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運動與“抗美援朝”（5）
詭異多變的東北增產節約運動
朝鮮戰爭爆發後，東北因毗鄰北朝鮮，中共東北局受中央委托擔負起了朝鮮戰場後方基地和物資供應基地的重任。當時國家財政極端困難，“巧媳婦難為無米之炊”，東北局這個角色並不好當，財政上、經濟上的壓力特別沉重。據張思銓《高崗》一書說：朝鮮戰爭爆發後，東北地區不僅要承擔地方兵團的後勤供應，開赴朝鮮作戰的誌願軍供應亦由東北負擔，軍費支出占了東北財政支出的一半以上。時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長、東北軍區副政委的張秀山回憶說：“中國人民誌願軍入朝作戰後，由於東北地區擔負著支援抗美援朝戰爭的重任，財政、經濟顯得吃緊。周總理說：東北有什麽困難，中央全力幫助解決。但是，這是全國剛剛解放不久，有些地方還在進行剿匪，經濟也很困難，我們決定從自身挖潛著手，以減輕中央的壓力。”
自身潛力怎樣挖？就我見到的有關資料，從一九五一年三月到九月這半年時間中，以高崗為首的中共中央東北局先後發動了三個運動，涉及運動性質和對象的大變化也至少發生了至少兩次。這個過程，既反映了東北局尋找解決抗美援朝戰爭經費問題所經曆的道路曲折和艱辛；也讓人隱約地看到了“三反”“五反”運動所以發生的由來。下麵，我們就先來說說這三個運動的大概情形和兩次大變化的詭異之處。
這第一個運動是所謂“反對官僚主義”的運動。一九五一年三月一日，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高崗，在東北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議總結講話中突然提到反對“官僚主義”的問題。他說：“這裏所說的官僚主義，不是指一般的文牘主義、事務主義、而是指那些成天發號司令、擺架子、抖威風、不辦什麽好事的人。我們有些人從舊社會剛轉到新社會，新的習慣不熟悉，往往以舊習慣辦事，沾染了舊社會的壞作風，甚至被其腐蝕、溶化。這是很危險的。對於這些人，要告訴他們去掉這些肮髒東西，要號召幹部堅決和這種現象作鬥爭，肅清這些壞現象。”（《高崗傳》P226）
高崗剛在講話中嚴詞批評的那些 “從舊社會剛轉到新社會”、“沾染了舊社會的壞作風”的人，指的是誰？凡了解一點當時曆史的人都明白，指的是那些被中共留用的舊政權人員，而不是參加“革命”多年的黨員幹部。雖然，在黨員幹部中也不乏有喜歡“擺架子、抖威風”的人。
反“官僚主義”怎樣一個反法？是單純的在思想、作風上進行批判嗎？當然沒有那些簡單。因為緊接著在三月十日，東北人民政府就下發了一個《關於進一步貫徹整編問題的通知》。《通知》說：要“按照精幹合理的原則來確定編製：凡不適合工作現狀的機構，應一律堅決撤銷、合並，減少層次，減少手續，改進作風，克服官僚主義、文牘主義，以提高工作效率，密切聯係群眾，完成鞏固國防發展經濟的巨大任務。”（洪承華、郭秀芝等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體製沿革大事記》P40。）
對於《通知》說的“按照精幹合理的原則來確定編製”，凡熟悉中共語言的人也都知道，這不過是“精兵簡政”的另一種說法。而所謂“精兵簡政”，又常常是清洗或淘汰人員的體麵理由。這兩件事一前一後配合得這麽緊密，不難猜測，這次高崗“反官僚主義”和“精簡”的對象，應該主要就是那批“留用人員”。高崗是想用減少政府工作人員以縮減政府財政支出的辦法，把省下來的錢用於“抗美援朝”戰爭。難得的是這個《通知》說得也很坦白，說這次“整編”的目的就是為了“完成鞏固國防發展經濟的巨大任務”。
