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尼斯·瓦魯法基斯：特朗普試圖複製尼克鬆衝擊，但成敗取決於這一點

“總統先生，我的哲學便是：所有的外國人都想坑害我們，而我們的職責就是先坑了他們。”美國財政部長用這番話成功地說服了總統，對全球經濟發動一場大規模的衝擊。據一位總統幕僚透露，此舉旨在實現“世界經濟體係的可控解體”。

不，以上並非特朗普總統的團隊在4月2日發起“解放日”關稅衝擊之前的溝通。盡管“外國人都想坑害我們”顯然頗具特朗普式風格，這番話出自1971年夏天時任美國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John Connally）之口。正是他成功地說服了尼克鬆總統，在數天後發起了臭名昭著的“尼克鬆衝擊”。

評論界人士應該心知肚明，不宜將特朗普目前發起的關稅衝擊描述成“史無前例”，且像過去所有挑戰現行秩序的“魯莽”之舉那樣，注定會失敗。相比今天，當年的尼克鬆衝擊更具破壞力，尤其是對歐洲來說。而正是通過由此引發的經濟破壞，整個體係的設計師才實現了他們最主要的長期目標：確保美國霸權伴隨著美國的雙赤字（貿易逆差與財政赤字）同時擴張。

尼克鬆衝擊的成功經驗並不能保證特朗普的版本一定成功，但它揭示了一個真理：美國統治集團的利益與大多數美國人民乃至全世界的福祉往往背道而馳。曾說服康納利采取衝擊策略的尼克鬆智囊團的成員之一，對此有過精辟論述：

“將市場視為公正仲裁者的想法充滿了誘惑。但當穩定國際體係的需求與對國家政策自主權的追求發生衝突時，包括美國在內的諸多國家都選擇了後者。”

接下來，他用一句話瓦解了西歐與日本在二戰結束後實現經濟奇跡的根基：“確保世界經濟的可控解體是八十年代的合理目標。”

發表這番高論十個月後，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出任美聯儲主席，並很快將利率先翻倍再提升至三倍。全球經濟的“可控解體”始於尼克鬆被康納利和沃爾克說服，決定摧毀當時依然穩定的匯率機製。但卻是日後美聯儲的大幅加息完成了最後一擊——其破壞力遠遠超過如今特朗普的關稅措施。

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曾擔任尼克鬆政府的財政部副部長，並於1979年至1987年擔任美聯儲主席。

因此，特朗普絕非第一位通過發起毀滅性衝擊讓全球經濟“可控解體”的美國總統；他也不是第一位刻意犧牲盟友以維係和換血美國霸權的總統；更不是第一位準備好讓華爾街在短期內受傷、強化美國長期資本積累的總統。半個世紀前，尼克鬆已將這套玩法運用得爐火純青。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今日西方自由派精英哀悼的那個“逝去的世界”，恰恰是尼克鬆衝擊帶來的產物。他們在譴責特朗普魯莽地衝擊全球經濟秩序的同時，卻在緬懷另一位美國總統製造的更大衝擊所締造的幻象——正是尼克鬆衝擊孕育了今天以新自由主義、金融化與全球化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建製派。

尼克鬆團隊麵臨的核心命題是：“當美國淪為一個赤字國，怎樣才能維係霸權？”除了采取緊縮政策（可能引發經濟衰退並削弱美國軍事實力）外是否還有其它辦法？

他們斷定，唯一的辦法就是與“勒緊褲腰帶”的做法完全相反：應該擴大貿易逆差，並讓外國資本家買單（也就是康納利說服尼克鬆采取的“先發製人”策略）。

這套讓外國人為美國的雙赤字買單的大膽策略，建立在重構資本流動的循環體係之上。這意味著打破自新政時期、戰時經濟以及布雷頓森林體係以來對華爾街的束縛。在壓製了銀行家四十年（以避免1929年的危機重演）後，尼克鬆的團隊選擇為他們鬆綁。但這種做法需要一套新的經濟理論與政治意識形態來包裝。

