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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二事件，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稱為東南清黨[1]，中國共產黨稱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是中國國民黨“清黨”第一期中的標誌性事件[2]。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領導中國國民黨右派黨員，在上海青幫的幫助下，大規模逮捕、處決中國共產黨黨員和部分國民黨左派，並取締蘇聯顧問[3][4]。
背景[編輯]
1924年1月，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李大釗等人幫助下，孫中山在廣州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改組中國國民黨，提出聯俄容共。大量中國共產黨人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如組織部長譚平山、農民部長林伯渠等，協助國民黨建立國民政府。孫中山在廣州市長洲島成立黃埔軍校，準備北伐。
西山會議[編輯]
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部分化。汪精衛掌握政權，蔣中正則掌握軍權。1925年11月23日，國民黨右派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召開的“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並通過決議宣布中國共產黨非法，並通過了“取消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中之黨籍”、“開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的共產黨員”、“解雇顧問鮑羅廷”等反蘇、反共、反對國共合作等議案，是為西山會議派。
會後，此派人士在上海成立“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廣州國民黨中央相對抗。西山會議派的主要政治綱領是反共，反對汪精衛的“聯共”，長期與支持“聯俄容共”的以廖仲愷、鄧演達為首的國民黨左派不合。
蘇共影響
1924年底，主管中共的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因為要求中共合作為上、以及壓製廣州工人罷工，遭到陳獨秀向遠東局投訴。1925年1月，在遠東局書記維經斯基支持下，中共決定增強自主，強化鬥爭。1925年，鮑羅廷允許中共擴大國民黨“左派”，招募產業工人為國民黨員。1926年，中國共產黨在政治顧問鮑羅廷影響下，以“黨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後”為理由，在國民革命軍中發表北伐必敗論，並於廣州市區散發傳單反對國民革命軍北伐。6月，中國共產黨中央會議討論北伐統一問題，並通過反對北伐的重大決議[5][6]。
1926年春，蘇聯領袖加米涅夫、共產國際領袖季諾維也夫及其支持者組成新反對派，向托洛茨基傾斜，雙方組成反對同盟（聯合反對派），共同反對斯大林的中國政策。在爭論中，中國北伐成為爭論熱點。斯大林忽視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選擇一條較實際政策。他告訴中國共產黨停止煽動下層群眾，遵守中國國民黨命令。與列寧一樣，斯大林認為中國國民黨資產階級在中國可以打敗西方帝國主義並完成革命。而托洛茨基則想讓中國共產黨繼續正統的無產階級革命，並且反對中國國民黨。在北伐中，斯大林資助中國國民黨[7]。在秘密談話中，斯大林反駁托派批評，認為蔣介石右翼代表是中國唯一可以擊敗帝國主義的力量，不僅如此，富有商人還可以資助蔣介石，因此可以像檸檬一樣在被榨幹用處之前利用他的軍隊[8][9]。
中山艦事件
1926年3月，蔣介石武力平息中山艦事件，和鮑羅廷及中國共產黨間產生齟齬，國共關係陷入危機。陳獨秀、鮑羅廷對中國國民黨右派妥協。5月15日至5月22日，中國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在廣州召開，張靜江、吳稚暉、孫科等提出《整理黨務案》，限製中國共產黨。主要內容有：
北伐期間[編輯]
