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力：破碎的愛情，北大右派學生的傷逝之戀

郭力：破碎的愛情，北大右派學生的傷逝之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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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北大物理係天才陳成鈞與校花龍偉麗的愛情被反右運動碾碎，兩人淪為右派後各自掙紮半生——他蟄伏20年終成哥倫比亞大學破紀錄博士，她卻在抑鬱中凋零。這段被時代撕裂的絕戀，見證了一代精英如何在政治風暴中堅守理想與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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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郭力，1957年出生於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係。1982年畢業後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任教兩年。1984年考回母校，在中文係漢語專業攻讀研究生。1987年畢業進入北京大學出版社工作，曆任編輯部主任，總編助理，學科副主編。2005年調任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總編輯。2017年退休後從事北京大學校史研究。

原題

破碎的愛情

——北京大學幾位

右派學生的傷逝之戀

作者：郭 力

1957年，在反右運動的重災區北京大學，有596名學生被打成右派，他們被命運拋入人生穀底，他們中一些正在熱戀中的情侶遭遇了愛情夭折的悲劇。

物理係54級

陳成鈞、龍偉麗

陳成鈞出生於1937年，上海人。1954年，他考入北大物理係，時年17歲。陳成鈞天賦過人，在入學不久的一次數學摸底考試中，很多同學被題目難倒，他卻取得滿分。老師在驚異之餘，不得不對這個天才學生另眼相看。

陳成鈞熱愛物理學，他經常沉浸在物理實驗中，他總是設法打破常規，作出一些有獨創性的實驗。他思維活躍，英文極佳，對世界物理學前沿成果非常關注。1957年春天，著名高能物理學家李政道、吳健雄提出並證明了宇稱守恒定律在弱相互作用下不成立。這個偉大的成就令年輕的陳成鈞非常敬仰，他由此對高能物理這一尖端科學領域無限向往。從那時起，他開始閱讀量子力學創始人玻爾、玻恩、愛因斯坦等人的原著原作，為探索充滿誘惑的科學未知領域奠基。

陳成鈞不是一個書呆子，他興趣廣泛，多才多藝，他鍾情於音樂和美術，曾在北大校樂隊擔任首席小提琴手。書法和篆刻也有一定造詣。

如此出類拔萃的陳成鈞自然不難贏得愛情。他愛上了同年級女生龍偉麗，並展開追求。

龍偉麗出身於高級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與梁思成齊名的建築學家龍慶忠教授。龍偉麗從小即品學兼優，她高中即擔任華南師大附中學生會主席，曾當選廣州市三好學生。在北大，她曾擔任團總支書記，是預備黨員、海澱區人大代表。而且龍偉麗人如其名，容貌出眾。龍偉麗的同年級同學王克岩說：“當年不選校花，選校花的話，必是龍偉麗。”“當年追求她的男生至少有一個排”，龍偉麗的高中同學也是大學同級同學的何廷樞回憶，“陳成鈞實在太優秀，她於是選了陳成鈞。”

順風順水、誌存高遠的陳成鈞沒有想到，在1957年，他的人生遭遇了一個大逆轉。

1956~1957年，蘇共二十大之後，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在北大一些思想活躍的學生中流傳。英文極佳的陳成鈞，也翻譯了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並傳給同學。1957年反右中，這成了大逆不道的罪名，陳成鈞被打成極右。何廷樞回憶：因為龍偉麗追求者眾多，而她選擇了陳成鈞。這也使陳成鈞得罪了一些人。反右中有人極力要把陳成鈞打成右派，也難免有挾私報複的因素。

更為無辜的是龍偉麗，1957年~1958年，龍偉麗因病休學回了廣州，並不在北大。她聽說陳成鈞被劃成右派，感覺難以理解。她給在武漢大學就讀的中學同學兼閨蜜寫了一封信，講到了自己對陳劃為右派的不解和不滿。後來反右開始，組織要求向黨交心，黨員要匯報自己對反右的認識。忠誠老實的龍偉麗匯報了自己曾寫信給好友表示過對陳成鈞劃為右派的情緒，由此給自己提供了同情右派的證據。盡管信的原件是否被交出至今仍是一個不解之謎，龍偉麗還是被打成了右派，這完全是由於陳成鈞劃右的株連。

