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一生縱橫捭闔，像“翰林總統”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與馮國璋“北洋三傑”，都甘願供其驅使。而說到其一生的死對頭，非岑春煊莫屬。
同朝為官，同為慈禧寵臣，同樣積極投身維新變法、推行晚清新政等，按理說岑袁二人不應有太多交惡，但曆史往往會開玩笑。二人後來卻勢同水火、狀若讎離。1916年護國戰爭中，岑春煊就職兩廣都司令時更是宣稱：“袁世凱生，我必死；袁世凱死，我則生耳。”
二人間難於調和的矛盾，始於1907年的“丁未政潮”。
南岑北袁，一時齊名
作為同時代人，作為同樣活躍於晚清民初政壇的舉足輕重人物，岑春煊（1861-1933）與袁世凱（1859-1916）有著不少共同點。
首先，他倆都出身於官宦世家。岑春煊的父親岑毓英官至雲貴總督，叔叔岑毓寶曾任雲南巡撫，弟弟岑春蓂在光宣之際出任湖南巡撫。其他兄弟，如岑春榮、岑春蔭、岑春煦，或為道員，或為知府。一門四督撫，家世可謂顯赫。袁世凱則出身“汝南巨族”，叔祖袁甲三官拜漕運總督；胞叔袁保慶官至江寧鹽法道；另一胞叔袁保恒曾隨左宗棠西征新疆，辦理糧台，後曆任刑部、戶部左侍郎。
第二，兩人年輕時都可歸為紈絝子弟。岑春煊年輕時跟隨父親岑毓英在福建、雲南、貴州生活。1879年，岑毓英為擴大岑春煊視野，送18歲的他到京師國子監讀書。在這兩年間，岑春煊廣交權貴子弟，與前兩廣總督琦善的孫子瑞澂、前雲貴總督勞崇光之子勞子喬並稱“京城三惡少”。袁世凱生性放蕩，無意學問，天性浮動異常。所不同的是，1885年，岑春煊參加鄉試，中試第28名舉人，而袁世凱兩次參加鄉試均名落孫山。
第三，南岑北袁，一時齊名。甲午戰爭之後，岑、袁二人均積極參加維新運動。岑春煊1895年參加了上海強學會，1897年又和康有為籌議成立了廣西最早的維新社團——桂林聖學會。袁世凱於1895年與康 、梁等發起成立了第一個維新政治團體——強學會，並捐銀 500兩。岑春煊為官，頗有清譽。晚清有所謂“京外總督三個半，宮保與袁、岑居三數，端得半數”之說，指的就是湖廣總督張之洞、直隸總督袁世凱、兩廣總督岑春煊和兩江總督端方。
此外，清末官場還有“三屠”或“三宮保”之稱——“士屠”張之洞、“民屠”袁世凱、“官屠”岑春煊。張因主張廢科舉、斷了大批士子的仕途而得名，袁由於殺了大批義和團團民而獲此稱呼。而岑春煊的“官屠”之名，則源於其糾參同僚不留情麵、大刀闊斧地打擊官場貪瀆。
1903年12月18日所上的《請懲廣東貪劣不職文武各員折》，一次性參劾了83名官員：其中包括57名文官和23名武官。文官方麵，包括四品道員在內的38人被即行革職，17人永不敘用，兩名知縣被開缺；武官方麵，包括一名二品總兵在內的18人被即行革職，5人被緝拿訊辦。此外，還有包括兩名總兵和一名從一品的提督被勒令休致（退休）。
曾國藩的孫女婿吳永時任廣東惠潮嘉道，是“庚子國變”的有功之臣。他在《庚子西狩叢談》中說，岑春煊1903年至1907年任兩廣總督的4年間，先後參劾、罷免了包括巡撫王之春、提督蘇元春和鄧景壽等文武大小官員1400餘人，因此獲罪的官員達數百人。
第四，他們都是在四十出頭即躋身總督。1900年六七月間，八國聯軍進攻北京之際，時任甘肅布政使的岑春煊不顧陝甘總督魏光燾勸阻，率部星夜入京護駕，被慈禧任命為前路糧台督辦。一路上，岑春煊對慈禧悉心照顧，極得慈禧太後寵信。他此後一路升遷，於1902年署理四川總督，此時年僅41歲。
