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誌，你見過列寧嗎？”
“沒有，沒見過，幹什麽？”
“聽說他在這，我想見一見他。”
“時下爭論，都說他是個大麻子紅頭發，我說列寧啊，一定是個大腦袋，準是個大個子，很有主意的男子漢。”
後來，這個跟列寧探討列寧長什麽模樣的工人同誌，在一次集會上，如願以償見到了列寧。
他好不容易從人群中擠到前麵，昂首看著高台上的列寧，額上的皺紋舒展開來，一雙眼睛眯成了月牙，滿懷欣喜的說到：
“一個普通的人。”
這是蘇聯電影《列寧在十月》中的一幕，這一幕展現了一位普通工人，見到革命導師列寧時的欣喜。
1922年，柯慶施、鄧培跟張國燾等人去莫斯科參加大會，在這次大會上，他們不僅見到了列寧，還跟列寧握了手。
後來，鄧培犧牲，張國燾叛黨投敵，柯慶施就成了黨內少有跟列寧握過手的人。
然而，在延安整風期間，柯慶施卻被康生扣上了特務反革命的帽子，成為第一位被拖上台挨批鬥的大官，差點被整死。
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是，在最後時刻，毛澤東出手保下了柯慶施。
從此，柯慶施緊跟教員，一輩子沒變過。
柯慶施這個人可不簡單，跟他有過節有密切關係的大佬一大堆。
教員、劉少奇、王明、薄一波、康生、陳雲、鄧小平，甚至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都跟他有很深的牽涉。
柯慶施曲折豐富的人生經曆，就如同一盞能引領我們走入曆史深處的油燈。
通過他，一位又一位重量級人物，和一連串關係到國家命運的曆史事件。
將會一一展現在我們麵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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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有人說，如果柯慶施沒有死，那後來就不是四人幫了，而是五人幫了。
也有人說柯慶施犯了大錯，他給出的數據，讓教員誤判了形勢，大躍進的錯誤和大躍進後的大饑荒，柯慶施要背不小的責任。
還有人批評柯慶施，說他刻意迎奉上級心思，大搞煽風點火，還差一點取代了周總理的位置，其心可誅。
柯慶施到底是誰？
現在有很多年輕人已經不認識柯慶施了，但是經曆過那段曲折歲月的人，恐怕不會忘記柯慶施。
一提起柯老，誰都得豎起大拇指，誇讚一聲“毛主席的好學生”。
柯老這個外號，是教員先叫起來的。
教員也解釋了“為什麽叫他柯老，因為他是我們黨最早見過列寧的同誌。”
柯慶施病逝後，風光大葬，幾乎全國各大區各省市都安排了很隆重的紀念儀式，中央和地方的所有領導，都有表態，這種政治影響力在當時是獨一份的。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不管是生前還是死後，都掀起了很大的波瀾。
在柯慶施的政治生涯中，教員、劉少奇和王明是繞不過去的存在，這三位大佬，都跟柯慶施有很深的交際，也都對柯慶施的命運造成了很深的影響。
有人說，柯慶施在延安整風期間，被康生扣上特務的帽子去批鬥，是因為劉少奇地位提上來了。
彼時，劉少奇成為書記處三大書記之一，是黨內二把手。
而柯慶施曾經跟劉少奇結怨頗深，他倆的恩怨是黨內一大公案，誰都清楚。
但實際上，康生整柯慶施的直接原因並不是劉少奇，核心原因是柯慶施跟王明走的太近了。
他跟二把手劉少奇的關係又不怎麽好，批他不會產生太多負麵影響，還能賣劉少奇一個人情。
這個曆史糾葛，也算是批鬥柯慶施的間接原因。
所以說康生的段位很高，對人際關係把握的很到位，他從來不會胡亂批鬥整人。
每個批鬥對象被樹立為典型時，都是有過分析和取舍的，要麽是人際關係簡單，要麽是順從了上麵某一位的心思。
康生從來不怕惹麻煩得罪人。
但他得罪的是沒有能力威脅到自己的人，可領他情的卻是能決定他命運的人。
這就是康生的厲害之處。
02
在那個時期，一個搞白區工作的，被劉少奇否定了。
基本就意味著政治生命到頭了。
像劉少奇這樣的大領導，按理來說，哪怕你不巴結他，也不至於跟他對著幹。
但柯慶施不僅對著幹了，還指著劉少奇的鼻子罵。
1936年初，劉少奇臨危受命，從延安出發前往天津接管北方局事宜。
那個時候，柯慶施是北方局主要領導人之一，兼任組織部部長。
劉少奇到了北方局後，跟柯慶施他們一開始的關係還是比較不錯的，溝通了很多問題。
他倆還相互配合，把關在草嵐子監獄裏的薄一波、安子文等人營救了出來。
事情很簡單，柯慶施提議讓他們寫個假的反共啟事，先把人弄出來再說，劉少奇斟酌後同意了，並向上麵報備了，柯慶施就組織執行把人弄出來了。
但在這個事之後，劉少奇火力全開，寫了很多批評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文章，批評的對象是北方局和白區的同誌們，但矛頭直指王明。
隨後還進行了組織調整，把柯慶施他們都調理原崗位了。
劉少奇搞這一手，柯慶施他們心裏很不爽，他們都是白區係統的，也都知道劉少奇是以前的批評對象，是坐冷板凳的。
結果從延安空降北方局後，就大搞組織調整，還把他們批的一文不值，說他們沒有取得任何功勞。
這話，任誰聽了都生氣。
在北方局的時候，柯慶施他們忍著。
等到，延安召開白區黨組織工作會議的時候，劉少奇搞了一個報告，繼續批評以前白區的工作沒有成效。
劉少奇話說的的確有點過了，把白區同誌的功勞都否了。
這一下，可捅了馬蜂窩了。
哭的哭，鬧的鬧，非要跟劉少奇爭出一個對錯來。
柯慶施這個原來的北方局組織部長，早就忍不了了，指著劉少奇的鼻子罵他：“一貫老右！”
而且吵的很厲害，兩人的恩怨就是這樣結上的。
最後是教員來收的場，為劉少奇站台，講劉少奇是一針見血的醫生。
這個會開完之後，劉少奇白區黨組織代表的地位基本就做實了。
而跟劉少奇有矛盾的柯慶施等人，自然是調離的調離，坐冷板凳的坐冷板凳。
二人的恩怨就是這樣結下的。
03
延安整風後期，柯慶施被拎出來批鬥的時候。
已經坐了好幾年冷板凳了 ，他唯一的靠山王明，也已經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了。
柯慶施跟王明的私人關係挺好，他也比較認可王明“左”的那一套。
但他倆後來都去坐冷板凳了，王明當統戰部部長，柯慶施是副部長，王明擔任女子學校校長職務，柯慶施是副校長。
可見，上麵默認他倆是綁定在一起的。
當時，整風從審幹轉到肅反階段後，延安到處都在搞批評和自我批評，彭真翻舊賬，把柯慶施以前在北方局的錯誤拿出來批評。
而彭真是劉少奇的副手，他批評柯慶施就如同一個信號。
康生很敏銳的察覺到了這個信號，隨後他接過手，直接把柯慶施的問題，提升到了特務和反革命的性質。
提升柯慶施問題性質的時候，做法也實在太過粗暴，半夜在中央大禮堂的牆上，貼了很大的標語：柯慶施是壞人！
這個標語究竟是誰貼的，到現在也沒有具體說法。
總之這個標語出來後，柯慶施的問題就升級了。
當時，楊尚昆、凱豐等人，給柯慶施說話，願意證明他不是特務，但康生是鐵了心要批鬥柯慶施。
據王明的記載，批評柯慶施第二天，劉少奇代表教員找到柯慶施談過一次話：