為了支援“抗美援朝”戰爭，自身“挖潛”節約政府開支，精簡一些不合格的政府工作人員，不能說不對。可為什麽高崗要將目光瞄準那些“留用人員”呢？這個問題其實不難解答。原因有二：第一，正如前麵《陳雲傳》和《李先念傳》所說的那樣，隨著“解放”事業的不斷推進，中共接收的城市以及工廠、礦山、鐵路交通、水電供應、商店、醫院、學校等各色機構越來越多，這些都需要專門人才去管理。中共過去大多處在農村，缺乏這方麵的人才，因此不得不要留用一批舊政權的人來協助管理。這批人總數有多少我不清楚，但從上海一個市就有十五萬留用人員這一點來看，說全國有一、二百萬並不奇怪。中共留用這些人雖是工作需要，但支付給他們的工資對中共來說確實也是一個不輕的負擔。第二，因為這批人原來都是屬於敵對政權的，在許多中共老黨員幹部看來差不多是“非我族類”。人難免有親疏之分，現在因為財政困難想以精簡人員來“節流”，自然首先會想到精簡這批人。在當時，中共黨內類似高崗想法的人很多，他們認為“養”這批人員是給自己製造了一個“大包袱”，如果甩掉這個“包袱”，政府財政立刻就可輕鬆許多。《陳雲傳》中就說到：“各部門、各機關的高級幹部對目前的財政困難和解決辦法不甚了解。例如……軍隊幹部則因前線生活常難得到保證而埋怨，說：‘既很窮，為什麽養九百多萬人’。”（《陳雲傳》P667-668。）雖然，這九百多萬人不全是留用人員，但說這些話的人其矛頭所指是十分清楚的。
這樣的想法其實毛澤東也有過。一九四九年七月，原兼任華東局第一書記的鄧小平在準備率軍進軍大西南之前，在北京的政治局會議上向中央反映上海的情況：“煤糧兩荒。接收舊人員十五萬，工廠原料缺，運輸貴，開廠難，學校多，稅收少，開支大，被迫大發行。農村全部以物換物，或成光洋市場。”為此，毛澤東在七月二十一日給華東局的電報中告訴饒漱石、陳毅：“上海問題須從農村、精簡、疏散三方麵著手才能解決。”（《陳雲傳》P619、621。）毛澤東的電報中沒有明說“精簡”要精簡哪些部門、哪些人？“疏散”又疏散哪些人？但以當時黨內的輿情猜度，精簡、疏散的對象恐怕不會漏掉這些舊政權的留用人員。所以，高崗有這樣的想法並不奇怪。
那麽“精簡”留用人員對減少政府開支，有沒有起到有效的作用呢？對這個問題，因為我沒有見過任何有關信息，所以並不清楚；但我想作用恐怕不會很大。因為當年留用的這些舊政權人員，並不真如現在有人想象的那樣是大包大攬地“包下來”，而都是要經過挑選審核的。簡單來說，那些被留下的人，都是被認為對開展工作有利、需要留甚至必須留的，而且政治上沒有太大問題的人，所以即使“精簡”，也不能將他們全部精簡掉。這樣，靠精簡人員減少財政支出來解決朝鮮戰爭經費不足的困難，效果就十分有限。
也許是這個原因，因此到了五月，東北局就又發動了一個名曰“增產節約運動”的新運動。如果我們將前麵的“反對官僚主義”運動理解為“節流”運動，那麽這個新運動是既“節流”又“開源”，而且重點是“開源”。據張秀山說，由於東北的工業基礎相對雄厚，東北局將挖潛的重點定在工業係統。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東北局在沈陽召開城市工作會議，出席會議的對象是東北人民政府和各省市負責工業生產的黨政領導人，工會、青年團的負責幹部，以及重要工礦企業的黨委書記、經理、廠長、工會主席等，共三百八十二人。會議開了十六天，最後會議提出了“為增產節約五百萬噸糧食的財富而奮鬥”的任務。會議結束後，增產節約運動就在全東北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當時，不單是東北的報紙，就是《人民日報》也發了好多文章，說東北的增產節約運動取得了巨大成績。
