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部級”副總理紀登奎的晚年待遇zt

 

 

記得有一次開會，（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秘書處要編印會議人員名單，我們不能確定紀登奎（原副總理）的職務如何填寫，就請示一位副主任，得到的答複是：就寫“正部級研究員”。

 

紀登奎看到名單後，雖然沒有表示不悅，但是並不認可，他說：“中央從來沒有說過我是正部級。”他的這種說法，顯然是不認為自己已經被明確“降級”，即從過去的政治局委員、副總理降為正部級。

 

但是，他也從來沒有說自己仍然是“副總理級”或者現在說的“副國級”。那麽，他是什麽級，其實很難說清楚。在這裏，我試圖根據自己的經曆和觀察，描述紀登奎晚年的“待遇”狀況，或者說，呈現一位國務院副總理遭到某種貶黜後的生活狀況。

 

幹部待遇是這個體製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黨史研究，中共幹部待遇體製自延安時期逐步建立，是任弼時擔任五大書記之一時主持設計的，建國以後這套製度逐步嚴密和完備。

 

從基本製度框架看，不論是“文革”中，還是改革開放的現在，沒有大的變化。高級幹部的待遇基本上可以分為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兩個方麵。

 

構成生活待遇的基本要素有：工資、住房、醫療、用車、生活特供等；構成政治待遇的，主要是收閱黨內文件的層級和會議活動。

 

大致上，能夠從這種種待遇觀察推測一個人的體製內地位。

 

01

 

我並不知道高層關於紀登奎晚年生活待遇是如何規定的，但是，通過日常生活觀察，可以大致上描述他的生活待遇概況，從而可以探測高層領導人失勢後的生活狀況。

 

如果是現在，很容易從工資看出級別，因為現在的工資是與行政級別直接對應的。

 

但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不是這樣，因為行政級別是和工資級別分開的。如一個幹部的職務是副部長，但是他的工資級別可以比一個老處長還低。因為工資待遇和職務級別沒有內在聯係，從工資無法判斷他卸任後的真正級別和待遇。

 

紀登奎的行政級別是九級，當地委書記和副總理的時候，工資都是拿九級工資，每月230元左右。

 

紀登奎的工資關係不在九號院，每月領工資是在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當時，九號院裏的高級幹部中，有三個人工資關係在外單位，除了紀登奎以外，還有從林業部常務副部長任上調來的楊玨，從機械工業部副部長任上調來的武少文。

 

這兩位部長為什麽工資關係沒有轉來，他們自己說為了退休還回原來的部裏，因為這些部委的待遇條件更好。當時，高級幹部工作調動並不轉工資關係，情況是比較多的，連他們的司機、秘書也有這種情況。

 

在工資之外，不同的中央機關，對於高級幹部的待遇條件是有差別的。這種差別並沒有正式的製度規定，主要依據這些部門自身的條件。1990年九號院（即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撤銷時，退下來的高級幹部基本上都被農業部接管。但是，中央辦公廳曾專門通知，張平化、張秀山、杜潤生不必退到農業部老幹部局，可以轉到中央辦公廳的老幹部部門。這三個人都曾是中顧委委員，行政級別分別是五級和六級。據說中辦對老幹部的照顧更好。後來，張平化、張秀山都轉到中辦了，杜潤生則表示不願意離開農口，繼續留在了農業部，成為農業部的退休老幹部。

 

紀登奎擔任副總理時，住在西單附近，是一個有獨立院落的二層樓，家裏駐有一個班的警衛人員。

 

1980年正式辭去中央領導職位後，搬到後來的住房，是內務部街一個四合院。這是過去清代大太監李蓮英的住房。

 

紀登奎說，是他自己提出來不再住原來西單的房子。這個院落分前院和後院，前院是他本人以及家屬居住，後院主要住工作人員。這個院落的北麵是正房，東西各有廂房，正房和廂房還有耳房，約有二十來間。顯然，這所房子不如原來西單附近的房子，但明顯高於一般部長級幹部。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高級幹部住房，部長基本都住在單元樓裏，一般五六個房間，麵積一百八九十平方米。

 

紀登奎家裏還有一個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派出的廚師。根據內部規定，部長級幹部家裏沒有廚師。住這個房子是要交房租的，紀登奎在世時這個院落的房租每月是五十元，從工資裏直接扣除。紀登奎家裏沒有通常中央領導人所配備的保健醫生、警衛員等。

 

 

