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我的父親母親，一切已歸平靜

金宇澄：我的父親母親，一切已歸平靜｜二湘空間

空間作者 二湘的七維空間 2024-01-03 17:30作者近照

 

我的父親母親，一切已歸平靜

 

文/金宇澄

 

我母親說，我父親以前喜歡逛舊家具店， 1948年在蘇州買了一個邊沿與四腳都透雕梅花的舊圓桌，另一個柚木舊圓台，請店家刨平了台麵，上漆，木紋很漂亮。那梅花桌子是1966年抄走的，柚木圓台一直在家，現放著我的筆記本電腦。

 

1990年，父親在盧灣區一舊家具店櫥窗裏，看到三張日本式矮桌，樣式相同，三張相疊在一起，他走進店堂，穿過舊家具夾弄，看這三張暗褐色矮桌。

 

店老板一般“識相”，注重來客年齡，打扮，神色，不講話。父親想打聽什麽，但沒作聲，最後怏怏出來，在這一刻，他感到自己是真的老了。

 

“一定是日本租界的東西。”他對母親說。

 

他的兩頰早有了老年斑，這位昔日的抗日誌士，早已失去敏銳談鋒，即使看到熟悉的“地下黨”電視劇，一般在沙發裏坐著，不知是不是睡著了。

 

記得一次他轉過臉，對我母親說：“冷天裏還穿法蘭絨料子？白皮鞋？”

 

母親耳聾，不習慣助聽器，膝上堆著報紙和一本《中國老年》雜誌，她看一眼屏幕，沒明白他的疑問。

 

這是我聽到父親唯一的不滿，他的話越來越少了。

 

 

金宇澄父親（二十八歲，《時事新報》記者）與母親（二十歲，複旦大學中文係大二學生）戀愛期間在太湖留影，1947年4月7日

 

他曾是上海“淪陷”期的中共情報人員，常年西裝革履，經常也身無分文，為失業苦惱。

 

“穿不起西裝，總要有七八套不過時的，配背心、皮鞋，秋大衣不可以冬天穿，弄得不好，過去就叫‘洋裝癟三’。”

 

他不許我吃日本料理，每提起就深惡痛絕，“日本飯是最壞的東西。”或許那是我母親講的，六十年前，他誤將盤子裏的生豬血，當作番茄醬的原因。

 

出事那年，是因為“日共”某組織在東京暴露，很快影響到了上海的係統。某個深夜，父親與他的“堂兄”——他的單線聯係人同時被捕。警車駛近四川路橋堍，“堂兄”突破車門跳車，摔成重傷。

 

他被押到憲兵司令部（今四川路橋信誼藥廠），由東京警事廳來人嚴刑審訊。他記住“堂兄”摔得血肉模糊的臉，始終堅稱自己由金華來滬探親，不明堂兄近況，本埠不認識其他人，無任何社會關係。金華是國民黨地區，他講出很多金華細節，但不會說金華方言，所幸東京人員疏忽這個最重要的破綻。翌日，他被押往日軍醫院對質，堂兄已奄奄一息，隻微微捏了他的手。兩天後，“堂兄”在醫院去世。

 

隨後的一年，他被囚禁在上海提籃橋監獄。

 

日占時期，這座“遠東第一大獄”仍以設計精良著稱，整幢建築通風通聲，稍有異常響動，幾層樓都聽得清，新犯進門循照英製，三九寒天一樣脫盡衣服，兜頭一桶臭藥水消毒；糙米飯改成日式食量，每餐一小碗。囚徒必做一種日式體操，平時在監室裏趺跏一樣靜坐，不可活動。四周極為靜寂，隻有走廊裏獄警反複來回的腳步聲，鍾擺一樣的規律。

 

有天傍晚，他聽到一日本看守的低聲哼唱，經過麵前的鐵柵，歌詞為俄文，“Эй Ухнем，Эй ухнем，Эй ухнем，Ещё разик ещё раз（哎喲嗬，哎喲嗬，齊心合力把纖拉）Разовьём мы кудряву Разовьём мыкудряву（穿過茂密的白樺林，踏著世界的不平路）……Эйты волга мать-река，Широка и глубока（伏爾加，可愛的母親河，河水滔滔深又闊）”靜坐獄中，歌聲出自一敵方士兵之口，包括詞句的全部含義，他深感驚異。斷斷續續的《伏爾加船夫曲》，熟悉的旋律送入他的耳鼓，正是日蘇極最敏感時期，這個年輕日本兵參戰之前幹什麽，是學生？現實的隔閡，在熟知的歌聲中攪動，產生難言的感受。

