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複三晚年書信集2 -
曆史的沉思 —《神曲》默想
趙複三
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一、沒有門的地獄 — 透過政治油彩看生活的意義
二、煉獄 — 中國是在“崛起”還是在下沉?
三、對樂園的懂慢—曆史與未來
讀歐洲文化史的人自然會發現：直到15世紀之前，無論中國或阿拉伯國家，文化發展都在歐洲之上。從15世紀以後，西歐在社會思想、技術科學、社會體製等方麵出現了突飛猛進式的發展，世界其他地區則相對落後了。如何理解世界近代的曆史變化呢？這不能不涉及近代世界史如何分期，西歐的近代由哪裏開始等問題。從世界範圍看，人類曆史進入現代，以什麽為標誌呢？弄清這個問題，就是從動態曆史觀廓清衡量曆史的座標體係，然後進一步從中認識本國在世界曆史圖係中的地位，明確本國前進的道路。
人和其他動物不同，在於人有精神文化，人能意識到和客觀世界相對立的自我存在；人能意識到主觀離不開客觀，要不斷努力，改變世界；與此相應，人有對經驗批判反思的能力。人的精神文化，包括語言文字、生活習慣，更重要的是維係社會的價值觀以及人的生活方式。人類精神文化就是這些能力的發展。
近代世界的標誌是物質生產和精神文化的同步發展。文化並不隻是反映物質生產方式，它還指導物質生產方式，指導社會和個人的生活方式。西方進入近代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尊重具體的人，就是從每個人都有其價值出發來考慮任何問題。14世紀，但丁的《神曲》就是這種思想的一聲春雷（在北部歐洲的荷蘭則有哲學家伊拉斯謨）。繼此而後，16世紀興起了爭取宗教和思想自由的宗教改革運動；17世紀西歐興起了科學革命；18世紀興起了理性主義的“啟蒙運動”，爆發了法國大革命；19世紀，關於人類社會曆史的總體觀念開始興起，從中產生了馬克思主義，它用物質主義哲學把自然、社會、人生結合成一個體係，歸結到革命。此後，直到20世紀上半葉，馬克思主義在歐洲的曆史中成為旗幟。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隻注重物質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對人的精神給於物質的反作用認識不足（馬克思死後，1890年，恩格斯給布洛赫的信中承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有此缺點，並認為馬克思和他都要對此負責）。到20世紀初，德國的另一位學者馬克斯·韋伯對此作了修正。馬克思的曆史發展觀隻重生產和生產關係，對地理環境給曆史的影響全然忽視；在物質生產方麵，馬克思主義忽視商品流通（貿易）在曆史發展中的作用，20世紀法國年鑒學派的曆史學家如費南德·布勞代爾在《地中海文明史》、《15至18世紀商業的巨輪》中都曾予以重要訂正。馬克思輕視思想在曆史中的作用，意大利的曆史哲學家克羅齊的曆史學著作特別強調：曆史和思想史不能割裂。20世紀末葉，西方史學的另一發展，便是以普通民眾的生活作為曆史的中心，而不是侈談史學的空洞理論。20世紀西方史學的這些發展都是值得重視的。
人和曆史際遇還有另一個層麵，就是個人心靈的層麵。人一出生，就踏入了空間和時間，進入了曆史。在曆史裏，人既是個體，又是群體中的一員，這是人的兩重性。由於這個兩重性，人既承受了曆史，又在創造著曆史；在承受曆史之中，人既繼承了曆史的文化遺產，又承受了曆史的重擔。在創造曆史的同時，個人又感覺到自己的無力。怎樣克服這些看似個人、其實是社會，看似社會，卻壓在每一個人身上的矛盾？文化似乎就是在努力克服這些矛盾中發展起來的。人開始感覺到這些矛盾，是在人的自我意識覺醒的初期，我想，這是西歐從中世紀神權形式的專製統治轉入人本主義文化、文化複興開始的標誌。但丁的曆史意義就在於他是人文學的一位重要創始人。作為一個思想家來說，直到今天，甚至對中國，他的思想仍然閃耀著光輝。
一、沒有門的地獄──透過政治油彩看生活的意義
