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運動與“抗美援朝”（2）
中共建政初期的財政窘況
朝鮮戰爭爆發時，中共的財政狀況如何？一言以蔽之：入不敷出，赤字嚴重，物價飛漲，極端困難。
中共編撰出版的《李先念傳》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國家財政經濟麵臨著相當嚴重的困難。全國解放戰爭最後勝利推進，軍費開支急劇增加，大批新增的國家軍政公教人員和人民政權接收下來的九百萬舊人員需要供給，重點工礦企業和交通運輸業需要恢複重建，全國重點災區的七百萬災民、城市中的四百萬失業人員急需救濟，這一切都需要巨大的財政支出。” （《李先念傳 1949—1992》P124，《李先念傳》編寫組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下麵凡引自該書的文字，僅注《李先念傳》和頁數。）《陳雲傳》也說：“那時候（按：指一九四九年六月），解放戰爭還在廣大的南方和西南地區進行，作戰費用、六百多萬脫產人員的費用，以及包下國民黨舊人員的費用，很大部分需要依靠發行鈔票來解決。這是在形勢勝利發展中的困難。但在這種情況下，全國不能不麵對如何穩定金融物價、克服財政經濟嚴重困難的問題。”（《陳雲傳》P61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下麵凡引自該書的文字，僅注《陳雲傳》和頁數。）陳雲和李先念是中共建政後最主要的兩位財經領導人，他們的傳記中都這樣說，可知當年的財政困難確實是非常嚴重的。那麽，中共是用什麽樣的方法來應付這些困難的呢？概括來說，狂印鈔票、大量增稅和發行公債是“五反”運動前解決財政危機的三大法寶。
一，狂印鈔票
從現有資料看，在一九四九年，中共解決財政赤字的手段主要是靠增發貨幣。據當時擔任中央財政經濟部秘書長的薛暮橋在其《回憶錄》中說：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北平解放，他也進了北平。周恩來命他“先去見南漢宸，協助清查印鈔票所需要的凹版機和紙張，計算印刷能力；同時按他的指示去見已先到北平的陳雲同誌和董必武同誌，請示貨幣發行方針。董老偏重穩定物價，按每月上升百分之十計算。陳雲同誌說：‘貨幣發行方針應當首先保證解放戰爭的需要，其次才是穩定物價。三大戰役勝利後，戰爭將向全國展開，軍費開支浩大，物價應按每月上漲百分之二十計算，甚至有可能達到百分之三十。’為什麽要首先討論這個問題，因為這關係到人民幣的印刷計劃。當時人民幣的最大麵額已為五十元和一百元，按陳雲同誌的方針就應當準備印刷五百和一千元的人民幣，否則就不可能滿足需要。” 《李先念傳》說：“在新中國成立時……為了彌補財政赤字，穩定金融，應付支出，中央人民政府不得不增發人民幣。兩個月內，人民幣的發行量翻了兩番。”（《李先念傳 》P124。）
大量發行鈔票的必然後果就是貨幣嚴重貶值，物價騰漲。人民幣始發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最早發行的人民幣麵額為：一元、五元、十元、二十元、五十元、一百元幾種。但不久到一九四九年三月便就有麵額二百元的人民幣問世。到一九五〇年一月，人民幣麵額最大的達到五千和一萬元。即在差不多一年多一點的時間內，最高額的人民幣幣值擴大了一百倍。銀行發行大麵值的紙幣無非是為了適應市場需要。而市場需要又無非是兩種可能，一種是經濟蓬勃發展，貨幣流通量加大，需要大麵額的錢幣；另一種是貨幣嚴重貶值，物價騰漲，小麵額的紙幣已不能適應市場要求。中共在此時發行大麵額的人民幣，原因當然是後一種而不是前一種，與國民黨政府後期的情形一樣。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國人民銀行又發行了五萬元麵額的鈔票。