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的用刑？用刑的人道？
·郝 斌·
一九六八年的春天，北大校園裏發生了武鬥，隨後，曆史係又有幾個人被押送到太平莊來。按說，送來的本來隻是武鬥的”戰利品“，現在進了”牛棚“，對不起，每人要加送一點”牛棚“裏的政治”帽子“。
第一個送進來的是呂遵諤，考古教研室的講師。一九五三年我考入北大曆史係的前夕，他剛好畢業。裴文中先生和夏鼐先生給我們合開”考古學通論“一課，他當助教；林耀華先生開”古人類學“，他也當助教。他是我的老師。從那時直到現在，他一直從事舊石器時代的考古研究。一九八四年，由他帶領的考古隊，在遼寧發現的”金牛山猿人化石“，被認為是我國人類考古學上的一大收獲。
”文革“之初，呂遵諤看不慣聶元梓的所作所為，張貼大字報反對她，稱她”老佛爺“。可在聶元梓得手、秋後算賬的時候，他一個不留神，竟讓”老佛爺“手下的人綁架了去，給狠狠收拾了一通。送到太平莊以後，他偶爾說幾句如何被打的事，我們個個用心去聽——這種事，說不定明天就會輪到自己頭上，該有點了解才是。但是，聽歸聽，並不能借鑒到手。比如，呂遵諤說，同是挨打，蒙頭不蒙頭，大不一樣。不管是手掌還是木棒、鐵棒，打下來，你看得見，哪怕稍稍偏一下，承受打擊的力度都會有所減弱。頭被蒙上了，左邊打下來，你正往左轉，迎著撞上去，形成方向相反的兩個力的合力，像火車對撞，那就大不一樣了。聽過他的話，我知道他被蒙上頭打過。至於他說的”挨打比較學“，雖然言之成理，無奈蒙頭不蒙頭由不了自己，聽過他這一番話，我們倒是多懸起一份心。天氣大熱之後，我們脫了上衣赤膊幹活，隻有鄧廣銘、楊人楩、商鴻逵等幾位老先生，還多穿件單衣。等回到宿舍，鄧廣銘、周一良兩位，也同我們一樣赤誠相見。呂遵諤的衣服一脫，真是紅肉紅、白肉白，前胸的白肉還多，後背上的紅肉一條壓著一條，兩般顏色，紅白分明。他說，春天被打的時候，多虧有棉衣在身，否則幾根自行車鏈條和棍棒輪番抽下來，難保沒有內傷。剛送進太平莊的時候，他傷情還重。他後來說，當時隻怕發炎感染，夜晚不敢去碰，翻身尤難，現在總算熬過來了。
聶元梓手下的人收拾他並送他到太平莊，找了一個由頭：”中統特務“。”文革“後期，”軍宣隊“入校，力圖消除兩派對立，搞”大聯合“，要人們反省的時候，常常要說一句話：”把螞蟻當成大象，把蚊子說成飛機“，意思是說當初把事情無限度誇大了。可是，直到一九七八年給呂遵諤平反的時候，誰也說不清他頭上當初的那隻”蚊子“或”螞蟻“究竟是個什麽，因此，隻能幹巴巴的說一句“推倒一切誣蔑不實之詞”作為了結。
隨後送進來的是羅榮渠和謝有實。羅榮渠，世界近代史教研室教員，他長我七歲，高我八級，但我學生時代沒有聽過他的課，工作以後平日接觸也很少，因此並不熟悉。進得“牛棚”，聽見他有兩頂“帽子”，一頂是“曆史反革命分子”，借什麽緣由戴上的，我弄不清楚；不然同室為囚，也不便多問，就是監管學生，好像也很少提到這頂“帽子”。另一頂常常提起的，叫做“老保翻天急先鋒”。這頂“帽子”，如今讓人聽了，有點難明就裏；可在當年，它的份量重似千鈞，甚至重過“曆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真能把活人壓死。
話要說得遠一點。
一九六六年“文革”初起，由於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又來的迅猛突然，黨內、軍內元老級人物，一時都懵了頭，弄不清他老人家葫蘆裏裝的什麽藥，隻好檢討說“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對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不理解”等等。其實，他們都在看，或許也在試著跟一跟。可到了一九六七年春天，朝中奸佞當道，國內亂象叢生，已是十分明顯，各位元老個個有話在喉。恰在這個時候，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等場合，讓他們的力量有所聚集整合，於是，在幾個會議上，大家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葉劍英、李富春、聶榮臻、徐向前、譚震林、陳毅、李先念、餘秋裏、穀牧等人，一齊指責“中央文革小組”的作為，是亂了黨、亂了軍、亂了社會秩序。