人如果每天忙忙碌碌、紛紛擾擾，而沒有一個生活的目的，怎樣生活下去？在今日中國，恐怕它不免成為人們心底最大的問題。從前不時要到巴黎參加會議，會議時間很長，每次會議期間我都要開些小差，到羅丹美術館去徘徊，而且幾乎每次都要到花園裏“地獄之門”的雕像群前坐一會。巴黎被認為是歐洲的大門，羅丹美術館是巴黎遊客常去的地方，“地獄之門”又是到美術館的遊客幾乎必去看的地方。因此，這個雕像群前遊人經常絡繹不絕；隻有在雨天裏，才能在雕像前多坐一會。默坐、默想的時候，會不自禁地想起但丁在《神曲》第一部分中所寫的：詩人在地獄的入口看到這樣的詩句：“凡是進來的人們, 拋掉你們的一切希望!”在美術館二樓展室裏有羅丹為“地獄之門”的186個雕像所作的許多小型習作。“地獄之門”上端的羅丹名作“沉思者”早已完成，在“地獄之門”最上麵的“三個遊蕩的靈魂”也完成了。如果參照但丁的故鄉意大利佛羅倫薩大教堂的施洗所（Baptistry ）門上“天國之門”的10幅浮雕像，“地獄之門”的總構思似乎不難定局。1880年，羅丹本來答應巴黎市議會，3年完成“地獄之門”的雕像群，結果卻曆時37年，到1917年羅丹去世時也沒有交卷。究竟是什麽緣故？起初以為是但丁所說的“放棄人生的一切希望”難倒了羅丹，怎樣用雕刻來表現人生的一切希望呢？186個人象便能反映人生的全部希望嗎？在羅丹的這座雕像群前坐過多久，已記不清了。
1989年以後，在沉重的心情中漫遊被稱為意大利文化複興搖籃的佛羅倫薩，緬懷意大利文化複興後近代西方文化的曲折發展。佛羅倫薩是但丁（1265-1321）的故鄉，但丁在13、14世紀間為反對教皇專製統治被迫流亡20年。在流亡期間但丁寫下了他的不朽詩篇《神曲》。1321年，但丁56歲時在政治流亡中去世。在佛羅倫薩人們呼吸到一種深厚的曆史空氣，卻又感受到朝氣蓬勃。
從但丁的《神曲》到羅丹的“地獄之門”，中間橫亙著5百多年。法國大革命曾為歐洲帶來對未來世界的憧憬，卻又被拿破侖稱帝、路易·波拿巴的專製統治所粉碎；17世紀末法國理性啟蒙運動後興起的曆史樂觀主義相信曆史會不斷進步，相信人類已經掌握曆史的規律，這些觀念被19世紀末的所謂“世紀末的悲哀”所取代。羅丹在蘊釀“地獄之門”雕刻群時不可能不意識到，他要處理的是涵蓋5個多世紀的巨大曆史題材，而他是一個現代人，藝術不能僅僅反映時代，還要批判時代，這是藝術家清醒知道的、自己的時代使命，也是藝術推動文化前進的作用。這是羅丹處理“地獄之門”時無法擺脫的難題。
以後再去羅丹美術館時，想到藝術家是以現代人的思想感情去處理曆史題材的，曆史和現實似乎不知不覺地連接起來了。不知怎麽，有一次忽然發現，地獄隻有一個入口，卻並沒有兩扇門；在地獄裏掙紮的人們曆曆在目，但是從人間到地獄並沒有門，有的隻是一個入口。我似乎忽然悟到，當人失去人生所有的希望時，他就已經進入了地獄，在地獄中掙紮了。“沉思者”和“三個遊蕩的靈魂”原來是這樣和地獄聯起來的!從遠處望“地獄之門”雕刻群時，最先看到的是天空之下“三個靈魂在遊蕩”；走近了，發現“沉思者”在天堂和地獄之間托頭沉思著；再走得更近時，才發現地獄沒有門，芸芸眾生有多少人在不知不覺之中便進入了地獄，輾轉溝壑，掙紮其中，而望不到盡頭。
羅丹所理解的人生、曆史，在我心裏開始“活”了，將近1世紀前的西歐藝術和20世紀中國人民的生活和曆史連接起來了。由此不禁想到，從“五四運動”起，中國人向往一個美好新社會，為此多少愛國誌士為建設一個新社會、組成一個新國家，拋頭顱、灑熱血。經過57年實踐之後，人們的信念和期待是增強了呢還是冷卻淡漠了呢？在今日中國，為民族獻身的誌士仁人比一百年前是多了還是少了呢？人們覺得自己今天是生活在“地獄之門”的哪一邊呢？
60年來，中國人的生命和生活是在“曆史必然性”下度過的。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到無產階級專政，到“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到“文化大革命”，到以後“每七八年再來一次”，中國人被告知，這就是中國的曆史命運。把大眾的曆史命運變為現實的，就是命定的“人民領袖”、“曆史偉人”。
民主革命完成後，中國在朝鮮戰爭結束、農業生產合作化、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進行大規模“反右派”鬥爭，全國有55萬參與建設新社會的民族精英分子應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的“盛情”邀請，真誠地向領導新中國的共產黨提意見，結果被說成是“猖狂向黨進攻”。偉大領袖說，先前約請提意見，隻不過是“引蛇出洞”。一大批知識分子，純潔愛國的、魯迅所稱的“傻子”，被打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敵人”，被送去“勞動改造”，有的長達20年。他們的子女被列入永不受信任的“地富反壞右”、政治賤民行列，不能進大學，隻能分配最低微的工作。（我那時年紀太輕，還未輪上當“右派”）。
