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珍珠港事件前美日貿易戰、談判 與 脫鉤

摘要：20世紀日美之間爆發過兩場震驚世界的貿易戰，大部分人隻知道80年代的第二次日美貿易戰，卻不知道真正最具有曆史借鑒價值的，乃是1939年7月-1941年7月的第一次日美貿易戰。那場貿易戰永久決定了日、美、中三大民族的百年命運。

“美國終止日美商約是偉大而輝煌的舉動······美國的行動非常及時，可以緩解中方擔心的由英日妥協而造成的極其危險的局勢（此前對日妥協的《英日協定》）。中國人民不會忽視美國所采取的這一極為重要的一步。我向總統先生和國務卿先生表達自己以及中國人民的感謝”

——1939年7月26日，日美貿易戰爆發後，與日本苦戰的重慶政權領袖蔣介石欣喜若狂，他於7月30日召見美駐華大使詹森，向美發布了以上感謝信，曆史證明，三個民族的運道因此改變（《美國國務院外交文獻，1939年遠東》）

上文《國運的轉折點：錯判、南進與走向對抗》談到，1939年7月26日，美國突然宣布終止《日美友好通商條約》，並按照規定留給日本六個月的時間挽回（六個月後條約正式廢止），這實際上是中日戰爭史和日美關係史上的大事，該事件永久地改變了日美關係的性質，並促成了日本帝國的滅亡和中國的複興。

在這個事情發生演變的過程中，日本政府先是不敢置信，然後是強硬，接著是試圖緩和，但種種努力終歸失敗，因為美方提出的條件隨時間的推移而逐漸苛刻，而外部環境和兩國政情的變化又使得真正的和解越來越困難，兩國經貿脫鉤逐步變成了現實，這最終為美國對日後續的商品、技術禁運和經濟打擊奠定了基礎。

時代周刊的人物——負責對美貿易談判的日本外交官野村吉三郎，他是當時日本高層中為數不多的現實主義者，也是昭和初期日本輿論眼裏著名的“國賊”

日美經濟利益共同體：美國商界的強大親日力量（1931年-1939年2月）

“（對日）貿易對美國經濟恢複是非常必要的。維持和增加出口額是政府和企業的目標，在過去它可以促進國內商業和就業······”

——美國商業聯合會就當時日美貿易糾紛的公開聲明（《Peter C.hoffer.American Businessmen and the Japan Trade, 1931-1941》）

1939年之前，美國與實質上統治整個東亞的日本大帝國間貿易往來相當密切。從 1933 年到 1937 年，在美國出口到亞洲的所有商品中，日本所占比例超過 49%。僅 1938 年，日本 44%的進口物資來自美國，日本與歐洲其他國家進口總和的兩倍，美國在對日貿易中獲得了巨額的貿易順差（全部是黃金交易）。

中日戰爭全麵爆發後，美國對日貿易額有所下降，這主要在於美國民間興起的“道義禁運”和“抵製日貨”所致，但是，必須指出的是，美國在此期間對日軍工出口的比重逐年遞增，1937 年占 53.66%，1938 年占 64.06%，1939 年占 71.28%，某種程度上，是美國的軍工業支撐了日本的侵華暴行。

正是基於這個原因，自1937年12月日本軍機轟炸美艦“帕奈”號以來，美國國內便屢次出現經濟製裁日本的呼聲，其中以美國遠東司事務長霍恩貝克（1937年後擔任國務卿特別顧問）為最。從1937年12月開始，霍恩貝克就以堅決要求美國政府廢除1911年簽署的《日美通商條約》，並在此基礎上對日本進行嚴厲的技術和商品禁運。但是，至少在1939年2月日軍進軍南洋之前，他的主張都無一例外遭到強大的阻力而未能實現——這股阻力主要自於在日美貿易中獲利豐厚的美國商界。

時任美國遠東司事務長霍恩貝克，日本政壇最仇日者，日本政府視之為死敵，中國駐美大使胡適則目之為最有戰略價值的“中國之友”

要理解這種力量的源頭，我們必須對當時美國商界在日美貿易問題上的驚人的獲益和近乎麻木的貪婪有所知曉。日美貿易不隻是惠於某個美國產業，而是為美國鋼鐵、機床、汽車、飛機、銅錫、木材、礦漿、棉花、紡織等各個行業帶來了巨大的收益，無論是工作崗位，還是企業利潤。