我們反對你，是因你早在二十年代就認識王明，1930年你在王明的領導下，參加了反對立三路線的鬥爭，而從1939年起，你是中央統戰部部長王明的副手。可是整風運動造成聲勢已經多時，而你在反對王明方麵連一句話也沒講過。
這個情況是不是真實的，存疑。
但柯慶施這個人，的確沒有說過王明的壞話，也沒有學康生，倒打一耙。
在延安期間，王明住院的時候，柯慶施就經常去看他，1965年王明得知柯慶施病逝的消息後，還特做詩以示懷念。
可見，他跟王明之間的私人感情還是挺好的。
但柯慶施也因此被整得很慘。
據當年的目擊者回憶，批鬥柯慶施的場麵是最激烈的。
康生問他：“某年某月，有半年時間找不到你，你究竟到什麽地方去了？”
柯慶施說自己想不起來了。
康生又問：“上海黨組織受到了極大破壞，你跑到什麽地方了？”
柯慶施回答說隱蔽在自己的關係家裏，然後有人讓他說具體點，柯慶施不說，很多人就圍上來要打他。
還有人質問柯慶施：“你戴了黑眼鏡，大搖大擺地在東安市場走，說明你政治上有依靠！”
柯慶施說那是假的，根本沒有這回事，話一落地，就遭到了圍攻。
柯慶施遭到圍鬥時，他請一位熟悉自己的同誌證明，那人竟然大喊：“我證明你是特務！”
柯慶施這個曾經風光無限的組織部長，品嚐到了牆倒眾人推的滋味。
他老婆因為沒能扛住批鬥的壓力，投井自殺了。
而他也在批鬥會上差點被整死，就算這樣，柯慶施也沒有說過半句軟話。
可見他的骨頭還是很硬的。
04
當時，柯慶施有一個難友，是時任軍委秘書長的陶鑄。
陶鑄也曾在白區工作過很長一段時間，他倆跟劉少奇的關係一直都比較冷談，卻沒想，這反而成了他倆後來崛起的關鍵。
也正是這段經曆，柯慶施跟陶鑄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
誰也想不到，這對難兄難弟，竟是日後鼎鼎大名的兩個大區的第一書記，一方“諸侯”之二。
柯慶施被打倒跟劉少奇有點關係，他能崛起也跟劉少奇有點關係。
這就叫盈虧同源。
但柯慶施能活下來，是因為教員。
楊尚昆在回憶錄中提到：就在柯慶施走投無路之際，毛澤東出麵幹預了，柯慶施就此活了下來。
柯慶施被打倒半年後，劉少奇以中央反內奸鬥爭專門委員會主任的身份，找到柯慶施，對他說：“把你搞錯了。”
為啥是劉少奇找他談這個事呢？
很簡單，哪怕教員保了柯慶施一手，但柯慶施日後還是要在劉少奇負責的那一塊，展開工作的。
柯慶施也知道，隻要劉少奇還站在上麵，自己這輩子很難出頭了。
但在關鍵時刻，有一個曾經的好友站出來了，要力保他更上一層樓，重新進入高級幹部序列。
這個人就是薄一波。
1948年初，劉少奇主持了一個關鍵會議，討論晉察冀和晉冀魯豫兩大中央局合並，成立新的華北局。
能進華北局的都是七屆中央委員，身份地位都很高。
劉少奇自然是華北局第一書記，當時內定的實際主持華北局工作的第二書記薄一波提議，要把當時還不是中央委員的柯慶施也選入華北局。
劉少奇明確表示反對，因為柯慶施給劉少奇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他不太認可柯慶施。
但薄一波堅持自己的意見，認為柯慶施在1936年和1937年營救他們出獄和營救王若飛時，表現的非常好。
其實，就是薄一波想報恩。
劉少奇雖然有最終裁定權，但見薄一波堅持，也就答應了。
不過他跟薄一波約法三章：“那好，但後果是嚴重的，你可要負責。”
後來確實如劉少奇所見，把柯慶施位置擺的太高，不是什麽好事。
柯慶施這個人的能力還是很強的，但他有個很大的毛病，這個毛病不是見風使舵，也不是能力不足，而是思想太“左”了。
思想太“左”體現在實際工作中，有時就會不顧實際條件，犯硬上盲幹的錯誤。
如果柯慶施的位置很高，那他稍微激進一點，就會產生很嚴重的後果，影響的就不是幾萬人了，而是百萬人千萬人上億人。
這不是開玩笑的，大躍進之後是什麽，我們都曉得。
這個事的錯誤雖然不能全算到柯慶施頭上，可他在其中卻發揮了很特別的作用。
後來，薄一波自己也承認，把柯慶施抬上來，確實是沒有看準人，把他擺到了不適合的位置。
“後來事實證明，少奇同誌是經過長期觀察得出的結論，是完全正確的。我的看法依據的是一時一事的判斷，完全錯了。”
柯慶施到底幹了啥？
我們慢慢聊。
05
1949年初，為了在南京解放後能順利接管，中央從九個解放區抽調了2400多名幹部，組成南下幹部隊伍。
他們先是集中學習了一些決議和政策，隨後製定了一整套接管南京的具體計劃。
柯慶施作為石家莊市市長，因為工作幹得非常不錯，是這次南下接管幹部中的骨幹成員。
1949年5月1日，南京市委員會成立，劉伯承擔任市委書記，柯慶施是副市長之一。
但劉伯承很快就隨大軍轉戰大西南了，誰接任劉伯承的位置就成了難題。
當時，華東局提了兩個人，一個是柯慶施，另一個是江渭清，並推薦柯慶施擔任市委書記兼市長。
這個提議報給中央後，劉少奇以中央名義回電：“南京市可由柯慶施任市委書記兼市長，江渭清任市委副書記。但柯慶施在團結幹部及履行工作任務方麵是有缺點的，望你們隨時注意加以幫助。”
通過這個電報，說明柯慶施是有能力擔任這個職位的，這也是組織上對他這一時期工作的認可。
但上層，主要是劉少奇對柯慶施任用的態度，還是有所保留的。
柯慶施在南京幹得挺好，各項工作都搞得有頭有尾。
當時柯慶施結合南京的特點，製定了“輕工業、文化的、人民的”的城市轉型方案。
從結果來看，柯慶施這個方案是很好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當江蘇省製恢複後，柯慶施順理成章的成為江蘇省委第一書記。
柯慶施在延安整風後，幾乎被打入穀底。
但他又爬上來了，為啥？
因為在關鍵時刻，有人願意給他說話，哪怕是忤逆了上司的想法，也要堅決保他。
這樣的貴人，不需要多，一輩子遇到一個就夠了。
柯慶施的為人要是真的一無是處，落井下石都來不及了，誰還會為他說話。
康生有康生的職場哲學，柯慶施有柯慶施的貴人。
這個世界上，沒有完美的人，完美也意味著無用，一個人不怕有缺點，就怕沒有長處。
薄一波之所以願意保柯慶施，一來是因為柯慶施在困難時期，對革命不動搖，他的信仰和立場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二來柯慶施對薄一波有恩情，我們在閻錫山那篇文章分析過，薄一波出獄的時間實在太巧了，早一點晚一點，那山西犧盟會的事就跟他沒啥關係了；
還有第三點，柯慶施這個人有能力，接管運輸中樞石家莊就是他的名片，他已經用事實證明，自己有接管大城市的能力。
所以薄一波願意幫他說一句話，也有底氣保舉柯慶施後，他不會掉鏈子。
認真做事， 坦蕩為人。
這八個字，柯慶施能擔得起的。
這一切，都讓柯慶施在一個合適的時機，到了一個合適的位置。
江蘇省委第一書記的位置，不是柯慶施的終點，而是他的起點。
屬於柯慶施的滔天機遇終於要來了。
06
凡事不是一成不變的，包括人的思想。
建國後，劉少奇和教員在建國初期對新民主主義的認識相合的。
然而對於何時向社會主義過渡，如何過渡時，二人卻產生了分歧。
劉少奇是相對保守的，1951年5月的時候，劉少奇在第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中表明：“現在就有人講社會主義，我說這是講早了，至少是早講了十年......