10年後，偉大領袖又發動了“文化大革命”，聲稱是“對16年前被打倒的國民黨殘餘的革命鬥爭”（這次我輪上了，後來才知道“延安整風”時對投奔革命的知識青年就早已如此了，建國初期的曆次政治運動也莫不如此）。“文化大革命”的實踐使全體中國人從此懂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裏，沒有為中國未來思想的公民權利，沒有按照科學方法檢驗社會實踐的自由；要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就必須放棄純真的心，必須“政治掛帥”，拋棄“是非”，以當權者的好惡和對自己的利害關係來思考一切，還必須教育子孫後代，為作一個“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就必須世世代代拋棄純潔的“赤子之心”，做一個過去世世代代被鄙夷的“小人”，以此作為最高道德標準；否則，就要被打翻在地，還要被千萬人踏在腳下，連同子孫都“永世不得翻身”。今天的中國人如果問自己：我靠什麽理想來支撐自己的生活？就會發現，人們不僅被剝奪了社會理想、公民權利，也因剝奪而失去了作人的純真，失去了“赤子之心”。
中國人在共產黨、毛澤東思想的領導下，一直以為“無產階級文化”必定高於古今中外一切文化，妙不可言，所以為了“革命”就要參與打倒代表民族文化的“孔家店”，還要“打倒帝修反”等一切外國文化。經過50年代到70年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破四舊”、“打倒封資修”，才知道原來從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起，毛澤東思想就鼓吹反人性、反人道主義、以及“人對人像豺狼”般彼此仇恨鬥爭的、永無止息的納粹式社會，否定人類的一切文化。這就是毛澤東視為自己曆史功勳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要建立的中國。據毛派的理論家說，這是全世界、全人類曆史發展預定了的人類曆史道路，這樣看中國和世界乃是科學的曆史觀、世界觀。按照馬克思和毛澤東思想建立的新世界，人與人的關係要建立在階級仇恨、階級鬥爭上麵，“親不親，路線分”。人與人之間，各民族之間，如果講“愛”，那就是說夢話囈語，而且妨礙階級鬥爭，阻礙曆史前進。
在中國的文化傳統裏，本來愛國是“天經地義”的。然而，人們究竟應該怎樣去“愛”一個剝奪了人民基本權利的國家？“愛”這樣的國家，是道德還是不道德？經過20世紀的生活實踐，從自己的生活經驗和讀世界曆史記載各民族文化發展的經驗中，我逐漸悟出，人類文化史上積累的種種精神價值，是靠人對人的愛才得以樹立起來，靠階級仇恨、階級鬥爭，是建立不起來道德的。
人在物質世界之外還生活在精神世界之中。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卻明確宣布：人沒有共同的人性，因此沒有任何共同的精神價值；人性都被認為是荒謬的，是人想象出來的，在階級社會裏，精神價值都是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的。他後來進一步提出，持有那些思想的就是反動階級，是無產階級的敵人，無產階級必須對之實行專政。而我從自己的體驗和學習世界文化曆史中體會：人，除了在物質世界裏的肉體存在以外，還有一個以宇宙萬物為認知對象的、包括物質和它形成的思想觀念的世界，人還有一個心靈世界，它同樣是無限的，與外在的無限世界又是相通的。意識到這兩個無限的世界，是人和其他動物的不同之處，也是人類能夠發展出文化的根據；如果否認這兩個無限世界，就否認了人類自身，剩下的隻是動物的人了。
回顧自己的一生，從23歲到63歲的40年裏，我就是在這樣的社會空氣中呼吸、生活的：吮吸著一個社會主義的空奶頭，被迫放棄社會理想，放棄思想自由，放棄文化道德，放棄人間的愛和人與人之間的關懷，放棄赤子之心，放棄精神世界，這樣才能指望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作毛澤東思想統治下的子民。
