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便和叛國投敵 ～ 1979年出國記實

來源: 於 2023-01-24 08:08:33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大小便和叛國投敵

～ 1979年出國記實

 

2023年1月20日

 

事情從1965年夏末說起，這樣故事才比較完整。那時我19歲，入學西安交大。1966年6月一年級尚未讀完，文化大革命爆發。我因說了幾句有關江青、陳伯達、林彪的話，加上一些莫須有的罪名被打成反動學生，遭抄家、遊街、批鬥、隔離，被強迫沒完沒了地寫交代材料、挖掘反動思想的思想根源和階級根源。後來從校辦監獄中逃跑出來，因去了一趟中越邊境的憑祥，又落下了“叛國投敵”之罪，隨之是陝西省第一監獄的兩年牢獄之災。釋放後在西安交大“五· 七”幹校作為留校待分配的反動學生勞改一年，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做準備而造磚和修建防空洞。

 

1972年，我總算離開了當年的那個猥瑣荒誕惡濁的西安交大，被分配到西安一個大集體製的小工廠。熬到聖人終於於1976年9月死去，至那年的10月初，陳伯達、林彪、江青先後變成了反革命。負負得正，我這個老反革命就變成了反“反革命”的英雄。

 

1978年高校在停止了12年後恢複了招收研究生。1978年7月11日，教育部提出了“關於加大選派留學生的數量的報告”，同時作出了派遣3000人去國外學習的計劃。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緊接其後中美簽訂了互派留學生的協議。美方確定在1978年至1979年度接受來自中國的500至700名留學人員。我有幸成為南京大學研究生後，參加了1978年9月15日的出國英文考試。據說全國共有14717名參加留學生選拔考試的人。11月24日得知我被錄取並將派往國外學習。

 

誰也不知道我們這些人何時將被派往何處。據也要出國的盛鬆柏老師聽到的傳聞說數學係四人（我、沈老師、盛鬆柏老師和王金德老師）都將派去德國。到1979年初，傳說教育部也不知道該如何把我們這些人派往國外哪個國家和哪個學校去學習。又傳說誰能聯係到一個去處，教育部就把誰派往那裏。

 

然而在1978年年底，南京大學顯然已經和美國的威斯康辛大學開始了接觸，更大的可能性是威斯康辛大學接觸了南京大學。去那裏的麥迪遜校園成了一個看得見摸得著的可能性。為此，我們填寫了出國有關表格，並被要求提供：二吋的照片，中學、大學畢業文憑、成績單，一份簡曆，和一封推薦信。這些具體要求顯然是威大的洋人們提出來的，而不是國內通常要求的我們一輩子習慣了的政治表現、社會關係、領導評語和群眾意見之類的那些東西。

 

1979年2月11日，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校長歐文·謝恩（Irving Shain）率團訪問南京大學。南大決定十人（包括我，大概還有沈、孫、朱、張、陳、胡、劉、單、吳）將派往威大。2月14日下午3點在鬥雞閘4號，威大代表團人員Pinkerton教授和一位美籍廣東人與我、沈、孫三人麵談，麵談畢當場照了快照。據說這意味著錄取了。但是南大校方表示隻對派遣訪問學者感興趣而對派遣研究生並不感興趣。

 

4月16日有消息說，我們也許本月底或下月初離寧赴京。可一天後，4月17日的消息又說出國事可能出現了問題。5月14日我們得知劉誌謨和陳懿等一行四人本周末將離寧赴京，可能將於6月20日離京赴美。這是我們這些人中第一次有去京和赴美的消息。

 

5月20日張懷亮來電話說，我、沈、單三人的DSP-66表已到，5月25日張、孫兩人的DSP-66表也到了。5月24日人事處決定派徐祖蔭刻期出發去北京，辦理我們出國的事。6月2日徐祖蔭從北京回來，一事無成。據說，我們這幾人6月20日走不了，要等下一批了。

 

