係的，如果日本政府也能抱有同樣的願望，並采取相應的措施，中國政府將準備采取步驟，來使中國同日本的關係正常化。”[24]雖然中國政府並沒有以外長的名義發表對日關係聲明，但顯而易見，周恩來發表這次講話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配合蘇聯的對日外交行動，向日本政府施壓。 　　1955年1月下旬，毛澤東和周恩來在約見即將赴任駐蘇大使的劉曉時，要求中國駐蘇使館要在對外政策方麵與蘇聯配合，要根據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精神同蘇方進行廣泛接觸和合作。[25]其中自然包括在對日問題上與蘇方的配合與合作。1955年2月12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在祝賀中蘇同盟條約簽訂五周年的電報中再次強調“中蘇兩國願同日本建立正常關係，並積極支持日本人民走上獨立發展和國際合作的道路”。[26]向全世界表明中國共產黨堅決支持蘇聯對日複交政策的態度。在後來蘇日複交談判期間，周恩來和毛澤東還多次對來訪的日本代表團發表談話，闡明中國政府在蘇日複交問題上的積極姿態。 　　四 　　20世紀50年代中期，在多種因素的共同影響下，中國共產黨調整了對日政策。這其中既有國際環境的因素，也有自身發展的需要；既有來自日本國內政治鬥爭的因素，也有民間交流的促動。在眾多的因素中，蘇聯因素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在對蘇“一邊倒”外交戰略背景下，大到中國整體外交政策，小到具體對日政策都不可避免地具有陣營對抗的色彩。《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從體製上強化了中蘇的戰略同盟關係，這就決定了中國的外交政策必然受到蘇聯因素的影響。具體到對日問題上，即使不考慮其他因素，中國共產黨也有責任、有義務對蘇聯調整對日政策予以配合。因此，雖然中國共產黨深知“在正常關係的樹立方麵，也許日蘇要(比日中)容易”，[27]“中日建交問題在目前還是困難的”，[28]但通過調整對日政策，即可保證《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規定的“對有關中蘇兩國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國際問題，均將進行彼此協商”的精神，也可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宣告中蘇同盟是牢不可破的。 　　總之，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共產黨在內因和外因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響下，必然要做出調整對日政策的決策。其調整時機體現了中國共產黨良好的大局觀和決斷力，以及既堅持原則又不失靈活的決策方式。雖然這次對日政策調整沒有達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目的，但中日關係在這一時期所取得的較大進展為後來邦交正常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頁。 　　[2]《周恩來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92頁。 　　[3]《論中日關係》，《人民日報》1953年10月30日。 　　[4]《日本問題文件匯編》，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第116~118頁。 　　[5]《日本問題文件匯編》，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第120頁。 　　[6]《日本問題文件匯編》，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第143頁。 　　[7]《周恩來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91~92頁。 　　[8]馮瑞雲等：《中日關係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頁。 　　[9]《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頁。 　　[10]《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184頁。 　　[11]《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611頁。 　　[12]林連德：《當代中日貿易關係史》，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頁。 　　[13]田桓主編：《戰後中日關係文獻集(1945~1970)》，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頁。 　　[14]羅平漢：《中國對日政策與中日邦交正常化》，時事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頁。 　　[15]《日本問題文件匯編》，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第269頁。 　　[16]李凡：《日蘇關係史（1917~1991）》，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頁。 　　[17]《日本問題文件匯編》，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第274頁。 　　[18]《日本問題文件匯編》，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第276頁。 　　[19]《中蘇兩國政府發表公告締結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同時簽訂關於中國長春鐵路和旅大及貸款等協定中華人民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人民日報》1950年2月15日。 　　[20]石善濤：《中蘇同盟與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對日政策》，《當代中國史研究》2012年第6期。 　　[21]《師哲回憶錄——在曆史巨人身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573頁。 　　[22]《師哲回憶錄——在曆史巨人身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574頁。 　　[23]《關於日本鳩山政府對外外交政策的估計》，外交部檔案館：105-00156-01。 　　[24]《日本問題文件匯編》，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第143頁。 　　[25]劉曉：《出使蘇聯八年》，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頁。 　　[26]《祝賀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五周年　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同伏羅希洛夫布爾加寧莫洛托夫互致賀電》，《人民日報》1955年2月14日。 　　[27]《與周總理的懇談》，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檔案館：A-0-l-3-3，第143頁。 　　[28]《日本目前的形勢和鳩山內閣的外交政策》，外交部檔案館：105-0015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