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可思議的溫州》
自那時起，本報就開始持續關注私營經濟是否享受國民待遇問題。
記者 盧躍剛 劉揚
見報於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１８日～２１日。
記者手記 盧躍剛
溫州是個什麽鬼地方？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多地少，窮山惡水。可怎麽那麽能折騰，從上世紀５０年代到８０年代，都是中國政治關注的地方。真是邪了門兒！
隻要有政治運動，那裏就會打擊一批資本主義。上個世紀５０年代永嘉的分田單幹；六七十年代開地下工廠、地下錢莊；七八十年代私人以各種公家的名義戴上“紅帽子”進行實業和商業活動……
圍繞著溫州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爭論了３０年，一直到１９８７年大爭論，還是爭論不清。
我和劉揚在溫州檔案館和有關部門查看了溫州１９５７～１９８７年３０年的曆史。一個星期下來，我們得出了３個結論：溫州３０年的曆史，就是不斷打擊“資本主義”的曆史；姓資姓社的討論是人類曆史上最華而不實的討論，最血雨腥風的討論；２０世紀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的所有改革，其本質是“回歸”，而不是什麽“前所未有的改革”，是政府對民間被壓抑的訴求的承認，是放棄一些僵化的意識形態來尊重某些權利。
溫州人比誰都明白，他們麵臨的最緊迫的問題，不是“左”和“右”的問題，而是“肚子問題”。
由政治文化切入溫州問題，才可能切中所謂大爭論的要害。
這種切法在當時還相當敏感。那時我和劉揚都年輕，膽大，決定了就幹。
在溫州觀察很有意思。我們首先觀察到，溫州全國著名的１０大商品市場，樂清縣的機電市場、永嘉的紐扣市場、蒼南的徽章證件市場……都在偏僻的鄉鎮，然後向全國輻射，蓬蓬勃勃發展。
溫州政府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我們用４個字概括：“無為而治”。上麵逼得緊了，就打擊一下；上麵鬆懈了，就放任自流。
溫州要說窮，窮得叮當響，除了靠近溫州市區的瑞安市，其餘的縣絕大部分都是國家級和省級貧困縣；要說富，又富得流油。
溫州的消費是我們當時的工資收入所不能承受的。我們隻能在政府辦的溫州賓館吃２．５元一份的份飯。一份飯，我們隻能吃個半飽。肚子餓，隻能到外麵吃麵，或者買兩隻豬蹄子啃。因為，隻有這兩樣東西最便宜。
這就是溫州，不可思議的溫州。
我們寫了５篇報道，通過寫溫州的生存狀態來寫當時的政治文化，在這種政治文化下一部分人的權利被剝奪了。
開篇《紅色幽默》，寫的是溫州批“資本主義”，結果是“資本主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第二篇《名分的困擾》則指出，早期私有企業求發展的障礙，首先是製度和意識形態的歧視。當時，可以允許外國的私營企業進來合資獨資，卻不允許國人辦私營企業，隻允許辦個體經營執照，一句話，限製私營企業的發展。私營經濟到了一定規模，要求更大發展，怎麽辦？於是戴“紅帽子”。然而，這種規避製度瓶頸的權宜之計，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煩惱，核心問題是“產權不清”，後來９０年代大規模的產權糾紛便是這一禍患的顯現。
到溫州後，我發現一個現象，每次打擊私營經濟，都帶來了嚴重的經濟滑坡。第三篇《“空白地”說》講的就是這個，如果一種製度、一項政策的運行成本過高，就應該進行反思。
這是一組相當敏感的稿子，發了之後，反響很大，沒有麻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