根據內部規定，高級幹部去世以後，遺孀可以繼續居住原來住房，遺孀去世後，原住房將被收回，居住在其中的子女則被另外安排。

 

對於子女住所的另行安排，通常是一個很艱難的談判過程，即用多少公寓房來換取家屬同意搬離原住房。紀登奎去世不久，夫人還健在，有關部門曾經商談過退出原住房的事情，但是因為另行安排的住房家屬不滿意，沒能協商好，就繼續住了下來。

 

2011年夏天，紀登奎夫人王純去世。現在，這個房子還繼續歸紀登奎子女居住。有關部門後來為什麽沒有堅持讓紀登奎家屬搬離，具體原因不得而知。

 

一般情況是，領導人夫婦均去世以後，原住房會比較快地被調整安排，別的領導人要搬進來居住。如果有了新的安排，有關部門就會在談判中讓步，會盡量多給子女住房，就比較容易達成協議。

 

紀登奎當時有一部專車，是進口的日本車，並配一名專職司機。司機老張是他在位時候的兩位司機之一。紀登奎離京外出坐火車，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給他安排一個軟臥包廂。從這種交通條件的安排看，基本上屬於正部級待遇。

 

按照規定，正部長可以一個人住一個軟臥包廂，相當於四張軟臥車票，同時，隨行工作人員還可以有兩個人一起坐軟臥，即另買兩張軟臥車票。換一個說法，即一個正部長外出乘火車，按照規定可以報銷六張軟臥票，也就是一個半包廂。當時出差，紀登奎願意我們與他坐在一個包廂裏，隻用了四張票。這樣，就不必另買工作人員車票。如果是副部級乘火車，則隻能報銷本人一張軟臥票和一位隨行人員的軟臥火車票。副總理外出坐火車，按規定是乘坐“公務車”，即在某列火車上單加一節領導人專用車廂，車廂裏有辦公室、休息室、會客室，還有隨從人員包廂。

 

紀登奎的司機老張經常與我聊天，他說原來是他當副總理時的司機，那時候是配備了兩輛車，兩個司機；另外，家裏還有一輛生活用車，主要是工作人員辦家務事用的。

 

來到九號院的時候，紀登奎已經沒有警衛員。按照規定，副總理享受二級警衛，是有警衛員跟隨的。如果出差，副總理級別的官員不僅有隨身警衛，而且有關保衛部門也會派出人員負責沿路的警衛工作。

 

就二級警衛的一般要求來說，通常在路過的主要交通路口要安排執勤人員，在賓館下榻時通常會要求所住樓層實行封閉。一級警衛則有更高要求。

 

從我陪同紀登奎出差的情況看，北京方麵沒有派出任何警衛人員。到了地方以後，省裏安排了警衛人員，但是，我以為這是地方考慮到他曾經是副總理，才安排了警衛人員，而不是因為有規定性警衛要求。另外，外出中食品安全檢查也屬於警衛範圍。按照規定，副總理級別的外出吃飯，需要有專門的食品安全檢查。

 

記得有一次地方宴請，席間上來了娃娃魚，這種魚屬於國家保護動物。陪同的省委常委兼農工部長說，上年總理來了拒絕吃，因為國家保護動物的規定，作為總理不能帶頭違反。紀登奎則說：“我不是國家領導人了，你們既然做了，那我就吃。”

 

按照規定，副總理以上領導人有生活用品的特殊供應，一般叫“特供”。部長級幹部沒有這種待遇。紀登奎退出現職後，依然享受生活特供。特供是以食品為主的生活用品。

 

在貴州遵義時，市委送給我們每人兩瓶茅台酒，我告訴他後，他開始說就不要了，對我說：“我不要了，你都拿走吧。我的特供裏有茅台。”因為他有“特供”，每月可以從特供點買兩瓶茅台。後來在回來的火車上，不知怎麽又說到茅台酒，他說他的孩子們有時候常為這兩瓶茅台酒爭執，他的孩子有時候要把他的茅台酒送同事朋友。下車時，我當著他的麵，把兩瓶茅台酒給了司機，他並沒有說什麽。

 

醫療待遇是幹部待遇非常重要的方麵，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央曾經有文件，規定某些資曆的幹部可以享受副部級或者部級的醫療或者住房待遇，通常被稱為單項副部級待遇，可以由自己做出選擇。

 

如我曾經擔任秘書的武少文部長，夫人“文革”前曾是省財政廳長，根據文件可以享受單項副部級住房或者醫療待遇，因為家裏住房已經是部長的房子，就自然選擇了副部級醫療待遇。