譚震林說到激動處，拍案一怒，竟然傷了自己的手指。由此或許可以想像，上層之中，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勢頭，久蓄一發，那該是個什麽樣的場麵。這個消息很快傳了出來，讓不少人感到振奮。元老到底是元老，他們敢言人之所不敢言，形勢由此或許能夠好轉？人們一時期許甚高。而江青等“文革派”人物，這個時節，個個都象泄了氣的皮球，很少出來說話，這就更加增加了人們對形勢回轉的盼頭。不想，十字街頭打過一個盤旋之後，毛主席開了口，批評葉劍英等人的言論，說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責成他們檢討。最高統帥這三言兩語一出，立時乾坤逆轉，江河倒流，形勢急轉直下，政府和軍隊中元老一場合力反擊“文革”的正義之舉，就此偃旗息鼓。由於葉劍英等人指責“中央文革小組”的發言都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份舉行的幾個會議上，因此他們的舉動被稱為“二月逆流”；又因江青等人曆來以“革命派”自詡，把原來反對他的上層人物稱為“保守派”——大麵上勉強保留的一個禮貌稱謂，如今，既有最高統帥發話，江青等人頓時氣往上長，把“二月逆流”又稱做“老保翻天”，即“保守派”翻天。如此一來，二月以及二月之外，管它哪個時辰發生的事，凡屬不順耳者，不論上層、基層，凡想裝進來的，一律被“文革派”裝進“老保翻天”這個大籮筐裏。他們乘機擴大戰果，一起“秋後算賬”。
話該說回來了。聶元梓與江青本屬同根，榮枯一體。江青隱忍之時，正是聶元梓狼狽之日。當時校內轟聶的炮聲隆隆。跟她走的學生當中，很多人另拉了山頭；周培源、季羨林、周一良等多位名教授受到軍政元老講話的鼓舞，情緒高漲，公然站出來反對聶老佛爺；她的左右親近，一時也紛紛倒戈。“紅色政權校文革”，岌岌乎處於危殆之中。就在這個時候，羅榮渠以他一支犀利的、飽含感情的筆，連續寫出幾份長篇大字報，矛頭直指聶元梓，弄得大字報前轂擊肩摩，站在前邊的要大聲朗讀，念給後邊看不見的人聽才行。那個時候，人們表達言論的方式，無外乎以下幾種：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和大標語，裝有高音喇叭的有線廣播，快速印刷的小報，以及用男女聲交替輪呼的口號，如此等等。學校裏最多的本是教室，這個時候，教室卻是蠨蛸滿牆，空置大半年了。偏偏羅榮渠這時候連講了幾堂課，也可能是學生們重回暌違既久的課堂，有新鮮感，興趣至高，居然聽眾爆滿，而且掌聲不斷。他講的題目是：“赫魯曉夫是怎樣上台的？”“希特勒是怎樣上台的？”“慈禧是怎樣上台的？”盡管他講的不離事實，也不算牽強，但在材料取舍之間下了功夫，學生們“聽話聽聲兒，鑼鼓聽音兒”，彼時彼地，自然另成一番效果。聽眾一陣鼓掌，一陣訕笑，都是衝著“老佛爺”聶元梓去的。這樣一來，羅榮渠和他的戰鬥隊“長纓在手”，一時名滿校園。不想就在這個當口，江青在朝中得手，騰出身來給聶元梓助威。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江青在一個規模頗大的群眾場合說：“北大老保翻天，至少是部分老保翻天！”〔注：王學珍、王效挺、黃文一、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紀事》（１９８９￣１９９７），第七八〇頁，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八年。〕此言一出，“老保翻天”就成為繼“走資派”之後的另一頂政治“帽子”！當時的北大，“老保翻天”的不少，羅榮渠則要算“老保翻天”中的急先鋒。老羅的大字報寫的字字鏗鏘，手上勁卻不足以縛雞，三天兩天他就成了聶元梓手中的獵物，被送進“牛棚”裏來。