這一點，從當時美國商界看法就可以意識到：《商業和財政通訊》發表文章，認為（美國政府）製造日美貿易糾紛是愚蠢的表現，並警告當時的國會反日政客說：“這種行為（對日貿易戰）有可能導致美國失去日本這個棉花、廢鋼、鐵等戰略物資的大市場”（《珍珠港之路：日美關係1931-1941》）；當時的美國絲織廠主、棉花場主和加利福尼亞船運主乃是最著名的親日派，德克薩斯州代表詹姆斯甚至為日本乞求國會：“我把棉花賣到世界各地，我不願意竭力驅趕德克薩斯僅有的最好的消費者（日本）”；1938 年美國商業協會成員、洛杉磯船業巨頭美森則宣稱：“斷絕對日貿易不僅影響西海岸，而且會波及全國”；美國西北生絲加工者、南部和西南部棉花種植者及全國石油業也是當時聲名顯赫的日本之友（《Peter C.hoffer.American Businessmen and the Japan Trade, 1931-1941》）。

正是在這些產業界人士的激烈反對下，霍恩貝克的激烈反日運作始終難以生效。對此，美國國務卿赫爾的頗為著名之無奈陳詞某種程度上體現了美國奉行反日政策的困境之處：

“經濟製裁日本，我們會背負沉重的負擔。因為美日貿易的總額是歐洲國家與日本貿易總額的兩倍。如果對日實行經濟製裁，很可能引發戰爭，美國還會背負沉重的負擔。（《赫爾回憶錄》）”

美國發動對日貿易戰：日本社會的震驚及最初反應（1939年2月25日-1939年8月）

“當前的對日外交，已不能隻考慮商業利益了”

——1939年6月，日軍開始進軍南洋後後，美國國務卿赫爾在國會接受質詢時表示

1939年2月10日，日本軍隊發動了對海南島的入侵，正式掀開了南進序幕，這引發了包括美國駐日大使格魯等親日派政客的極度憂慮（5月回美，10月返日）。兩周之後的2月25日，霍恩貝克在上級的要求下，正式擬定了中止《日美通商條約》的對日政策備忘錄；5月，美國務院中立場較為溫和的助理國務卿塞耶首次認可了霍恩貝克的建議；6月，美國駐華大使詹森在與英法等國外交官商討後，認為確有必要對日采取經濟措施，即同意霍恩貝克的建議。

7月17日，美國民主黨提交一份議案，要求賦予美政府對日實行技術和商品禁運的法案，但受到了《日美通商條約》的限製而未能通過；7月18日，向來較為親日的共和黨同樣在參議院遞交了一份提案，要求美國政府中止《日美通商條約》，以便賦予美國政府對日實行嚴厲禁運的權力。就這樣，再加上7月22日《英日協定》的刺激，7月26日，美國務卿赫爾突然向日本駐美大使堀內謙發出如下照會，宣布中止《日美通商航海條約》：

“近些年來，美國政府一直在研究與各國簽訂的通商航海條約，以確定哪些內容需要更改，從而使條約能夠與時俱進。經過研究，美國政府得出結論，1911年 2 月 21 日在華盛頓簽署的《日美通商航海條約》的某些款項需要重新考慮。為了此種目的，同時也為了維護和促進美國在新形勢下的權益，美國政府按照該條約第17款的規定，特此通告日方終止條約的願望。通知閣下，美國決定此條約及其附件自今日起 6 個月後終止。”

在當時日本社會來看，美國對日本發動的貿易戰無異於襲擊。因為自1939年1月以來，美國政府對日本從未有過公開、明顯的指責，日本原本對雙邊關係甚有信心。因此，當美國的突然廢約照會到來時，日本社會深感震驚，日本股市當天陷入暴跌，日本貴族院議員岡部長景子爵也陷入迷惑，他發表安撫人心的談話時稱，“此次突聞美方宣告廢止之迅，實使吾人感覺震驚”。

麵對這種情況，日本政府最初有點不知所措，乃派員探詢美駐日大使館參讚杜曼，以平淡的外交術語問道：“美國此次行動突然，而且所給解釋又十分簡短。所以很難弄清美國此次行動的真實動機······如果美國政府願意與日本達成符合東亞新形勢的條約，日本當然會很高興與之合作。”（《美國國務院外交文獻，遠東1939-1941》）

杜曼並未給出明確答複，隨後，日本政府成立了專門的“對美政策審議研究委員會”，網羅了五名日本知名專家或官員，作為智庫集中研究對美應對措施，同時設立的還有五人幹事委員會，但成員基本上都是昭和時代成長起來較為輕視英美、較為傑出的精英官員或學者。

在該政策研究會中，美國課第一課長藤村信雄乃當時日本最著名的美國問題專家，身為革新派官員的藤村以真摯的愛國熱情感染並主導了該委員會其他成員的意見方向，他認為，“日本必須對美國實行強硬的壓迫政策，才能維護日本的利益”，這種看法使得他在後來的對美交涉中，與當時負責具體談判的外長野村吉三郎多次發生激烈的衝突。