袁世凱於庚子國變期間出任山東巡撫，為西安行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物質供應；西太後回鑾時，又得到袁世凱的精心照料；再加上慈禧寵臣榮祿的奧援，因此也頗得慈禧歡心。1901年李鴻章病逝，慈禧即任命袁世凱署理直隸總督。這一年，袁世凱剛剛42歲。
第五，岑、袁都經曆了先賦閑後起用的仕宦軌跡。1907年，岑春煊在丁未政潮中敗北，遭慈禧解職，被迫在上海做寓公。1909年，袁世凱被攝政王載灃罷免，退居洹上，在養壽園做釣叟。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10月14日，慌亂之中的清廷同日下旨起用此二人，任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岑春煊為四川總督。可知二人在朝廷心目中的地位同等重要。
“丁未政潮”中結仇
光緒末季的政壇，分為清流和濁流兩派。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說:“至光緒迄清之亡，京官以瞿鴻禨、張之洞等，外官以陶模、岑春煊等為清流；京官以奕劻、袁世凱、徐世昌等，外官以周馥、楊士驤為濁流。” 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分屬不同政治派別的岑春煊、袁世凱產生矛盾，實在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
1905年底廣西匪亂終於平定，岑春煊被賞加太子少保銜。廣西用兵三年，報銷軍餉三百多萬兩。袁世凱等人奏稱岑春煊謊報並貪汙軍餉。清廷下旨查辦，結果“一無所獲，廢然而止”。另一方麵，岑春煊則抱怨李鴻章在直隸總督任上，收受曆年洋商購買船械的回扣數百萬兩，並移交袁世凱。袁肆意揮霍，得以獻媚宮廷。岑、袁二人矛盾因此公開化。
1906年9月清廷頒布改革官製上諭，以此作為籌備憲政的起步。北洋集團提出了成立責任內閣，廢除軍機處，並密定奕劻出任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為副總理大臣，以把持中樞。清流派暗中運動，說動慈禧保留軍機處，並將民政部尚書徐世昌等逐出樞垣，改任地方，還迫使袁世凱辭去會辦練兵事務、督辦京漢鐵路等八項兼差，交出北洋四鎮軍權。
此後，雙方在地方督撫的席位上爭奪激烈。奕劻、袁世凱等策劃，將岑春煊由富庶的兩廣調往苦瘠偏遠的雲貴出任總督，瞿鴻禨等則借禦史之力掀起“楊翠喜案”，使得奕劻之子載振辭去農工商部尚書、北洋派段芝貴被免黑龍江護理巡撫。岑春煊則利用自己與慈禧的獨特關係，秘密進京，謀得郵傳部尚書之職，並將袁世凱的親信、郵傳部侍郎朱寶奎參劾革職。
但僅僅25天，岑春煊又被奕劻等擠出京城，重任兩廣總督。雖托病不願赴任，但清廷頻頻下旨，無奈之下，岑春煊隻好離京，於1907年6月16日抵達上海，以養病為名逗留滬上。更令清流派大受打擊的是，之後，袁世凱等一麵買通禦史惲毓鼎兩度上折參劾，一麵製造“假照片”事件，使得瞿鴻禨遭革職、岑春煊被開缺。
晚年岑春煊在回憶錄《樂齋漫筆》中，認為自己被假照片所害，並把賬算到了袁世凱頭上，說袁世凱知道慈禧平生最痛恨康、梁，“乃陰使人求餘小照，與康、梁所攝，合印一幀”。慈禧本來還不相信岑春煊會暗通康、梁，“既見攝影，儼然信之不疑，驚愕至於淚下”，令岑春煊開缺養病。