十年以後建設得好，那時我們看情況，就可以提一提這個問題：社會主義什麽時候搞呀？但是還要看實際情況才能答複這個問題。”
但建國3年後，也就是1952年，教員覺得情況發展的比較快，在9月下旬一次書記處會議上。
教員提出：“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用10年到15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10年或以後才開始過渡。”
對這個問題認識的分歧，是很多事情的起源。
但很多人喜歡把事情搞得複雜，添油加醋，亂說一通，非要迎合獵奇心理搞出來很多版本。
一把手跟二把手，有分歧，那在很多事情上，就會出現很大的變動，也會伴生很多問題。
因為信任，所以簡單。因為不信任，所以複雜。
上麵跺跺腳，下麵就是大地震。
原本準備實行15年到20年的新民主主義提前結束，1953年就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
這個大變動，導致上層也出現了一些人事變動，而且此時外部環境也開始惡化。
種種矛盾，最後激化出一個高饒事件。
1954年前後，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被打倒，而陳毅陳老總也被調往北京，擔任副總理，分走了周總理的一些責權，譚震林也被調往北京擔任中央副秘書長。
一眨眼的功夫，華東局的大佬們走得一幹二淨，權力結構出現了很大一塊真空地帶。
變動就意味著機會。
在總過渡時期提出後，表現非常積極的柯慶施，立馬就走進了教員的視野範圍。
柯老順理成章的就成了“上海王”。
柯慶施向世人說明了一個道理，很多時候，我們是沒有退路的，放棄就意味著失敗。
隻要不放棄，可能就會發生。
柯慶施接管上海後，把一個日後的關鍵人物留下來了，也就是張春橋。
張春橋被調離上海，接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是因為他未經請示，就在報紙上點名批評了華東局的一些幹部，而且聞到風聲的張春橋，還打算點名批評上海副市長潘漢年。
結果此意圖被陳毅和譚震林知曉了，就打算把他調離上海。
陳毅是老江湖，很明白張春橋這樣搞，很容易就把自己帶溝裏去了，自然不能留他在身邊。
好巧不巧，一係列的人事變動，張春橋沒走成，陳老總反倒先到北京任職了。
1954年11月，華東局主要領導都走光了，開始停止辦公，同時成立上海局。
這一個組織變動，一下就讓柯慶施的地位，變得很特殊起來。
同時也表明了，教員對柯慶施很信任。
07
柯慶施這個人不是搞拍馬屁那一套的人，教員對他另眼相待，也不是因為他會拍馬屁。
而是教員思想轉向後，思想偏“左”的柯慶施，正好就趕上了。
或者說，柯慶施此前被壓製的“左”的思想，終於得到機會釋放了。
1953年開啟社會主義過渡後，形勢發展越來越快。
這個時候，周恩來等人開始警覺，提出反冒進，要遏製這種急躁冒進的勢頭。
1955年夏，上層就圍繞農業合作化發展速度的問題，發生了很多爭論，鄧子恢寫了一個報告，說要穩步前進，但這個報告被批評為“像一個小腳女人”。
1955年底，柯慶施作為地方上的大佬，多次表態堅決抵製反冒進，並發了一篇《農業合作化的高潮和團結中農問題》說：
“當前合作化運動發展的形勢，不是黨的領導‘超過了實際可能’，‘超過了群眾的覺悟水平’，‘超過了幹部的經驗水平’。正如毛主席指示：‘現在的情況，正是群眾運動走在領導的牽頭，領導趕不上運動。’事實證明這一論斷是完全的正確的。”
當教員開始提速時。
北京很多委員就說，前進速度太快了，很多事情做不好，麵對這種反冒進聲音，教員可以用理論反駁，但用實際工作的反駁材料，隻能下麵的人提供。
動員依靠地方大員，給中央一線施加壓力，這是獨屬於教員的方案。
這個時候，柯慶施作為執行層的地方大員，他站出來說，這些能幹成，沒有任何問題，還拿出了一些實際數據用來佐證。
下麵幹事的人都拍著胸脯說，沒有任何問題，領導的人自然也就無話可說了。
柯慶施這種徹徹底底的支持，給了教員很大的鼓勵和支持。
鄧子恢為代表的穩步前進意見被批評後，地方上的工作進展立馬就有了反饋。
幾個月之內，有五千多萬農戶加入合作社，預定要18年完成的農業合作化，提前11年完成了。
速度實在太過了，到了1956年的時候，不僅是農業合作社加速向前，各方麵的工作都出現了冒進的傾向。
所以這個時候，北京那邊其實有很多爭論，周恩來也好，教員也好，都感受到了很大壓力。
在這個節骨眼上，柯慶施就成了打破僵局的力量。
柯慶施在江浙搞得很熱烈，自然就吸引了教員前來視察。
1957年12月下旬，教員在杭州召集會議，華東六省市黨委第一書記都參加了，主要討論經濟建設上的領導方法問題。
在杭州會議上，教員發了脾氣，憋了許久的火氣，終於在柯慶施這裏得到了發泄。
教員後來說：“我是放恩來的火，有柯老為證，就在杭州，實在憋不住了。幾年之氣，就向薄一波發泄。我說，我不聽你這一套，你講什麽呀？我幾年都不看預算了，橫直你是強迫簽字。”（肖冬連《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
這個會開完後，柯慶施得到了教員的點名表揚，他回去後，立馬組織張春橋等寫手，寫了一篇《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
這篇報告被送到教員手中的時候，他非常高興。
這篇文章講出了他一直想講的話，而且跟上海的情況結合的也比較好，展開方向也符合“躍進”的思想。
後來，教員多次把柯慶施的這篇文章當做正麵榜樣，用來點名批評周恩來等中央領導。
甚至在南寧會議上直截了當地對周恩來說：“恩來同誌，你是總理，你看，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
周恩來回答道：“我寫不出來。”
教員接著說：“上海是中國工人解決集中的地方，沒有工人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的強烈激情，是寫不出這樣的好文章的。”
教員又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
（《若幹重大決策與時間的回顧》二十四節批評反冒進 薄一波）
08
柯慶施這篇報告，拉開了大躍進的序幕。
那個時期，教員在北京其實感到比較苦悶，因為四周都是反冒進的聲音，缺少支持的聲音。
而柯慶施的表態和堅定的支持，讓教員感覺找到了“知音”，尤其柯慶施分管的上海，還是工業重地，說話很有分量。
在教員需要支持聲音的時候，柯慶施選擇了緊跟。
陳雲後來講：“毛主席的錯誤，地方有些人，有相當大的責任。毛主席老講，北京空氣不好，不願待在北京。這話的意思，就是不願同中央常委談話、見麵。他願意見的首先是華東的柯慶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柯慶施的政治資本》陳小津）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乘風破浪》一文得到教員大力讚賞後，就像打開了某種開關。
隨後全國各地都是追隨的聲音，李井泉、譚震林等人都踏步跟上了，而“反冒進”的觀點則徹底被批倒。
在南寧會議上，柯慶施成了頭號標兵，是批判反冒進的代表，在這次會議上，以前提反冒進的領導們也都一一做了檢討。
周恩來、劉少奇也做了檢討。
就是在這個會上，教員一口一個“柯老”，把柯慶施捧上了天。
等到陳雲匯報的時候，底氣十足的柯慶施，講話十分硬氣，當著教員的麵直接批評陳雲：“對下麵卡得過死。”
柯慶施的底氣確實足，在南寧會議上，教員有讓柯慶施取代周總理設想的。