這一對被打成右派的情侶受到了嚴厲的處罰。陳成鈞被劃為極右，遣送北京玻璃廠勞動考察。龍偉麗被開除學籍，自謀生路。而身在廣州的龍偉麗並不知道自己受到了如此處罰。1958年秋季開學，龍偉麗到北大要求複學，方知自己已經被開除。物理係54級的王一鵬回憶：有一天，我去係裏辦事，看到龍偉麗哭著從辦公室跑了出來。大概她剛知道對她的處理。

被命運拋到穀底的龍偉麗心灰意冷，她沒有信心繼續與陳成鈞的感情。她認為兩人都是右派，未來的生活會難上加難。她提出了與陳成鈞分手，各自去應對命運的摔打。

陳成鈞被發配到北京玻璃廠勞動，他沒有放棄自己的夢想，他抓緊勞動的間隙時間演算數學公式，解析物理題，或者背記外語單詞。經曆了五年的重體力勞動，他沒有一天放棄學習和讀書。

1963年，他終於摘帽，被批準回北大物理係複讀。重返課堂的陳成鈞，成績依然出類拔萃。經測驗，他的英語和化學獲得免修。他抓緊贏得的時間，重回實驗室繼續做他喜歡的實驗，並幫助光學教研室翻譯國外專業資料。他曾經為教研室翻譯了一篇內容深奧的法文科技資料，光學教研室主任趙廣增教授看過資料，驚喜於陳成鈞的專業造詣，在資料上加了一句批注：這樣的優秀學生應重點培養。

而在隨之而來的1964年社教運動中，趙廣增教授因這句批注受到批判。陳成鈞則作為“修正主義苗子”，從重點培養變成了重點批判對象。

畢業分配時，同學們都被分配到科研單位和高等院校，唯獨陳成鈞被分配到唐山市教育局當中學教師。離校前，一位老師特地提醒他：這樣分配是為了讓他集中精力改造思想，要他永遠不再做科研工作。他平靜地回答：真金不怕火煉。老師聽後愕然。

1965年秋，陳成鈞被分配到唐山郊區一所小學附屬初中班獨立出來的王盼莊中學工作。然而，在這樣一所中學，竟然也不允許他登台講課。

1966年，文革風暴來臨，陳成鈞又成了牛鬼蛇神，被關進牛棚，接受沒完沒了的批鬥，無休止地認罪檢討。風暴稍停，他希望能給予他工作的機會，但馬上遭到斥責，黑五類怎能上講台？

在牛棚裏，陳成鈞認識了老一輩經濟學家孫汝進，孫汝進也是右派，對這個聰明好學的年輕人非常欣賞。孫汝進的女兒孫立清通過父親認識了陳成鈞，命運將兩個家境相似的年輕人連結在一起，孫立清嫁給了陳成鈞。孫家也給予陳成鈞很多幫助。

陳成鈞回憶：嶽父的哥哥孫汝逵畢業於西南聯大物理係，1945年起在南京中央研究院任研究員，後去台灣、美國。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後在大學任物理學教授，1970年尼克鬆訪華之後，陳成鈞和孫汝逵開始密切聯係，孫汝逵給陳成鈞寄來了一大批美國最新的物理係和電子工程係研究生教科書，陳成鈞花了幾年時間，將物理係和電子工程係研究生課程全部自修了。同時，在孫家的幫助下，他用收音機收聽日本衝繩島播出的英語教學節目，而在北京，由於有強大的幹擾台，是收聽不到的。

在荒誕的革命風暴中，陳成鈞獨自發憤不輟，他從未放棄進軍物理學的努力。

陳成鈞將省吃儉用節省下來的錢買了電子元件，他自己動手製做了直流毫伏表、交流毫伏表、超高頻毫伏表、低頻信號發生器、高頻信號發生器、超高頻及電視信號發生器、示波器和雙線示波器、晶體管測試儀、馬克思威爾電橋、掃頻儀等，有些測試儀器他還研製了幾種類型，新穎獨到。

當時，唐山市拖拉機站(後改名為農機修造廠)幾位工人正在試製噴油泵試驗台，因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們發現了陳成鈞的才能。於是，陳成鈞於1970年年初來到拖拉機站工作。