至此，“丁未政潮”中，奕劻、袁世凱為首的濁流派完全占據了上風，袁世凱與岑春煊的矛盾從此再無回旋餘地。
辛亥革命後短暫合作
賦閑4年後，由於川督趙爾豐處置四川保路運動不力，1911年9月15日，清廷起用岑春煊“會同趙爾豐、辦理剿撫事宜”。前往四川、挺住武漢時，正好碰上武昌起義爆發，但岑春煊“卻未嚐一顧”，毅然東返上海。
10月14日被任命為四川總督後，和袁世凱積極謀劃出山，南下鎮壓革命軍，後又出任內閣總理大臣不同，岑以“擴編軍隊為十營, 增撥槍炮子彈, 發銀一百萬兩”等借口拖延，直至清帝遜位，始終未曾赴任。
1912年1月10日，岑春煊發表致內閣總理袁世凱的公開電，明確站在革命陣營的一邊。他抨擊袁世凱撤回議和代表唐紹儀、重啟戰端的行為，指出袁世凱要當中華民國總統的野心，“道路傳言，方謂民軍選定總統，公因失望，遽反所為”。他希望袁氏“恪守唐使議定條款，從速取決國會，早定大計”。1月14日，他致電醇親王載灃、恭親王溥偉等，要他們勸清帝退位，籲請清廷“明降諭旨，宣示中外，令人民組織共和政治”。
有說法稱，岑春煊是公開要求清廷實施共和的最高級別的官員。而兩封電文的發出，標誌著岑春煊與清廷劃清界限，完成從支持立憲到擁護共和的轉變。
2月11日，袁世凱發表公開聲明，承認“共和乃最良政體”，並於2月15日當選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5月，他請岑春煊擔任貴州宣慰使。岑不客氣地加以拒絕，說目下“中外治權，是分是合，體段全無，官製各法，茫無依據，正上無道睽下無法守之時”，如此情形，有“何義可宣，何德足慰”？
9月間，因同盟會會員、福建警務總監彭壽鬆行為不檢遭到福建地方勢力反對，袁世凱任命岑春煊為福建鎮撫使。10月6日岑春煊乘軍艦率師抵閩，彭壽鬆離閩赴香港。這是丁未政潮後，岑春煊與袁世凱的首次合作，隻是各懷心思。袁之所以選中岑春煊，是因為岑的父親長期在福建為官，且政聲頗佳；而岑之所以答應，是想控製福建，建立自己的地盤。
10月14日，孫中山致電袁世凱，反對岑春煊入閩，要袁氏“令岑使早日離閩，以安人心而維大局”。11月底，岑春煊離開福建，“回滬就醫”。岑、袁兩人短暫的“蜜月期”到此結束。
1913年2月，袁世凱任命岑春煊為漢粵川鐵路督辦，並同意岑招募護路衛兵，與此同時又規定不得超過兩連之數，以防止岑勢力坐大。這讓本想借此訓練一支自己部隊的岑春煊十分失望，對袁世凱再無幻想——“岑憤極！逢人痛詈”。二人關係再無回旋餘地。
“二次革命”後岑春煊遭袁世凱通緝
1913年3月，國民黨理事長宋教仁被暗殺，袁世凱與國民黨的關係日趨緊張。為了壯大反袁力量，孫中山、黃興特派章士釗去做岑春煊的工作，並與岑多次秘密會晤。與袁世凱素有積怨的岑春煊，同國民黨人一拍即合，開始積極反袁。
1913年5月，岑春煊聯合伍廷芳、李經羲等致電袁世凱，對袁世凱政府的一係列重大舉措提出批評，指出：宋案辭連政府，總理趙秉鈞既涉嫌疑，屆時亦應出庭受審，方能表白；善後大借款參議院並未正式通過，應交國會研究等。
此外，他還與章士釗、譚人鳳等專程前往武昌策動黎元洪反袁。他又與袁世凱公開決絕，6月間辭去漢粵川鐵路督辦之職，並經胡漢民介紹，加入國民黨。
