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麵對改朝換代的變革，錢鍾書夫婦最終選擇留在國內。楊絳說：“解放前，我們是讀過大量反蘇小說的。但我們不願遠走他鄉去當二等公民，仰洋人鼻息。我們愛祖國的語言文化，也不願用外文創作，所以在世局嬗變之際選擇留下。”“我們如要逃跑，不是無路可走。”其實早在1948年，香港大學就曾約錢鍾書去任文學院院長，1949年，教育部長杭立武邀他去台灣大學任教授，朱家驊許給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職位，牛津大學也約他去任Reader。但他們寧死都不願離開大陸這片故土，而選擇了留下。
“有驚無險”的1957
1957年的春天，天氣異常。《顧頡剛日記》4月9日記：“今日仍大雪，北風頗厲，以清明後四日而有此，為我生所未見。”
楊絳說，就在這個早春時節，錢鍾書被請到中南海，親耳聽到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他可能參加了3月份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當時多數知識分子都認為毛決定發動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號召鳴放是真心誠意的，感到很興奮。錢鍾書的好友傅雷參加完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後，在給國外的兒子傅聰的信中寫道：“此次會議，是黨內會議，黨外人一起參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我們黨外人士都暢所欲言，毫無顧忌，倒是黨內人還有些膽小”，“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於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速度恰當，間以適當的Pause，筆記無法傳達。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講話的邏輯都是隱而不露，真是藝術高手”，“我的感覺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確是數十年的教育事業，我們既要耐心等待，又要友好鬥爭；自己也要時時刻刻求進步——所謂自我改造。”他的興奮、激動、虔誠溢於紙麵。
毛的一席話就讓他對其頂禮膜拜。即使如此，像錢鍾書這類知識分子，對形勢的認識仍保持了足夠的冷靜和保留。費孝通在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報》上發表《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寫出了當時這一部分知識分子的顧慮：“對百家爭鳴的方針不明白的人當然還有，怕是個圈套，搜集些思想情況，等又來個運動時可以好好整一整。……‘明哲保身‘不吃眼前虧的思想還沒有全消的知識分子，想到了不鳴無妨，鳴了吃不定自討麻煩，結果是何必開口。”“早春天氣”，說出了許多人對形勢的看法，傳達了他們複雜的心緒，從一個側麵“標示當時一部分知識分子在社會政治潮流中所處的‘夾縫位置，以及他們難以把握自身命運所必然產生的複雜的思慮。”
初春時節，天寒料峭，錢鍾書心裏惦記著父親錢基博的病。這時冒著嚴寒，他來到武昌。
錢基博在1949年後，也選擇留在大陸，一直在武漢華中師範學院（即華中師範大學）就職。這位著作等身、深受尊重的國學大師，對新中國充滿了熱情和期望。1953年（67歲）開始，他身體轉差，說話有困難，不再去教室上課，而是在家幫助指導青年教師。1957年春，兒子錢鍾書再次來探望他時，他已病勢沉重。此前，錢鍾書每年寒暑假都會來武漢探望雙親。誰也沒料到，此番一別，父子竟成永訣。