然而，詭異的是這個“取得很大成績”的增產節約運動開展還不滿三個月，到八月三十一日情況就起了變化。這一天高崗在東北局直屬機關幹部會議上做了一個題為《反對貪汙腐化、反對官僚主義》的報告。他說：由於“在這場群眾積極性很高的增產節約運動中，也發現了少數共產黨員、領導幹部和公職人員有貪汙腐敗行為。”“因此，中共中央東北局決定將已經開展的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與反對貪汙腐化的鬥爭結合起來，在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同時，開展一場反對貪汙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高崗指出：要“在所有機關中，無一例外地展開一個群眾性的反對貪汙蛻化、反對官僚主義的運動。”
因為發現有人貪汙腐敗，因此需要發動新的運動予以打擊，道理上也是說得通的。但是這個新發動的運動，與正在開展的增產節約運動，兩者的關係怎樣擺呢？是齊頭並進還是以某一運動為主？這個要在“所有機關中，無一例外地開展”的群眾性運動，會不會衝擊到增產節約運動？這不能不引起有關人員的擔憂。盡管中共後來對這一點進行了辯解，十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發表社論《向貪汙行為作堅決鬥爭》，說“東北地區反貪汙蛻化、反官僚主義鬥爭的經驗證明，增產節約運動的最大敵人，是貪汙浪費和官僚主義。如果貪汙浪費現象不能肅清，不但會斷送一些幹部的前途，而且會妨礙資金的積累，妨礙新民主主義製度的鞏固。因此，全國各地都應該迅速行動起來，展開一個堅決反對貪汙的鬥爭，來徹底消滅一切貪汙現象。”但是，麵對“增加生產，厲行節約，以支持中國人民誌願軍”這個“中國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務”，究竟是繼續以增產節約運動為主，還是以“反貪汙浪費和官僚主義”為主，在實踐上要處好兩者的關係並不容易。毛澤東曾有一個“彈鋼琴”說，要求幹部們能像彈鋼琴一樣同時處理好若幹件工作。但後來據我多年工作的觀察，發現會“彈鋼琴”的幹部其實並不多。因為在幾個運動同時進行時，總要以某個運動為主。不分主次，可能哪一個運動也抓不好。如打仗一樣，兵力太過分散，往往每個仗都打不好。而從《人民日報》社論特地為這個問題做解釋，也可看出它其實已經引起了人們的困惑。
再有，從高崗的報告看，既然在增產節約運動中發現犯有貪汙腐化行為的黨員幹部僅是“少數”，那麽這個相對的“多數”顯然就不是中共的黨員幹部而是別的人了。在此之前，高崗不是已經發動過一個針對留用人員的“反官僚主義”運動了嗎？當初正是因為這個“反官僚主義”運動對“節流”作用不大，才又發動“增產節約運動”的，怎麽現在兜兜轉轉又轉回了這條主要針對留用人員的“節流”老路？所不同的是上次用了“反對官僚主義”的名目，而這次增加了一個“反貪汙腐化”的名目。人們不禁要懷疑，是不是這個增產節約運動也不行，也無法取得預期的效果？否則何以又要重走老路呢？這是我對東北運動的變化感到詭異的第一個地方。
東北的增產節約運動究竟取得了怎樣的成績？關於這個問題，就我見到的一些著作，覺得張思銓所著的《高崗》是唯一說得比較詳細、且有具體數字的一本。其第二十章《發動增產節約和三反運動》說：到（一九五一年）十月，東北全區已經取得增產節約一千萬噸糧食價值的成績。到年底，增產節約完成了一千六百萬噸糧食價值的財富。一九五二年五月初，高崗又在東北一級機關、各省市及廠礦幹部大會上提出增產節約八百萬噸糧食財富的要求。結果一九五二年全年增產節約又取得了一千六百二十萬噸糧食價值的財富。一九五一年十月下旬，政務院副總理陳雲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作財政報告，引用了東北已取得增產節約一千萬噸糧食成績的說法：“東北地區今年單從經濟方麵提倡節約和增產，就創造一千萬噸糧食的價值。如果我們從全國範圍的一切方麵都實行節約，就可以找出大批的錢，用到經濟建設投資和國防建設上去。”