1971年8月15日，尼克鬆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

在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與偽科學外衣下，銀行家們意識到，他們能夠在一個放鬆監管的環境中利用數以千億計的外國資本進行金融遊戲，於是金融化的時代開啟了。這個以美國赤字支撐歐亞國家出口需求的新體係越是發展，維係這個刻意失衡的全球化係統所需要的貿易規模就越是龐大——於是全球化誕生了。

許多人把這樣的世界——也是美國“65後”、“70後”成長起來的時期——描述為“新自由主義時代”，還有人稱之為全球化或者金融化的時代。但這些說法本質上是一回事，尼克鬆衝擊開啟的時代最終被2008年金融危機動搖了根基。自2009年以來，雖然美國霸權依然在延續，但已失去了前進的動能。至少在試圖讓美國霸權煥發第二（還是第三？）春的特朗普主義者眼中，這個體係已經“氣數將盡”。這便是特朗普衝擊與其戰略布局的全部意義，包括采納加密貨幣等戰術手段所服務的目的。

不過，特朗普衝擊與尼克鬆衝擊依然存在本質區別。盡管兩者都主張在美元大幅貶值的同時，應加強其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可實現路徑卻大不相同。尼克鬆衝擊通過放任貨幣市場壓低美元匯率，配合石油價格暴漲（此舉對歐洲與日本企業的打擊遠超對美國企業）來加劇盟友的痛感。在油價問題上，特朗普對尼克鬆或有幾分效仿之意，但他試圖通過關稅大棒來實現沃爾克利用美聯儲利率政策所追求的目標：精準打擊歐洲和亞洲的資本家，讓他們受到比美國資本家更嚴重的傷害。

特朗普衝擊的成敗關鍵在於其政策延續性，而這可能需要兩黨共識的支撐。曆史經驗顯示，尼克鬆的戰略之所以奏效，在於後續的卡特總統任命沃爾克執掌美聯儲，並允許他延續尼克鬆的政策；裏根更是通過在1987年任命格林斯潘接替沃爾克，加碼推進這一戰略。在今天政治極化嚴重的美國，國會兩黨能否再現昔日的默契？這看似希望渺茫，然而，誰又能料到拜登政府會全盤繼承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對華關稅，並持續升級“新冷戰”呢？

美國前總統拜登 資料圖：AP

若特朗普衝擊真能複製尼克鬆衝擊的成功，世界將走向何方？現在下斷言還為時尚早，但以彼得·蒂爾為代表的新“反進步主義者”的技術封建主義（technofeudalism）正對新自由主義發起挑戰。雲端資本正在取代金融資本，用超人類主義（transhumanism，即雲端資本、人工智能和生物個體的融合）的“聖杯”挑戰關於市場的傳統“神話”。

金融化的進程很快也會麵臨類似的壓力。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華爾街將無法繼續抵製雲端資本和金融的融合趨勢，正如馬斯克將X平台打造成“萬能應用”的野心所顯示。這種發展趨勢意味著，支付體係將經曆互聯網取代傳真機的變革，並對金融穩定（包括未來美聯儲還能扮演的角色）造成嚴重的震蕩。

曾經關於“地球村”的美好想象將讓位於“高牆國家”的現實。盡管如此，全球化的退潮並不意味著世界將進入自給自足的封閉經濟狀態。特朗普衝擊正在將世界割裂為兩大陣營：一邊是屈從於“特朗普計劃”的附庸國聯盟，另一邊則是走上獨立自主探索之路的金磚國家組織。

每一代人都傾向於相信，自己正處在某個曆史轉折的時刻。而我們這一代人麵臨的詛咒卻是——真的身處這個轉折時刻。相比過分關注某位白宮主人的性格缺陷，我們理應記住，尼克鬆衝擊產生的意義遠超過尼克鬆本人。既然尼克鬆能夠重塑世界，讓其更加趨於失衡、野蠻，特朗普當然可以再做一次。

（原文發布在英國UnHerd評論網站，原標題：“特朗普的‘解放日’會改變全世界嗎？尼克鬆衝擊開創了一個激進的先例”。譯文僅供讀者參考，不代表觀察者網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