噴油泵試驗台是噴油泵的“醫生”。噴油泵是柴油機的心髒部件。除了拖拉機以外，柴油機車、柴油汽車、移動式發電站、鑽井機、艦船等都需要這種試驗台設備。當時國產的試驗台性能極不穩定，質量不過關，而進口一台這種機器需要數萬元。陳成鈞和幾位工人師傅一起，訪問了上海、無錫、長春、哈爾濱等地，剖析了西德的“波希”試驗台，奧地利的“FM”試驗台，還有捷克、匈牙利和國產尚未過關的各種類型的試驗台。最後製造出了我國第一台電子控製的噴油泵試驗台。經過調試，達到了預想的效果。

1975年春天，他們按照一機部的技術要求成立了試驗台聯合試製小組，陳成鈞擔任組長。

1977年6月4日，12PSD55型噴油泵試驗台通過了一機部的技術鑒定。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宣布這項產品主要性能達到了部頒標準，並達到或接近國外同類產品。專家們的肯定，也宣布了我國依靠進口試驗台的時代結束了。12PSD55型噴油泵試驗台獲得河北省和全國科學大會的嘉獎。

與陳成鈞同時蒙難的龍偉麗，離開北大的日子同樣艱辛曲折。被趕出北大的龍偉麗因為父親和哥哥都被劃為右派，不願回廣州的家，在北京到處謀職求生。1958年北京手表廠籌建，正需要技術力量，龍偉麗前去應聘，被愛才的廠長看中錄取。廠長是一位正直的老紅軍，因龍偉麗工作認真，業務上手快，英語水平好，幫工廠翻譯了一些急需的技術資料，很受廠裏的器重。

廠長調看了龍偉麗的檔案，認為龍偉麗不應打成右派，為此事給中組部寫了信，中組部也認為對龍的處理不當，為此給北大寫了信。北大因此給龍偉麗恢複了學籍，她得以在1963年返校插班繼續學習。

然而，1964年社教時，龍偉麗又被批判，指其為自己的右派問題翻案，當時的定罪材料她不認可，但組織上說，如不認罪，就不予畢業分配工作。龍偉麗被迫簽字認罪。1965年畢業後分配到一個半導體廠工作。龍偉麗在手表廠工作期間，有幸遇到了哈工大畢業的同事鄒琪，她被鄒琪的執著追求打動，與其成婚，兩人白頭偕老。

1978年初夏，《光明日報》刊登了中國科學院招考研究生的招生簡章，陳成鈞看到後興奮不已，他報名參加了考試，考試成績極為出色。

然而，陳成鈞所在單位的極左領導在他的政審表上寫了非常負麵的評語：該人在1958年定為右派分子，參加工作以來，一貫不改造思想，不尊重黨的領導，表現惡劣……

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為是否接受陳成鈞為研究生，專門召開黨委會研究，著名高能物理學家何作庥先生作為研究生導師，受邀參加了這次黨委會。

何祚庥教授一手拿著陳成鈞成績非常出色的考卷，一手拿著唐山市農機修造廠的政審鑒定，為這個難得的人才仗義執言：“首先陳成鈞的考試成績太突出了，他的物理答卷好不容易找到一點點小毛病，才勉強扣除兩分；他的社會科學答卷也非常之好……

“至於他曾經是右派的問題，我以為他為國家做出的重大發明已經說明了他的現實表現。至於那個粗暴的評語，已經離奇到荒謬可笑的境地了，已經離奇到沒有必要去管它了。”

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黨委支持了何祚庥教授的意見，陳成鈞被錄取。

1979年，在中國向世界打開國門之際，華裔美國物理學家李政道創立了“中美聯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項目”（簡稱CUSPEA）,在項目實施的十年中，有近千名中國優秀學子被項目推薦赴美深造。時年42歲，在中科院科學史研究所攻讀研究生的陳成鈞參加了首屆CUSPEA試點考試，考題來自哥倫比亞大學物理係，應李政道教授的要求，題目難度達到哥大物理係博士資格考試的標準。原定需12個小時做完的17題，陳成鈞僅用4個小時就用英文答完了14題，其中九題半準確無誤。他極其出色的成績受到李政道教授的激賞和關注。陳成鈞沒有再經過複試就直接被哥大錄取為研究生。