《高崗》一書說東北地區的增產節約運動到一九五一年底就取得了相當於一千六百萬噸糧食的財富，那麽一千六百萬噸糧食是一個怎樣的概念呢？高崗在一九五二年五月提出再增產節約八百萬噸糧食的財富要求時曾這樣說：“八百萬噸糧食，將近東北全體農民去年糧食總產的一半。”這些糧食“如果用於充實國防力量，則可以購買三千三百架戰鬥機，或者購買五千六百門大炮。”按照這個說法，則東北一九五一年全年增產節約取得的財富相等於東北全區農民一年糧食的總產量。用這筆財富購買飛機，可購六千六百架，用來購買大炮，可以購買一萬一千二百門。這是何等巨大的成績啊！
而一千六百萬噸糧食的價值又是多少錢呢？以當時陳雲、薄一波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向中央的財經報告中提供的糧食價格，一斤大米人民幣一千元（舊幣，即新幣一角）計算，這些糧食的總價值達到三十二萬億元（舊幣，合新幣三十二億元）。朝鮮戰爭結束後，中共解放軍少將銜軍史專家徐焰在《毛澤東與抗美援朝》一書中說：“中國在戰爭中消耗的直接戰費為人民幣六十二億元（新幣，下同）。”如果這些數字都可信，那麽東北一九五一年的增產節約運動（六月初開始增產節約運動，所以實際上隻有半年時間。）就掙回了整個抗美援朝戰爭一半的戰費。假如全國都學習東北開展了增產節約運動，則其成果至少要翻上幾番，那豈不是全國隻要開展一年的增產節約運動，就夠打幾場朝鮮戰爭了？！若真是這樣，所有戰費不足以及多年來一直困擾中共的財政困難豈不皆可迎刃而解、一掃而空？然而，巨大到這樣程度的成績，我們能相信嗎？
二〇一三年《中國延安幹部學院學報》第五期刊登安徽師範大學教授王先俊一篇文章：《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增產節約和反浪費運動》，其中透露的數字徹底地否定了當年中共的公開報道。文章說：“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央財經委員會向中央報告了全國增產節約運動開展情況。報告指出：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增產節約總值達三十一點七億元，其中增產總值十一點六億元，生產和基本建設降低成本節約十三點七億元，流動資金節約六點四億元。”也就是說，全國經過五一、五二差不多兩年的增產節約運動，收獲的成績還不及高崗吹噓的五一年東北一區的成績。其中去除了“節約”出來的資金，增產出來的價值隻有十一點六億元。王先俊提供的數字，是到目前為止我見到的比較實在的數字。但說心裏話，我對王先生的數字也並不完全相信。因為中共弄虛作假的本領太大了，弄虛作假的現象太普遍了，任何一個學問研究者如果不能完全擁有可靠的第一手資料，則其研究成果都如冰雕之花，乍看晶瑩剔透，漂亮得很，但一遇常溫就會融化掉。
現在將討論回到解決抗美援朝軍費開支的問題上。我們將以前麵分析過的至少超過百億人民幣的戰費，再來對照增產節約運動的成果，問題就很清楚了：增產節約運動除了節約的部分，真正增產的部分隻有十一點六億元人民幣。而且這還是全國的、統計到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底的成果；若僅東北一區一九五一年的成果，估計最多數億元而已。這離當時急需大筆戰爭經費的要求，說是杯水車薪，一點也不過份。東北的工業當時在全國是最發達的，農業生產也很先進，而且是屬於“老解放區”，生產相對穩定，但東北的增產節約運動也搞不出多少“油水”來，則其他地方能搞出的“油水”更不會多。所以，經過二三個月的“實踐”後，高崗心中應該已經十分清楚，身在北京的毛澤東也很清楚：靠增產節約運動也解決不了迫在眼前的經濟危機。在此，我也請諸位記得：在五一年七月那個時候，中央主管經濟的陳雲和薄一波曾向中央提出過一個警告，說如果財政收支嚴重不平的現狀再繼續下去，到五二年三月“物價平衡就保持不住”。所以形勢很清楚，真要解決抗美援朝戰費的問題，還得另找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