 

從我的觀察來說，紀登奎後來的醫療待遇，很難說得清楚是什麽級別。他的醫療關係仍然在北京醫院，與原來當副總理時沒有什麽變化。

 

按照當時衛生部保健局的通俗說法，他的醫療保健屬於“200號”範圍。“200號”是指正部長以上全國約有200人，這個範圍的人員由國家衛生部直接結算醫療費用。但是，在200號之內的醫療待遇有何差別，如部長級和“副國級”如何區別，“副國級”與“正國級”如何區別，甚至同為“副國級”之間是否有區別，這些都涉及更具體的醫療條件以及相應費用問題，非局內人並不清楚。

02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期，開始推行領導幹部離退休製度，經常聽到的離退休幹部原則是：政治待遇不變、生活待遇從優。因為官員通常都不願意離開崗位，需要用這種條件作為激勵。我至今不知道這個原則的準確出處。

 

一般來說，“生活待遇”是比較清楚的，主要與具體的生活條件有關。“政治待遇”所指何事，似乎不那麽清楚。對於離開了領導崗位的人來說，不論是退到二線，還是正式辦理離退休，具體的領導職權就沒有了。

 

對高級幹部來說，沒有了領導職權的政治待遇是什麽？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從我的觀察來說，主要就是對於黨內政治生活的知情權，說得更有力點，也可以算是一種參與權。這種參與權的具體形式，就是開會的待遇和看文件的待遇，更集中地表現在看文件的待遇。

 

紀登奎退出領導崗位後的政治待遇，顯然我不可能全麵了解。因為，他與中央高層還有一些單獨聯係，我們九號院工作人員並不知道，更不參與。從我所知道的參加會議情況看，從紀登奎來到九號院以後，基本上就沒有什麽重要會議了。

 

一般來說，退休官員開會的待遇大概可以分兩種，一種是禮節性的會議，純屬待遇問題，比如中央舉辦的國慶招待會、新年茶話會、國慶觀禮等等，通常是按照官員級別劃定邀請範圍，象征了一種政治待遇；一種是履行知情權的會議，如傳達會議文件和高層領導人講話，或就某些問題聽取一定範圍老幹部的意見。

 

一般來說，會議傳達到哪一級別，與文件閱讀到哪一級別，還是有所不同的。有些會議和文件，可以口頭傳達到一定級別幹部，但要求不準記錄。紀登奎到九號院以後，參加的會議主要是農村政策的討論座談。在我的印象裏，中央高層研究製定政策的會議，他沒有正式參加過。

 

對於高級幹部來說，看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待遇，或者說是體製內政治信任的基本指標。在現行體製中，看文件的級別和範圍，可以說是除了實際職權外最重要的權力，或者說是實際性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所有黨內文件都有發放範圍或閱讀的級別規定，一個幹部可以看什麽級別的文件，直接顯示其政治地位。

 

紀登奎來到九號院之後，看文件的級別顯然是部級，並且在部級幹部的文件傳閱中，排序也不在前邊。在他前邊的，是現職的部長級幹部。

 

當年的九號院機構裏，部長級幹部有十五六位，看文件的基本順序是，現職部長級幹部為第一順序，非現職（或無領導職務部級幹部）為第二順序。

 

在現職部級幹部中，看文件按照排名順序。如果同樣的省部級文件有兩份，則現職和非現職同時開始傳閱，如果隻有一份，則是從現職部長中根據排名開始傳閱；現職部長傳閱以後，非現職的部長開始傳閱。

 

有的機密文件，或者有傳閱時間要求的，或者是不適宜秘書人員閱讀的，通常通知本人來機要室閱讀。部長本人到機要室看文件，則不怎麽講究排名順序，先到者先看，後到者後看。

 

通常情況下，高級幹部閱讀文件可以在辦公室，也可以在家裏。根據規定，送取文件不得使用公共交通，也不能騎自行車。那時候，我送機要文件，或者是單位派出專車，或者是領導的司機來單位裏接。

 

通常情況下，不是因為開會或者到機要室看文件，紀登奎並不來九號院。大部分文件是送到他家裏去，他在家裏看完後再退回機要室。紀登奎在辭職後，直到來九號院之前，看文件是什麽待遇，我不得而知。

 

高級幹部看文件的範圍，並非機要人員確定劃分。如果降低了某位高層領導人的文件閱讀級別，一定是在高層內部有批示規定。

 