赴美之後，陳成鈞以極其優異的表現，刷新了往屆學生的成績記錄，三個月以後，在期中電動力學考試競賽中他獲得第一名；五個月以後，在博士資格考試中，他以遙遙領先的分數取得第一名。主持考試的吳健雄教授告訴他，他的筆試成績比第二名(台灣大學的一名教師)高20%，而且打破了哥大物理學曆屆博士資格的考試記錄。因此，哥大理工學院認為陳成鈞可以免除全部碩士課程，直接獲取碩士學位，跳一級，開始作博士論文。這樣，他埋頭苦幹半年，贏得了一年的時間。

博士資格考試揭榜以後，哥倫比亞大學著名的高能物理學家苗樂教授主動要陳成鈞作他的研究生。陳成鈞壓抑已久的才華終於得以噴薄而出。

陳成鈞1984年獲博士學位，在哥大做了一年博士後，1985年起在IBM華生研究所物理研究部任正教授級研究員。2004年初退休，到德國漢堡大學任客座研究員。2006年底回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應用物理係任資深研究科學家兼任教授。陳成鈞發明了計算機中文語音識別係統，這項重要成就曾獲得IBM總部“傑出創新獎”。他在掃描隧道顯微學和太陽能應用方麵的研究也取得了顯著成就①。

在人生的高光時刻，陳成鈞仍然懷念當年在北大校園中與龍偉麗的美好相遇。據龍偉麗的表妹、筆者的同學與閨蜜劉南燕告知，陳成鈞曾在赴美多年後回國，與龍偉麗見過麵。龍偉麗征得丈夫鄒琪同意，與陳成鈞交換了各自所戴的手表，以紀念那段難忘的感情。

與陳成鈞的機遇和成就相比，龍偉麗的人生後半程並沒有達到她的預期。她在1957年以前，一直是上帝的寵兒，家境優越，品學兼優，顏值擔當。而1957年的無妄之災擊碎了所有的一切。

她在文革之後，曾在半導體儀器廠擔任廠長，但她不適應拉關係走門路的工作方式，自動辭職。應聘進了西門子公司，做醫療器械營銷工作。退休後她罹患抑鬱症。晚年多病的龍偉麗與之前光彩照人的形象判若兩人。她於2018年離開人世。

西語係法語專業54級

朱承立、聶罕娜

朱承立，北京人，1949年入團並參加工作，在北京市民政局工作五年後，於1954年考入北大西語係法語專業。同班同學夏曙蕾回憶說：他讀書多，知識麵廣。作課堂筆記既快又好，因此一些同學常在課後借他的筆記作對照補充。朱承立敏於思考，對一些問題常有獨立見解。1956年班上討論蘇共20大報告，朱承立認為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是製度問題，這無疑是一針見血。

聶罕娜，江西南昌人，出身於基督教家庭，父親是牧師。她本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卻生性叛逆。1949年以後受到無神論影響，反對父親布道。她為此離開南昌的家庭，獨自到北京上中學、大學。她是共青團員，但又個性倔強，不夠馴服。進北大入學不久，她過生日,準備了一些瓜子花生和糖果邀請全班同學參加她的生曰聚會,為此黨支委找她個別談話,批評她資產階級思想。

朱承立英俊挺拔，聶罕娜美麗出眾，兩人是一對情投意合的戀人。如果世態祥和，無風無雨，兩人應該會順理成章地成為一對佳偶，在他們熱愛的法蘭西文化領域並肩徜徉。然而，1957年，“5·19運動”突然席卷了北大，他們的一切因此而改變。

首先卷入運動的是朱承立。鳴放中，朱承立有感於學生生活中的政治化使同學因政治身份與表現的不同形成等級傾向，寫出了大字報“新‘九品’釋”，大字報說：昔兩晉設“九品中正”門閥製度，因此產生，今西語係三年級有新“九品”，“九品”之間有不可逾越之鴻溝，彼此不通思想，甚至不通語言。特列表說明如下：

朱承立的新“九品”是：黨員中的“元老黨員”“當權派黨員”“新入和預備黨員”，團員中的“黨培養對象的團員”“一般團員”“‘落後’團員”，群眾中的“團培養對象的群眾”“一般群眾”“‘落後’群眾”，依據不同表現等而下之。這篇諷刺性的大字報，後來成為朱承立被劃為右派的主要證據之一。

