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曆政治運動
在中國，大多數大使和代辦們都是“保皇派”，而在印度尼西亞，情況並不是這樣。印度尼西亞發生了一場軍事政變，總統蘇加諾被罷黜，一個軍事集團統治了國家，幾萬名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員被逮捕和殺頭。代辦姚登山受中國國內革命運動的鼓舞，決定造印度尼西亞新政權的反。結果他被拘留，然後被驅逐出境。從此中國和印度尼西亞的外交關係中斷了20多年。
姚登山作為英雄回到中國，同時受到毛主席和江青的接見。淹沒在巨大榮譽中的姚登山站在毛主席和江青中間挽著他倆的胳膊照了一張相，相片第二天在報紙的頭版登出來。回到外交部後，聯絡站人員熱烈歡迎他，選他做頭領。在姚登山的領導下，聯絡站更加肆無忌憚，企圖全麵接管外交部大權。
與此同時，我們這些所謂的“保皇派”也聚集力量，於1967年春成立了自己的兩個革命組織——造反總部和攀險峰。我參加了攀險峰。一些聯絡站成員脫離了自己的組織，也參加了攀險峰。
在一次我給總理做翻譯的時候，我告訴他我參加了攀險峰。總理表示同意，並說毛主席自己說過在一個單位有兩派是好事。
在外交部，聯絡站和兩個新成立的組織間很快出現了僵持不下的局麵。91位大使和其他高級官員聯名寫了一張大字報，頌揚陳毅元帥，批評聯絡站。那以後更多人參加了新組織，使聯絡站進一步陷入被動。
但是，1967年8月7日，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成員之一的王力，剛從武漢軍區短暫的拘留中解脫，作為英雄回北京後，接見了聯絡站的領導成員，責罵他們對外交部的走資派和“保皇派”太軟。他還煽動說隻有手中有了權，他們才能享受榮華富貴。這等於給這些造反派們打了一針強心劑，他們立刻陰謀全麵接管外交部。但同時，他們對和王力的會見保持絕密，不透露半點兒風聲。
1967年的夏天異常悶熱。我父親開始患感冒，後來病情越來越重。在往常，我本可以馬上送他去醫院。但在那時，這幾乎不可能。在這個“革命年代”，沒有出租車，也沒有三輪車，我由於已被打倒也不能從外交部要車。但真正使我不能送父親去醫院的原因，是那時所有醫院都被紅衛兵接管了。紅衛兵把水平高的醫生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趕去掃廁所，一些二把刀在看病。
翻譯處俄文組的一名年輕翻譯有一次對翻譯處的同事們吹牛，說打倒了那些不可救藥的走資派醫生後，紅衛兵成了醫生，他自己都有權給一個重病患者動手術。他說給病人開刀並不像那些走資派們說的那樣複雜，任何有革命熱情的人都能成為一個好的外科醫生。這使我們都覺得，父親還是留在家裏恢複健康的機會更大。我的三嫂是個護士，她給我父親注射了幾針抗生素。但我父親病情惡化，終於在1967年8月17日去世了。
我長大成人後很少哭，但這次我痛哭了一場。我父親過去是，現在也一直是我的偶像。盡管他膽子小，但終其一生都很正直。他對所有生命的憐惜，對祖國和人民不變的愛以及對中國未來的信念都深深地教育了我，這些也是我恪守的信條。他有過榮華富貴的時候，但在北京的家中去世時很清貧，隻有妻子和兩個兒子守在身邊。
外交部的局勢急劇惡化，王力對聯絡站的煽動傳到了每個人耳中。姚登山違背總理關於外交部不能奪權的明確指示，在聯絡站幾個最激進分子的協助下，搞垮了整個外交部的領導層並掌管了大權。
攀險峰和造反總部兩個新組織被解散。我被解除一切職務，這也意味著不允許我再為總理或其他人當翻譯。我要寫檢查，還要準備進一步挨鬥。