李文輝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談到胡耀邦辭職後看文件的待遇變化。李文輝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曾經擔任共青團甘肅省委書記，是胡耀邦的老部下，他在《我與胡耀邦的交往》（見《文史精華》2008年第7期）中談到，1988年秋天曾去看望辭去總書記後的胡耀邦。“我們談當時的搶購風和飛漲的物價，還有銀行的銀根緊縮引起的人心浮動，以及擔心經濟形勢惡化等，耀邦時常陷入沉默。”他笑了笑說：“很多文件不給我送了，看不到了，和你們一樣，很多情況是從報紙和廣播上知道的。”辭去總書記的胡耀邦，依然是政治局委員，他說到好多文件已經不給他送了，顯示高層看文件仍然有很多範圍的規定或區分。

 

對於黨內高級幹部來說，控製閱讀文件的範圍，實際上就是控製一個人參與政治事務的深度和廣度。從這個意義上，閱讀文件的權力，是黨內官員的基礎性政治權力，閱讀文件的範圍直接決定於政治地位的高低。

03

 

綜合來看，紀登奎來到九號院後的待遇，基本上是正部長級範圍內的。

 

問題在於，他從副總理位置上發生的這種待遇變化，並沒有看到文件依據。我們不僅沒有看到任何關於他的工作安排的內部文件，也沒有看到高層領導關於他的待遇問題的批示。

 

據說，高層有口頭傳達，說紀登奎享受正部級待遇，但並沒有準確出處。

 

我們同事間曾經議論，他的這種待遇變化，雖然沒有公開文件規定，如明文規定其級別從副總理級降為正部長級，但是，一定有某種來自最高層的官方依據。

 

這種依據可能是某個高層領導人的批示，而這種批示不在黨內和社會上公布，甚至在黨內高層也不正式傳達，僅僅是批示給有關人員執行。

 

高層有一種比較正規的說法：紀登奎在文革中有“嚴重政治問題”。

 

但是，高層對於紀登奎的組織處理，顯然與另一種犯錯誤官員的處理不同。在一九八零年代中期，九號院曾經接收過一個受到撤職處分的部長，即原林業部部長楊忠。楊忠因為黑龍江興安嶺大火災受到處分，被撤銷部長職務，行政級別從正部級降為正局級。

 

他來到九號院，待遇問題很清晰，一切按照正局級安排，並被安排擔任一組組長，當時的組就是一個相當於司局的單位。

 

楊忠的處理，從官場程序而言，經過了國務院的公共議程，有明確的規則，有明確的錯誤，雖然是表麵上的規則和錯誤，在形式上，處分是完備的。

 

但是，對於紀登奎來說，連表麵上的處理規則和是非標準也無法確立，有的隻是似是而非的處理和說法，似乎沒有任何一項錯誤可以徹底追究。

 

因為責任是理不清的。這種情況顯示，黨內當時組織處理的製度化水平不高，隨意性很大，不僅對於社會沒有公開性，而且內部的程序和規則也不清晰。

 

為什麽高層對紀登奎的處理語焉不詳？或者說，沒有明確的處分，但給予了某種懲罰。

 

當時，九號院一些高級幹部時有議論，基本說法是，紀登奎的問題實在複雜，不那麽容易處理。不明不白降了級別待遇，其實有深層隱情，就是他的錯誤也是有些不明不白。

 

雖然，紀登奎在高層十年間，得罪了不少人，積怨甚深甚眾。但是，從黨內處理來說，難以通過正式程序給以明確說法。所以問題不明不白，降級也是非正規進行。

 

為什麽紀登奎的錯誤難以處理，因為這些問題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人聯係在一起，也與當時還在位的李先念等若幹領導人糾結在一起，無法往深處追究，否則，會牽扯到更加複雜難辦的人和事。也就是說，紀登奎的“嚴重政治問題”，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是無法清算的。

 

曆史轉折時期的政治清算，是國際範圍內的大問題。特別是，對於過往政治領導人的清算處理，因為曆史事件和政治責任的複雜性，采取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辦法，也是一種無奈之中的明智之舉。

 

具體到紀登奎，如果真要把他的錯誤和責任梳理分辨清楚，那就不是如何對待一個人的問題，而是要徹底披露和梳理一個時期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需要重新認定的事件及其責任，也不是一個人，而是直接關乎眾多領導人的曆史責任和道德形象，也直接關係到一個政黨的整體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