與羅榮渠一同送到“牛棚”裏來的還有謝有實，他是“長纓在手”裏的一位幹將，還是“戰鬥隊”隊長，論出身、論曆史，他都沒碴沒砟，找不出一點點縫隙。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後半期，他在莫斯科大學留學五年，回國分配到北大曆史係之後，免不了同人談起蘇聯。“文革”之前，中蘇交惡已經有年。那個時候，昨是而今非的事，常見不鮮，於是就有人借這個題目，給他量身定做了一頂“企圖越境投蘇修”的“帽子”，這在當時隻算順手一辦的小活兒。大字報貼出來，一個根紅苗正的人，就此被送進了“牛棚”。就是進了“牛棚”之後，監管學生有一陣子還讓他當我們的“匯報人”。所謂“匯報人”，就是飯前“請罪”的時候，他先單口一聲：“向偉大領袖毛主席——”，我們“牛鬼蛇神”一眾趕緊齊聲跟喊：“請罪！”並按例順序逐個報出自己的“帽子”和姓名，如我就是：“現行反革命分子郝斌”；周一良先生的“帽子”有五頂，要喊得一個不漏，喊的時候還要彎腰、低頭。
謝有實的腰最早彎下來，等到我們一個一個喊完，大家才一塊直起腰來，這樣一算，謝有實彎腰低頭的時間最長。這個“節目”，說來有點像京劇舞台上對待罪犯或是有意讓來見者受辱的“報門而進”，但我們一天要三喊三進，才能吃上三頓飯。後來出了“牛棚”，我們跟謝有實開玩笑也兼自嘲，戲稱他“牛頭兒”、“牛組長”，喊了好一陣子。
江青得手之後，聶元梓趁著大局的變化，學著江青整元老們的伎倆，如法炮製了這一回。校內曾經造過聶元梓反的師生，凡是出了頭的，都被打為“老保翻天”，被整的又是一批人。若是看過季羨林的《牛棚雜憶》就會知道，他和此前已經整挨的周一良，一九六七年秋天以後所受的批鬥，更是變本加厲，前一年夏天的批鬥水平同此刻相比，那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最後送進來的是個學生，五年級的楊紹明。
楊紹明是楊尚昆的次子，人稱“楊小二”。楊尚昆曾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多年，中央主席毛澤東會隨時作出吩咐和指示，他有記錄、督辦之責。依毛澤東的個性和習慣，他表達什麽想法、意見，往往引用詩文史典，縱橫上下三千年，什麽都能扯進來，還喜歡用借喻、譬喻的方式表達，微言大義，甚或正話反說，這種時候，尤需反複體會，才不致弄錯他的真意和全意；而單靠身邊工作人員的事後追憶，難免失準有差。楊尚昆出於這種考慮，在毛澤東的辦公之處安裝了錄音機，錄下毛澤東的談話。從辦公室現代化的角度來說，這件事本稀鬆平常，是他該辦的一件事。中樞要地，白虎節堂，他若不這樣辦，難免疏漏，或許倒該責他一個失職才是。誰知，楊尚昆此舉，卻換來一個“特務”的罪名。〔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楊尚昆日記》（上），第七一五￣七一六頁及注文，中央文獻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特務”，弦外有音，好像是他有意偵聽毛澤東的言行，並把偵聽到的東西報告了“外人”。可這“外人”是誰呢？消息傳出，弄得人們杯弓蛇影，心裏突突亂跳。一九六六年春夏之交，“文革”還沒開始，楊尚昆已被打入“彭、羅、陸、楊反黨集團”，首批清理出局了。〔注：彭，指彭真，當時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羅，指羅瑞卿，當時任公安部長；陸，指陸定一，當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楊，指楊尚昆，當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 這是一樁冤案，後來四人都被昭雪平反。〕當時，高層領導人的子女，在北大讀書的不少。他們的父母在“文革”之中大多被打倒，隻是略分先後而已。這些血性青年，少不更事，父母被打倒了，好像與自己全無幹係，爸爸媽媽有問題，那是爸爸媽媽的事情，我還是照樣要幹革命！因此，該說的照說，該做的照做。“文革”初起之時，有一句話：“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那是整治地富資本家子女的張本；可現在，物換星移，這話被另一些人接了過去，就變成整治“黑幫”幹部子女的天然理由。“楊紹明——楊尚昆的狗崽子！”隻消這個血緣關係在，不要DNA鑒定，就足以隨便整治他。可楊紹明呢？像前麵說過的，還以為自己自己也是“革命小將”，還要說三道四；這時候偏偏康生又出來說話，康生指名道姓，說楊尚昆的兒子楊小二“跳得很高”。一句話剛剛落地，楊紹明就被打入了十八層地獄。於是，楊紹明也升級正為正品“黑幫”，父子落入同一命運。