6月5日接到教育部6月1日簽發的通知，我、沈、孫、朱、張、單、吳七人11日到北京集中。我於6月10日晚14次離寧赴京，6月11日中午到北京，住語言學院。6月12日上午在語言學院聽了王某人做的一個報告，然後一位女士談製裝問題。6月15日上午由留管司陳建華指導填寫護照申請表。下午由留管司的兩個頭頭張某和李瓊（女）給我們各說了一通。6月16日上午出辦某同誌傳達了李先念的報告。下午去北大辦公樓聽一個報告，我半小時後偷跑了出來。6月18日上午先是宣讀留管條例、留學生守則等，然後聽了一個什麽錄音。下午是討論會，最後高三鎰給我們談臨行的各項準備事宜。

 

在北京外國語學院集訓的具體內容現在大都無從記得了。6月13日在王府井百貨大樓的出國人員服務部定做衣服和購買東西的事情記得一二，但不值得在此細說。其他各位要人的報告、留管條例、留學生守則等絕大多數內容當時就沒有聽到耳朵裏去。給我留下比較有印象的是，我們這些被派出國的，要嚴防犯錯誤，最嚴重的莫過於叛國投敵。如何防範呢？歸納起來有三條。第一條，提高認識。要感謝黨和國家對我們的信任給了我們出國學習的機會、要知道為了養活我們多少工人農民付出了辛勤的勞動。

 

第二條，國家的在外使領館是有辦法監督我們的。我們被告知了一個故事，說的是一名被派往西德去的訪問學者，好像還是當地的一個小負責人。有天晚上使館打電話找他，發現他沒有在他的住處過夜。經過一番調查，了解到他那天晚上是和一名台灣女人睡到一起去了。那人後來就被召回使館然後送回國了。後來我們似乎還聽說過一名派在非洲的外交人員，被發現有“叛國投敵”的跡象後，服用了還是打了一針“蒙汗藥”後被押解回國了。

 

第三條，采取必要的防範措施。其中與我們直接相關的就是，出國人員在出國途中口袋裏一分錢也不給。邏輯是，口袋裏一分錢也沒有就杜絕了“叛國投敵”的可能性。其實，我們並沒有聽到過任何案例，說明曾經有口袋裏有錢的人“叛國投敵”的事情。想來隻是國家出於對我們的愛護，怕我們糊塗了犯錯誤，算是防患於未然。

 

不幸的是，這第三條卻造成了一次“有失國格”的事件。事情是這樣的，早年有一位出國的人員在巴黎機場轉機時，一時尿急必須如廁。可是他看見廁所門口有個坐在那裏收錢的人，他因口袋裏沒有一分錢，就沒敢去上廁所。無奈之下，隻好按照中國農村的傳統方法，找個僻靜無人處解決問題。可恨的是偌大的戴高樂機場，到處覆蓋著地毯，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去處。正萬不得已時，被機場工作人員抓住了，就此犯下了“有失國格”的大錯。

 

到了1978年12月26日第一批訪問學者52人離京赴美的時候，這個出國人員途中上廁所大小便的問題已經找到了補救的方法。那就是每人發一美元，但這一美元並不放在每個人的口袋裏，而是由帶隊的負責人統一保管。途中轉機時，如須如廁大小便，就向該負責人索要上廁所的費用。據我所認識的52人中的柳伯成在網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稱，他就是那第一批中統一負責管理大小便錢的人。不過，他說並不是嚴格的一人一美元，而隻是個大概的數字，他們52人總共隻給了他50美元。

 

總之，無論是哪一條，我們當時都覺得十分合情合理、理所當然。隻是如今回味起來，頗有點西朝鮮的味道。

 

傳說我們要等到7月13日才會離京赴美，而且也不確定。6月19日我們將箱子存放在語言學院後，6月20日晚離北京，6月21日下午回到南京。6月28日去南大黨委會議室，徐福基、蔣克等接見，臨別贈言。會後，我們七人（沈、孫、朱、我、單、吳、張）又聚會了一下。總之的意思是，傳說的7月13日可能是走不了的了。因為陳、劉等原定的6月20日延期到6月26日離京赴美的，結果也沒有走成。7月2日下午去張家開碰頭會，出國事又要延期了。我們對於不斷地延期一直都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其實，我們的內心深處，甚至做好了最終出不了國的準備。自我懂事以來，西朝鮮的國門就是緊閉的，出國就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有人說，不到上了飛機，就不要相信出國這件事是真的。還有人反駁說，上了飛機也不算數。聽說有人上了飛機，結果新的外調材料趕到，就又把登機了的人從飛機裏提溜了出來。

