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大的都市，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五六個城市之一。然而直到二十世紀中葉，上海的實際區域還很小。
1、民國上海的城市規模
整個城市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僅指市區，不包括屬於上海市政管轄下的郊縣)隻有31.8平方英裏(82.4平方公裏)，作為這個城市的主要部分，也可以說是現代上海形成和發展的基地，從前的外國租界，差不多是13平方英裏(33平方公裏)。城市的核心與1848年中英條約指定的邊界基本相符，大約470英畝(7平方英裏)。
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之際的上海全盛時期，如果有人從南京路或外灘——上海市中心最繁榮的商業中心——向任何方向步行五英裏，他會發現他已置身於棉花和稻田之中。如果從外灘擺渡越過黃浦江——隻要十分鍾不到——他則會登上一片幾乎未開發的鄉野之地。
二十多年來，學者們對明清時期的中國，特別是江南地區和長江三角洲的商業化進程進行了嚴格精細的研究取證，現在幾乎已經沒有人認為上海在成為通商口岸以前隻是個小漁村。十九世紀早期，被城牆圍起來的上海在中國相當於一個所謂的“三級縣”。行政上屬省會南京管轄，府城設在鬆江，以商貿的繁榮而著名，這種繁榮基於清代此地棉花貿易的蓬勃發展。
然而，縣城的北郊，也就是後來成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地區，當時確實是鄉下。
1845年11月，上海道台宮慕久第一次將這片土地中的一塊劃給英國人居住。當時這裏還完全是一片農田，種滿了棉花和水稻，纖夫的小徑蜿蜒在寬闊的蘆葦叢中。著名的外灘，就是以這裏的一條靠近黃浦江和蘇州河交匯處為基礎形成並發展起來的。
十九世紀中葉以前已經很繁華的上海縣城，後來隻是近代上海的很小一部分，約占民國時期上海麵積的二十分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說，近代上海確實起源於默默無名的鄉村。
以人口而言，近代上海也是從微不足道發展起來的。十九世紀中期上海縣的人口約達54萬，其中一半居住在縣城以及緊鄰縣城的郊區，餘下的一半則分散在縣內各個村鎮裏。縣城以北的郊區，也就是後來的外國殖民地，隻有大約500左右的居民。人數之少，以至於當時的一些調查都將其忽略不計。
可是五十年之後，這塊地區的人口數量暴增至50萬。再過50年，上海的人口數已超過545萬。換句話說，上海在一個世紀的時間內，人口數量成十倍地增長。與之相對應的是人口的高度集中，絕大多數的人不再散居在上海縣各村鎮，而是集中在原來縣城北麵的郊區裏。這個地方已成了世界上最擁擠的地區之一。
1930年每平方公裏人口達43，570人，1935年時已增至50，032人，1940年至1942年期間更達到76，880人。
十九世紀中葉，上海的人口數已超過廣州，成為中國最大的通商口岸。我們可以從一些諸如港口吞吐量之類的數據看出上海的飛速發展。
1844年，口岸開放的第一年，44艘外國貨輪(共裝載8，584噸貨物)進入上海港。到1849年，133艘外國貨輪(共裝載52，574噸貨物)進入上海港。1863年，這個數字變成了3，400艘和964，309噸入港，3，547艘和996，890噸離港。
進口商品主要是鴉片，出口商品主要為茶葉和絲綢。現代上海發展的動力與中國其他的傳統城市有著根本性的不同。中國學者認為近代上海的發展和繁榮離不開西方帝國主義的作用和通商口岸對內地的剝削。仔細分析，這種觀點與西方世界對上海的種種描述並無太大的不同，後者將上海描繪成練達的西方的一個得意之作，或者是一個靠聲名狼藉的鴉片貿易支撐起來的城市。
近代上海的居民組成也與舊縣城不同。有研究表明上海在開放為通商口岸前已經不是個僅由本地人組成的城市。例如，在城市貿易中擔任主要角色的是那些被稱作“客商”的人——他們來自全國各地，從南方的廣東、福建到長江流域的安徽，以及華北各省。雖然如此，開埠前的上海縣城如同一般的縣城一樣仍然是本地居民占絕大多數。