當時，周總理並沒有直接表態，如果在會上直接提出辭職，就不是辭職了，而是進一步抵抗了。
南寧會議上，教員直接拿柯慶施的文章指著周總理談的那番話，給周恩來造成了很大的壓力。
周恩來的經濟秘書顧明回憶說：會議期間“幾乎每個晚上，先念、一波等都聚在總理那裏討論到夜裏二三點，商議怎麽檢討等等。那時，會議的形勢很緊張。”
在南寧會議之後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曾委婉地提出來說：請考慮自己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
當時出席會議的大部分人，都出言挽留周恩來繼續擔任總理。
最後鄧小平擬了個會議紀要：會議認為周恩來“應該繼續擔任現任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並把這個紀要報送給了教員。
但此後，周恩來就很少發表意見了。
09
其實到這一步，大躍進已經不可阻擋了。
領導層意見統一了，都認為反反冒進是錯誤的，那自然要搞更大的冒進。
而大躍進期間“全民大辦鋼鐵”的高指標，跟柯慶施多少也有點關係。
1958年6月，柯慶施主持了一次華東協作區會議，規劃1959年華東5省市（不包括山東）鋼的生產能力達到800萬噸。
1957年全國的鋼產量也才535萬噸，結果柯慶施一個大區就製定了800萬噸的目標。
這就說明柯慶施這個時候的腦袋已經不是熱不熱的問題了，而是燙不燙的問題了。
要知道，如果不算山東，華東地區的煤、鐵資源其實不多，一個資源不多的大區都定了這麽高的目標，那其他資源豐富的大區豈不是要製定更高的指標？
柯慶施也不是傻子，他知道這個數字誇張，隻是為符合當下的形勢喊出來的。教員也知道。
但他把實際工作搞成了喊口號，這就是柯慶施的不對了。
對於這個誇張的數字，教員知道是辦不到的。
所以盡管在武漢召開的政治局常委和協作區主任會議上，教員誇讚柯慶施“幹勁衝天”，但最後也隻把鋼產量調整為1070萬噸。
1959年7月，在廬山會議上，教員談到這個1070萬噸鋼的高指標說：“第一個負責人的是我。”
他對在座的柯慶施說：“至於柯老，你那個發明權怎麽辦？”
柯慶施回答道：“我也有責任。”
教員說：“可不可以這樣講，你也有責任。但是，你是不是比我輕一點啊？因為你那隻是意識形態。我雖然沒有你那個氣魄，你一個協作區一年要搞800萬噸，我全國隻搞1070萬噸。”（《柯慶施：值得研究的曆史人物》錢江）
教員這裏提到的發明權，也就是指誰提出來的，教員說自己有責任，是指推廣權。
薄一波在回憶錄中明確指出：“毛主席這些話清楚地表麵，是柯慶施同誌促使他創下這個亂子。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們把柯稱為‘土法煉鋼的幹將之一’，這不是沒有來由的。”
但教員依然是比較愛護信任柯慶施的，並沒有怎麽樣他，對照張聞天跟彭老總的遭遇，就能說明這個問題，
柯慶施對土法煉鋼確實很上心，他不是隻說不幹。
他是真的有這股熱情的，是打心底裏認可教員觀點的。
據以前在上海市委機關工作的馬達回憶，柯慶施在上海市委辦公樓北麵的空地上，修建一座小土高爐，機關幹部每天分三班勞動。
沒有鐵如何煉鋼？
柯慶施說，城裏到處有鐵門，不是現成的鐵料嗎？
每戶人家廢銅爛鐵也不少呀，於是大家紛紛把鐵鍋上交，鐵門、鐵窗也都拆下來煉鋼。
10
我們現在看這些現象，自然覺得荒唐。
可各位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為啥一輩子理智冷靜的教員，卻在建國後出現了一些激進的做法？
因為老人家很著急，國際上的形勢幾乎是一日一變，壓力是撲麵而來。
結果這個時候，啥家底都沒有，隻能幹著急。
手裏沒東西，很多事你就幹不成。
用教員的話講就是：“手中沒得一把米，叫雞都不來，何況我們這樣一個大國！”
1956年的波匈事件，讓教員意識到，已經取得了政權還有可能再次失去，而且是在短時間內失去。
你要是沒點實力，不搞點東西出來，人家隨隨便便就能把你弄得雞飛狗跳。
1958年，蘇聯要在中國建長波電台，要幹涉我們的主權，這個能答應嗎？
肯定不能答應。
隨後中蘇交惡，蘇聯專家都撤走了，蘇聯人，美國人都等著看中國人的笑話。
毛主席的性子是很剛強的。
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毛主席的那股勁最後不僅感染了整個領導層，也帶動了全國人。
當時，中國上下都憋著一股勁，非要幹出點成績來，不吃饅頭也要爭口氣。
用鄧小平的話講，“‘大躍進’，毛澤東同誌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誌、周恩來同誌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誌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隻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
“我們頭腦也熱，在座的老同誌恐怕頭腦熱的也不少。這些問題不是一個人的問題。我們應該承認，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的。”
可見，把大躍進的鍋甩給柯慶施一個人，是不正確的，隻是說柯慶施當時屬於頭腦發燙的那一批。
但大躍進期間，各種指標定的這麽高，嚴重脫離實際，柯慶施是要擔一定責任的。
教員那個時候的位置和威望都太高了，下麵也確實有一批人整天琢磨他是如何想的。
一旦確認了教員的想法，很多人就會送上教員想要的數據和材料，主動迎合教員的想法。
當領袖也是很苦惱的，人人都圍繞他的權力轉。
更別說，當時教員已經在大部分幹部心中留下了，一貫正確的印象，服從幾乎成為了本能。
但當一個人太過急迫想幹成一件事的時候，就會出現漏洞，思慮就很難周全。
此時，危險就出現了。
這就叫，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失其身。
幾事不密則成害。
11
柯慶施頭上還有個罵名，說他是搞個人崇拜的有力推動者之一。
這個是事實，沒有冤枉他。
柯慶施曾在多個公開場合說過，“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而且他也是大搞個人崇拜的源頭之一。
這是柯慶施內心精神世界最真實的寫照，同時，也反映了一個時代的特征。
柯慶施這個人很值得研究，他絕非那種溜須拍馬、不學無術的人，也不是高高在上官僚型的高官。
事實上，柯慶施工作能力非常出色，哪怕是走路他都想著工作，自己也非常廉潔，嚴於律己，做事也擅於分析和判斷。
他的愛好，也就是偶爾喝一點老酒，吃一點花生米，但誰知最後卻因為這個愛好引發了並發症，死於急性出血胰腺炎。
柯慶施每天到辦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看報，了解上海的大小事，晚上在家學習看書，批閱人民來信。
晚飯後，他經常叫下屬陪他一起散步，同時談論交待一些事情。
比如，“我看到人民來信說豬肉漲價，你到菜市場去看過嗎？”、“蘇聯出版的政治經濟學的書，哪個版本寫得好一些？”等等。（馬達《我了解的柯慶施》）
柯慶施的座右銘是：“堅定的革命意誌，頑強的戰鬥精神，火熱的革命熱情，嚴格的科學態度。”
他一輩子也就是這麽做的。
如果從為人、能力來看，柯慶施無疑是個好官，也是一個有信仰的好同誌。
但他身上有一種矛盾感，在一個場景下以極“左”麵目出現，在另一個場景下就是一個堅持黨性原則實事求是的好同誌。