現在中國執政當局又宣傳說要“建立和諧社會”。馬克思主義本來宣稱，資本主義社會孕育了階級鬥爭，引起無產階級革命，革命的前途隻能是無產階級專政。8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就是在這旗號下起家的。建國後劃分人民與敵人的6項標準之一就是“是否擁護社會主義”。經過一百年，現在全世界最大的、“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一麵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一麵又大力宣傳要“建立和諧社會”，卻還要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以此作為是否擁護共產黨的標準之一。這不是反馬克思主義嗎？這不是踐踏人的理性嗎？但如再深入一步想一下，這正是毛澤東推行秦始皇思想和馬克思思想結合的一個典型實例。
《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始皇帝建立起專製統治；始皇帝死後，二世時，趙高指鹿為馬，朝臣凡指鹿為鹿者都被暗害。秦二世指鹿為馬，並不是要考驗群臣的理性思維能力有多高，而是要考驗群臣是否已經放棄理性、放棄獨立思考，當馴服的奴隸。專製統治所考慮的並不是怎樣根據理性來認識世界，而是怎樣摧毀人民的獨立思考，以踐踏理性來鞏固專製統治。老百姓要想活下去，就要放棄理性，放棄思想。指鹿為馬，是為了強迫人民放棄理性，甘當奴隸；久而久之，也就成為不思想、隻會喊“萬歲”的奴隸了。
今日中國的現實是否也正在朝這方向發展呢？過去壓低國營企業工人的工資，據說是因為年老退休後有終生的福利、有公費醫療、有子女免費教育，現在呢？中國農民本來地少，土地改革運動中聲稱，分配土地給農民是“土地還家”；後來推行農村的“人民公社化”，農民隻能“集體”擁有土地；鄧小平上台，重新把土地分給農民；現在政府則強迫征購農民的土地。過去說，新中國人人有工作，現在是工人下崗、農民進城當民工，失業問題越來越嚴重。過去講，新中國的政府幹部是“人民”的“勤務員”；現在，有人計算，每18個老百姓就要供養一個騎在他們頭上的貪官汙吏，政府官員大批卷入了腐敗。在此情形下，“和諧社會”由何說起？或許正因為如此，才要用虛偽來掩蓋真實，其結果就是官方製造假象來掩蓋真相。
有些好心人歎息，中國當前的社會風氣不好，到處都是“假大空”。其實，這是當權集團“身教言教”的結果，人民大眾被這股“風”吹得東倒西歪，隻有學樣，以求生存。社會風氣是被政治製度決定了的，在這樣的社會裏，不僅任何事業都不可能做好，人民大眾也被帶壞了；不僅危害現在，也通過教育、社會、家庭而到處蔓延，貽害後代。在“假大空”的社會風氣下，各級學校努力培養學生脫離實際，還訓練學生放棄理性思考、放棄道德意識，隻要學會生活技能、學會賺錢；教育事業成了危害社會、危害後代的場所。在這樣的社會裏，也很難產生好的詩人、好的詩歌，好的藝術家、好的藝術作品，隻能產生一些 “玩”詩歌、“玩”藝術的“玩家”，因為詩人、詩歌、藝術首先要求人的真誠。彌漫著“假大空”風氣的社會同樣很難培養出好的科學家、好的學術工作者，卻很容易培養出一批科學、學術領域的“玩家”，因為科學和學術工作首先要求人有“求真”的精神，人自身如果是“假大空”，怎能培養出“求真”的人，做出 “求真”的事情呢？
1987年我曾經在《中國社會科學》雜誌上寫文章，冒昧對鄧小平強調“生產力是衡量一切工作的標準”提出了質疑。一個社會，能製造什麽產品，固然是衡量社會發展的標準之一，但一切物質產品都是人造出來的，一個社會產生出什麽樣的人，至少和它能生產什麽樣的物質產品同等重要。連最強調經濟生產方式的馬克思也承認，在生產力諸因素中，最活躍的是人這個因素。其實，自從“反右”、尤其是“文革”以後，人們已經懂得，國家大政是決不容書生置喙的；做事所求，隻是自己良心平安。當時，也並未預見到一個錯誤的理論在短短20年裏會給中國帶來什麽樣的後果。經過20年實踐，現在人們是否就願意承認一個“大人物”的見解對中國社會造成的功過，或許還要適當拍一拍活人、死人的馬屁，為等侯權貴“表態”而繼續呆等下去，還要為政治人物“付學費”，也為自己和後代“付學費”？那就要由五色繽紛的曆史自身去顯示了。