1913年7月12日，國民黨人、江西都督李烈鈞在湖口興師討袁，並出任江西討袁軍總司令。隨後，黃興、胡漢民分別出任江蘇、廣東討袁軍總司令。22日，各省議會聯合會的十八省代表在南京開會，推舉岑春煊為各省討袁軍大元帥，“凡獨立省份都督及討袁軍總司令，一律歸其節製”。岑春煊雖未赴任，但在名義上已成為“二次革命”中各種反袁力量的總指揮。
由於北洋派軍事實力等占優，“二次革命”形勢急轉直下，7月26日，岑春煊剛離滬赴粵籌劃北伐，28日，南京戰事便已失敗，黃興逃往日本。8月6日，龍濟光部在袁世凱的命令下，由梧州東下進攻廣州。正在廣州籌劃北伐的岑春煊，倉促出逃香港，後接受南洋華僑胡子春的邀請，轉赴新加坡，流亡南洋。
8月21日，袁世凱發布通緝拿辦岑春煊令：“前漢粵川鐵路督辦岑春煊辭……反抗中央，圖謀不軌，居心叵測……助逆破壞民國，荒謬糊塗，變詐百出。其傾覆大局，視黃興等有何區別……岑春煊著交沿邊各都督、民政長一體拿辦。”
護國戰爭時借款反袁
“二次革命”失敗後，國民黨內部出現分化：主張急進的孫中山成立中華革命黨；主張緩進的黃興成立歐事研究會等，並與岑春煊往來密切，隱奉其為領袖。台灣學者沈雲龍在《現代政治人物述評》一書中，更是將此時的岑春煊與孫中山相提並論：“春煊此時雖困居南洋，並未忘情政治……其地位幾與中山先生相抗衡，遣派代表，商洽合作，成為中華革命黨以外另一反袁中心領導力量。”
1915年12月，袁世凱帝製自為，悍然稱帝。蔡鍔、唐繼堯等在雲南組成護國軍，發起護國運動，起兵討袁。1916年初，廣西都督陸榮廷派人去南洋，迎接岑春煊。岑氏於1916年1月17日抵上海，與梁啟超、蔡鍔、唐繼堯、陸榮廷等建立起了聯絡。
按照原計劃，岑欲往雲南。但當時護國軍最感棘手的是“餉械俱缺，難於持久”。於是，經唐繼堯電請，岑春煊於1月24日化名任時興，由曾任孫中山秘書、早年留學東京帝國大學的張耀曾等陪同東渡日本籌款。3月20日，岑以雲南軍政府代表名義與日商竹內維彥簽訂合同，借得100萬日元和兩個師的炮械，助力反袁，“兩師始得東下，圍攻廣州”。在日本期間，他還與孫中山多次商談。
蔡鍔、唐繼堯在西南起兵反袁，急需兩廣勢力的支援。但袁世凱對廣西都督陸榮廷戒備頗深，1915年7月派王祖同為廣西巡按使，另調陸榮廷之子陸裕勳為總統府侍衛武官。此舉既在廣西安插了自己的人馬、就近監督，又在北京留下了人質。這讓陸榮廷對袁世凱頗為不滿。1916年初，陸榮廷打電報召回在北京的兒子陸裕勳，結果兒子在路上被毒死，這更大大加重了陸榮廷對袁世凱的仇恨。
而岑春煊當年出任兩廣總督時，對陸榮廷有栽培之恩。據說，陸氏祠堂中供奉著岑春煊的牌位。為爭取陸榮廷起兵反袁，岑春煊致長信給陸榮廷，分析袁氏必敗的五大原因，告知陸榮廷此時即使保持中立實際上也等於反抗，必然不能容於袁世凱，如“不勠力共圖奸袁”，將來袁氏打敗護國軍後，定將進兵兩廣，“爾時再圖，噬臍莫及”。
經過岑春煊做工作，1916年3月，陸榮廷宣布廣西獨立。4月，在各方壓力下，廣東都督龍濟光也加入了反袁陣營。如此，滇黔桂粵連成一片，護國運動的聲勢頓時大增。
1916年5月1日，兩廣護國軍都司令部在肇慶成立，岑春煊任都司令，初步統一了兩廣軍權。在就職宣言中，他公告天下：“惟有兩言：袁世凱生，我必死！袁世凱死，我則生耳！”5月8日，具有臨時政府性質的軍務院成立，唐繼堯出任撫軍長，岑春煊任副撫軍長。由於唐繼堯遠在雲南，由岑春煊兼攝行撫軍長職務。岑春煊迎來人生的最高光時刻。