 

次年，他被解至上海南市（南車站路）監獄。一年後，解至杭州監獄。

 

 

金宇澄父親1943——1944年在南市監獄、杭州監獄給友人的信，涉及最多的內容是“饑寒交迫”。

 

兩地都屬漢奸管轄，監獄等於是嘈雜的菜市場，杭州監獄更甚，克扣口糧，犯人已到食不果腹的境地，必依靠親友接濟度日。監室走廊裏每天擺有外來的餛飩擔，也有賣小籠、春卷、蛋炒飯、大肉麵以及“包飯作”攤檔，收受各類鈔票或細軟，付了賬，或一個銀假牙，小販遞進鐵窗一碗三鮮麵，“片兒川”或幾個菜肉包，獄卒聽之任之。一人在牢裏吃，四麵是饑腸轆轆的餓眼，幾乎每天有餓屍被附近的廟祝抬出去。

 

記得一個身披獺皮大衣的北方人，趾高氣揚進監，出手闊綽，常常拿出鈔票和首飾，從外麵大館子裏叫菜，叫熱毛巾揩麵，終因缺少社會朋友幫助，日漸懂得討價還價，銖錙必較，數零錢吃餛飩麵，吃廉價蓋澆飯，最後無錢可拿，一件一件剝下衣衫，以得充饑，沒有接濟，坐吃山空，最終饑寒而亡，死時蓬頭垢麵，僅穿一套底衫褲，如縮斃街頭的乞丐。

 

附近監室，囚禁不少身份複雜的英、美籍男女，基本已失去西人風度，絨線衣和洋裝每個縫隙裏，蠕動密密麻麻的蚤子，除了押走幾個之外，不久都餓死了，沒人管。

 

這期間，他得患重症傷寒、敗血症、肺病、關節炎，頭發大把脫落。所幸監外幾位好友的接濟，多方搭救，一年後被獄卒背出門來，保外就醫。

 

他得以重返上海人間。他年輕，他的活力神奇抵禦了嚴重的疾病，恢複年輕人的體魄和風貌，他依舊是情報係統必要的一環，他的聯係人在法國公園，DDS，以及三官堂橋的棚戶裏等他。

 

日本宣布投降的那天晚上，是他和朋友慶祝勝利的狂歡之夜，一群青年人開懷痛飲，在路上漫無目的閑逛，高聲談笑，無所顧忌，陶醉中走近西區，已是子夜了，看見附近綠樹叢中某幢大洋房，通體燈光雪亮，門窗大開，頓悟這是某大漢奸的宅第，於是大搖大擺推開鑄鐵院門，進入這所大房子，滿地狼藉，宅主顯然已逃匿，貓狗全無蹤影，淩亂的大菜間裏有幾箱洋酒，眾人打開箱蓋，人手一瓶，巨大枝型吊燈照耀著一張張年青人光彩奪目的麵孔，於是歌唱起來，聲震屋宇，一直鬧到東方既白，一個個醉倒在細木地板的波斯地毯上。等下午醒來，這幢折衷主義風格的豪宅仍不見一個人影，隻有花園裏小鳥在鳴叫。

 

父親說，靜安寺以西，也即“大西路”的“美麗園”，“淪陷”時期是汪偽要人最有名的“漢奸窩”，現隻有上年紀的“老上海”才知道了。

 

 

金宇澄父母留影於上海外灘黃浦江船上，也就是這個月，組織上批準他們結婚，1950年10月。

 

父親的兩個大書櫥，裝有不少共產國際著作，列寧、斯大林文集，包括多本政論剪報，線裝本舊詩詞，初版紅布封套《魯迅全集》是母親買的，與之相配是父親的《餓鄉遊記》、藍絲絨麵《海上述林》。他的閱讀興趣一直與時代同步，四十年代是高爾基《克裏穆·薩木金的一生》，五十年代除了《靜靜的頓河》，還有《三個穿灰大衣的人》，《拖拉機站站長和女總農藝師》等蘇式主旋律小說。他鍾愛和敬佩俄國畫家列賓的作品，有多本中譯蘇聯美術評論，對蘇聯文化完全接受，包括蘇聯大馬戲團、鋼琴家和烏蘭諾娃來滬演出，都清晰地記得，保存那些並不顯眼的節目單。