與此相比，近代上海居民絕大部分來自外地。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外來移民一直占到上海城市人口的80%左右。
2、外國租界
近代上海成長過程中的焦點——外國租界，出現在1845年，其本意在為西方人士提供一塊專用的土地。除了當時已經住在那裏的少數農民之外，居留地內禁止中國人無論是出於何種目的買賣和租賃土地。1854年，這種種族隔離製度終止了，而且再也沒有出現過。
除了太平洋戰爭幾年間，上海的外國人口從沒有超過城市總人口的百分之三。上海的外國租界(即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裏的居民絕大多數是中國人。盡管帶著深深的外國烙印，上海仍然是一座中國城市。
實際上沒有哪部條約明確界定過上海的外國人居留地的合法地位。唯一一部能提供些許法律依據的是1845年由上海道台宮慕久和英國首任駐滬領事巴富爾(George Balfour， 1809-1894) 簽訂的《土地章程》， 該章程允許英國人在縣城以外北郊的規定區域內租借房產。這一地區範圍東起外灘，西至界路(今河南路)，北起李家場(在黃浦江與蘇州河交匯處)，南至洋涇浜(今延安東路)，總麵積達830畝(138英畝)。
因為中國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概念，外國人原則上並不允許在這一地區內買賣土地，但是準許永久租住不動產。這是中國人在賦予外國人特權的同時又保全自己麵子的典型事例。
南麵的法租界與舊縣城接界，北邊則與新設的英租界鄰——這種布局是1849年由法國領事敏體尼(Louis Montigny， 1805--1868) 和上海道台麟桂經過冗長談判達成的結果。美租界在虹口，位於蘇州河北岸，在舊縣城東北約五英裏處。
它的出現與其說是由政府指定的，不如說是由於美國聖公會在這一地區購買(或永久租用)了大量房產而形成的既成事實。正如荷西·巴洛·摩斯(Hosea Ballou Morse， 1855―1934) 所形容的那樣：“美租界不是建立的，而是“長出來的’。”1848年，主教文惠廉(William J.Boone， 1811-1864) 得到上海道台吳健彰的口頭允諾， 將虹口劃作“美租界”。1863年6月， 美國駐滬領事熙華德(George FrederickSeward， 18401910) 與上海道台黃芳正式劃定了美租界的邊界。三個月後，9月21日，英美租界正式合並。合並後的英美租界稱作(特別是1899年以後)公共租界，這樣，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末，英、美、法三大列強在上海都有了租界地。
1852年上海外國租界地總人口約為500人。這意味著外國人口正逐漸超過本地居民數。
這就是一座巨城的黎明時期，盡管在當時幾乎沒有人預料到上海將會變成一座偉大的城市。對於西方人來說，上海的生活平靜而愉快。到了1850年，外國租界裏的公園、跑馬場和一座業餘劇院先後建成。夏夜，西方人駕著牛車漫步在外灘的微風中，那裏是租界的商業中心，有不少房子正在建造。這些人因此博得了一個新近流行起來的名字，叫做“外灘客”。
用當時一位知情者的話來說：
外灘常被詩意般地與“它的閑言碎語，它的涼爽夜風，它的不斷變幻的景色，愉快地散步兜風，令人懷念的友情和讓人沉思的淡淡哀愁”連在一起。
上海一帶的地理條件和附近中國人的寧靜天性使打獵(主要是獵鳥)成為歐洲人最好的享受。正如當時一位周遊中國的英國植物學家所感歎的，“上海是座美麗的大花園，絕對是我在中國所見過的最富裕的地方”。這種田園式的甚或是浪漫的生活，在旅居亞洲的西方人中也許十分典型。在早期的殖民史中，亞洲其他的一些城市，如加爾各答或橫濱，也可以發現類似的生活形式。
3、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真相
1853年9月7日早晨，發源於福建的小刀會組織在廣東人劉麗川(1820―1855)的領導下在上海發動起義。那天，一名縣官在文廟祭祀時被小刀會殺害。小刀會很快占領了縣衙門，並宣布建立“大明國”政權。這次起義在上海及其鄰近地區燃起了長達十七個月的戰火。成功地占領了上海之後，起義軍開始攻打上海附近的縣城。