貿易談判的最終失敗與日美臨脫鉤

“使美國充分認識日本的強大實力和貫徹東亞新秩序的堅強決心，即若無日本協作，美國在東亞隻會事與願違。”

——藤村信雄之對美政策審議委員會幹事會決定《關於美國廢除日美通商條約通告的對策方針提案》(1939 年 8 月 8 日)

1939年8月8日，在日本對美問題研究專家藤村信雄的主導下，日本召開了對美研究會議，13日，委員會做出決議，這實際上確定了當時平沼內閣對美的交涉基調，日本對美研究委員會認為：

1、美國此舉的目標就是廢除《日美通商條約》；

2、美方沒有締結新條約的意向；

3、美國對於（日本）帝國使臣，態度傲慢；

據此，藤村提出了他的對策，那就是日本必須向美國展現決然態度，應該立即召回駐美大使，促使美國反省其錯誤行為《關於美國廢除日美通商條約通告的對策方針提案》(1939 年 8 月 8 日)。

然而，藤村的外交政策尚未完全施行，8月的《蘇德協定》使得力主“聯德製蘇”的平澤首相陷入兩難，在這種情形下，平澤內閣以“國際形勢錯綜複雜”而宣布總辭。8月30日，阿部內閣成立，9月25日，相對務實的前海軍大將野村吉三郎就任日本外長，在與美方進行接洽並聲言日本的誠意後，野村開始接手對美貿易談判。

在1939年7月-1941年11月長達兩年多的危難時刻，野村吉三郎（圖左）先後就任日本外相和駐美大使，常駐華盛頓，專責負責對美交涉，他利用與美國總統羅斯福的良好個人關係，與美國談判代表國務卿赫爾（圖右）進行了45次艱苦卓絕的談判，但終究未能挽救大和民族走向衰亡的國運

作為對美談判代表，野村的很大精力實際上用來與強硬派藤村信雄等人的爭論，直到10月24日，野村方才排除重重阻力，努力說服阿部首相意識到“日美關係對日本國家利益的極端重要性”，並設法提出了一份被內閣含糊認可的對美協議幾個原則，作為恢複日美正常貿易的協議基礎和底牌，此被稱為著名的“野村四條”：

1、徹底中止排英美的民間運動；

2、合理調整被損毀的英美財產；

3、適當調節對中國的轟炸；

4、部分開放中國長江通商口岸於英美；

幾天之後的1939年11月4日，野村與美國駐日大使格魯進行了第一輪貿易談判，這場會談中氣氛良好，但未能觸及新約修訂的實質問題；12月4日，雙方舉行第二輪談判，野村希望日本與美國至少能夠達成臨時性的協議，但未獲對方明確回應；12月18日，日美進行第三輪談判，由於廢約之期限將至，急不可耐的野村向美方做出更多讓步，拋出“野村四條”的底牌，希望日美能夠修訂新約，這獲得了美國政府較為積極的回應，美國務卿赫爾認為，“日本似乎頗有誠意，美國或許可以考慮與日本修訂新約”；12月22日，野村與格魯進行了第四輪談判，野村不顧藤村信雄的激烈反對（藤村認為野村乃日本“天誅之賊”），對美國做出了範圍更大的讓步，格魯認為，“會談非常積極，日美有望取得進展。”

然而，野村終究隻是不受國民歡迎的外相，他的想法很難主導日本的政策。就在第四輪談判六天之後的12月28日，日本海陸外三相頒布了《日本對外國策綱要》再次明確強調要建立日本主導的東亞新秩序，30日，日本與汪偽政府簽署承認“日本在中國支配地位的新約”。美國國務卿赫爾據此認為，“日本絕無與我談判之誠意”，美國開始對談判變得完全消極。

1940年1月5日，阿部內閣垮台，野村失去外長職務，暫時離開了對美交涉的舞台。新上台的米內光政政府多次尋求與美國恢複談判，但均遭到美方冷遇。二十天後的1月26日，《日美通商條約》正式作廢，美國外交部當天發布公告稱：

“在 1939 年 7 月 26 日，美國政府通知日本將廢除 1911 年《日美通商航海條約》······美國決定廢除條約是為了解決日美間因中國形勢而出現的問題······日本政府認為進一步向美國政府闡明自己的立場，尋求兩國關係的調整是合理的。為此，我國政府不斷施加影響，同時，雙方進行了有關新條約的談判，至少是阻止無條約情況的出現。很不幸，目前沒有達成協議，從今天起日美間沒有條約。”

從此，日美關係進入“無條約”的臨脫鉤時代，雙邊貿易往來變成所謂的“排日交易”，美國政府終於有權力對日本施加任何商品和技術的無限禁運，也為即將到來的太平洋兩大強權全麵攤牌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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