5月24日、25日，鳴放進入高潮，西語係連續召開了54級小型座談會，辦公樓全校性控訴會，會上，西語係54級調幹生周鐸和56級調幹生顧文選控訴了他們在肅反中遭到暴力逼供信、非法關押的遭遇，引起群情激憤，朱承立參加了座談會和控訴會，他認為，北大的鳴放開展得好，把這些違反法製的事情揭發出來才能幫助黨整風，而其他單位還沒有動起來，清華大學就比較平靜，因此他建議利用26日周日去清華宣傳北大鳴放，在他的帶動下，聶罕娜和同班的女生夏曙蕾、王麗琳等也決定參加活動。

5月26日上午，西語係、中文係等校友29人由西語係講師黃繼忠帶隊去了清華，據朱承立回憶，在出去之前，他提出要客觀介紹北大鳴放中提出的各種問題、意見，包括對立雙方，不加自己的看法。為了便於識別，有人提出將校徽豎戴，以免外人混入。因此後來有人稱29人為“豎配校徽黨”，實際上這臨時組合的一群人實在算不上什麽黨。

去清華的活動並不順利，北大的領導應與清華已打了招呼，演講並沒有多少人聽，還遭到不少質疑，另有數名北大學生幹部跟隨而至，起了攪局的作用，現場一片混亂，29人中的夏曙蕾對筆者回憶，她到了現場，看到這種情景，一句話也沒說。

當晚，江隆基副校長在未名湖畔臨湖軒會見了黃繼忠和29人團部分人，對辦公樓控訴會和去清華宣傳進行了批評譴責，黃繼忠做了解釋，雙方各執己見，不歡而散。

5月27日，不願善罷甘休的黃繼忠召集29人團的部分人去中南海，他們認為中央一定不了解北大鳴放的情況，因此，有必要去匯報一下。夏曙蕾回憶說：那天她沒有去，但同班同學聶罕娜和王麗琳都去了，聶罕娜還動員她說：去吧去吧！去了可能還能見到毛主席呢！

與黃繼忠同去中南海的中文係學生張元勳回憶：他們被引至一個會議室就坐，出來接待他們的兩位工作人員“一自薦‘何載’，另一自薦‘王文’”，二人均態度和藹，言談可親。對師生所談情況均認真聽取記錄。還準備了小餅幹，茶水招待②。德語專業54級學生周美琪也是去中南海的一員，她對筆者說，當時招待我們很熱情，還專門派了車送我們回北大，我很感動，覺得黨中央是支持我們的。

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麽》，短暫的鳴放結束了，反右運動開始。

北大西語係，因為發起了五月下旬的幾場活動而成為反右重鎮。法語專業54級，在這場風暴中，猶如一葉扁舟，被大浪打翻，不諳世事的學生們於懵懂中紛紛落水，成了政治運動的犧牲品。

法54級19個學生中，有8人被劃為右派。朱承立和聶罕娜雙雙落網。

朱承立是8個右派中罪名最嚴重的，既有言論，又有行動，他的大字報《新九品圖》被認為“惡毒攻擊黨的人事製度”，他是去清華做宣傳的29人團主要的策劃組織者，這次活動被定義為“煽風點火，向黨進攻”。法54級還打出了一個“朱承立反革命小集團”，因此朱承立理所當然地被打成了極右分子。

聶罕娜性格有些叛逆，但天真單純，她在鳴放中參加了去清華宣傳和去中南海的活動，但沒有政治動機。同學夏曙蕾說：她動員我去中南海，說“沒準還能見到毛主席呢！”如此天真，她怎麽會“反黨”啊！然而，政治是無情的，她仍然成為“朱承立反革命集團”的成員，被打成極右。

1958年，極右分子朱承立和聶罕娜被送到門頭溝齋堂農村勞動改造。不久之後，聶罕娜因身體原因，回到學校，被安排在西語係打字。

朱承立和同班的右派馮秀純等在門頭溝齋堂馬欄村勞動。當年與他們同村勞動的法語專業56級右派學生許明龍是馬欄村的右派小組長，他在接受筆者采訪時說：朱承立和馮秀純，是我們一起勞動的十幾個右派中最有思想的人。我們其他人都是拚命檢討認罪，努力勞動，想爭取早些摘帽，而朱承立和馮秀純幾乎從不發言。我能感覺到他們對我們這種態度很不屑，當然他們不會說出來，他們之間有時會用法語交流，以我當時的法語水平，我根本聽不懂他們講什麽。在學習討論時，他們有時還會冒出幾句出格的議論，比如說，社會主義國家也對老百姓使用暴力。我是小組長，但我從來沒有把這些匯報上去，如果匯報了，就是罪名。