 

“文革”初期，他裁開兩大張紅紙，大字書寫：“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語錄，貼在兩扇玻璃門上，以示對運動的理解，沒半個月，這幾扇門被抄家的紅衛兵多次打開，搬走大部分閑書、日記、相冊，包括一對威基伍德洋青花瓷盤，一座鑄鐵少年像（記得背麵常附有同色的蟑螂卵），一尊據說是真正宣德爐等等等等，遺留的就是現今泛黃的共產國際理論著作，列寧、斯大林文集，多本政論剪報，初版紅布封套《魯迅全集》。

 

1978年，運動結束開始“落實政策”，父親和母親的日記及幾大冊照相簿都已發還，盤子和零星器物自然不知去向。某一日，父親接到通知，讓他帶了當年結具的被抄清單，到上海龍華機場認領圖書。父親和我興衝衝趕到那個巨大的飛機庫，發現庫內是一個滿眼舊書破紙的超大型堆棧，人頭攢動，塵灰飛揚。

 

無數的人，無數雙手，在無數的書冊中翻尋，空氣充滿了舊紙黴味。他立刻就明白了，此番根本找不到自己的書，找不到他喜歡的一巨冊銅版紙《浮士德百圖》。四周都是書主，人頭攢動，滿眼是書，曾經一本一本從全市各個書櫥裏取出，由黃魚車或汽車，敲鑼打鼓運至四麵八方封存的書，匯集到這個雜亂高廣的所在。書與主人間的聯係早就徹底割斷了，每個來者此刻都念想著過去，這座大庫確實也盛滿了過去，但隻是一種複雜堆疊，深不見底的破碎回憶，每人要找的每一頁字紙，已熬煮於目眩神亂的漩渦之中，必與主人無緣了。每一位來者雖被告知，可按單據取回同等數量書冊，現場隻充滿了焦慮與絕望，大家都流著汗，手眼所到之處，隻有他人的陌生書冊，普遍心情不佳。

 

那天父親跟一小青年爭了幾句，對方基本是失主的代表或家屬了，卻不明白也不愛惜這些舊物，一路亂翻亂扯，隨手把一函一函整套線裝書拆散，東拿幾本，西挑幾本。父親拉往小青年說，這樣做是不對的，拿回去也沒有用。對方大聲回答：這是個人自由！現在誰怕誰啊！

 

明顯是個受害者，倒蠻有當年害他長輩這種作風！父親事後說。

 

沒有預期的喜悅，父親興意闌珊，說他不拿超過原值的圖書，包括他認定的好書，因此飛機庫帶回的大多是便宜版本．即使這樣，細翻這幾大捆舊冊，看到藏書印、私人便條，剪報，某頁的一絲頭發，都叫他不安。一本《給初學畫者的信》（蘇聯赫拉帕科夫斯基著，人民美術出版社1957年版），藏書印“墨海”，雙框白文。扉頁是主人匆匆的鋼筆字跡：支援官亭抗旱歸來路過書店，見而購之。王堅強65.3補記

 

 

《給初學者的信》——白文印“墨海”，扉頁鋼筆字：“支援官亭抗旱歸來，路過書店，見而購之，王堅強，65·3補記。”

沒有主人地址。

 

王堅強，這個人在還是死了？父親說。

 

三十年前紅底墨筆寫的領袖語錄，早不知了去向，櫥中失去不少內容，增加的是《鹽鐵論》等等等等“文革”重版“儒法鬥爭”讀本，當年打掃廁所的無數個夜晚，他是在靜讀這類新版古籍中度過的，到1982年，這疊讀書筆記被他包了牛皮紙，貼一標簽：“《掃閑堂筆記》”束之高閣。以後，櫥裏擺了他和母親從西安、昆明、桂林帶回的小紀念品，我曾給他一火山石，他也貼一小紙“1988 .8.1，長白山”（我上山之日），放在一起。

 

櫥裏一直擺有他和我母親的合影。

 