鈔票麵額太大了，計算不便，因此中共不得不著手重新發行一套新鈔，並在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推出，將以前發行的鈔票稱為“舊幣”作廢。舊幣與新幣的兌換率是舊幣一萬元兌新幣一元。這個兌換率所反映的事實就是：從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發行人民幣以來，到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在六年四個月時間中，人民幣貶值了一萬倍。期間人民幣貶值幅度最厲害的發生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三月以前。這個貶值幅度，相較於國民黨政府發行的金圓券，從發行到停止流通，貶值超過二萬倍，實在可稱“難兄難弟”。記得我小時候看中共辦的展覽會，說國民黨統治時期政治腐敗，金圓券瘋狂貶值，物價飛漲，民不聊生，“賣一頭牛的錢，過幾天隻能買回幾盒火柴”。實在中共那時候的情況比之國民黨也不枉多讓，“五十步與百步之差”而已。
因為狂印鈔票，一個必然的後果就是貨幣貶值，物價飛漲。從一九四九年五月起，半年多一點時間中就發生過四次全國性的物價暴漲。對於這四次漲風，過去中共一貫的說法是因不法商人投機造成。但是，近年來也有些出版物比較地說了一些真話。據中共官方編著的《上海通史》說，上海的第一次漲風發生在一九四九年六月。當時，中共用人民幣收兌了瘋狂貶值的國民政府的金圓券。因上海市民深受通貨膨脹之苦，對人民幣缺乏信任，拿到之後或急忙購買商品，或從銀元販子手中買進銀元保值。投機勢力乘機炒作，銀元價格一路飆升。“銀元黑市價格，袁頭從五月二十五日合人民幣四百元漲到六月八日合人民幣一千八百至二千元。銀元的暴漲，帶動物價上揚，從上海解放（按：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到六月九日，物價上漲百分之二百四十七，大多數上海市民特別是工薪階層蒙受了損失”。“從上海解放到六月上旬，一般物價上漲百分之二百七十左右，平均每天漲百分之十點九。”（熊月之主編《上海通史》第十二卷《當代經濟》P34、35，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九月第一版。）
當時全國發生銀元暴漲的城市不僅僅是上海一個。《李先念傳》說：“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初，武漢市物價兩次陡漲，各種商品物價特別是銀元價格扶搖直上。如以五月二十三日物價指數為一百，六月十七日則為四百八十四，上漲近四倍，銀元上漲則近五倍；從五月下旬至六月中旬，大米上漲了五倍多，布匹上漲了四倍多。”（《李先念傳 》P125。）六月十日，中共用一個營的兵力包圍銀元交易的中心上海證券交易所大樓，逮捕了二百多名交易商，並圍捕街頭的銀元販子，嚴禁民間私自賣買金銀外幣，才把這次風潮壓了下去。
中共把第一次物價暴漲的原因歸咎於投機商人，這是倒末為本。投機商人固然助長了漲風，但真正原因是人民之不信任人民幣而信銀元、信商品。而人民不信任人民幣的根本原因是人民幣也因大量發行而在迅速貶值，是濫印鈔票引起物價瘋漲，從而造成人民寧信銀元而不信人民幣的。否則，若人民幣幣值穩定，人民信心自會建立，而銀元販子也無從炒作。因此，依靠暴力隻能將通貨膨脹的勢頭暫時地抑製一下。
由於物價上漲的根本原因，即濫印鈔票這個“病灶”並沒有去除，因此十多天後第二次物價漲風又起。這次帶頭上漲的商品從銀元換成了糧食。原因很好解釋：既然存銀元要被抓，那麽就存糧食吧！畢竟民以食為天嘛，存糧也能保值。因為糧食供不應求，從六月中旬到七月底，一個半月內米價上漲了百分之三百三十八。《上海通史》說“這次漲風的原因，首先是物資與貨幣數量的關係問題。人民解放戰爭正在進行，前方有幾百萬大軍在南進，軍費開支的龐大是可想而知的，後方還有政府開支，增發貨幣在所難免。到一九四九年七月底為止，人民幣的發行總額為二千八百億元，其中大部分是在五、六、七三個月發行的，上海是人民幣流通的主要區域之一，物價受到發行影響而上漲。”（《上海通史》第十二卷《當代經濟》P36。） 所謂“物資與貨幣數量的關係問題”，說白了就是人民幣發行量大大超過了物資供應量。