煉獄是一個漫長的旅程，如果把曆史的煉獄切成片段，其中既有喜劇，也有悲劇。喜歡看喜劇的人，會按照自己的意願把曆史說成一條“金光大道”；喜歡看悲劇的人，也可以把今日的中國看作正在下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從古到今，大致如此。
二、煉獄──中國是在“崛起”還是在下沉？
《神曲》的第二部分“煉獄”，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可以說就是“悔悟和希望”。在但丁時代，意大利文裏用以指“悔悟”錯誤所使用的字（(Errore)也意味著“漂流”。20世紀中國人經曆了戰爭和革命的時代，特別是戰爭結束後50年裏的無數革命運動，在精神上對“漂流”這個字會感到十分親近；但若有人把過去所稱“曆史的必然”看作“漂流”，則不免會引起一些“愕然”。其實這個觀念就是鄧小平所說的“摸著石頭過河”。人們以為這隻是用來形容一種政策，其實，50年來中國人的命運也一直是在“摸著石頭過河”。黨領導一切，整個中國被領導到今天，東西南北上下，六麵楚歌，不知幾時才能自拔。當年的“偉大領袖”發動了把民族推入無邊災難的“文革”，難道還是“大救星”嗎？現在若有人稱“今日中國”是“爛泥塘”，“偉大導師”已經成了當局手裏的“燙土豆”，這是否醜化了中國，或有“惡毒攻擊中國政府”之嫌？
如果把視野擴大，把今日中國和世界聯係起來，從世界看中國，從“全球一體化”看中國，或許能看得更清楚些。世界的幾個大趨勢是：一，現代化帶來了生態環境的惡化，首先是全球氣候加劇暖化，土壤加劇沙化。大氣、土壤、水是人類賴以生存的3大資源，現在都在惡化。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惡化的過程還在加快，而受害最深的總是那最貧窮的社會階層。換言之，生態環境的惡化加深了社會貧富階級的兩極分化。二，當前全球一體化的最明顯的特點是，工業上的落後國家如中國和印度，靠出賣本國廉價勞動力加快了資本主義工業化進程；另一方麵，老的工業化國家的生產外移，國內失業問題深化、長期化。這兩個趨勢加深了世界範圍內的資本與勞動人民的對立，也引起了中國、北美、西歐的社會政治動蕩，政治“走馬燈”到處“換馬”。三，中國的資本主義工業化或許能緩解中國長期以來“人多地少”導致農民革命的曆史循環，但城鄉對立加劇，社會問題增多，矛盾突出。
五千年來，中國大眾經受了多少苦難。在苦難的磨煉中，民眾表現出不怕艱苦的民族性格和頂天立地的英雄主義，戰勝了無數災難。這種愛和英雄主義在幾千年曆史中凝聚成民族的傳統，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而在20世紀下半葉裏，幾代人民的政治獻身變成一個騙局，使多少當年的英雄為之感歎。最令人痛惜的是，青年一代被告知說，任何社會都是建立在階級、也就是人對人的社會仇恨之上，中國民眾隻能忠於一個秦始皇式的大獨裁者，中國的傳統文化應當被打倒，而且在思想上“批倒批臭”。於是老百姓被扔到水深火熱之中，連最後的一個“窩“ （家庭）也被踐踏：“爹親、娘親不如共產黨、毛主席親”。中國人從來尊重知識，而這50年中人們曾被灌輸道：“讀書越多越蠢，知識越多越反動。”由於宣揚“讀書無用論”，知識分子在社會上一度成為“臭老九”。在中國的政治生活裏，每次政治運動都要攻擊傳統文化，都要把知識分子作為攻擊對象。
經過這50年，現在中國大眾對國家命運的關心比20世紀初、比1949年，是更熱情還是更冷淡了，為國家或為自己，哪種心態多、哪種心態少了？政府和幹部為人民服務的熱情，比1949年是更熱情還是更冷淡了？政府和群眾的關係是更好還是更差了？政府以專政高壓手段推行政策，是減少了還是增多了？如果用這些標準來衡量中國，給人的感覺恐怕隻能是：中國正在下沉，中華民族的精神正在衰亡。盡管蓋起了多少高樓大廈，可是進城打工的農民、下崗的工人、失業的人群、讀不起書的農村貧苦兒童、看不起病的老人們，遍布全國，何止千萬！這時，中國卻有“理論家”鼓吹，走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的中國正在“崛起”，而且因此被看成了官方的寶貝。這一切能不令人愕然嗎？