那時他們年輕，多有神采，凝視前方的人生，仿佛無一絲憂愁，他們是熱愛生活的一對。

 

其實拍攝這年的之前，父親奉命回蘇北解放區接受審查，母親在複旦上大二，不知聽了哪個同學的話，想去北方解放區，她的資本家哥哥大驚失色，趕到北火車站，將她從即刻開動的火車上拖回來，關在家裏一個月。

 

一切都歸於平靜了，現在他們都戴老花鏡，銀發滿頭，寒冷的雨雪即將來臨之時，父親輾轉不能入眠，獄中舊傷隱隱作痛，母親一直是熱心的報刊讀者和離休組織開會對象，他們身體還算硬朗，沒有和孩子住在一起。

 

有一天早晨，父親摘了菜，喝了一杯茶，後來對母親說，今天不吃菜了。母親沒聽清，去廚房才發現，父親已把豌豆苗裝到黑袋子裏．丟進了十二層的垃圾通道，無法找回，摘剩的枝梗都盛在塑料籃子中……母親說不出話來，把那些枝梗裝入黑塑料袋，扔進十二層的垃圾通道。第二天她給每個親友打電話，提到父親這個過失，可惜了那些青翠的豌豆苗。她大聲訴說這事，使聽者都有觸動。

 

新中國成立後的某一年，父親突然被告知去京開會，實際是坐汽車轉好長的一段路，被禁閉在一幢不知名的小洋樓裏，周圍有多幢這類小樓，屬於本係統人員，因某大案的株連，每個“有問題”者，獨拘一座小樓，書麵交代問題，每周允許和家人通信一次，也就是幾張無信封的內文。父親一直不知小樓的位置是在淮海中路1273弄“新康花園”，距離他長樂路的家隻隔兩站路，我的母親也完全相信，他在北京“長期學習”，不在上海。以後是父親在來信裏無意提到“昨晚大雨，響雷”，看了這一句，母親忽然意識到了，他就在上海！因為她記得這晚滬上大雨，空中響徹巨大的雷聲。但母親不能在回信裏疑問。

 

那個階段，父親每天獨坐，默寫那些寫不完的材料，有一天聽到窗外有小販叫賣麵包（當時有這類小販）吆喝聲，是十分熟悉的一種聲調……終於想起來，他以前在家裏多次聽到這種聲調，耳熟能詳，“賣麵包唻，羅宋麵包，豆沙麵包唻……”離家半年以後，他才明白，小樓與家的距離不遠，是小販遊街串巷的同一個範圍，這親切的嗓音，經過了小樓旁草坪和寧靜的梧桐，一直遊蕩，最後可以返回自己熟悉的家，這似乎讓他明白，也隻有小販們的世界，才是真正的自由王國。

 

離休後的第二年，父親見到了情報係統的老上級。1949年後，這位老人即禁錮於江西某農場，直到八十年代平反。八十多歲的老先生，忽然變為享受相當級別待遇的一位老幹部，但他沒有任何同事和朋友，有時被司機開車送到一個重要會場去，發現誰也不認識，隻能回來。

 

父親同老人晤麵那天，頗有1949年前接頭的色彩，兩人坐在靜安公園一個茶室，湊得很近，壓低聲音說話。父親說，老人講話方式和語言，仍然是解放前那一套，像沒受過解放後政治教育和學習，甚至夾雜江西老農的詞匯。

 

在“白區工作”歲月裏，老人是一個重要的存在，是父親最崇拜的領導之一，廣交三教九流朋友，麵對雙重或三重間諜（情報如生意，做蘇聯情報，軸心國情報，日本情報，國共兩黨情報）遊刃有餘，精通幾國語言，衣著考究，用一個古董錫蘭銀煙盒，海泡石煙鬥，喝咖啡、下午茶，每夜收聽同盟國新聞短波，密切關注時局。

 

一切都變了，老人從塵封幾十年的箱籠裏，取出陳舊的英國斜紋呢大氅，壓滿皺褶的呢帽，手裏的“司的克”早已經不見，改由他兒子在四川買的竹杖，他時常恍惚以為還在1948或1950年，清醒時卻講，現在一切都好了，隻是沒朋友，沒事做。

 

父親說，他要做的事，四十年前已做完了。

 