 

7月4日教育部出國辦公室來電說我們七人赴京集中日期定為8月13日。可是7月16日下午教育部又來電，讓我們七人7月24日前到京，以便7月月底赴美。我們於是開始與眾人告別，計有郭秀梅老師、顧道生師傅、華服遠老師、蘇育誠老師、張元繼老師（未遇）、何旭初先生、陳厚珍老師、盛鬆柏老師、袁湘碗老師、唐述昭先生、葉彥謙先生、毛敏珠老師、馬明珠大夫、王嘉鬆老師等（潘忠哲老師處已於6月10日上次赴京前告辭過了）。7月22日中午父母在複興樓為我、孫、沈三家人設告別宴。

 

7月23日朱、孫、沈、張、吳、單、我去南大汽車房上車去火車站乘車赴京。臨行前各家家屬均來送行，徐祖蔭、過貴珍、蘇育誠、王嘉鬆等人也來送行，我中學的同學胡小平聞訊也趕來了送行。晚10點多126次離寧，7月24日下午到京，住語言學院。

 

1979年7月26日下午為了申請美國簽證，去美領事處麵談。和我單獨麵談的是一位年輕英俊的美國小夥子，看上去和我年齡差不多或比我更年輕些，中等個頭，d s a30歲上下的樣子。一開始我頗為緊張，把他的辦公環顧了一圈，心裏琢磨著這房間裏一定有秘密的錄音裝置。小夥子則擺出非常隨意的態度，以拉家常開始。他說一口流利的中文，自我介紹說：“我叫侯士德。”我問他為何這麽年輕就能說一口流利的中文？他說他在台灣學了六年中文。我心想，他大概還娶了個台灣的老婆。我問他哪兒來的這個中國名字？他說是他的中文老師給他起的。其後他問了些例行公事的問題，我按照語言學院教給我們的答案一一給了回答。具體他問了些什麽和我怎麽回答的，現在已不記得了。我隻記得他冷不防地問我當過紅衛兵沒有，我苦笑了一下，給了他一個最簡單的“沒有”的回答。我當時心裏想，他到底是個美國人，對中國的事情隻有極為表麵的了解。我雖然從來沒有當過紅衛兵，但我知道文化大革命中有各色各樣的紅衛兵，在漫長的文革中不同時期的紅衛兵的性質也很不一樣。所以一個年輕人是否當過紅衛兵是個沒有意義的問題。他們美國人則把紅衛兵標準化了。麵談完畢後，領得《美國旅遊便覽》和《畫中美國》等小冊子。

 

然而赴美的簽證卻無法得到。據說，美國領事館說是管簽證章的人度假去了。我們私下議論，大家都認為這個借口太可笑了。他們真正需要的是時間，去調查了解我們中是否有特務和間諜之類的。

 

到了7月29日因簽證無從到手，眾人開始紛紛返回了。大家把出國的行李存放在語言學院裏，孫、沈、朱、單、吳決定於7月31日返回南京，張決定將過幾天再回。我一時拿不定主意，出國辦公室美大組老沃、沈、大姐、大姐夫、大外甥女等均極力勸我先回南京去。31日晚飯後去火車站，沒等到退票，大姐夫為我買了站台票讓我擠上了火車，沈已經為我登記了臥票。見到列車員，出示出國證明，順利得一上鋪票。張一人在語言學院一直耗到8月9日才從北京回到南京，別說我們這批人了，一而再、再而三延期的陳、劉等人所屬的那批原定於8月4日離京赴美的也還沒有走成。（按1978年12月26日離京赴美的52人為第一批算起，陳、劉屬第四批，我們屬第五批）

 