而他身上的這種矛盾感，也是那個時代很多人的縮影。
對於曆史上的發生的一些錯誤，以及曆史事件中的人物，總是糾結於誰是好人，誰是壞人，誰是牆頭草，沒有多大意義。
沒有完美的人，也沒有不會犯錯誤的人。
1961年，柯慶施對自己有一番評述，說得很好：
“我是官做大了，牛當馬騎，問題可大了。官做大了事情就多起來，不能把問題按輕重緩急處理好。官做大了，就有點官架子。官架子大了，就下不去了。
要衝破環境，打垮架子！”
有人說，柯慶施如果不是病逝的早，那就是五人幫了。
我不認同這個說法，跟柯慶施經曆差不多的陶鑄，就是很好的例子。
隻要陶鑄願意，他完全有可能成為第五人，但當他認識到問題的實質後，毅然決然選擇堅持黨性，隨即就被打倒了。
當然，曆史不容假設，人也不能變成神，是人就會有種種問題，就會犯錯。
我們也不要把曆史人物抬得那麽高，那麽遠。
對待教員是如此，對待柯慶施也是如此。
偉人不是因為距離人民太遠太高才成為偉人。
毛主席是融入人民當中後，才成了偉人。
“一個普通的人。”
柯慶施，一個被擺錯位置的關鍵人
“同誌，你見過列寧嗎？”
“沒有，沒見過，幹什麽？”
“聽說他在這，我想見一見他。”
“時下爭論，都說他是個大麻子紅頭發，我說列寧啊，一定是個大腦袋，準是個大個子，很有主意的男子漢。”
後來，這個跟列寧探討列寧長什麽模樣的工人同誌，在一次集會上，如願以償見到了列寧。
他好不容易從人群中擠到前麵，昂首看著高台上的列寧，額上的皺紋舒展開來，一雙眼睛眯成了月牙，滿懷欣喜的說到：
“一個普通的人。”
這是蘇聯電影《列寧在十月》中的一幕，這一幕展現了一位普通工人，見到革命導師列寧時的欣喜。
1922年，柯慶施、鄧培跟張國燾等人去莫斯科參加大會，在這次大會上，他們不僅見到了列寧，還跟列寧握了手。
後來，鄧培犧牲，張國燾叛黨投敵，柯慶施就成了黨內少有跟列寧握過手的人。
然而，在延安整風期間，柯慶施卻被康生扣上了特務反革命的帽子，成為第一位被拖上台挨批鬥的大官，差點被整死。
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是，在最後時刻，毛澤東出手保下了柯慶施。
從此，柯慶施緊跟教員，一輩子沒變過。
柯慶施這個人可不簡單，跟他有過節有密切關係的大佬一大堆。
教員、劉少奇、王明、薄一波、康生、陳雲、鄧小平，甚至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都跟他有很深的牽涉。
柯慶施曲折豐富的人生經曆，就如同一盞能引領我們走入曆史深處的油燈。
通過他，一位又一位重量級人物，和一連串關係到國家命運的曆史事件。
將會一一展現在我們麵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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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有人說，如果柯慶施沒有死，那後來就不是四人幫了，而是五人幫了。
也有人說柯慶施犯了大錯，他給出的數據，讓教員誤判了形勢，大躍進的錯誤和大躍進後的大饑荒，柯慶施要背不小的責任。
還有人批評柯慶施，說他刻意迎奉上級心思，大搞煽風點火，還差一點取代了周總理的位置，其心可誅。
柯慶施到底是誰？
現在有很多年輕人已經不認識柯慶施了，但是經曆過那段曲折歲月的人，恐怕不會忘記柯慶施。
一提起柯老，誰都得豎起大拇指，誇讚一聲“毛主席的好學生”。
柯老這個外號，是教員先叫起來的。
教員也解釋了“為什麽叫他柯老，因為他是我們黨最早見過列寧的同誌。”
柯慶施病逝後，風光大葬，幾乎全國各大區各省市都安排了很隆重的紀念儀式，中央和地方的所有領導，都有表態，這種政治影響力在當時是獨一份的。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不管是生前還是死後，都掀起了很大的波瀾。
在柯慶施的政治生涯中，教員、劉少奇和王明是繞不過去的存在，這三位大佬，都跟柯慶施有很深的交際，也都對柯慶施的命運造成了很深的影響。
有人說，柯慶施在延安整風期間，被康生扣上特務的帽子去批鬥，是因為劉少奇地位提上來了。
彼時，劉少奇成為書記處三大書記之一，是黨內二把手。
而柯慶施曾經跟劉少奇結怨頗深，他倆的恩怨是黨內一大公案，誰都清楚。
但實際上，康生整柯慶施的直接原因並不是劉少奇，核心原因是柯慶施跟王明走的太近了。
他跟二把手劉少奇的關係又不怎麽好，批他不會產生太多負麵影響，還能賣劉少奇一個人情。
這個曆史糾葛，也算是批鬥柯慶施的間接原因。
所以說康生的段位很高，對人際關係把握的很到位，他從來不會胡亂批鬥整人。
每個批鬥對象被樹立為典型時，都是有過分析和取舍的，要麽是人際關係簡單，要麽是順從了上麵某一位的心思。
康生從來不怕惹麻煩得罪人。
但他得罪的是沒有能力威脅到自己的人，可領他情的卻是能決定他命運的人。
這就是康生的厲害之處。
02
在那個時期，一個搞白區工作的，被劉少奇否定了。
基本就意味著政治生命到頭了。
像劉少奇這樣的大領導，按理來說，哪怕你不巴結他，也不至於跟他對著幹。
但柯慶施不僅對著幹了，還指著劉少奇的鼻子罵。
1936年初，劉少奇臨危受命，從延安出發前往天津接管北方局事宜。
那個時候，柯慶施是北方局主要領導人之一，兼任組織部部長。
劉少奇到了北方局後，跟柯慶施他們一開始的關係還是比較不錯的，溝通了很多問題。
他倆還相互配合，把關在草嵐子監獄裏的薄一波、安子文等人營救了出來。
事情很簡單，柯慶施提議讓他們寫個假的反共啟事，先把人弄出來再說，劉少奇斟酌後同意了，並向上麵報備了，柯慶施就組織執行把人弄出來了。
但在這個事之後，劉少奇火力全開，寫了很多批評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文章，批評的對象是北方局和白區的同誌們，但矛頭直指王明。
隨後還進行了組織調整，把柯慶施他們都調理原崗位了。
劉少奇搞這一手，柯慶施他們心裏很不爽，他們都是白區係統的，也都知道劉少奇是以前的批評對象，是坐冷板凳的。
結果從延安空降北方局後，就大搞組織調整，還把他們批的一文不值，說他們沒有取得任何功勞。
這話，任誰聽了都生氣。
在北方局的時候，柯慶施他們忍著。
等到，延安召開白區黨組織工作會議的時候，劉少奇搞了一個報告，繼續批評以前白區的工作沒有成效。
劉少奇話說的的確有點過了，把白區同誌的功勞都否了。
這一下，可捅了馬蜂窩了。
哭的哭，鬧的鬧，非要跟劉少奇爭出一個對錯來。
柯慶施這個原來的北方局組織部長，早就忍不了了，指著劉少奇的鼻子罵他：“一貫老右！”
而且吵的很厲害，兩人的恩怨就是這樣結上的。
最後是教員來收的場，為劉少奇站台，講劉少奇是一針見血的醫生。
這個會開完之後，劉少奇白區黨組織代表的地位基本就做實了。
而跟劉少奇有矛盾的柯慶施等人，自然是調離的調離，坐冷板凳的坐冷板凳。
二人的恩怨就是這樣結下的。
03
延安整風後期，柯慶施被拎出來批鬥的時候。
已經坐了好幾年冷板凳了 ，他唯一的靠山王明，也已經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了。
柯慶施跟王明的私人關係挺好，他也比較認可王明“左”的那一套。
但他倆後來都去坐冷板凳了，王明當統戰部部長，柯慶施是副部長，王明擔任女子學校校長職務，柯慶施是副校長。
可見，上麵默認他倆是綁定在一起的。
當時，整風從審幹轉到肅反階段後，延安到處都在搞批評和自我批評，彭真翻舊賬，把柯慶施以前在北方局的錯誤拿出來批評。
而彭真是劉少奇的副手，他批評柯慶施就如同一個信號。