經過20世紀，人類可以從曆史中得到兩條經驗教訓。其一，任何政治野心家若要利用群眾，就總會煽動人民大眾心裏埋藏得最深的民族感情，把它變成政治意識形態，變成“神聖的”民族至上主義、國家主義, 從而在這個名義下奴役人民。其二，任何政治若把文化當作政治工具，就總是要禁止文化對現存秩序的批判性反思，其實質便是扼殺文化，造成曆史的倒退。
今天，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看到，中國的許多事情，其實質內容早已被政治“掏空”，剩下的隻是可供賺錢的“旅遊資源”；人民隻能喊“萬歲”，隻能唱“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外國人從中國的宣傳廣告裏能明白這一切嗎？不僅外國人不明白，就連“文革”以後出生的中國年輕一代、甚至50年代出生的一代，大概也難以明白。中國的報紙刊物、曆史書籍和中國的各級學校不得不按照領導的要求“教育”人們：過去的革命黨繼續在“保先”，中國曆史永遠在進步，“從勝利不斷走向新的勝利”。究竟哪種觀點更符合曆史現實，可以長期爭論下去。問題在於：容不容許爭論？隻有容許人們爭論，文化才能進步；爭論被壓下去，文化便退化了。
進入21世紀，中國麵前的命運，看來是一段漫長的煉獄。走出地獄，為什麽還不能進入樂園呢？為什麽煉獄將會是長期的？
但丁的《神曲》表麵上是講基督教信仰中的一個重大問題：人類背離了神的道路。粗鄙的無神論者會認為，一把神抬出來就是迷信、反科學、反現代科學世界觀，這實在是無知，至少是無聊。但丁正是反對教皇專製的一個鬥士，這導致了他後半生被迫的政治流亡。《神曲》以人背離了神的道路為主題，是繼承了中世紀的傳統思想框架；但這部戲劇既不寫妖魔鬼怪，也不寫天兵天將或天使，“地獄篇”的第21章和第22章表現出作者對現實世界的細致觀察。《神曲》是1300年意大利托斯坎納地區的一個政治流亡者對歐洲基督教會統治下社會的寫照，實際上是一部評論人間的戲劇。其中的3部分──地獄、煉獄、樂園──有各自的不同的境界韻味。讀者從“地獄篇”進入“煉獄篇”時，感到自己仿佛和詩人的向導浮吉爾一起，剛走出地獄，登上煉獄島的邊緣。但丁在地獄裏所看見的景象令他震驚。但在那裏，詩人還是一個旁觀者。隻有到“煉獄篇”裏，詩人才是一個具有獨立人格、獨立思想的人。在“地獄篇”裏詩人所看見的景象，到“煉獄篇”裏才有了思考中的意義，也就是說，詩人才有了自己的獨立人格。在地獄裏，罪人失去了對將來的希望，隻有追求現實社會裏的個人享受，以此為業、以此為樂，逐漸發展到以此自傲，以此作為自己生命的意義。“煉獄篇”貫穿著詩人的真正的愛，他以這種無私的愛篩選人間的一切，使他們從不自傲而開始反思，走向悔悟，意識到自己心靈長期在漂泊。這是心靈的漫長征途。
對現代中國人來說，煉獄給人什麽啟發呢？它引導人們把一樁樁親身經曆的事實聯係起來，將客觀世界的現實和自己一生追求的理想相對照，感到理想的幻滅也正是自己對過去的一種幻滅感；由對客觀世界的痛苦反思，進而對自身痛苦地反思，從而產生悔悟，重新確定自己生命的意義，結束自己的心靈漂泊。這是一個煎熬心靈的旅途。
在今日全球走向一體化的現實世界裏，中國在經濟結構上正處於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舊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這樣的社會變化之中，人們不得不問自己：“我在哪裏？中國在哪裏？世界又在哪裏？”
“五四運動”是這場變化的一個先聲。它本來是由文學到思想的一場革新運動，但由於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在20世紀初葉最容易挑動起被西方侵略的世界落後國家社會的神經，結果“新文化運動”很快就演變成反帝反封建的 “五四”政治運動，運動的左翼則發展為共產黨。它和國民黨的聯合與鬥爭構成了20世紀上半葉中國曆史的兩個側麵。由於中國與世界在曆史上和思想上的的長期疏離隔絕，由於中國對世界並未深入了解，“五四運動”雖然樹立起“科學”、“民主”兩大旗幟，但它們更多地是被當作政治口號，人們並不曾真正認識世界。這種局麵後來使人民革命的果實被一黨篡奪，把中國引上了歧途的50年曆史。經過30年封建社會主義，中國在經濟上落後於亞洲“四小龍”，最後還是不得不回頭走資本主義經濟的道路；而在政治上則倒退到“戊戌變法”以前，連限製專製政治的“君主立憲”都不能正麵提出，因此中國人對自己民族的曆史、對世界都更加疏離了。“五四運動”後，代表進步的左翼知識界對運動的歌頌壓倒了對它的分析研究，以致於看不到“五四運動”的不足──隻從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看世界，從民族主義要求中國，而未曾從世界現代化來看中國，看不到中國從人民無權的專製統治走向現代化世界過程中的重任。換言之，中國還是在漂流著前進。