楊紹明未到太平莊之前，我在曆史係“黑幫”之中，是年紀最輕的，重活、累活多是我幹；他到來之後，接替了我。他小我十歲，那一年大約二十四歲。休整半天的時候，大家要洗衣服，他從山坡下麵挑三、四擔水上來，給大家不少方便。一個溽熱的中午，山下來了一輛吉普車，楊紹明被喊下山去，拉走了。過了一周左右送回來時，他完全換了個人，頭上纏著繃帶，露出的半張臉，活像一張白紙；從山腳到宿舍一百多米，他是被擔架抬上來的。押送者與監管學生略說了幾句許就走了。後來，監管學生發牢騷被我們聽到：“人弄到半死，甩包袱送到我們這兒來！”太平莊的監管學生無奈，隻好準許楊紹明暫不出工，臥床休息，還搭上一個閻文儒日夜伺候他。輕活都不讓他幹了，憑這一點，或許能想象出此刻的楊紹明該是什麽樣子！他躺在床上，隻說出來兩個字“頭痛”，除此之外，再沒有話。閻文儒給他打回飯來，“張嘴！張嘴！”連喊十幾聲，才能喂進一勺，哪一頓飯也得喂上一個小時。楊小二全憑年輕，大約過了二十天左右，漸有好轉，又被喝令出工了。
這年，楊人楩先生六十三歲，是“牛鬼蛇神”當中年紀最大的。他素有哮喘的毛病，爬幾步山坡就氣喘籲籲，因此，所有工種中，勞動量最輕的火頭軍這個活兒，就派給了他：炊事員崔師傅在屋裏燒飯，楊先生在屋外的灶口添柴。幹這個活兒，全靠事前把粗細長短不一的樹杈、禾秸截短理齊，屋裏喊一聲“上氣兒！”楊先生就猛往灶裏添柴；屋裏喊一聲“小火兒！”楊先生就停止添柴，再送進幾鏟濕煤末，壓住火苗。我們下工回來見到的楊先生，煙熏火燎，灰塵滿麵，隻有鼻涕、眼淚衝刷出幾條白道兒，顯得有點滑稽——這時候，講授法國大革命的那位楊先生，全然不見。楊紹明重傷初愈，被命令出工幹活，楊人楩先生把火頭軍的差事讓給了他，自己請纓上山。不管怎麽說，添柴的時節，總還有個小板凳能讓他坐下。即便是這樣，崔師傅要大火的時候，楊紹明添柴不力，還是害得我們吃了幾頓夾生窩頭。
後來楊紹明能夠上山幹活了，隻有我們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他給我講了那番經過，聽得我脊背發涼，說不出一句話來。原來，他一上吉普車，就被蒙上了雙眼，摘下眼布的時候，已在一個大房間裏。滿屋的人，手裏拿著什麽家夥的都有，雖然叫不出姓名，但憑麵孔，他能判定都是北大的人。不過，讓他納悶的是，人群當中有一位白衣、白帽還帶著藥箱的人，顯然是個醫生。但沒容他多想，帶頭的一個工人，上來三句、五句問過，劈頭就打。楊紹明單衣單褲，毫無遮擋，自行車鏈條掄到頭上，打出了口子，血流下來，糊住了眼睛，他倒下了。帶頭的人示意暫停，打手們坐下抽煙休息，大夫不慌不忙上來翻開眼皮看看，縫了七針，然後告訴帶頭的：“不礙事！”於是又是一通打——原來這是革命的分工：你——隻管打，我——保他不死，大家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就是要給楊小二一個打而不死！楊紹明說，當他恢複知覺的時候，感到身上涼涼的，又過了一陣兒，才睜開眼睛，好不容易判斷出，自己此刻原來躺在男廁所裏長槽式的水泥小便池中！衝尿水不斷淋下來，疼痛也隨著漫到全身。但他頭重千斤，無力挪動分毫，隻能聽憑衝尿水淋了又淋，澆了又澆！
前麵說過的，聶玉海打周一良，那叫“一摑一掌血”；呂遵諤、夏應元挨打，那叫“一鞭一條痕”。這些手段，古已有之，算不得什麽新鮮創造，倒是在楊小二身上，人未見傷，醫生先到；打開了花，立刻縫上；待縫好了，接著再打，下手雖狠，但有節製，總以不出人命為限，真是殘忍之中不失“人道！”這種施刑者的從容和氣度，沒有職業訓練與修養的人，大概不能做到，或許武則天的寵臣來俊臣和周興，能與他們相比一二！
正是：一鞭痕一掌血 司空見慣，打了醫醫了打 人道用刑！
□ 摘自郝斌：《流水何曾洗是非》，大塊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