1926年7月1日，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蔣介石任總司令。9月7日，北伐軍攻占漢口，11月8日攻占南昌，蔣到南昌指揮進攻孫傳芳。11月11日，廣州國民政府決定遷都武漢，蔣則極力主張遷都他控製的南昌。11月22日，第三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七次大會，布哈林批評中國共產黨在暴力奪取土地所有者土地方麵不夠堅決，要求中國共產黨在支持民族革命同時，著手解決農民覬覦地主土地問題。會後便采取所謂土地革命與國民革命上的雙重支持策略[10]。12月9日，國民政府遷至武漢。一個月後，南昌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議決，中央黨部駐南昌。
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編輯]
1927年2月21日，中國國民黨武漢中央決定召開二屆三中全會。2月26日，蔣介石在南昌召開中央政治會議，要求蘇俄第三國際撤回鮑羅廷。蔣手下少壯派陳果夫、陳立夫、溫建剛等，一麵全力奪取其軍力所及之各地黨政權力，一麵加緊準備與武漢破裂之條件。其中關鍵之處，是取得北伐軍所過法理上之黨政大權。隨著南昌會議召開，原本蘇聯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左派在江西占優勢的中國國民黨部相繼被搗毀。3月6日，中國共產黨黨員、江西省總工會執行委員、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讚賢，被槍殺。隨著國民革命軍向北向東推進，這股奪權風潮由江西、安徽、福建、浙江，迅速擴展[11]，陸續在九江、安慶、寧波和南京搗毀中國國民黨左派報社、工人總工會與中國國民黨左派領導黨部，槍殺、逮捕中國共產黨員與抗議遊行之工人群眾。
1927年3月10日至3月17日中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後，其執監委暨候補委員80名中，中國共產黨員約占三分之一，中國國民黨左派亦占三分之一，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各部部長暨其秘書，中國共產黨員亦占一半以上，至此國民政府已由蘇聯顧問與中國共產黨全權把持[12][13]。 會議增設勞工部、農政部，中國共產黨員蘇兆征任勞工部部長、譚平山任農政部部長、林伯渠任軍事委員會秘書長。另組成武漢中華全國總工會，以向忠發、劉少奇、李立三為首組織武裝衛隊，動私刑殺害他們判定之工賊。斯大林派羅易到武漢協助鮑羅廷，組織農工階層展開土地革命，農民協會、土地委員會成為有武裝權力的組織。
在武漢，鮑羅廷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暨國民政府委員會臨時聯席會議”，憑借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左派取得政治主導權，以“提高黨權”、“反對軍事獨裁”、“打倒新軍閥”為理由，於1927年3月10日，中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決議案》，通過“統一革命勢力”、“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案”等反蔣方案，隨即在蔣介石北伐途中剝奪蔣的主席職務，將其降為普通委員。[14]。全會結束後不久，武漢國民政府有一個俟機逮捕蔣介石的秘密命令，交給江右軍總指揮程潛執行，但程潛沒有執行[15][16][17]。蔣在南昌發表《告黃埔同學書》，表明不接受該決議。麵對親蘇勢力倒蔣，蔣決計和中國共產黨斷絕關係，與剛回國的汪精衛商討發動清黨，驅逐蘇聯顧問，與中國共產黨決裂。汪精衛提出避免過激解決辦法，建議蔣親自去武漢說服中國共產黨，把國民政府和黨部遷到南京。
滬寧之爭
1926年10月，中國共產黨組織上海工人反對北洋軍閥政府，“第一次武裝暴動”失敗。1927年起，在蘇聯帶領下，中國共產黨持續排外，上海財閥虞洽卿和錢永銘到南昌親訪蔣，答應為蔣籌集軍費，條件是要求蔣“維持上海現狀，反對赤化”。 2月19日，國民革命軍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占領杭州。2月22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發起“第二次武裝暴動”，再次失敗。 3月20日晚，國民革命軍東路軍進入龍華，包圍上海。3月21日，上海工人在中國國民黨鈕永建和中國共產黨周恩來等領導下，發起“第三次武裝暴動”，占領租界外的上海市區，建立一支工人糾察隊2,700人[18]。3月22日，國民革命軍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率軍開進上海。北伐軍先後克複上海、南京[19]:13。