康生很敏銳的察覺到了這個信號，隨後他接過手，直接把柯慶施的問題，提升到了特務和反革命的性質。
提升柯慶施問題性質的時候，做法也實在太過粗暴，半夜在中央大禮堂的牆上，貼了很大的標語：柯慶施是壞人！
這個標語究竟是誰貼的，到現在也沒有具體說法。
總之這個標語出來後，柯慶施的問題就升級了。
當時，楊尚昆、凱豐等人，給柯慶施說話，願意證明他不是特務，但康生是鐵了心要批鬥柯慶施。
據王明的記載，批評柯慶施第二天，劉少奇代表教員找到柯慶施談過一次話：
我們反對你，是因你早在二十年代就認識王明，1930年你在王明的領導下，參加了反對立三路線的鬥爭，而從1939年起，你是中央統戰部部長王明的副手。可是整風運動造成聲勢已經多時，而你在反對王明方麵連一句話也沒講過。
這個情況是不是真實的，存疑。
但柯慶施這個人，的確沒有說過王明的壞話，也沒有學康生，倒打一耙。
在延安期間，王明住院的時候，柯慶施就經常去看他，1965年王明得知柯慶施病逝的消息後，還特做詩以示懷念。
可見，他跟王明之間的私人感情還是挺好的。
但柯慶施也因此被整得很慘。
據當年的目擊者回憶，批鬥柯慶施的場麵是最激烈的。
康生問他：“某年某月，有半年時間找不到你，你究竟到什麽地方去了？”
柯慶施說自己想不起來了。
康生又問：“上海黨組織受到了極大破壞，你跑到什麽地方了？”
柯慶施回答說隱蔽在自己的關係家裏，然後有人讓他說具體點，柯慶施不說，很多人就圍上來要打他。
還有人質問柯慶施：“你戴了黑眼鏡，大搖大擺地在東安市場走，說明你政治上有依靠！”
柯慶施說那是假的，根本沒有這回事，話一落地，就遭到了圍攻。
柯慶施遭到圍鬥時，他請一位熟悉自己的同誌證明，那人竟然大喊：“我證明你是特務！”
柯慶施這個曾經風光無限的組織部長，品嚐到了牆倒眾人推的滋味。
他老婆因為沒能扛住批鬥的壓力，投井自殺了。
而他也在批鬥會上差點被整死，就算這樣，柯慶施也沒有說過半句軟話。
可見他的骨頭還是很硬的。
04
當時，柯慶施有一個難友，是時任軍委秘書長的陶鑄。
陶鑄也曾在白區工作過很長一段時間，他倆跟劉少奇的關係一直都比較冷談，卻沒想，這反而成了他倆後來崛起的關鍵。
也正是這段經曆，柯慶施跟陶鑄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
誰也想不到，這對難兄難弟，竟是日後鼎鼎大名的兩個大區的第一書記，一方“諸侯”之二。
柯慶施被打倒跟劉少奇有點關係，他能崛起也跟劉少奇有點關係。
這就叫盈虧同源。
但柯慶施能活下來，是因為教員。
楊尚昆在回憶錄中提到：就在柯慶施走投無路之際，毛澤東出麵幹預了，柯慶施就此活了下來。
柯慶施被打倒半年後，劉少奇以中央反內奸鬥爭專門委員會主任的身份，找到柯慶施，對他說：“把你搞錯了。”
為啥是劉少奇找他談這個事呢？
很簡單，哪怕教員保了柯慶施一手，但柯慶施日後還是要在劉少奇負責的那一塊，展開工作的。
柯慶施也知道，隻要劉少奇還站在上麵，自己這輩子很難出頭了。
但在關鍵時刻，有一個曾經的好友站出來了，要力保他更上一層樓，重新進入高級幹部序列。
這個人就是薄一波。
1948年初，劉少奇主持了一個關鍵會議，討論晉察冀和晉冀魯豫兩大中央局合並，成立新的華北局。
能進華北局的都是七屆中央委員，身份地位都很高。
劉少奇自然是華北局第一書記，當時內定的實際主持華北局工作的第二書記薄一波提議，要把當時還不是中央委員的柯慶施也選入華北局。
劉少奇明確表示反對，因為柯慶施給劉少奇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他不太認可柯慶施。
但薄一波堅持自己的意見，認為柯慶施在1936年和1937年營救他們出獄和營救王若飛時，表現的非常好。
其實，就是薄一波想報恩。
劉少奇雖然有最終裁定權，但見薄一波堅持，也就答應了。
不過他跟薄一波約法三章：“那好，但後果是嚴重的，你可要負責。”
後來確實如劉少奇所見，把柯慶施位置擺的太高，不是什麽好事。
柯慶施這個人的能力還是很強的，但他有個很大的毛病，這個毛病不是見風使舵，也不是能力不足，而是思想太“左”了。
思想太“左”體現在實際工作中，有時就會不顧實際條件，犯硬上盲幹的錯誤。
如果柯慶施的位置很高，那他稍微激進一點，就會產生很嚴重的後果，影響的就不是幾萬人了，而是百萬人千萬人上億人。
這不是開玩笑的，大躍進之後是什麽，我們都曉得。
這個事的錯誤雖然不能全算到柯慶施頭上，可他在其中卻發揮了很特別的作用。
後來，薄一波自己也承認，把柯慶施抬上來，確實是沒有看準人，把他擺到了不適合的位置。
“後來事實證明，少奇同誌是經過長期觀察得出的結論，是完全正確的。我的看法依據的是一時一事的判斷，完全錯了。”
柯慶施到底幹了啥？
我們慢慢聊。
05
1949年初，為了在南京解放後能順利接管，中央從九個解放區抽調了2400多名幹部，組成南下幹部隊伍。
他們先是集中學習了一些決議和政策，隨後製定了一整套接管南京的具體計劃。
柯慶施作為石家莊市市長，因為工作幹得非常不錯，是這次南下接管幹部中的骨幹成員。
1949年5月1日，南京市委員會成立，劉伯承擔任市委書記，柯慶施是副市長之一。
但劉伯承很快就隨大軍轉戰大西南了，誰接任劉伯承的位置就成了難題。
當時，華東局提了兩個人，一個是柯慶施，另一個是江渭清，並推薦柯慶施擔任市委書記兼市長。
這個提議報給中央後，劉少奇以中央名義回電：“南京市可由柯慶施任市委書記兼市長，江渭清任市委副書記。但柯慶施在團結幹部及履行工作任務方麵是有缺點的，望你們隨時注意加以幫助。”
通過這個電報，說明柯慶施是有能力擔任這個職位的，這也是組織上對他這一時期工作的認可。
但上層，主要是劉少奇對柯慶施任用的態度，還是有所保留的。
柯慶施在南京幹得挺好，各項工作都搞得有頭有尾。
當時柯慶施結合南京的特點，製定了“輕工業、文化的、人民的”的城市轉型方案。
從結果來看，柯慶施這個方案是很好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當江蘇省製恢複後，柯慶施順理成章的成為江蘇省委第一書記。
柯慶施在延安整風後，幾乎被打入穀底。
但他又爬上來了，為啥？
因為在關鍵時刻，有人願意給他說話，哪怕是忤逆了上司的想法，也要堅決保他。
這樣的貴人，不需要多，一輩子遇到一個就夠了。
柯慶施的為人要是真的一無是處，落井下石都來不及了，誰還會為他說話。
康生有康生的職場哲學，柯慶施有柯慶施的貴人。
這個世界上，沒有完美的人，完美也意味著無用，一個人不怕有缺點，就怕沒有長處。
薄一波之所以願意保柯慶施，一來是因為柯慶施在困難時期，對革命不動搖，他的信仰和立場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二來柯慶施對薄一波有恩情，我們在閻錫山那篇文章分析過，薄一波出獄的時間實在太巧了，早一點晚一點，那山西犧盟會的事就跟他沒啥關係了；
還有第三點，柯慶施這個人有能力，接管運輸中樞石家莊就是他的名片，他已經用事實證明，自己有接管大城市的能力。
所以薄一波願意幫他說一句話，也有底氣保舉柯慶施後，他不會掉鏈子。
認真做事， 坦蕩為人。
這八個字，柯慶施能擔得起的。
這一切，都讓柯慶施在一個合適的時機，到了一個合適的位置。
江蘇省委第一書記的位置，不是柯慶施的終點，而是他的起點。
屬於柯慶施的滔天機遇終於要來了。
06
凡事不是一成不變的，包括人的思想。
建國後，劉少奇和教員在建國初期對新民主主義的認識相合的。
然而對於何時向社會主義過渡，如何過渡時，二人卻產生了分歧。
劉少奇是相對保守的，1951年5月的時候，劉少奇在第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中表明：“現在就有人講社會主義，我說這是講早了，至少是早講了十年......