十天內就占領了寶山、南匯、川沙、青浦四個縣。攻打上海之前，小刀會已經占領了距上海西北約25英裏的嘉定縣。上海縣城離租界不過幾步之遙，戰爭造成的混亂使得數以千計的難民從被占領的縣城和其他地方潮水般地湧入外國租界。英美租界的人口從1853年的500人驟增至1855年的20，000多人。
這些難民們在租界裏麵對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外國商人把他們的到來視作發財的好機會：建造難民房成了他們致富的捷徑。幾乎是一夜之間，在英租界西北部和分隔英法租界的洋涇浜兩岸出現了成行的單層小木屋。不少難民都是手頭有點積蓄的商人和地主，住得起外國人提供的房子。
但是另一部分外國人更關心社區的舒適和安全。他們的代表――英國領事阿禮國爵士(Rutherford Alcock， 1809--1897) ， 在和上海道台磋商後，於1855年1月下令“將討厭的本地人趕出租界，拆除有礙觀瞻的難民寓所”。阿禮國的命令使得幾千名無家可歸的中國人在寒冬被趕出家門。
這一行動燃起了中國人的抗外情緒，但以英國當權者的觀點來看，要保持中外分隔居住的傳統就必須這麽做。小刀會起義結束後不久，根據一份調查報告：
英國租界已經“從一個純粹的外國人聚居區”變成了“上海的阿爾塞西區，其南部整日擠滿了人，路旁有肮髒的小屋，隨時都可能發生火災，爆發瘟疫。到處是妓院、鴉片館和賭場”。
關於是否接受中國難民成了外國租界裏爭論的焦點。
租界正麵臨十字路口，盡管當時誰也不能預見最終的選擇會對這座城市的命運產生何等影響。
一名坦率直言的英國商人找到阿禮國表達了他的觀點。他完全不知道他的話會成為這個城市發展史上的一座裏程碑：
無疑您關於接受中國難民可能會造成混亂的想法有一定的根據，事實上也許很正確，但是如果我們拋開傳統的中外隔離製度，而讓中國人和我們住在同一區域內的話，帶來的利益將是無法忽視的。當然，總的來說，我同意您的觀點。
或許會有這麽一天，後來之人將對現在這種將房屋出租給中國人的做法噴有煩言，但在我們地主和投機家來說，與此何幹?你身為大英帝國的領事，自然應當以國家長遠利益為重，這是你的事情。但我的事情是抓緊時機發財，把土地租給中國人和建築房屋租給他們，以獲取30%-40%的利益。這是運用我的資金的最好辦法，我希望至多在二三年裏能發到一筆大財，從此走開。以後上海不論化為灰燼或沉入海底，都與我何幹!你不用盼望像我這種人肯為子孫之計而甘長期流徒在這種不健康的環境裏。我們是為發財，愈快愈多愈好，在合法範圍內一切方法和手段都是為著這個。
這個觀點無疑代表了上海絕大多數外國商人的想法。阿禮國被這番話說服了，他終於相信“中國人進入租界已是大勢所趨，任何想阻止的努力隻是在浪費時間”，從而放棄了他拒中國人於門外的做法。英國當局隻能無奈地看著中國人如潮水一般湧入租界。
1869年9月，《土地章程》再一次作了修改，並得到了北京公使團的批準。由此租界組建了上海工部局(簡稱SMC， 取代了原先的市政委員會) ， 這一機構管理公共租界直到1943年為止。
1869年，《土地章程》又成了英租界與美租界合並的法律基礎，盡管從1863年9月起美租界的一些事務(例如維持治安)早已在英租界的管轄之下。法國堅持要保留自己在上海的租界。因此，法租界由一個以總領事為首的自治委員會管理，並不受《土地章程》的約束。但實際上，法租界的許多管理模式與公共租界完全一致。
雖然新章程刪除了1845年舊章程中關於中外隔離的規定，但是中國人在租界裏仍然不能用真名買賣土地。到了這一階段，中國政府仍不願上海成為中外混居的城市。
無論怎樣反對，到1850年底，租界已不再是外國人的專用居留地，變成了一塊由歐洲人管理，大多數居民卻是中國人的特殊地區。1855年小刀會起義被鎮壓後也沒有改變人口向外國租界流動的狀況。太平天國起義對江南地區破壞極大，造成大量難民流入上海。
1860年至1862年期間，太平天國政權幾次企圖攻占上海，引起上海及其附近居民的恐慌，因此難民們潮水般地湧人租界尋求保護。
到1865年，公共租界的人口已增至92，884人。同時，約有50，000中國人遷入法租界。到太平天國起義結束之時，已經有超過110，000中國人搬進了外國租界。