3月24日，國民革命軍中路軍攻下南京。國民革命軍魯滌平、程潛、賀耀組等部殺害、掠奪外僑。英、美、日領事分別報告，以大量事例證明搶劫領事館是由中國共產黨主導[20]:527[21]:723-726，蔣下令追查負責任者。英美軍艦以此為由炮擊南京，遂形成國際衝突，是為“南京事件”。入南京部隊與英國人發生衝突，英艦炮擊南京，蔣嚴電阻止事態擴大，靜候政府以外交解決[19]:13。 3月25日，白崇禧說：“工人一旦有擾亂，駐軍必將負責繳械。”3月28日，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恒、蔡元培、張人傑、李煜瀛在上海提出護黨救國案。3月29日，中國共產黨請示蘇聯，強調準備抵抗。
4月，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國國民黨元老蔡元培、李烈鈞等）舉發中國共產黨破壞革命，危害國本之逆謀，決議非常緊急處置案[19]:13。白崇禧任淞滬衛戍司令，配合蔣在上海清黨。
中國國民黨右派，如蔣等認為：“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國民黨內部勢力日益膨脹，“黨中有黨”，如不早日剪除，今後會更難控製[11]。”另外，中國共產黨人在國民革命軍攻克的地方實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無端殺害其所謂階級敵人，並剝奪其合法財產”，也被視為清黨事件發生的原因之一 [22]。
| 時間 | 地點 | 情形 |
| 3月20日 | 寧波 | 寧波總工會（共）被燒[24] |
| 3月26日 | 上海 | 上海總工會（共）槍決“反動”工人（國），占領閘北[25] |
| 3月30日 | 杭州 | 工人總會（國）與總工會（共）流血衝突 |
| 3月31日 | 重慶 | 劉湘部隊（國）與工人糾察隊（共）槍戰，中共報死400人 |
| 4月2日 | 南昌 | 朱德部隊（共）槍決約二十國民黨人 |
| 4月7日 | 福州 | 約十名共產黨人被槍決 |
| 4月9日 | 廣州 | 李濟深部隊（國）與中共爆發衝突 |
| 4月9日-10日 | 廈門，寧波 | 國共衝突 |
| 4月10日-11日 | 南京 | 總工會（共）有人被殺 |
| 4月12日 | 上海 | 白崇禧部隊（國）與工會交火，25-30人（共）被殺 |
經過
1927年3月6日蔣命駐贛州新編第一師國民黨黨代表倪弼槍殺了江西省總工會副委員長、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讚賢[26]。3月26日蔣到達上海。3月28日，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會議，吳稚暉提出發動“護黨救國”運動。4月2日，中央監察委員會會議召開全體會議，參加者包括蔡元培、蔣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李濟深、張靜江、吳稚暉、李石曾等人，在上海會議中提出檢舉“共產黨連結容納於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同有謀叛證據”，吳稚暉呈文控告中國共產黨企圖奪取革命政權，且譴責鮑羅廷，陰謀使中國變成蘇聯殖民地[27]。廣州政治分會主席李濟深首先發言讚同。會議訂立“清黨原則”及組“清黨委員會”，進行反共清黨準備工作。
4月1日，汪精衛穿越西伯利亞再轉蘇聯郵輪，從歐洲趕回上海。蔣介石、吳稚暉、蔡元培等向汪投訴中國共產黨問題。汪精衛又與陳獨秀會晤，陳書麵答複汪精衛，並要求他簽字，於4月5日以《國共兩黨領袖汪兆銘、陳獨秀的聯合宣言》在報上發表，強調國共團結。武漢中央聯席會議則命蔣介石未得政府命令前，不得發表外交意見，改任第一集團軍總司令，以馮玉祥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解除了他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武漢政府下令，突免蔣公職[19]:13。4月6日，汪精衛離開上海赴武漢。