4月，中共中央正式號召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文學所內立即組織號召鳴放。但錢鍾書並不“買賬”，依舊“咬緊牙關”。“我們認為號召的事，就是政治運動。我們對政治運動一貫地不理解。”（《我們仨》第135頁）“風和日暖，鳥語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經號召，我們就警惕了。上麵一再號召鳴放，四麵八方不斷動員催促，請客吃飯座談，鼓動鳴放。其中有我們的老相識，也有人是我們心目中的政客。幾位老相識還親自登門來敦勸我們鳴放；當初號召知識分子改造是他們，這會兒號召鳴放罵黨也是他們。我們兩個不鳴也不放，說話都正確。錢鍾書說：‘難得有一次運動不用隨聲附和。”
5月，他的叔叔錢孫卿正參加全國人大會議。當時有部分民主人士代表的座談會，錢孫卿十分猶豫是否要提意見，就召集在京親戚商議。大家意見紛紜，錢鍾書夫婦卻一言不發，隻是靜靜聽著。但在最後，錢鍾書很堅決地說：“根本就不要說。”
就在“反右”開始之前，有出版社編輯來京向他組稿。他說，這幾年自己專注於翻譯，沒有創作，拿不出東西來支持出版社。即使被要求再版《圍城》，他也婉言拒絕。編輯對他說了一些“百花齊放”一類的話，“他呢，好像早拿定了主意，隻是微笑，總不點頭”。
錢鍾書從武漢回京後，“隻愁爹爹亂發議論”。（《我們仨》第136頁）沒想到擔心什麽來什麽。重病之中的錢基博被成功“引蛇出洞”。這一年，年屆古稀、身已患疾、擔任政協委員的錢基博，響應中共“鳴放”號召，抱著切實幫助執政黨整風的態度，“本著愛國愛黨愛民族的良好願望”，給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寫了一封後被人稱為“萬言書”的信。信中，他本著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敞開胸襟，提出了很多事關黨和國家建設大計的真知灼見。
6月，“反右”開始。錢鍾書的眾多師友和親屬紛紛落網。文學界的馮雪峰、周勃、陳湧、何直等相繼落馬。家人中錢孫卿、許景淵、錢鍾漢、錢鍾毅都被劃為“右派”，錢基博受到批判。
錢基博的“上書”震驚湖北省委。省委當即將這封信轉交中共華中師範學院黨委，要求學校組織對其批判。1957年夏，華師校園內開始出現揭發與批判錢基博的大字報。7月初，錢鍾書有“突擊任務外調工作”，未能請假探親。在父親因言獲罪後，組織上派人來京就此事“征詢”他的意見，他回話說：“他年歲大了，你們認為該怎麽處理就怎麽處理吧。”雖不說饒其一劫，隻是提醒人家自己父親年事已高，何必追究；也深知大勢所在，難左右大局，露出不盡無奈。9月26日至29日，曆史係和中文係組織教師連續幾次對錢基博進行了批判。夏天過後，錢基博的病情急轉直下。1957年11月31日，在病痛的折磨下，在極度的壓抑與憂鬱中，錢基博溘然長逝。在這個批鬥的過程中，以及去世後，他是否被打成“右派”，在學者之間一直存在爭議。
文學研究所內形勢複雜，人心浮動，此時已展開了激烈的鳴放、辯論和批判，如從12月10日至27日，曆時17日，文學所內大小辯論會開了無數次，在所內形成了三大派別：係統派、當前派和並重派。這時錢鍾書的《宋詩選注》已脫稿，並在這一年發表了其中的十篇《宋代詩人短論》和《序言》，雖然他在1957年6月寫的《序言》中引用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該書照樣受到批判。後來他在香港版《宋詩選注》前言中說：“在當時學術界的大氣壓力下，我企圖識時務，守規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聰明，稍微別出心裁。結果就像在兩個凳子的間隙裏坐了個落空，或宋代常語所謂‘半間不架。”餘英時認為“他不能不引幾句‘語錄作擋箭牌。而他的征引的方式也實在輕描淡寫到了最大限度”。）其實這本書出版後受到很多人的好評，如上層胡喬木和周揚當時都有稱讚的話。好在小川環樹的評論，很快扭轉了批評的方向。