第三次漲風發生在十月到十一月。這次漲風“滬津先導，華中，西北跟進，全國幣值大跌，物價猛漲，是解放後最嚴重的一次。”中共主管經濟的陳雲承認：“此次物價上漲，除部分地區有特殊原因（如上海棉花貴，棉紗銷售快，華北災區及棉產區糧貴等等）外，根本原因則在紙幣發行的大量增加。七月底為二千八百億元，九月底為八千一百億元，十月底為一萬一千億元，到今天（十一月十三日）為止為一萬六千億元，發行增加近五倍，致使幣值大跌，物價猛漲。”（《陳雲文選 1949-1956》P29，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四年版。）三個半月內人民幣發行量增加了五倍，幣值焉能不大跌？物價焉能不猛漲？
第四次漲風發生在一九五〇年一月到二月。其中糧價上漲尤為突出。“中白粳米每石價格，一九四九年最後一天為十三萬元，一九五〇年一月三十一日為二十四萬元，漲百分之八十四點六。”《上海通史》說：“這次漲風的原因，首先仍然是人民幣發行增加問題。由於存在巨額財政赤字，政府不得不增發人民幣，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底發行總額為一萬八千九百億元，十二月增發一萬億元，到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二日，發行總額為四萬一千億元。”也就是說，在不到二個月時間內，貨幣發行量增加了一倍多，貨幣貶值超過了百分之五十以上。“這不能不影響到全國物價水平。”（《上海通史》第十二卷《當代經濟》P40。）
所以，以上四次物價瘋漲的主要原因都是由人民幣大量發行引起的。根據中共自己公布的資料計算：一九四九年七月底發行人民幣總額為二千八百億元，其中大部分是在五、六、七三個月發行的，則五月以前的人民幣總發行量還不到一千四百億元。可是到了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幣發行量達到四萬一千億。即是說：在九個月不到的時間中，人民幣的發行量擴大了三十四點五倍以上，一元人民幣的購買力，經過九個月隻剩下三分錢還不到。中共如此狂印鈔票，人民幣何能不瘋狂貶值，物價焉能不瘋狂上漲？
宋雲彬先生著有《冷眼紅塵》一書（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是他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日記，內中對一九四九年和五十年代初的物價記錄甚詳。今我將書中在那段時間內反複出現的同一商品價格摘錄下來，做一比較，或可令我們對當時物價飛漲的情形有一比較感性的認識。
小米：
1949年7月15日：“理發師朱君好談論，為餘言，彼每月可得小米三百斤，每月在北京飯店吃大灶兩餐。”
1949年8月5日：“今日補發七月份全部薪水。小米一千零四十斤，以每斤八十八元折算，九萬一千五百元，視市價每斤一百二三十元，相差甚遠。”
1949年8月16日：“會中發本月上半月薪水，小米五百二十斤，每斤一百七十三元。”1950年1月5日：“阿莊來信昨日發薪（一月上半月），計小米五百二十斤，以每斤人民幣八百二十六元折合”。
1950年1月19日：“下午領到本月份下半月之薪水，仍照原額發，計小米五百二十斤，每斤以八百四十元計”。
1950年2月11日：“因過舊曆新年，向局方借米二百五十斤，以每斤一千二百十二元折合人民券”。
1950年2月23日：“今日補領二月份下半月餘薪小米二百七十斤，評定米價一四六五元”。
1950年3月4日：“今日發薪，葉蠖生代為送來。評定米價每斤一五五六元”。
1950年3月20日：“局中發三月下半月薪，評定米價一千五百四十四元”。
1950年8月4日：“近來小米跌價，豬肉、白糖及其他日用品皆漲，每月收入不敷支出矣。”