4、外國探險家樂園的真相
上海的開放傳統在通商口岸時期表現得愈發明顯。在十九世紀後期當全國普遍存在地方保守傾向的時候，上海是個例外，外來的客居者在此是賓至如歸。似乎作為開放的一個特征，上海的街頭巷尾充斥著全國各地的方言；人們比鄰而居，看來誰也不必害怕被歧視。
上海作為一個世界性的城市，無疑是受到自由主義思想影響的。直到二十世紀，還很少有亞洲城市像上海這樣能使外國人感到賓至如歸。
“上海是一個傳奇。世界巡航如果不到上海就非完整。上海的名字代表著神秘、冒險以及各種各樣的特許。”
到上海去是西方人的一種經典的冒險，對那些在自己家鄉混得不甚得意的人來說也是解決困境的方法之一。
上海就是這樣一座為人們提供夢想和逃避之所的城市。民國時期，上海的外國人中有來自二十多個歐洲國家的居民，大批的日本人、印度人、越南人和韓國人，還包括中東和南美地區的居民和無國籍人士。
外籍人士中的大部隊當然是英國人、美國人和法國人，他們各自的租界構成了這個城市的核心。外灘的歐式建築和隱藏於城市西區那些華麗而幽靜的洋房就是他們在上海地位的最好見證。到了二十世紀，盡管大英帝國已呈日薄西山之勢，老一輩的上海人仍然認為英國領先於其他西方國家，甚至是盎格魯世界中的主導者：比如他們習慣說“英美人”而不是“美英人”。
盡管英國人或許在此偏愛下更為得益，在上海的所有外國人還是過得很舒服。
“生活在上海——不管你是英國人還是美國人，還是沒有國籍的猶太人或是俄國難民——好像總是享有某種特權。上海像家一樣接待我們，而不像一個客棧。年輕人可能最初是在上海的某家貿易公司找到一個職位，在那裏工作幾年後，調令下來了，他們往往不想離開上海，請求留下來。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在上海定居、結婚、生子。”
並非所有的西方人在上海都充當“主人”的角色。大約有25，000到50，000白俄移民在俄國十月革命時期來到上海。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很窮——在西方人中，隻有俄國人中有相當數量的妓女和乞丐——但也正是這些白俄在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中路)上開設的商店為這條馬路營造出一種優雅的歐式氛圍。
虹口地區的四川北路因為日本人聚居使之有了“小東京”之稱。大量印度錫克教徒在上海當交通警察，俗稱“包頭阿三”或“紅頭阿三”，成了上海的一大景觀。至於猶太商人在上海的成功已是童叟皆知的故事了。房地產巨頭沙遜和歐司·愛·哈同(Silas Hardoon， 1847-1931)成了在上海“一夜暴富”神話的代表，他們擁有的宏偉辦公大樓和奢華的居所是上海引以為豪的標誌性建築。
二戰期間，上海接納了大約20，000名猶太難民，他們曆盡艱險，逃離納粹的魔掌，跨越大半個地球來到上海，因為進入上海很容易，不需要任何簽證或證明。他們大多住在上海東北麵虹口一帶的裏弄裏。五十多年後，盡管這些猶太人幾乎都離開了上海去往他處(主要是美國)，他們住過的房子卻並無太大的變化，有些人回來尋訪，回憶在上海度過的歲月，感慨萬千。
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許多外國人已經視上海為他們永遠的家了。正如一個英國人在1937年日本進攻上海前的那個晚上所說的：
“現在已經到了時候，我們可以摒棄那種所謂外國人隻是來上海待個幾年，賺了此錢後就要離開的想法。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上海是永久的家。”
1937年日軍進攻上海，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占領了整個城市，這此都在西方勢力範圍內投下一片陰影。但是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為止，西方人在上海長達一個世紀的黃金時代才告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