我們真是豬八戒照鏡子 —— 裏外兩麵不是人！中國政府怕我們這些人“叛國投敵”，美國政府怕我們這些人是“特務間諜”。

 

不料幾天後我們又收到通知，要我們即刻赴京赴美。由於前幾次的反反複複，我們認為這次隻不過是又一次的反複。我們商量了一下，決定這次離寧赴京不聲張不與任何人告辭。8月16日晚我們乘坐14次特快安安靜靜地離開了南京。8月17日中午抵京。兩點多到語言學院。兩點半取了存放在語言學院的行李。

 

我們這一批（我所謂的第五批赴美的）一共有40多個人，其中來自南大的有我、孫、朱、沈、張、吳（單不知何故決定不和我們一起赴美了）。原計劃是前三人18日離京，後三人21日離京，後沈經交涉要求，得以和前三人同行。

 

按既定的政策，每人發一美元供途中上廁所時用。這筆錢本應由上級指定的我們40多人中的負責人統一保管，但這兩位內定的頭頭都對此事不感興趣。好在天底下不缺對這種事感興趣的人，南京大學化學係劉廣鑑老師自告奮勇攬下了此事。自從我們集中學習英文以來，在各次準備出國的事情中，我似乎從來不知道有這個人；即令以後回想起來，也常懷疑自己是不是把人弄錯了。總而言之，這位管理我們大小便錢的人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撈到這份差事，他很是沾沾自喜，想來這說明了黨和國家對他額外的信任，也給了他一個表忠心和顯示工作能力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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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上午大外甥女來幫助整理最後的行裝，把身上剩下的錢與票證寄給了二姐。我們各自正正經經地穿上了新做的西裝。5點半由語言學院出發，乘一輛大轎車沿著那條通往機場的林蔭道馳向機場，6點半到機場。那時的北京機場很小，沒有空調。停機場上大概隻有我們要乘坐的那一架中國民航的波音707飛機。這是我第一次坐飛機，8點多起飛時機場裏黑乎乎，起飛後才見到北京燈火一片。

 

那時中國通往美國的航路大概隻有一條，就是先飛往新疆方向，然後南下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再往西北方向飛到法國巴黎，在巴黎換機後飛越大西洋到達美國。8月19日星期日午夜12點我們經過新疆時，天氣晴朗，機窗外麵繁星點點，下麵時可見一團燈光。近卡拉奇，上下一片黑，一無所見。近4點到卡拉奇機場，乃當地時間近1點。機場裏沒有空調，午夜之後仍然悶熱不堪。工作人員見到我們就用蹩腳但能聽懂的中國話說：“萬精油，萬精油！”這事我們出國前就聽說了，大多數人口袋裏都專門為他們帶了幾盒。這些人得到萬精油後就非常高興。我不記得在那個機場有上廁所的問題，估計是因為我們停留的時間很短，45分鍾的樣子，隻是為了給飛機加油而已。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中國之外的世界，充滿了好奇心。機場雖然比當時小而簡陋的北京機場更小更舊，但陳列的巴基斯坦文藝商品卻從來沒有見過，遺憾的是我把照相機留在飛機上了，沒能留下一張照片來。

 

近5點再起飛，天氣晴朗，見卡拉奇燈火，一輪彎月從視平線下冉冉升起。機上每人發一把扇子和一支圓珠筆以作紀念。5點半見東方天際有虹狀帶，乃日出之前兆，甚美。然而天亮得極慢，約11點方日出。夜來天晴，晨來但見雲海。

 

北京時間下午1點、當地時間下午6點到達巴黎戴高樂機場，準備轉乘美國環球航空公司（TWA）的航班飛往紐約。該航班因故晚點，致使我們在機場等待了六個半小時。這樣長的候機時間自然就會有肚子餓和大小便這兩個一進一出的問題。先來說大小便的事。我們是有備而來，所以對此人人都胸有成竹。不過我還是十分好奇，我到底一生從來沒有在別的國家大小便過。為了探探虛實，我先在不遠的地方觀察了一陣，又從廁所門前若無其事地來回走了兩趟。我算是把事情徹底看明白了。

 