但對我來說當務之急是火化父親的屍體。要想火化屍體必須從死者家屬的單位開死亡證明。住在父親家的三哥朝輔被他的工作單位西安電影製片廠打成反革命，正在北京藏身，幫不了什麽忙。外交部極為混亂，沒人負責，姚登山領導的激進派掌管了一切。我必須盡快行動，因為天氣很熱。這時向同幫了忙，她向她的單位中國紅十字會說明情況。紅十字會的兩派都擁護周總理，他們知道我是周總理的翻譯，就開了我父親的死亡證明。
火化了父親的屍體，帶回骨灰後，我又回到外交部準備更糟的事發生。但造反派們沒空兒理我這樣微不足道的“保皇派”，他們策劃著更大的行動。
來自北京外國語學院的極“左”分子，主要是六一六兵團和紅旗造反團的年輕人，決定衝擊外交部，以支持外交部的過激分子，並幫他們把所有“保皇派”清除出外交部。很快幾百名年輕人叫喊著聚集在外交部大門外要求進來，情況非常危急。我們這些還有頭腦的人知道，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阻止這些極“左”分子衝進外交部。在所有國家，外交部還有其他幾個部如國防部，掌握著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國家機密，這是個常識。如果這些狂暴的年輕人衝進了外交部，就會對國家安全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
我自動和幾百名外交部官員一起用身體阻擋極“左”學生們進入外交部大院。但學生們人數眾多，也更身強力壯。很快他們就用力衝開大門，逼得我們不斷後退，然後他們突然全力衝破了我們的防線，衝進外交部。姚登山一夥興高采烈地歡迎他們，他本人進駐了外交部部長辦公室。
巨大的恐懼和擔憂籠罩了我們。我們害怕無法彌補的損失很快降臨我們的國家，也防備可能發生在我們這些“保皇派”身上最壞的事。但姚登山一夥忙著更大的陰謀，暫時沒空兒對付我們。
一係列極“左”行動開始了，首先就是抓住和批鬥陳毅元帥本人。極“左”分子們試圖衝擊人民大會堂，總理站出來了，義正詞嚴地宣布，如果他們膽敢衝擊人民大會堂揪鬥陳毅元帥，他們隻能從他身上跨過去。總理的話使極“左”分子們猶豫了一下，他們於是和總理商量。總理同意他們召開一個批判會，總理將和陳毅元帥一起出席這個會。
會召開了，總理耐心地坐在那兒聽了幾小時。當他剛起身去衛生間時，幾個極“左”分子一下衝上講壇企圖把陳毅元帥拖下來。陳毅元帥的衛士宮恒征同誌手疾眼快，迅速把陳毅元帥拉下台，護送他鑽進汽車走了。
揪鬥陳毅元帥的陰謀破產，但姚登山一夥仍牢牢控製著外交部，策劃衝擊外國使館，支持南方的極“左”分子直接進攻香港。
他們先後衝擊了蘇聯、印度和緬甸使館，行為極端惡劣。他們先朝蘇聯大使館大喊大叫，肆意辱罵，然後把蘇聯使館所在街的街牌改成反修路。又沿著原東交民巷遊行示威，把街名改為反帝路。他們認為印度是帝國主義者的馬屁蟲，就砸爛了印度使館的玻璃。這些行為完全破壞了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外交使團應該享有的外交豁免權。但姚登山一夥的行為繼續升級，甚至波及國外。
在國內“文化大革命”形勢的影響下，我國駐各國外交使團的極“左”分子們也加緊了他們反對“帝國主義”的狂暴行動，這些行動都嚴重違反了外交準則。在倫敦，激進的中國外交官員衝上街頭，高喊“打倒英國帝國主義”，並和警察扭打起來。在仰光，中國外交官挑起了和緬甸警察的流血衝突，中國人員在仰光的傷亡報告在國內引起極大義憤，姚登山一夥計劃衝擊在北京的緬甸大使館。
他們的行為引起外交部很多頭腦清醒的同誌們的警覺，和許多“保皇派”一道，我們試圖扭轉這種暴力行為。但我們找不到領導人來支持我們，那時外交部部長和副部長們全都被趕下台，唯一負責的人就是姚登山。