另一個造成緊張的要因，是鮑羅廷秘密策動郭鬆齡將軍反對張作霖。中國共產黨土地改革路線為：“有土皆豪，凡紳必劣”。蔣張兩人1926年秋天就開始秘密接觸，分別派唐生智和楊宇霆為代表秘密會晤，協議共同驅逐共產國際勢力。因此“南京事件”後不到兩周，4月6日，得到公使團同意，張作霖在北京軍警搜查了蘇俄大使館、遠東銀行、中東鐵路辦公處，逮捕藏身其內多時的58名中國人，包括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在搜出的秘密文件中，竟發現了莫斯科蘇聯共產黨打電報給當時尚是革命政府顧問的鮑羅廷，指示不能讓國民革命軍統一中國；蘇聯的目的是要用北伐牽製帝國主義國家，使他們不能從東方攻打蘇聯[28]:65。還清查出蘇聯企圖赤化中國之千餘文件[29]，查獲並向外界公開了共產國際發來大量指示、訓令、顛覆材料（與馮玉祥合作顛覆文件、紅槍會及煽動農民紀錄、中國共產黨文件等，“蘇聯陰謀文證匯編”），詳載蘇聯涉入中共之地下滲透活動，“及近來之街頭群眾運動的狀況”[30]:42。蘇聯全麵指揮取代中國政府運動，與中國共產黨強烈譴責中國國民黨粗暴侵犯蘇聯使館尊嚴，並認為此事件乃“帝國主義的挑撥”，中國政府已淪為帝國主義者工具。4月19日，蘇聯召回北京駐華代辦及大使館職員[31]:65。
4月9日，蔣命令成立“淞滬戒嚴司令部”，由白崇禧、周鳳歧分任正副司令，並頒發“戰時戒嚴條例”12條。同日，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吳稚輝、黃紹竑、張靜江、陳果夫等聯名發表《護黨救國通電》(即“青電”)，指責武漢國民政府“容共”。4月11日，蔣密令“已光複的各省，一致實行清黨”。根據陳立夫說法，中國國民黨並沒有和青幫正式訂下合作計劃，但是“策劃、執行清黨的一個主要人物是楊虎；他是青幫領袖”。楊虎“把我們的建議傳遞給杜月笙……青幫就采取行動”[30]:43。
4月12日淩晨1時到5時，親國民黨右派的中華共進會和上海工界聯合會成員向上海總工會糾察隊駐地閘北、南市、浦東、吳淞等處，發起攻擊。之後，蔣下令淞滬戒嚴司令部所屬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以“工人內訌”為理由，解除工人糾察隊武裝，“沒收三千支步槍。”[30]:43蔣解散上海總工會等組織，徹底清除中國共產黨份子[19]:13。上海總工會召開工人代表大會，決定4月13日上午10時舉行總同盟罷工。4月13日，上海總工會在閘北青雲路廣場召開工人群眾大會，要求釋放被捕工人，交還糾察隊槍械。請願隊伍走到寶山路三德裏附近遭到機槍掃射，死亡300餘人，被捕200餘人。接著，蔣下令解散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上海總工會和一切共產黨組織，搜捕中國共產黨員及支持者，逮捕千餘人。
4月14日，李濟深主持廣州陸海空將領開會議決定“清共”。4月15日，廣州四一五事件發生，廣州全城搜捕，當日捕去共產黨員和支持者2000多人，封閉工會和團體200多個，共產黨員蕭楚女、熊雄、李啟漢等被害。廈門、福州、寧波、南京、杭州、長沙（馬日事變）也以“清黨”名義，對共產黨員和支持者進行大屠殺。奉係軍閥也在北京捕殺共產黨員。4月17日，蔣與一批右派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在南京召開政治會議，發布清黨通電，並發出秘字一號命令，通緝中國共產黨首要分子197人：首要為鮑羅廷、陳獨秀，其次為林祖涵（即林伯渠）、瞿秋白、毛澤東、惲代英、周恩來、劉少奇、張國燾、彭湃、鄧穎超、蔡和森、方誌敏等人。一些親共左派人士，如沈雁冰、柳亞子、鄧演達、章伯鈞等，也在通緝之列[11]。
4月18日，國民政府奠都南京，蔣發表告民眾書[19]:13。蔣等宣布組成南京國民政府，以胡漢民為主席，和武漢國民政府對立，是為“寧漢分裂”。之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左派也進行清黨，大量處決中國國民黨右派人士，在武漢聯合發動討蔣。4月21日，軍事委員會自廣東遷南京辦公，蔣發表告全體將士書[19]:13。4月20日，中國共產黨發表《為蔣介石屠殺革命民眾宣言》認為：“蔣介石業已變為國民革命公開的敵人，業已變為帝國主義的工具，業已變為屠殺工農和革命群眾的白色恐怖的罪魁”，並號召全國人民動員起來，團結一致，形成一個鞏固的革命民主主義戰線來對付與戰勝帝國主義、軍閥、封建資產階級聯合勢力的進攻。4月22日，武漢國民政府由汪精衛領銜，孫科、鄧演達、宋慶齡、張發奎、吳玉章、毛澤東、惲代英等聯名發布通電，斥責蔣的分裂行為。[11]4月28日，張作霖在北京把二十名逮到的中國共產黨員，因有事實證據聯合蘇聯密謀顛覆中國政府，執行絞刑，“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李大釗”[30]:42。
5月，蔣組織清黨委員會，全國各省厲行清黨[19]:13。5月21日，湖南的武漢國民政府屬下一些反共軍隊發動馬日事變。6月5日，第三國際代表羅易轉發電報給汪精衛，要求其增加中國共產黨掌控武漢國民政府，並處決所謂反革命派，擴大農工武裝運動。7月15日，中國國民黨左派領袖汪精衛再度知悉斯大林指示蘇聯顧問鮑羅廷欲分化並全麵控製國民政府，以助中國共產黨合謀武力奪取武漢國民政府權力之策略後，宣布“和平分共”，遂決定取締中國共產黨言論，又通過“取締共產議案”，罷黜鮑羅廷及其他蘇聯顧問。