對於反右派運動，錢鍾書夫婦本以為是“人民內部矛盾”，不足為奇，直到運動結束，才知道右派的嚴重。據楊絳說，運動總結時，他們“很正確很誠實地”說，“對右派言論有共鳴”。
總的來說，錢鍾書有驚無險地度過了1957年，並沒有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錢鍾書何以能逃過此劫
錢鍾書為什麽沒有被打成右派，與晚年楊絳關係密切的吳學昭曾撰有《錢鍾書為什麽沒有被劃成右派》一文，大量引述楊先生的文字。楊絳說：
“錢鍾書憑什麽應該是右派分子呀？1957年大鳴大放，他沒說一句錯話，說的全都正確，卻也不是違心之談，憑什麽該是右派呢？無非憑那份黑材料，認定他是‘全國最反動的知識分子，還有別的理由嗎？”“我們也見到共產黨確為人民辦了好事。經過三反、思想改造運動，直以為人都變得沒有人性了，心上害怕。看了大字報，原來一點沒變。隻要知道人性未改，我們就很稱心。”“我們從未參加過‘大合唱，鳴放也是‘大合唱，這回是大合唱罵共產黨。我們不參與‘大合唱，完全是自然的。”
錢鍾書能避過“右派”的帽子，是不是對時事的認知有先見之明呢？楊絳也回答說：“哪有什麽先見之明。錢鍾書和我都脫離政治，曆次運動都不積極。”“我們隻是不靠攏，從來未表示過入黨之求。不愛開會，勉強應景。對一切運動存戒心。我們覺得政治運動總愛走極端，一切運動都運動過頭。”“多年後看到各種記載，聽到各種論說，才知道‘引蛇出洞是經過長期策劃的手段，使我們想起來都後怕，對政治更加悚然畏懼。所幸我們當時雖對右派言論思想上有種共鳴，卻沒有發表一言半語的右派言論，逃過了厄運。”
在當時的大環境下，錢鍾書的不說確實保護了自己。解放後，他最明智之處也就在於，很多事他看在眼裏，思在心裏，絕不說、不寫，因為他知道，“禍從口出”。這和解放前比變化很大。吳學昭認為：“對政治誇誇其談，不是錢鍾書的風格。以錢先生對社會政治的極度清醒，對人間世態的深悉洞察，不論會上會下，談話絕不直接涉及政治。即使是學術討論，一旦牽入政治，錢先生即三緘其口，絕不發言。”“他說過：If we dont have freedom of speech，at least we have freedom of silence.多少年來，他保持沉默，不做頌聖詩，不做歌德式表態，但也謹言慎行，從不貿然就政治發表意見。”
錢鍾書不說不代表沒有看法，也不是完全銷聲匿跡。文人士子，以文字筆墨曲筆含沙者並不少見，錢鍾書也不例外。李慎之回憶說，他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讀到《宋詩選注》時，曾為書中注語裏“偶爾爆發的狂言大語”而捏一把汗，還說喬冠華認為《宋詩選注》是“那年頭惟一可看的有個性的書”。這種曲筆言誌的寫法，在文革後推出的《管錐編》中更為常見。今者有人批評錢鍾書的“默默無言”，缺少“知識分子在現實生活中的道義和責任”，“沒看到與他地位相稱的擔當”。這是缺乏曆史體驗、嘩眾取寵、標新立異的無知妄語，他們恨不得所有人都像儲安平那樣，言人所不敢言。錢鍾書的不說，在當時的大氣候下是大智慧的表現，沒有洞悉政治本質的遠見，沒有堅守個人獨立人格的決心，是不可能做到的。其實錢鍾書“黑材料”中“汙蔑領袖著作”等言論，我想不是毫無來由的，它符合錢氏說話的風格。
錢鍾書自己分析，他能輕易逃過關，主要是他非共產黨員，從未出過風頭，罵過什麽人，捧過什麽人，所以也沒有什麽“劣跡”給人抓住。這顯然是書生看法。其實“反右”中大多數知識分子都是無辜的，都沒有說錯什麽話，都沒有理由被劃為“右派”。僅僅因為自己的謹言慎行就能免於浩劫，這是天真的認識。在當時的大氣候下，已被傳聞說過“反動言論”的錢鍾書，能免於被劃為“右派”，應該不僅僅像楊絳說的這麽簡單。