廁所門前坐著一個老太，她的身前有個小桌子，小桌子上有個盒子。上廁所的人就往那個盒子裏扔硬幣。仔細看去，每人扔進盒子裏的硬幣大小多少都不盡同，十分隨意，我甚至看到一個小男孩沒有給錢也進去了。那時我們這些在優越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和計劃經濟下生活了一輩子的人，壓根兒就沒聽說過、見過、也不懂得什麽叫“小費”。回想那位犯了“有失國格”的先驅，他真是冤枉 —— 上廁所其實並不收費，真要沒有錢，硬著頭皮不給小費其實也是可以的。當然了，既然99%的人都給小費，如果我們死皮賴臉地不給小費也可以看作是一種“有失國格”的行為。

 

六個半小時候機的時間裏，每人多少都上了一次廁所，估計有大便的也有小便的。每逢此時，就去向劉廣鑑老師要錢，領到五分、一角或兩角五分的硬幣。劉廣鑑老師對能掌管他人的大小便一事兢兢業業，從來沒有為難過任何人。憑想象，大便者多給一點，小便者少給一點。

 

再說肚子餓的問題。大家饑腸咕咕，口袋裏又沒有一分錢。其實，即令有錢，機場裏的一切東西在我們眼裏都是昂貴無比不敢問津的。兩個帶隊負責人若無其事，劉廣鑑老師隻管大小便，他手頭那點錢也無濟於事。好在我們都不嬌氣，肚子餓不算什麽事，克服一下就是了，所以並沒有人抱怨或提出什麽要求來。然而，喜出望外的是，我們40多人中有位極為能幹的小夥子。我們都不知道他叫什麽是國內哪個單位派出國的。他修長的大個子，長得細皮嫩肉，顯然從小沒有營養不足的問題，年紀極為年輕，大概隻有20出頭，最多是出來上大學本科的，而我們這批人中其他所有人都是30幾歲40幾歲出國作研究生和訪問學者的。他不但說一口字正腔圓的英文，舉止大方得體，而且顯然此前頗有國際旅行的經驗。由於我們滯留戴高樂機場的原因是下一班轉乘的環球航空公司（TWA）的飛機晚點造成的，他一個人悶聲不響地找到環球航空公司交涉了一番。不久環球航空公司就給我們每人送來了一個三明治和一杯飲料。

 

解決了一進一出兩大問題，在戴高樂機場多滯留一些時間實在不算個問題。要知道，這可是我平生第一次親眼看到的腐朽的資本主義的花花世界。無論機場內哪個商店貨架上的商品都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所有商品都是開架的，可以去摸摸甚至取下來細細端詳。而自我有記憶以來國內的所有商店，包括北京機場內的，都是用玻璃封閉的展示商品的櫃台把顧客和售貨員分開的。還有商店裏那些靚麗的店員，也是我從來沒有親眼見過的，隻是我不喜歡她們那略帶輕蔑的眼神，可能是因為我們太土，我那套定做的西裝也許並不合身，更不用提我自己選的衣料的顏色了 —— 我此前一輩子就沒給自己選過任何衣料；當然了，也可能是她們看透了我們的口袋裏一分錢也沒有。

 

比較有喜劇性的是，我坐在候機室候機時，從五顏六色的旅客中朝我走過來兩位穿西裝的中國人。其中一人和藹地向我問道：“你是 ……？”見我疑惑不解，其中一位自我介紹起來，“我是西安交大動力係的教師，這一位也是交大畢業的，我們來這兒開會，現在回國去。我們認識你。”因為我當年在西交大是小有名氣的反動學生，想來在我被遊街和全校被批鬥時他們見過我。如今竟然在戴高樂機場又見到我，真是天翻地覆！他們說回去後一定告訴無線電係的老師們。

 

北京時間晚7點半（當地時間12點半）我們登上美國環球航空公司的803號航班的波音747離開了巴黎。在飛機上，坐在我身邊的是一對美國大學生夫妻（或男女朋友）在法國度假後返回美國。我和他們兩交談甚歡，他們用寶利來（Polaroid）相機給我照了一張照片。