岑春煊父輩以及本人長期在雲、貴擔任督撫要職，與西南上層聯係緊密；岑曾任兩廣總督近4年，與當地官紳關係密切。就任粵督期間推行新政，興學育才，陳炯明、鄒魯等都畢業於其所創辦的政法學堂，陸榮廷、龍濟光均為其舊部；他早年參加過維新運動，與進步黨梁啟超等頗為稔熟；“二次革命”時期與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多有合作。機緣種種，是他得以中介人、調停人、緩衝人和各派聯係人的身份，協調軍務院中各派係的關係，成為把各派維係在一起的紐帶，也成了反袁力量的盟主。
1916年3月2日，袁世凱取消帝製，但仍企圖以總統身份把持北洋政府。這一舉措，遭到岑春煊等的明確反對。5月3日和28日，岑春煊致電黎元洪、馮國璋及各都督，要求袁世凱自動退位，堅持以袁世凱下台作為南北調停的前提條件，並要求獨立各省不得擅自議和，避免反袁鬥爭半途而廢。
6月6日，袁世凱在內憂外懼中死去。此時，距“丁未政潮”已經過去了9年，岑袁之間的恩怨告一段落。辛亥革命之後，民主共和觀念已成共識。袁世凱之敗亡，是曆史的必然。但岑春煊等人的反袁活動，無疑加速了其敗亡進程。
隨著反袁運動的結束、軍務院的撤銷，岑春煊也回到上海居住。1916年雙十節，北京政府和大總統黎元洪為了粉飾全國統一，大授勳位，岑春煊被授勳，儼然成為“再造共和”的民國偉人。但岑春煊沒有接受。或許，這表明了他對民國並不擁護的底色。
“不學無術”岑春煊VS“不學有術”袁世凱
晚清督撫中，應該說岑春煊與慈禧關係最為密切。慈禧曾對其說：“我母子西巡時，若不得汝照料，恐將餓死，焉有今日。”慈禧並視岑為家人、親人，“我久已將汝當親人看待。”
1903年，岑春煊被任命為兩廣總督，督辦廣西軍務。岑為廣西西林人，按官場回避的慣例，不應在家鄉任職。岑春煊自己在《樂齋漫筆》中就說：“有清一代，以桂人官本省督臣者，僅陳文恭宏謀一人而已。”陳宏謀為廣西桂林人，乾隆朝時曆任署陝甘總督、兩廣總督以及兵部、吏部、工部尚書等，官至東閣大學士，被《清史稿》評為“疆吏之最賢者”。1757年出任兩廣總督時，乾隆專門下旨令陳宏謀不必回避。能與陳氏並列，足見岑春煊之得意，也足見慈禧對其之恩眷。
晚清學者宋恕曾如此點評兩廣總督陶模、直隸總督楊士驤以及岑春煊、徐世昌、張之洞、袁世凱等清末諸重臣：“陶子方、岑雲階，果敢有風骨，第一等也。徐菊人、楊蓮甫，雖無大作為，而和平寬大，亦尚不失為第二等。張香濤、袁慰庭，均負盛名，然張皇欺飾，宜考最下。”宋恕的點評難免帶有個人主觀色彩，但也看出其對岑春煊的推重。
1916年3月，向日借款時，岑春煊堅持不以任何中國權益作抵押，堅持不要“贈款”、不要官方借款，以防範日本憑借款來挾製中國南方。1932年上海“一·二八” 淞滬抗戰時，年逾七十的他還捐助浴血抗日的十九路軍三萬元。可以說，愛國傾向基本貫穿了岑春煊的一生。
1916年護國戰爭期間，岑春煊多次提及自己“誌在討袁，袁死，決意歸隱”、“袁賊即去，煊即夕隱”，與此同時又強調“春煊之必誅討袁世凱也，非修私怨而來，亦非攘權力而來，實為保全中國數千年固有之正義人道而來”。我們不否認岑春煊反袁有泄私憤的成分，但也不能否認他在護國運動中所起到的正麵作用。
清末官場曾流傳的“袁世凱不學有術、張之洞有學無術、岑春煊不學無術”之說法，有著明顯的揚袁抑岑傾向。袁世凱一失足成千古恨，錯在稱帝，錯在晚節。岑春煊盡管後來與孫中山分道揚鑣、晚節也有爭議，但至少在反對帝製、維護共和上，“不學無術”的岑春煊無疑比“不學有術”袁世凱走得更遠、站到了曆史正確的一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