十年以後建設得好，那時我們看情況，就可以提一提這個問題：社會主義什麽時候搞呀？但是還要看實際情況才能答複這個問題。”
但建國3年後，也就是1952年，教員覺得情況發展的比較快，在9月下旬一次書記處會議上。
教員提出：“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用10年到15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10年或以後才開始過渡。”
對這個問題認識的分歧，是很多事情的起源。
但很多人喜歡把事情搞得複雜，添油加醋，亂說一通，非要迎合獵奇心理搞出來很多版本。
一把手跟二把手，有分歧，那在很多事情上，就會出現很大的變動，也會伴生很多問題。
因為信任，所以簡單。因為不信任，所以複雜。
上麵跺跺腳，下麵就是大地震。
原本準備實行15年到20年的新民主主義提前結束，1953年就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
這個大變動，導致上層也出現了一些人事變動，而且此時外部環境也開始惡化。
種種矛盾，最後激化出一個高饒事件。
1954年前後，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被打倒，而陳毅陳老總也被調往北京，擔任副總理，分走了周總理的一些責權，譚震林也被調往北京擔任中央副秘書長。
一眨眼的功夫，華東局的大佬們走得一幹二淨，權力結構出現了很大一塊真空地帶。
變動就意味著機會。
在總過渡時期提出後，表現非常積極的柯慶施，立馬就走進了教員的視野範圍。
柯老順理成章的就成了“上海王”。
柯慶施向世人說明了一個道理，很多時候，我們是沒有退路的，放棄就意味著失敗。
隻要不放棄，可能就會發生。
柯慶施接管上海後，把一個日後的關鍵人物留下來了，也就是張春橋。
張春橋被調離上海，接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是因為他未經請示，就在報紙上點名批評了華東局的一些幹部，而且聞到風聲的張春橋，還打算點名批評上海副市長潘漢年。
結果此意圖被陳毅和譚震林知曉了，就打算把他調離上海。
陳毅是老江湖，很明白張春橋這樣搞，很容易就把自己帶溝裏去了，自然不能留他在身邊。
好巧不巧，一係列的人事變動，張春橋沒走成，陳老總反倒先到北京任職了。
1954年11月，華東局主要領導都走光了，開始停止辦公，同時成立上海局。
這一個組織變動，一下就讓柯慶施的地位，變得很特殊起來。
同時也表明了，教員對柯慶施很信任。
07
柯慶施這個人不是搞拍馬屁那一套的人，教員對他另眼相待，也不是因為他會拍馬屁。
而是教員思想轉向後，思想偏“左”的柯慶施，正好就趕上了。
或者說，柯慶施此前被壓製的“左”的思想，終於得到機會釋放了。
1953年開啟社會主義過渡後，形勢發展越來越快。
這個時候，周恩來等人開始警覺，提出反冒進，要遏製這種急躁冒進的勢頭。
1955年夏，上層就圍繞農業合作化發展速度的問題，發生了很多爭論，鄧子恢寫了一個報告，說要穩步前進，但這個報告被批評為“像一個小腳女人”。
1955年底，柯慶施作為地方上的大佬，多次表態堅決抵製反冒進，並發了一篇《農業合作化的高潮和團結中農問題》說：
“當前合作化運動發展的形勢，不是黨的領導‘超過了實際可能’，‘超過了群眾的覺悟水平’，‘超過了幹部的經驗水平’。正如毛主席指示：‘現在的情況，正是群眾運動走在領導的牽頭，領導趕不上運動。’事實證明這一論斷是完全的正確的。”
當教員開始提速時。
北京很多委員就說，前進速度太快了，很多事情做不好，麵對這種反冒進聲音，教員可以用理論反駁，但用實際工作的反駁材料，隻能下麵的人提供。
動員依靠地方大員，給中央一線施加壓力，這是獨屬於教員的方案。
這個時候，柯慶施作為執行層的地方大員，他站出來說，這些能幹成，沒有任何問題，還拿出了一些實際數據用來佐證。
下麵幹事的人都拍著胸脯說，沒有任何問題，領導的人自然也就無話可說了。
柯慶施這種徹徹底底的支持，給了教員很大的鼓勵和支持。
鄧子恢為代表的穩步前進意見被批評後，地方上的工作進展立馬就有了反饋。
幾個月之內，有五千多萬農戶加入合作社，預定要18年完成的農業合作化，提前11年完成了。
速度實在太過了，到了1956年的時候，不僅是農業合作社加速向前，各方麵的工作都出現了冒進的傾向。
所以這個時候，北京那邊其實有很多爭論，周恩來也好，教員也好，都感受到了很大壓力。
在這個節骨眼上，柯慶施就成了打破僵局的力量。
柯慶施在江浙搞得很熱烈，自然就吸引了教員前來視察。
1957年12月下旬，教員在杭州召集會議，華東六省市黨委第一書記都參加了，主要討論經濟建設上的領導方法問題。
在杭州會議上，教員發了脾氣，憋了許久的火氣，終於在柯慶施這裏得到了發泄。
教員後來說：“我是放恩來的火，有柯老為證，就在杭州，實在憋不住了。幾年之氣，就向薄一波發泄。我說，我不聽你這一套，你講什麽呀？我幾年都不看預算了，橫直你是強迫簽字。”（肖冬連《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
這個會開完後，柯慶施得到了教員的點名表揚，他回去後，立馬組織張春橋等寫手，寫了一篇《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
這篇報告被送到教員手中的時候，他非常高興。
這篇文章講出了他一直想講的話，而且跟上海的情況結合的也比較好，展開方向也符合“躍進”的思想。
後來，教員多次把柯慶施的這篇文章當做正麵榜樣，用來點名批評周恩來等中央領導。
甚至在南寧會議上直截了當地對周恩來說：“恩來同誌，你是總理，你看，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
周恩來回答道：“我寫不出來。”
教員接著說：“上海是中國工人解決集中的地方，沒有工人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的強烈激情，是寫不出這樣的好文章的。”
教員又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
（《若幹重大決策與時間的回顧》二十四節批評反冒進 薄一波）
08
柯慶施這篇報告，拉開了大躍進的序幕。
那個時期，教員在北京其實感到比較苦悶，因為四周都是反冒進的聲音，缺少支持的聲音。
而柯慶施的表態和堅定的支持，讓教員感覺找到了“知音”，尤其柯慶施分管的上海，還是工業重地，說話很有分量。
在教員需要支持聲音的時候，柯慶施選擇了緊跟。
陳雲後來講：“毛主席的錯誤，地方有些人，有相當大的責任。毛主席老講，北京空氣不好，不願待在北京。這話的意思，就是不願同中央常委談話、見麵。他願意見的首先是華東的柯慶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柯慶施的政治資本》陳小津）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乘風破浪》一文得到教員大力讚賞後，就像打開了某種開關。
隨後全國各地都是追隨的聲音，李井泉、譚震林等人都踏步跟上了，而“反冒進”的觀點則徹底被批倒。
在南寧會議上，柯慶施成了頭號標兵，是批判反冒進的代表，在這次會議上，以前提反冒進的領導們也都一一做了檢討。
周恩來、劉少奇也做了檢討。
就是在這個會上，教員一口一個“柯老”，把柯慶施捧上了天。
等到陳雲匯報的時候，底氣十足的柯慶施，講話十分硬氣，當著教員的麵直接批評陳雲：“對下麵卡得過死。”
柯慶施的底氣確實足，在南寧會議上，教員有讓柯慶施取代周總理設想的。
當時，周總理並沒有直接表態，如果在會上直接提出辭職，就不是辭職了，而是進一步抵抗了。
南寧會議上，教員直接拿柯慶施的文章指著周總理談的那番話，給周恩來造成了很大的壓力。
周恩來的經濟秘書顧明回憶說：會議期間“幾乎每個晚上，先念、一波等都聚在總理那裏討論到夜裏二三點，商議怎麽檢討等等。那時，會議的形勢很緊張。”
在南寧會議之後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曾委婉地提出來說：請考慮自己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