以上小米價，從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每斤八十八元，到一九五〇年三月四日每斤一千五百五十六元，七個月中上漲了十七點五倍。而且這還是中共政府發給工作人員的官定糧價，與市價還有一段差距。
洗澡：
1950年1月15日：“赴鬆風園洗澡，費四千元。”
1950年1月29日：“赴鬆風園洗澡，費六千元。”
1950年2月12日：“赴鬆風園洗澡，費七千元。”
1950年2月26日：“赴鬆風園洗澡，費一萬一千元。”
1950年3月12日：“洗澡，費萬五千元。買五洲白酒一瓶，一萬九千元。”
兩個月不到，洗澡費貴了近四倍。
理發：
1949年5月12日：理發一百十元，上次隻六十元。
煙絲：
1949年7月31日：赴安東市場買煙絲三匣，十天前每匣一百元，今已漲至二百二十元矣。
又宋雲彬一九四九年三月六日的日記雲：“今日以十元港幣換得北海幣四萬八千元。北海幣一百元值人民幣一元。”三月九日的日記雲：“居停主人（姓高，名富順）送來雞子八枚，情意甚殷，未便堅卻，遂受之，與尊棋（按：劉尊棋，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代表，時任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副局長、英文《人民中國》總編輯。）謀，封北海幣二千元，封麵書《賀儀》二字，並署餘等二人姓名，置一肥皂缸中，藉作答謝。”禮尚往來，禮物的價值一般相差不會太大。若按日記中提供的信息換算，二千北海幣等於人民幣二十元，一枚雞蛋的市價大約在二點五元人民幣左右。而據我記憶，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上半葉，當時我們小鎮上的雞蛋價格，夏天一般在三百元、四百元一枚，冬天四百元、五百元一枚（以上價格均為人民幣舊幣，即一九五五年後新幣的三分、四分、五分），則數年間雞蛋的價格也上漲了一百多倍。
宋雲彬是參加全國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的民主人士，其時在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任教科書編審委員會委員，建國後任國家出版總署編審局編輯、處長，人民教育出版社編輯、副總編輯。他的工資（不計稿酬）是普通工薪階層理發員朱君的三倍半，而且他們發的是按小米市價折算的工資，物價漲，他們的貨幣收入也漲。但由於他的工資是半個月一發的，按小米市價折算的工資仍追不上物價幾乎天天上漲的速度，所以他也在叫：“每月收入不敷支出矣。”相對而言，不按小米折算工薪的普通低收入百姓，他們受害的程度應該要更深一些。而一般的工商業者也是如此。因為工商業者無論是按預接訂單的價格生產，還是用商品出售後回籠的貨幣再去補充商品進行第二輪的銷售，所得利潤往往還抵不上通貨膨脹的損失。
總而言之，中共用狂印鈔票的辦法來應付財政赤字，所費隻是微不足道的紙張、油墨和一些人工而已。而這些貨幣投入市場以後，引起通貨膨脹，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卻是要由廣大老百姓來承擔的。這個事實，中共自己是心知肚明的。所謂“投機商人”造成物價飛漲，貨幣貶值的說法，隻是用來推卸責任和欺騙老百姓的。一九五〇年二月一日，陳雲在其起草的《財經旬報》中承認：“自人民幣發行以來，到目前為止，共發四萬一千億元。每月發行的新鈔票，依當時的物價計算，總值是二百一十四億斤小米。這四萬一千億元鈔票，因為貶值，現在隻值四十九億斤小米。即是說，通貨貶值中，人民損失了一百六十五億斤小米，等於抗戰前銀洋八億二千五百萬元。為時隻有一年即損失這麽多，是一個極大的數字。這是人民生活水平降低的一個具體材料。這樣下去，人民將很難支持。”（《陳雲傳》P656-6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