1961年初，在齋堂勞動的右派返校集中，大部分右派都結束了勞動考察，回到學校複讀或工作。但少數被認為態度不好的人被延長勞動考察期，朱承立作為其中一員被送往北京良鄉農村繼續勞動了一年。

在兩人都打成極右分子的巨大壓力下，聶罕娜被迫與朱承立分手。嫁給了一直追求她的一個發小。1962年，聶罕娜被分配到郵電研究院工作，但因回家生孩子報到晚了被單位拒絕入職。她回到家鄉南昌，在南昌19中任英語老師。

朱承立於1962年1月回北大複讀，1963年7月畢業，因認罪態度不好，未能摘帽，不能分配工作，滯留北大，因學業已經完成，隻能在學校監督勞動。

1966年，文革爆發，身在北大的右派學生朱承立成了牛鬼蛇神，被關進了黑幫大院。朱承立在黑幫大院遭到紅衛兵的殘酷毆打。北大國政係陳哲夫教授在文革中也被關押在黑幫大院，他記載了朱承立的遭遇：朱承立年輕氣盛，受不了黑幫大院的折磨，有一天，他偷偷地逃走了。“黑幫大院”的打手們用了好幾天的功夫，又把他抓回來了。抓回來後，幾個大漢把朱承立五花大綁，手執皮帶，抽打朱承立，把他打得皮開肉綻。朱承立雖然疼痛難忍，但他並沒示弱③。

時任南昌十九中英語教師的聶罕娜也在紅色風暴中備受淩辱。南昌十九中校友徐小榮回憶：“聶罕娜，是母校的一位英語女教師，她身材高挑，眉清目秀，就連批鬥她的時候，我還驚歎著她的美麗。那是一個炎熱的上午，我們排突然接到通知，去操場參加批鬥會。聶罕娜低著頭，站在批鬥她的師生們中間，身體不住地顫抖。直到現在，我還弄不清楚批鬥她的是何“罪名“，隻是稀裏糊塗地跟著同學呼口號。一群神情激昂的人勒令她脫掉皮鞋，並當場被他們由下而上剪開褲腿，還不時地有人衝上前去扇她的耳光。直到中午，批鬥會結束後，她還被迫光著雙腳孤零零地站在炙熱的陽光下。……就在前不久，我們幾個十九中的老同學在酒樓小聚，我談到聶罕娜老師時，如今已成為母校教師的周靜菁也回憶說：我們連也鬥過聶老師，一些無聊的人還要她爬出教室，大家聽後唏噓之餘無不憤怒④。”

聶罕娜後來對同學回憶說：在文革前，她已經皈依了基督教，“幸虧信了主，才能熬過文革那些日子”。

朱承立在北大經受了無數非人的磨難，在1969年，軍宣隊進校後，總算對他高抬貴手，給他摘了帽。1970年，在北大經曆了十六個春秋的朱承立終於畢業分配，當時不允許留在北京，他被分到保定。到了保定，因為他的身份，被告知不能留在保定，隻能到保定周圍的郊縣，他選擇了離保定最近，交通比較方便的滿城，成為滿城中學的一名英語教師。

文革後的1978年，中央55號文件下發，蒙冤20年的右派們終於看到了希望。1979年2月，朱承立給北京大學落實政策辦公室發出申訴信，他在提到自己劃右派的經曆時說：我當時認為重要的是打破官僚主義的堅冰，使群眾敢於講真話，至於講話中有錯誤，如何分辨錯誤，在當前不是主要的，民主發揚了，真理自然越辯越明。香花毒草不難分清。我記得當時流行著一句話：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是我要用生命來保衛你發表意見的權利。我是同意這種態度的，我現在仍認為這句話並沒有錯誤，有的隻是獻身民主的精神。