汪精衛在得知蘇聯與中共合作奪取政權的計劃後，武漢也宣布進行和平分共取締中國共產黨及蘇聯顧問，但仍堅持要蔣下野。8月1日，中國共產黨以“南昌起義”（國民政府稱為南昌暴動）進行全麵攤牌。自此，第一次國共合作徹底破裂。不久汪精衛又鼓勵唐生智與張發奎分別於10月爆發寧漢戰爭、11月爆發廣州張黃事變，但南京國民政府皆獲得戰爭之勝利，迫使唐生智、張發奎等出國流亡。
影響[編輯]
蔣介石因此事被中國國民黨內右派多數支持，成了最高領袖，中國國民黨左派遭到排斥或者鎮壓。中國國民黨右派認為共產黨破壞北伐統一，清黨延緩了掃除軍閥、統一全國的時間。蔣雖然不久由於國民革命軍在徐州失利而下野，但很快重掌權力，完成北伐。開啟了在中國大陸數十年的統治生涯，直到1949年在國共內戰失敗後離開大陸。
四一二事件對中國國民黨組織發展影響深遠。清黨前，中國國民黨普通黨員人數（不含軍政和海外黨員）約121萬（一說65萬），其中有中國國民黨員身份的中國共產黨員不超過5萬。清黨一年後的1928年3月，中國國民黨員人數為22萬。1929年12月回升到27萬，其中絕大多數黨員還是軍隊或高級黨政機關人員。這意味著清黨行動使得中國國民黨黨務係統大換血。北伐前後各省建立的縣、鄉國民黨基層組織，“清黨後基本瓦解，恢複得十分緩慢”。到1933年，全國僅有17%的縣建立有縣黨部，浙江省建立縣黨部的縣份為69%。“隻能在城市的上層可以看到，農村中是很難找到黨的勢力的微弱影響”；“不但在農民中很難找到國民黨黨員，並且在一切農民運動負責人員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員中，在農村文化教育負責人員中，以及農村經濟建設負責人員中，都不容易看到國民黨黨員的蹤跡[32][33]”。
中國國民黨黨員的減少一方麵是由於4月17日，當時尚支持聯俄容共政策的汪精衛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布撤銷蔣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並開除黨籍。4月18日，蔣在南京另立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政府，發表《告民眾書》。4月21日，軍事委員會自粵遷南京辦公，蔣發表《告全體將士書》。4月22日，武漢國民政府由汪精衛領銜，孫科、鄧演達、宋慶齡、張發奎、吳玉章、毛澤東、惲代英等聯名通電，斥責蔣的分裂行為，形成“寧漢對立”。412之前國民黨有120萬黨員，清黨以後1928年5月在冊黨員隻有23萬。
另一方麵則是由於眾多中國國民黨普通黨員懾於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決裂，從而自行退黨所造成。[34]
四一二事件使中國共產黨發展嚴重受挫。中國共產黨認為，這標誌著國共合作失敗。四一二事件後，中國共產黨召開“八七會議”[35]，黨內堅持和中國國民黨妥協的早期領導人陳獨秀等人被認為右傾投降主義被撤職。陳獨秀被認為一味退讓，甚至要求工人糾察隊向中國國民黨上繳武器，造成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的武力清黨毫無準備[36]。中國共產黨從此走向武裝革命暴力奪取中國政權之路，中國共產黨聯合少數中國國民黨左派在南昌發動南昌起義，開始了組建中國共產黨軍隊，開展武裝暴力革命，直到完全奪取中國政權。因此，四一二事件也或被認為是中國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統治失敗之起點。
因蘇俄駐華使領館掩護及扶持中國共產黨武裝革命，國民政府於1927年12月14日宣布與蘇俄斷交[35]。
被槍決者[編輯]
- 汪壽華（1901年月日-1927年4月11日）（一說4月12日）
- 蕭楚女（1893年-1927年4月22日）
- 熊雄（1892年-1927年5月中旬）
- 陳延年（1898年-1927年7月4日）（陳獨秀長子）
- 趙世炎（1901年-1927年7月19日）
- 夏明翰（1900年-1928年3月20日）
- 郭亮（1901年12月3日-1928年3月28日）
- 羅亦農（1901年-1928年4月21日）
- 向警予（女）（1895年9月4日-1928年2月28日）
- 陳喬年（1902年-1928年6月6日） 陳獨秀次子）
- 周文雍（1905年8月-1928年2月6日）（與陳鐵軍在廣州紅花崗刑場上舉行婚禮）
- 陳鐵軍（女）（1904年-1928年2月6日）（與周文雍在廣州紅花崗刑場上舉行婚禮）
- 鄭複他（1904年~1928年6月1日)
- 許白昊（1899年－1928年6月6日）
- 安友石（1905年3月30日-1927年7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