如今進入21世紀了，世界正一體化地沿著資本主義道路發展。從資本主義在西方發展的漫長道路來看，世界一體化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這個過程在世界範圍內的長期趨勢意味著中國社會經濟進入現代化的煉獄的長期性。中國人民文化思想上長期與世界隔絕，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思想深入人心，民族的自大心理根深蒂固，這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障礙，是中國煉獄長期性的一個根源。外部世界生態環境惡化，國際政治環境不穩定，兩者互相作用，這是中國煉獄的又一個根源。這些因素會相互影響，使問題糾結、難分難解，這便使中國的煉獄無可避免地成為漫長的征途了。
但丁在“煉獄篇”裏假羅馬詩人浮吉爾之口說出了著名的詩句：“無論狂風怎樣憤怒，他像聳立山峰的燈塔那樣，絲毫不動。”這就是無論對朋友或敵人，都勇敢說出自己所見真理的詩人的自述。
三、對樂園的憧憬──曆史與未來
按照當代學者的研究，《神曲》第三部分“樂園篇”是但丁在1321年（他生命的最後一年）寫出的。“樂園”和“天堂”的區別在於：樂園還是人間。但丁是詩人，詩人總是向往著未來。18世紀上半葉的意大利哲學家維柯在他的《新科學》一書裏把曆史稱為“詩”，大概是因為在曆史裏人們說的是過去，其實想的是未來。以前我不明白，朱光潛先生晚年為什麽會放下他畢生從事的西方美學研究，而去翻譯馬克思之前一個多世紀的維柯的《新科學》。現在自己的年歲大了一些，開始懂得曆史並不是一條“金光大道”，而是崎嶇的；它不是教條，不是用理性邏輯織成的錦緞。因此，人們要學會離開書本，從一代代人的經曆中去觀察曆史、理解曆史。也似乎懂得：朱先生所想的是世界的未來，《新科學》正是引導人們以詩的熱情去看待未來；曆史和未來永遠是聯係在一起的，曆史是詩，對未來的憧憬其實也是詩。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這一代，無論是在世界曆史裏，或是在中國曆史裏，都已經從台上走到了台下，從觀眾席又走到了旁聽席，甚至從旁聽席又到了門外席，因為身在門外、成了“世界公民”。中國當局認為，中國的事情隻能聽少數人頤指氣使；中國往何處去，不是一般老百姓該過問的問題。我卻擺脫不了焦慮，常常會問自己：中國的出路何在？我想它，乃身不由己。中國人，怎能不想中國的事情呢！？即便不是為中國，即便已經踏入思想中國的禁區，除了“撿”中國當局的“罵”之外，不會有多少人理睬，即便隻是為自己能夠存在，我也需要找到一條思想的出路。經過多少不眠之夜，回顧過去，也看世界其他民族的曆史，現在開始看到，中國的出路隻有在現代化的世界上走現代化的道路。
不能不承認，有5千年文化的中國背上了不少思想包袱，比如文明古國、地大物博，還有人民聰明勤勞、不怕犧牲，“經過了長期革命的艱苦考驗”，又有了“全人類最先進的社會製度”，還有“偉大、光榮、正確、久經考驗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等等。中國人在民族孤立中成長，曆來容易自大，近50年來又被鼓吹民族主義“國情特殊”的專製統治者利用，與世隔絕、安於落後狀態。他們很難意識到，自己在思想文化方麵落後了，與利瑪竇來中國、中國進入世界曆史、16世紀初西歐文化複興時期相比，恐怕落後了4百年。在今日中國，隻有不怕被誣蔑為“鼓吹西化、反華、顛覆中國”，敢於承認中國在思想文化上的落後，才能有前進奮鬥的方向，中國才能走出泥潭、走向新生。
中國要現代化，首先就要把毛澤東過去長期鼓吹的“秦始皇加馬克思”的中國特殊的政治意識形態打碎，也就是要“非毛化”。中國要再建文化，就需要“非毛化”。隻要實行“非毛化”，就是在重建中國文化。中國要進入21世紀各國之林，舍“非毛化”沒有其它出路。這恐怕會是一個漫長的曆史過程。