朱承立申訴後，右派問題獲得改正，他是北京人，當時家有老父，他很希望調回北京，但右派改正後安排工作的原則是就地安置，加之朱承立的個性清高，不願求人，因此未能如願調京，在滿城中學一直工作到退休。

朱承立平反改正後有幸遇到同校的同事範燕鷗，比他年輕許多的範燕鷗愛慕他的才華人品，不顧家庭的反對嫁給了他。兩人育有一女，生活幸福安寧。

範燕鷗說：朱承立才華橫溢，很受學生崇拜，但他在這個縣城曲高和寡，他訂的報紙刊物往往隻有他一個人看。他個性直率，有意見就提，別人不敢說的他敢說，老師們都喜歡他，但領導很怵他。

滿城中學校友石岩磊回憶：“我們高三時由於英語老師借調走了，便由朱承立老師來代課。他可是滿城中學的大明星。朱老師畢業於北京大學，一米八五的大個子，走到哪裏都會有百分百的回頭率，而他的課也很特別。朱老師在教室裏總是滿口純正的英文，我們雖然聽著吃力，可這難得一遇的語言環境，還是讓同學們充滿了好奇心與求知欲，那些晦澀的單詞慢慢地變得生動熟絡起來。朱老師還有個與眾不同之處，就是臨近下課時，他常常掏出隨身攜帶的英文版《中國日報》，翻到副刊，找幾段國外的奇聞異事讀給學生聽。我們這些整日埋頭課本的孩子就好像盛夏裏吃到了雪糕似的開心，我忽然覺得地球那端發生的事情原來離自己並不遙遠，便憧憬著將來能夠周遊世界⑤。”

朱承立以自己精深的外語造詣和淵博的學識為一屆屆學生打開眼界，滋養靈魂，盡管他的才華在這裏沒有得到充分施展，但他的學生們卻從這樣優秀的老師那裏受益終生。

或許是在北大的歲月太過傷痛，朱承立晚年很少和同學聯係，他隻和幾位右派難友通信交流。但他也沒有忘記1957年之前在燕園短暫的美好時光，範燕鷗回憶：朱承立常提到在未名湖畔的學習生活，他很懷念自己的老師劉自強、齊香等先生。

朱承立在2001年身患癌症，於2004年6月不治去世。

聶罕娜右派改正後調到南昌職業技術學院任英語教師。退休後，她精心照顧生病的婆婆，並以基督徒的博愛參加教會的慈善活動，照顧教友，為許多病重教友送去臨終關懷。2008年，聶罕娜因白血病去世。

法54級的校友夏曙蕾回憶：他們班在反右中近一半人被劃為右派，創巨痛深，以至文革後全班從未有過聚會，她也再沒有見到過朱承立、聶罕娜。

化學係55級

鄭光第，陳某某

鄭光第，化學係55級1班團支部書記。浙江人，他是轉業軍人，曾參加抗美援朝。鄭光第是那個年代典型的理想主義青年，他是家中獨子，本可以不參軍，但他堅決要求參軍上前線，立誓“要用鮮血和生命保衛社會主義祖國”。

在北大，他是政治熱情高，積極要求進步的學生幹部，一直努力爭取入黨。他聰明外向，口才好，非常活躍。

引人注目的鄭光第與同年級女生陳某某相互鍾情，建立了戀愛關係。陳某某是一個端莊美麗，要求進步的女生，與鄭光第情投意合，兩人戀情穩定，已有山盟海誓之約。

在1957年整風鳴放期間，關心政治的鄭光第認為黨號召大家幫助整風，應該積極響應。他參加了一些座談會、討論會，寫了一篇《應該改進考試製度》的文章在校刊發表，提出理科可以不考政治課和外語的建議。他在一張大字報中探討三害（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根源，認為黨內混入了一些動機不良的投機分子，很多老幹部文化水平和政策水平不高，不能結合實際執行黨的政策，隻會盲從和跟風。黨內存在的投機和盲從導致了三害，要根除三害必須清除投機分子和努力提高盲從者的知識水平和政策水平。鄭光第的由衷建言，在後來的反右運動中，成了授人以柄的右派言論。