當時出席會議的大部分人，都出言挽留周恩來繼續擔任總理。
最後鄧小平擬了個會議紀要：會議認為周恩來“應該繼續擔任現任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並把這個紀要報送給了教員。
但此後，周恩來就很少發表意見了。
09
其實到這一步，大躍進已經不可阻擋了。
領導層意見統一了，都認為反反冒進是錯誤的，那自然要搞更大的冒進。
而大躍進期間“全民大辦鋼鐵”的高指標，跟柯慶施多少也有點關係。
1958年6月，柯慶施主持了一次華東協作區會議，規劃1959年華東5省市（不包括山東）鋼的生產能力達到800萬噸。
1957年全國的鋼產量也才535萬噸，結果柯慶施一個大區就製定了800萬噸的目標。
這就說明柯慶施這個時候的腦袋已經不是熱不熱的問題了，而是燙不燙的問題了。
要知道，如果不算山東，華東地區的煤、鐵資源其實不多，一個資源不多的大區都定了這麽高的目標，那其他資源豐富的大區豈不是要製定更高的指標？
柯慶施也不是傻子，他知道這個數字誇張，隻是為符合當下的形勢喊出來的。教員也知道。
但他把實際工作搞成了喊口號，這就是柯慶施的不對了。
對於這個誇張的數字，教員知道是辦不到的。
所以盡管在武漢召開的政治局常委和協作區主任會議上，教員誇讚柯慶施“幹勁衝天”，但最後也隻把鋼產量調整為1070萬噸。
1959年7月，在廬山會議上，教員談到這個1070萬噸鋼的高指標說：“第一個負責人的是我。”
他對在座的柯慶施說：“至於柯老，你那個發明權怎麽辦？”
柯慶施回答道：“我也有責任。”
教員說：“可不可以這樣講，你也有責任。但是，你是不是比我輕一點啊？因為你那隻是意識形態。我雖然沒有你那個氣魄，你一個協作區一年要搞800萬噸，我全國隻搞1070萬噸。”（《柯慶施：值得研究的曆史人物》錢江）
教員這裏提到的發明權，也就是指誰提出來的，教員說自己有責任，是指推廣權。
薄一波在回憶錄中明確指出：“毛主席這些話清楚地表麵，是柯慶施同誌促使他創下這個亂子。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們把柯稱為‘土法煉鋼的幹將之一’，這不是沒有來由的。”
但教員依然是比較愛護信任柯慶施的，並沒有怎麽樣他，對照張聞天跟彭老總的遭遇，就能說明這個問題，
柯慶施對土法煉鋼確實很上心，他不是隻說不幹。
他是真的有這股熱情的，是打心底裏認可教員觀點的。
據以前在上海市委機關工作的馬達回憶，柯慶施在上海市委辦公樓北麵的空地上，修建一座小土高爐，機關幹部每天分三班勞動。
沒有鐵如何煉鋼？
柯慶施說，城裏到處有鐵門，不是現成的鐵料嗎？
每戶人家廢銅爛鐵也不少呀，於是大家紛紛把鐵鍋上交，鐵門、鐵窗也都拆下來煉鋼。
10
我們現在看這些現象，自然覺得荒唐。
可各位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為啥一輩子理智冷靜的教員，卻在建國後出現了一些激進的做法？
因為老人家很著急，國際上的形勢幾乎是一日一變，壓力是撲麵而來。
結果這個時候，啥家底都沒有，隻能幹著急。
手裏沒東西，很多事你就幹不成。
用教員的話講就是：“手中沒得一把米，叫雞都不來，何況我們這樣一個大國！”
1956年的波匈事件，讓教員意識到，已經取得了政權還有可能再次失去，而且是在短時間內失去。
你要是沒點實力，不搞點東西出來，人家隨隨便便就能把你弄得雞飛狗跳。
1958年，蘇聯要在中國建長波電台，要幹涉我們的主權，這個能答應嗎？
肯定不能答應。
隨後中蘇交惡，蘇聯專家都撤走了，蘇聯人，美國人都等著看中國人的笑話。
毛主席的性子是很剛強的。
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毛主席的那股勁最後不僅感染了整個領導層，也帶動了全國人。
當時，中國上下都憋著一股勁，非要幹出點成績來，不吃饅頭也要爭口氣。
用鄧小平的話講，“‘大躍進’，毛澤東同誌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誌、周恩來同誌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誌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隻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
“我們頭腦也熱，在座的老同誌恐怕頭腦熱的也不少。這些問題不是一個人的問題。我們應該承認，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的。”
可見，把大躍進的鍋甩給柯慶施一個人，是不正確的，隻是說柯慶施當時屬於頭腦發燙的那一批。
但大躍進期間，各種指標定的這麽高，嚴重脫離實際，柯慶施是要擔一定責任的。
教員那個時候的位置和威望都太高了，下麵也確實有一批人整天琢磨他是如何想的。
一旦確認了教員的想法，很多人就會送上教員想要的數據和材料，主動迎合教員的想法。
當領袖也是很苦惱的，人人都圍繞他的權力轉。
更別說，當時教員已經在大部分幹部心中留下了，一貫正確的印象，服從幾乎成為了本能。
但當一個人太過急迫想幹成一件事的時候，就會出現漏洞，思慮就很難周全。
此時，危險就出現了。
這就叫，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失其身。
幾事不密則成害。
11
柯慶施頭上還有個罵名，說他是搞個人崇拜的有力推動者之一。
這個是事實，沒有冤枉他。
柯慶施曾在多個公開場合說過，“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而且他也是大搞個人崇拜的源頭之一。
這是柯慶施內心精神世界最真實的寫照，同時，也反映了一個時代的特征。
柯慶施這個人很值得研究，他絕非那種溜須拍馬、不學無術的人，也不是高高在上官僚型的高官。
事實上，柯慶施工作能力非常出色，哪怕是走路他都想著工作，自己也非常廉潔，嚴於律己，做事也擅於分析和判斷。
他的愛好，也就是偶爾喝一點老酒，吃一點花生米，但誰知最後卻因為這個愛好引發了並發症，死於急性出血胰腺炎。
柯慶施每天到辦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看報，了解上海的大小事，晚上在家學習看書，批閱人民來信。
晚飯後，他經常叫下屬陪他一起散步，同時談論交待一些事情。
比如，“我看到人民來信說豬肉漲價，你到菜市場去看過嗎？”、“蘇聯出版的政治經濟學的書，哪個版本寫得好一些？”等等。（馬達《我了解的柯慶施》）
柯慶施的座右銘是：“堅定的革命意誌，頑強的戰鬥精神，火熱的革命熱情，嚴格的科學態度。”
他一輩子也就是這麽做的。
如果從為人、能力來看，柯慶施無疑是個好官，也是一個有信仰的好同誌。
但他身上有一種矛盾感，在一個場景下以極“左”麵目出現，在另一個場景下就是一個堅持黨性原則實事求是的好同誌。
而他身上的這種矛盾感，也是那個時代很多人的縮影。
對於曆史上的發生的一些錯誤，以及曆史事件中的人物，總是糾結於誰是好人，誰是壞人，誰是牆頭草，沒有多大意義。
沒有完美的人，也沒有不會犯錯誤的人。
1961年，柯慶施對自己有一番評述，說得很好：
“我是官做大了，牛當馬騎，問題可大了。官做大了事情就多起來，不能把問題按輕重緩急處理好。官做大了，就有點官架子。官架子大了，就下不去了。
要衝破環境，打垮架子！”
有人說，柯慶施如果不是病逝的早，那就是五人幫了。
我不認同這個說法，跟柯慶施經曆差不多的陶鑄，就是很好的例子。
隻要陶鑄願意，他完全有可能成為第五人，但當他認識到問題的實質後，毅然決然選擇堅持黨性，隨即就被打倒了。
當然，曆史不容假設，人也不能變成神，是人就會有種種問題，就會犯錯。
我們也不要把曆史人物抬得那麽高，那麽遠。
對待教員是如此，對待柯慶施也是如此。
偉人不是因為距離人民太遠太高才成為偉人。
毛主席是融入人民當中後，才成了偉人。
“一個普通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