我們一群人進了姚登山的辦公室，呼籲理智和克製，爭辯說盡管緬甸警察違反了有關外交豁免權的規定，我們當然可以根據外交準則采取我們認為必要的一切行動，但報複行動不應包括也去破壞緬甸外交官在中國的外交豁免權。
姚登山根本不理我們，繼續指揮衝擊緬甸使館。我們很絕望，但仍繼續呼籲克製。姚登山表現得好像辦公室根本沒有我們這幾個人，繼續向不斷進來接受命令的造反派發布指示。造反派已經在緬甸使館大肆打砸，並開始搶劫。聽到報告搶劫開始時，姚登山突然變得很嚴厲，嚴肅地宣稱：“注意!我不能容忍搶劫!砸爛那個地方，但不許搶劫或偷竊!”我們看到再和這個人爭辯下去沒有用，就離開了，為砸爛一個外國使館的嚴重後果而深深擔憂，而這種荒唐的命令竟然是一個主管外交事務的人直接發出的。
他們下一步是衝擊英國代辦處，同時向香港的英國當局發出最後通牒，要求英國於48小時內把香港歸還中國，否則中國將武力收回。呼應內地的形勢，香港當地的激進分子已經大舉上街，要求英國把香港立即歸還中國，大陸的激進分子也緊鑼密鼓地做準備，以解放香港。在北京，姚登山一夥人和北京外國語學院的造反派一起，密謀火燒英國代辦處。
事件發生於1967年8月22日下午，那一天我沒什麽事做，造反派也沒工夫管我，我就早早回家了。我回到離使館區不遠的家不久後，突然聽到街上一陣騷動。我出了家門，看見幾百人甚至上千人朝英國代辦處所在的方向衝過去。我也走過去瞧，隻聽見叫喊聲和歡呼聲，英國代辦處火光熊熊，黑煙滾滾。幾輛救火車很快趕到，但都被紅衛兵擋在外麵，無法進去救火。紅衛兵有的還把裝著汽油的玻璃瓶扔進代辦處，讓大火繼續燃燒，有的手拉手唱著毛主席的語錄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我站在那兒驚呆了。
向同那天騎車回家，突然聽到救火車警笛大作朝我們家所在的地區駛去。她很吃驚，害怕造反派放火燒我們的房子，趕快使盡全身力氣蹬車趕回家來。看到我們的樓沒有起火，才大大鬆了一口氣。但我們倆都對火燒英國代辦處十分震驚，不知道接著還會發生什麽事。
總理震怒了。毛主席也明確宣布：“這起縱火事件是反革命行為，必須嚴懲。”
這樣，由於毛主席的一句話，外交部的政治局勢一夜之間發生了變化。姚登山領導的激進派一夜之間由“真正革命派”變為“反革命分子”。而我們這些“保守派”和“保皇派”，由於反對火燒英國代辦處和其他違反外交準則的行為，一夜之間變成了“真正革命派”。
最後的瘋狂
從1973年到1975年，總理直接安排我去華盛頓駐美聯絡處工作。
1975年夏，在駐美聯絡處工作兩年後我奉召回國，被任命為國際司副司長，但幾星期後我又一次被派到外交部在北京北郊的五七幹校勞動。
這是第四次派我到農村和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也是我第二次去五七幹校。雖然過去這些年我在中國不同地方的田間努力勞動，但我的耕作水平還是很低。
這次在五七幹校的一年多時間裏，我真誠地努力學習像一個真正的農民那樣幹活。盡管我插秧的技術一點兒沒改進，我還是不顧北京夏天的炎熱，堅持在水田插秧。我彎腰站在田裏，光著膀子受太陽暴曬，汗水就像小雨一樣落下來。我在中國人裏算高的，插秧對我顯得尤其費勁。幸運的是，與以前在農村勞動時糧食限量不同，這次我們有自己的廚房，至少能填飽肚子。
然而，我體重還是減輕了很多，以至於1976年10月，我作為中國聯合國代表團的一位代表參加聯合國大會第31次會議時，基辛格看見我很吃驚，大聲問我：“冀先生，出了什麽事？你怎麽突然變得這麽瘦？你病得很厲害嗎？”那時如果沒有其他中國同事在場，我們同外國人說話就要特別小心，否則就會被指責為泄露國家機密，所以我隻是笑著簡單回答：“沒什麽事，我很好！”然後就很快走開了。