班上的一些左派同學抓住鄭的言論，主張將他劃成右派。但黨支部書記尚振海認為，根據鄭光第的一貫表現，他絕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他是響應黨的號召，幫黨整風，有些話可能說得過頭，可以批評幫助。班上的大多數同學也都支持尚振海的看法。對於鄭光第的劃右，就因此而懸置。直至北大派工作組來到化學係，工作組長是剛從中宣部調到北大的李普，李普力排眾議，認定鄭光第為右派。李普還帶來了鄭光第的一個過硬罪證。

在反右開始不久，胡耀邦召開了一次北京各大學學生代表座談會，意在了解高校反右動態和學生對運動的看法。尚振海推薦了鄭光第參加。結果鄭光第在座談會上又重申了投機、盲從是三害根源，黨要清除投機分子出黨和努力提高黨員水平的建議，胡耀邦在聽了他的發言後私下表示，這是右派言論。於是，李普帶著胡耀邦的旨意親自給鄭光第定了性。化學係55級黨員葉蘊華回憶：我們都沒有想通要把鄭光第劃成右派，黨員裏沒人認為他是右派，定他右派的那次會議李普來參加了，氣氛凝重，我印象深刻。

李普說，鄭光第的這些言論不是右派誰是右派？他在座談會上的發言就是向黨進攻。尚振海仍想為鄭求情，說，要不我再找他談一次，讓他態度好一點，不要劃他極右。然而李普的堅持和鄭光第堅決不承認自己反黨的態度終使他在劫難逃，他被劃為極右分子。

鄭光第被劃為右派後，陳某某麵臨不分手即被株連的壓力，陳某某選擇了劃清界限，她宣布與鄭光第斷絕關係，並在批判會上發言嚴厲批判鄭光第，陳某某的表現，使她的處境轉危為安，而且給自己贏得了在反右中立場堅定的正麵評價。

而鄭光第則被逐出校門，送往工廠勞動改造。他自此開啟了悲慘的命運。

與鄭光第同在北京光華染織廠勞動的北大右派難友紀增善、燕遯符回憶：鄭光第一直不能理解自己為什麽會被打成右派，他感到非常痛苦，隻能以“時代需要這樣的犧牲品”來安慰自己。60年代初，一直沒有摘帽的鄭光第感到回校無望，意圖外逃，結果還沒上火車就被抓了回來，送去勞動教養。在勞改農場的鄭光第，仍對未來抱著期望。

1963年，鄭光第被解除勞教後，他曾去找劃右派後與他分手的前女友陳某某，希望再續前緣，結果被拒之門外。了解陳某某的同學說，陳某某是不可能接受鄭光第的，因為她出身不好，父親是被關押的曆史反革命，在那個政治條件決定命運的年代，陳某某已經背上了沉重的出身包袱，怎麽可能再與一個右派分子談婚論嫁呢？站在陳某某的角度看，她的選擇似也情有可原，但對於落難的鄭光第，她的絕情卻是致命打擊。

鄭光第在1963年國慶節之前，向農場提出想去天安門觀看焰火，結果遭到訓斥。鄭光第在解除勞教後所抱的回歸正常生活的願望遭到連續打擊，他終於萬念俱灰，跑到什刹海投水自盡。（一說鄭逃離北京去了北戴河，投海自殺。）

在筆者接觸到的北京大學右派分子中，因反右運動帶來的愛情悲劇很多。多數右派對於在壓力下分手離去的對象是諒解的，在數十年後，對當年的情殤也已經釋然。但是，也有些當年的情侶，對被迫分手的悲劇終生不能釋懷。圖書館學係的一對戀人，因男生打成右派而被迫斷絕關係，女生在數十年後提及此事仍失聲痛哭，男生在接受筆者采訪時說：這是我一生中最深的傷痛，我不願意再去觸碰它。

波光瀲灩的未名湖是很多燕園情侶心目中魂牽夢縈的美麗風景，但在一些戀人心中卻是遺恨無窮的悲涼記憶。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注釋：

①上述陳成鈞的人生經曆，部分內容引自《在逆境中成長起來的年輕博士》載於《青年文摘》1981年第2期，原文注“摘自1980年10月18日《河北日報》”，在此謹向文章作者致謝。

②參見張元勳《北大一九五七》（補充版）明報出版社2010第118頁—119頁。

③陳哲夫《我在北大六十年》東方出版中心2010第162頁。

④美篇·徐小榮《野墨文集：母校憶事》2020.3.31

⑤簡書·石岩磊《夢駐滿中》202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