除了謹言慎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錢鍾書的“毛選翻譯”、“外事翻譯”等身份，使其身罩保護傘。在1957年之前，“毛選翻譯”，“外事翻譯”，這些經曆一度讓海外盛傳他是毛澤東的英文秘書。錢鍾書曾對夏誌清苦笑著說，他非共產黨員，怎麽會有資格去當毛的秘書？海外之所以會有他擔任過毛的秘書的傳聞，據周恩來的秘書回憶，毛澤東、周恩來和胡喬木等中央高層都曾因外事顧問過錢鍾書。有人說，錢鍾書翻譯毛選，“此事具有明顯而光榮的政治意義。不論錢、楊主觀上是否有不問政治、甚至有意疏遠政治、清高超脫的傾向，但這件事卻使得他們實際上進入了比較高層的政治領域”。
不僅如此，高層中的“二喬”（胡喬木、喬冠華）都是他的同學。夏誌清猜測說：“在大陸，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無福享受到‘沉默的自由，錢自稱多少享受‘沉默的自由，我想情形並不這樣簡單。很可能上麵有人包庇他，不讓當代第一博學鴻儒卷入無謂的鬥爭之中。”尤其作為毛的秘書的胡喬木，從“文革”後他主動為錢鍾書分配房子一事，就能看出他對錢的重視。胡喬木直接負責了1950年和1951年的整風，毛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學說，也是通過他的筆第一次公布於世的。1957年的運動前後，胡喬木都是緊緊迎合毛的思想，為運動推波助瀾的，他還不清楚這場運動的走向嗎？
“文革”中曾與錢鍾書夫婦大打出手的林非、肖鳳夫婦撰文稱，在他們兩家打架之後的第二天，單位的領導就找他談話，“訓斥他怎麽敢跟大有後台的錢鍾書吵架，說是他已將我們告到他的一位聲勢顯赫的同學，當時是炙手可熱的一位高官那裏”；“這對夫婦用心真是凶狠，竟要搬動這麽大的後台來壓垮和摧毀我們”；“幸虧那位當時的高官與我們素不相識，無仇無怨，所以並未聽信一麵之詞，將林非置於死地”。（肖鳳《林非被打真相》，《作品與爭鳴》2000年第4期）但是楊絳似乎有意撇清他們與胡喬木的關係。《聽楊絳談往事》：“‘文革前，胡喬木對錢鍾書比較冷淡，而‘文革後卻十分親厚，關心照顧，先後判若兩人。錢鍾書也不明白什麽緣故。”揣測“二喬”在錢鍾書1957年命運中的影響，這種世俗的眼光，也許是對他的不敬，但很多事在特殊環境下是撇不了關係的。
“反右”從開始到尾聲，錢鍾書目睹了知識分子之間相互揭發、甚至詆毀的醜態，看清了人與人之間的提防、冷漠。可他對在“反右”中受傷害的人與迫害他人的人態度非常鮮明，是非分辨得很清楚，從未失卻自己一貫做人的本心。鄭朝宗1957年因言獲咎，困頓三年。錢鍾書聽到他“歸隊”的消息後，第一個寫信給他表示關懷，囑咐他要讀書養氣，勿因受挫而從此消沉。蕭乾1958年被錯劃為“右派”，被送到柏各莊農場勞動。一次回京，路遇錢鍾書，錢熱情地和他打招呼，並在熙熙攘攘的北京街頭與之交談一刻鍾。
文潔若說，那年月要是讓哪個急於立功的“積極分子”撞見了，馬上就會給匯報到人事部門去，成為日後挨整的資料，然而錢鍾書先生好像什麽事也沒發生。同樣是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的吳興華，那時也是有意回避親友，以免連累別人，但錢鍾書見麵還是主動和他打招呼，態度一如既往，並無敬鬼神而遠之的意思。而在1979年出訪美國時，有人談起吳晗一家的悲慘遭遇，錢鍾書忽然對著費孝通說：“你記得嗎？吳晗在1957年‘反右時期整起別人來不也一樣地無情得很嗎？”他對知識分子之間的相互傾軋深惡痛絕，這一點與乃父錢基博有相似之處。胡誌德分析說：“錢氏認為，就文人打破社會等級和背叛自己階級地位所達到的程度而言，他們知識分子間的互相斥責，甚於國家在他們的不利處境中起的作用。依錢氏看來，最大的罪過就是trahison des clercs，即知識分子互相出賣。”
（本文節選自《錢鍾書生平十二講》/錢之俊著/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