盡管我很努力，我在地裏的表現還是太糟，最後調我去喂豬，很快豬又掉膘了，可是沒人在意。幹校的同誌們都很同情我，又調我去和婦女、老人一起幹活，像把稻子在場上鋪開曬幹等。那時我46歲。
我在農村時，總理與世長辭，那是1976年1月8日，全國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我立刻要求回北京，總理的衛士安排我向總理的遺體告別。當總理的靈車緩緩駛過長安街時，盡管沒有事先通告，天上還下著大雪，但成千上萬的北京市民，扶老攜幼，在黎明前就沿著長安街佇立等待，痛哭失聲。靈車經過時，每個人都深深鞠躬，淚流滿麵。那時，我們都覺得，我們不僅失去了一位父親，而且我們祖國的前途和命運也都處於巨大的陰影中。
北京人民對“四人幫”越來越憤怒，人們開始聚集在天安門廣場自發悼念周總理，人民英雄紀念碑四周貼滿了詩詞、頌文。我那時已回到幹校，但總有幹校的同事趁回北京的短暫間歇去天安門，回來就給我們看在廣場抄下來的詩詞。這些詩詞隻有兩個主題：懷念敬愛的總理以及對“四人幫”公開的憤怒聲討。
外交部黨委發布了明確的命令，禁止抄錄和宣傳這些詩詞，但沒有人理他們。向同那時每日騎車上下班都要路過天安門廣場。4月5日那天傍晚她下班回家，想停車去廣場再看看有沒有新的詩詞，突然感到一陣寒風吹過，她莫名其妙地害怕起來，就趕緊騎上車回家了。不久“四人幫”就派爪牙到廣場上毆打群眾，撕毀了所有詩詞。
與此同時，由於毛主席健康惡化，在外交部，一場劇烈的權力鬥爭，以前是隱蔽的，現在在新任外交部部長喬冠華和外交部那些“通天”的人之間爆發了。喬冠華在毛主席會見外國貴賓時被排斥在外，急於找機會重新參與這些會見。他派車到幹校把我接回北京，住在他家裏，囑咐我不要告訴向同或任何人我回來的事。
喬冠華於是詳細告訴我那些“通天”的人加在他身上的不公正待遇，然後對我說：“小冀，你太天真了。她們一直想整死你，你卻一點兒也沒意識到。”我當然意識到了，而且在喬冠華講這些話很久以前就意識到了。我自己確實是那些人的犧牲品之一，我妻子也是。我不喜歡她們，她們也不喜歡我，但是我覺得在外交部又一次製造不和是危險的。按照周總理的指示，我已經通讀了《資治通鑒》，對其中描寫的一個發生在2000年以前的曆史事件印象深刻。那是後來成為東漢第一個皇帝的劉秀，寬恕了他的死敵，結束內戰，從此迎來了東漢王朝200年的和平與繁榮。我敦請喬冠華部長向劉秀學習，我還提到周總理的豁達大度的處事態度，認為仇怨對任何人都沒好處。
但是喬冠華苦笑著說：“小冀，你一點都不知道其中的複雜性。”他告訴我他需要見到毛主席，但他受那些“通天”的人排擠，不讓他見毛主席。他說他是外交部部長，將任命我又一次做毛主席的翻譯，這樣毛主席接見外賓時，他就可以和我一起去毛主席的住所。然後他打電話給毛主席的秘書張玉鳳，詢問了有關安全事項，張玉鳳問過主席後，表示同意喬冠華的安排。
就這樣，在毛主席和外國友人的最後三次會見中，我再次成為他的英文翻譯。最後一次是會見巴基斯坦總理佐勒菲卡爾·阿裏·布托。多年以後，布托政府被一次武裝軍事政變推翻，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世界許多政府首腦呼籲寬恕布托，但布托還是被吊死了。
我住在喬冠華家時，他告訴我他已經靠攏江青，從而在和外交部那些“通天”人物的鬥爭中得到支持。我嚇了一跳，警告他這樣做很危險，所有正直的人都痛恨江青，江青比任何人都壞。喬冠華又一次笑了，對我說：“小冀，這就叫做以毒攻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