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漁娘
我的家鄉地處太湖水係下遊，是名副其實的江南魚米之鄉。小鎮周圍河網密布，還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湖蕩，因此水產十分豐富。魚蝦蟹曆來是尋常人家的家常菜。在記憶中，我小時侯的鎮上有許多賣魚的地方，有的是專門的水產店，更多的是街邊的魚攤。魚攤有幾個比較固定的點，倒也不亂擺，多數是一個二個小竹籃或小水盆，裏邊放幾條魚，一堆蝦，都是極新鮮的，魚腮還在動，蝦還在跳。旁邊蹲一個漁民，見人走過就輕輕地問一聲“魚要哇？”等魚賣光了，就起身收攤走人。也有的搖著小漁船沿著貫穿小鎮的市河，一邊慢搖，一邊高聲叫喊：“魚要哇？賣魚唻！”有的不叫喊，而是用腳踏一塊木板敲擊船板，發出“咣、咣、咣”的聲音。這是漁船賣魚的記號。這種船上的魚，除了不值錢的小貓魚，都養在船頭活水艙裏，因此更鮮活。許多大嬸、大嫂在家聽見喊聲或“咣、咣”聲，就會走到河邊問：“有什麽魚？你把船搖過來一點讓我看看。”看中了什麽魚或蝦，接著就是與賣魚的講價錢。經過一輪討價還價最後成交，大嬸、大嫂滿意地拎著魚、蝦回家。那時候，漁民賣魚絕對也是小鎮的一道風景線。
這道風景線大約到了一九五六年以後就不見了。那時候政府對工商業、小手工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漁民也被組織起來成立了漁業合作社，所有漁獲都要交合作社統一售賣，不準漁民私賣。不過那時候鎮上居民要吃魚還不難。因為鎮上的水產店還不缺少魚供應。可是到了一九五八年我們縣劃歸上海市以後，市場上魚、蝦、蟹就慢慢少見了。據說市區有許多賓館、大飯店要我們縣供應水產，還定有任務。市有關機構還專門派人坐鎮幾個收魚的地點，規定漁民都要集中到這些地點上交每天的漁獲，然後由專車、專船送往上海市區。從這時起，我們這些魚米之鄉的居民才發覺竟然吃魚也難了。尤其是一些比較名貴的水產，如蟹季的螃蟹，中等以上大的河蝦，大條的青魚、草魚——這些都是做上海熏魚的材料，還有鱖魚、鱸魚、甲魚、黃鱔、鰻鱺，連麵也少見。但是，也從這個時候起，常常有一些漁民，多數是漁娘（當地人叫她們“網船娘子”），會帶一條、兩條魚偷偷來鎮上賣。據她們說是水產收購站的收購價實在太低，不夠生活，隻好偷賣幾條魚換錢去買油鹽醬醋。當然，若給收購站或市場管理的人發現那是要受罰的。所以這種交易一般很隱密，最好是熟客，雙方有默契，一、兩分鍾完成交易就迅速走人。
我親眼見到我母親向一個漁娘買魚，大約是在文革前一兩年。那時我剛參加工作不久，工作單位在縣城，而具體工作地點在離縣城二十多公裏的徐涇蟠龍。因為交通不太方便，常常一個月才回家一次。那是個冬天。那天我正回家休假在家。我母親平時不做家務就習慣搬個凳子坐在門口看街上的行人打發時間。我因休息在家無事做，於是也站在門內稍裏邊一點的地方陪母親看街景。這時有一個女人在街上從西走來，經過我家時向我母親望了一眼。想必母親也給了她一個眼色，她就如一陣風一樣“忽”地一下就閃進門來，倒是把我嚇了一跳。母親迅速站起身來，與那個女人走到屋子裏邊一點。那個女人就迅速解開大襟棉衣腋下的襻鈕，從胸前掏出一條半尺多長的鱖魚來。我十分驚奇，這麽一條魚放在衣服裏麵，難道她不怕腥也不怕髒麽？可母親好像見慣了，接過魚來看了一下，低聲問了價錢，又低聲還了一個價錢，那個女人默默點了一下頭，母親就去廚房先把魚放下了再去拿錢。趁這個機會我打量了一下這個漁娘。其實她年紀還不大，應該隻有三十多歲，但常年風吹日曬就顯得有些見老，粗看已有四十多歲。她麵色黧黑，唯有牙齒和眼白是白色的，蓬亂的頭發在腦後鬆鬆地編了一根辮子，身上的棉衣棉褲都已很破舊，也很肮髒，渾身一股魚腥味。那種大襟的棉襖，現在城鎮人隻有如我母親般有年紀的婦人還在穿。她大約覺察我在看她，就顯得有些局促，羞澀地朝我微微點了一頭，一對常年被野風吹得習慣了眯著看人的眼睛，不安地泛了一下，露出一絲無奈的神色。母親拿了錢來給她，她接過瞥了一眼，也沒有數，就撩起棉衣下擺把錢塞到裏襟的口袋中，再用手撫平了下擺，又輕輕按了一下口袋的地方，證實這錢確實放在口袋裏，就如釋重負地輕輕籲了一口氣。母親輕聲對她說下次有魚再拿來。她點了一下頭，然後走到門口左右張望了一下，就又如一陣風一樣迅速從門口消失了。
那天母親很高興，因為正巧買到了一條鱖魚給在外地工作休假回家的兒子吃。晚飯時，我品味著這久違了的紅燒鱖魚的美味，心裏卻快樂不起來，腦海裏滿是漁娘的身影以及她那無奈的眼神，空氣中也似乎仍然彌漫著一股濃濃的魚腥味。魚是漁民捕的，他們賣自己捕的魚本來是光明正大的事，現在卻弄得像做賊一樣。居民花錢買魚本來也是光明正大的事，現在也像收買賊贓似的見不得人。這中間究竟是誰錯了？錯在什麽地方？合作化，按大道理講，這是社會進步的必然措施；但這樣的“進步”是不是出於被“合作”者的意願？而這樣的合作又究竟對誰有利呢？
2020年6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