 

金宇澄原著《繁花》電視劇劇照  圖源網絡

 

那一段時期，父親每隔一天就收到一張雙麵蠅頭小字的明信片，他當夜必定也是密密寫滿了一張，回寄對方，這是南京老友寄來的，南京明信片為豎寫中式，父親是西式橫寫，一來一往，不亦樂乎。

 

這位老友當年搭救父親出獄，但在1949年至“文革”卻疏於往來，不知怎麽接上了聯係，相互在信裏做舊詩，講無數的舊話。這種赤裸文字的卡片，在小輩眼裏是過時和怪異的。

 

幾年之後，老友去世。

 

明信片無法收寄，父親喪失了觀看蠅頭手書的機會，出門的次數更少了，但是他有一部縮字本《廿四史》，每天用放大鏡看這些細小的印刷體。

 

在老境中，友人終將一一離去，各奔歸途。他們密切交往的過程，結束在雙方無法走動，依賴信件或電話的時期，然後是勉強的一次或幾次探病，最終麵臨訃告，對方也就成了一則不再使用的地址和電話號碼。死者的模樣仍然是在的，在活者的腦中徘徊，卻不再有新的話題，隻注視前方，逐漸黯淡。這種化分之後的形象，終也有一天，將同保存印象的主人一起，忽然消失，人的全部印象、連帶記取他的活者本身，全都消失後，才是真正的死亡。人生是在周而複始替換這些印象中，最後徹底死去的。

 

某年冬季，父親見到一位不速之客，當年同學的小兒子，同學在1966年死於非命，現在見到晚輩，父親非常喜悅。

 

來人是外地中學教員，瘦弱，中等身材、衣著樸素，典型的白麵書生，來滬出差，萌生了探望的想法，他帶來一本回憶集，收有我父親的文章，父親的地址，是按書中介紹的作者單位打聽到的，很不容易。

 

我父母都很高興，招待這位遠方的“外侄”。

 

年輕人儒雅，禮貌，話音不高，母親聽不太清楚，隻是說我父親那次飲了不少酒，講了不少關於過去的動感情的話，從沒見他這麽高興和激動過。

 

父親認為，這是一位非常了解父輩曆史的青年，看法很有見地，做中學教師有點委屈了。

 

客人供職的中學，在外地某鎮，抓教育不力，教師發不出多少工資，這次來上海，擔負了聯係“希望工程”的任務。

 

父親立刻答應想辦法，寫了幾個單位地址和電話號碼，依此可以找一些人，相信是有用的。

 

就這樣，兩代人聯係在一次午飯中，下午四時，客人告辭，我的父母堅持送客至樓下，一再囑咐，有暇一定再來坐，希望還能見麵。

 

三天後，父親接到一老朋友電話，說家中也接待了這位外地教員，對老一輩人的往事，對方極其熟悉。父親啞然，之後整個下午，父親按那天給出的地址，一個一個通電話，對方均表示沒見過這個小鎮教員，無人聯係“希望工程”之事。

 

這位儒雅的白麵書生，去到哪裏了。

 

事後母親說，那天臨走，年輕人說回鄉沒有車資，父親給了他一筆錢。

 

這事使我們不安了。

 

我大哥希望父母去外地休養一段日子，或考慮和兒子住，至少不再冒冒失失，把一個陌生人接到家裏來，錢是小事，出其它問題就麻煩了。兩個老人，都不能出事，是否要報案？請派出所分析一下？那天父親開出的電話地址，要趕緊通知到對方。

 

父親沒說什麽，大家都呆呆地看著他，等他說話，提供什麽線索。

 

“這年輕人還不錯，也許是缺錢。”父親最後說。

 

父親的判斷，或許是對的，直到今天，再也沒有新事發生。

 

隻是從此，他不再提往事了，提這個青年。

 

 

父親1948年在蘇州買的圓桌，現擺著金宇澄的電腦，在這裏，他完成了《繁花》。

 

在晚飯之前的那段平靜黃昏，父親開了燈，伏在《廿四史》縮字本前，用放大鏡看那些小字，他已經92歲了，他聰敏、沉著、自尊，在漫長的人生中，他已經無法再一次尋找年輕時代的神秘未來，隻能在放大鏡下，觀看密密麻麻的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