 

8月19日星期日美東時間下午2點多（北京時間20日淩晨）抵達紐約的肯尼迪機場。這是我平生第一次通過海關進入一個中國之外的國家。可是我完全不記得是如何通過美國海關的了。我隻清晰地記得，當我閑逛著走出機場好奇地來看看美國是什麽樣子時，映入眼簾的是噪雜擁擠的人群和汽車，以及不太清潔的街道。可是，我心中頓時充滿了如同終於回到了家一樣的感覺。這個如歸之感說來奇怪。自我懂事以來，我所被灌輸的都是那個萬惡的美帝國主義、全世界人民的敵人、在那裏廣大人民生活在資本主義的水深火熱之中、等待著我們去解放他們。除此之外，我對美國的真實了解實在是微乎其微、幾近於零。然而，冥冥之中，我清楚地知道，這將是我的家、可以安全和幸福生活的家。在這裏，我不會因為說了不適時宜的話而被抄家、遊街、批鬥、隔離、被強迫沒完沒了地寫交代材料並挖掘思想根源和階級根源，等等等等，更不會無端坐牢、勞改。這裏沒有那些一切為了鞏固政權的、令我無比厭倦的浪費生命的無休無止的政治學習和政治報告。這裏將是我通過刻苦學習和努力工作去度過有意義的一生的地方。

 

肯尼迪機場之大超乎想象。飛機在起飛跑道上排著隊，我看著手表上的秒針，發現每40幾秒鍾左右就有一架飛機射向蒼穹。其實，我那時並不知道我看到的隻是肯尼迪機場幾條跑道中的一條。我們改乘TWA航空公司063班航機去華盛頓特區，結果飛機繞紐約飛了一圈，因發動機故障，又返回了紐約肯尼迪機場。由環球航空公司支付讓我們在小吃台（snack bar）邊吃了一頓晚飯，再於晚7點多起飛，9點半到達華盛頓特區的機場。大使館來人接到後，安排我們住在康街使館裏的招待所裏，我和沈老師同住在359室。

 

我們被告知，使館買下的這棟樓裏布滿了竊聽器。為此，使館曾經請國內派來清除竊聽器的專家來清除。結果專家發現，到處都是竊聽器，牆上門上窗上到處都有，不可能清幹淨。最後解決的辦法是在頂層做了一個屏蔽任何信號的密閉的會議室。我們到達後的幾天裏就是在那裏麵使館教育處的黃忠煊召集我們開了會、科技處許參讚給我們講了話、我們又聽了柴大使的講話錄音等等。

 

我們到達的第二天一早，使館就給我們每人發了一張100美元的鈔票。兩天後，劉廣鑑老師給了我一段繩子。他對我說，他保管的那40美元供大家途中大小便的錢沒有用完。他就用剩下的錢買了一卷繩子，給每人剪一段。“大家就要奔赴各自的學校去了，總有些東西要捆捆紮紮的！”後來我才聽說原來有些人還惦記著那本屬於自己的一塊美元大小便的錢。想來有些人可能隻小便過而沒有大便過，有些人可能隻小便過一次而不是兩次，無論何種情況，一美元是不會用完的。劉廣鑑老師大概也沒有詳盡地紀錄；即令有的話，他也沒有那麽多零錢分給大家。他總算想出了個聰明的辦法把此案了結了。

 

我離開華盛頓去威斯康辛大學時，好像也沒有什麽東西要捆捆紮紮的。那段分給我的繩子很快就不知了去向。後來我每每想起那段繩子，就十分懊悔沒有好好保留它。否則，有人建立中國改革開放博物館時，我還可以把那段從“叛國投敵”到“大小便錢”演繹而來的繩子捐贈出來供後人觀賞哩。眼下我別無他法，隻有寫下這篇文章來紀念它了。

 

順便說一句，兩名內定的帶隊的人被告知，他們的行李“永久丟失”了。航空公司給他兩每人賠償了2000美元，難免讓有些人羨慕不已。當然，更讓大家驚歎不已的是中美建交伊始，美國的情報工作卻能做到如此精準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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