魯迅曾經提出，要改造中國的國民性。他大概寄希望於中國建立起一個新國家，將會承擔起這樣一個曆史任務。今天的人們不得不想，人民共和國建立56年後，中國大眾還不能學會運用自己的頭腦思考中華民族如何發展，如此又怎能說“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在魯迅曾長期用紙筆奮戰的上海與文化界人士會麵，毛回答問題時說，魯迅如果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還繼續寫他的雜文，他就隻有蹲班房。毛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結果把中國人民推入更深的水深火熱之中。魯迅死得早，如果他多活30年，趕上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恐怕隻好淪為“現行反革命”。1950年後，寫魯迅式雜文的人，果然驗證了毛澤東的話，去蹲班房了，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大家似乎都在等著看中國的前途如何。從20世紀下半葉的世界和中國的“共舞台”看，21世紀中國要演出的新劇目已經排定。這便是，上個世紀中國共產黨提出的理論，以及“在中國共產黨和它的偉大領袖領導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團結全國廣大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這個綱領，連同50年來中國的政治領袖和19世紀馬克思提出的社會理論，在今日中國正由共產黨率領人民，費盡心機、用盡力氣，把它拆掉。這出曆史劇現在已經上演。過去自稱“偉大、光榮、正確”的黨，現在在民眾心目中已日漸和“貪官汙吏統治集團”合而為一，成為出租汽車司機為代表的公眾嘲笑唾罵的對象。
共產黨的高層領導當下正在竭盡全力地延長自己的統治，並從根本上毀滅自己，同時又使執政集團與人民之間的矛盾對立擴大，這便是中國前途的“早春消息”，是21世紀新時代中國之《神曲》的展現。
站在21世紀的開端向前展望人民覺醒和曆史發展的道路，似乎誰也無法準確地預見未來，但是統治階級反人民意誌的行徑倒是很有曆史規律的延續性。任何中國人想到這些，能無動於衷嗎？經曆了抗戰8年、全麵內戰4年、現代秦始皇“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30年、現代秦二世的資本主義經濟和“秦始皇加馬克思”式無產階級專政25年的中國人，今天還要繼續活下去，就需要對曆史的行進保持一點清醒的頭腦。
人生活在曆史之中，需要有一點嘲笑自己像唐·吉訶德的幽默感。這就是我的曆史處境和所見到的曆史前景。年來，海內外華人都在看“大漢天子”、“天下第一樓”等電視片。從這些電視片可以體會到，人們開始對曆史拉開距離，分析批判地看曆史、看人生，這是在中國大眾中間出現的一種緩慢的、新的“悟”。在廣大農村，農民為了保護自己的土地，為了進城當工人的權益，為了擺脫騎在農民頭上的“老爺”，正在開展鬥爭。知識界開始醞釀著爭取自己的人權。這些都是緩慢的、新的“悟”。它們在日夜生長著。
人的生命意義總是在和時代、命運搏鬥中自己努力開辟出來的，民族的生命意義恐怕也一樣。中國的老一代和年輕一代都麵臨著開辟民族命運的挑戰。這是中華民族生死命運的新的搏鬥，令人不由得想起20世紀30年代聶耳為“義勇軍進行曲”所寫的、令人熱血沸騰的歌詞。這是陪伴我、激勵我走過一生的歌曲。雖然已經過了70年，想起這首歌中所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心裏仍然火熱。又不禁記起魯迅寫下的、和曆史一樣沉重的詩句：“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沉浸在這樣的心情之中，我度過了自己的80歲生日。
(2006年3月8日晨3時寫完; 2006年3月13日晨1點修改畢; 4月11日晨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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