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 路憲文：“信陽事件”的曆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 (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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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一日

序 言
六十年代初全國為之震動的“信陽事件”已經過去三十多年了。把這一事件的曆史
真相如實地反映出來，並對這一事件發生的原因及經驗教訓進行分析和總結是我多年的
夙願。進入晚年又患癌症，作為當時信陽地區第一書記的我認為自己有責任來完成這一
工作。

在病床上，經我回憶口述由我女兒路霞記錄整理出《信陽事件的曆史、社會根源及經驗
教訓》一文。希望通過此文盡可能客觀地再現這一曆史事件的真相，闡述我對這一事件
的看法。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信陽事件”的發生和發展是五十年代末特定的政治背景
下，左傾路線在河南推行的必然結果。社會組織形式的變化，人民公社這個時代產物的
出現，促使社會的經濟基礎發生了根本變化，造成了社會生產力和物力資源、人力資源
的極大破壞，死人事件的發生也成必然。雖這類事件在全國許多地方都有發生，但遭遇
特大旱災的信陽就成為其中較突出的一個地區。它的發生和發展是社會的、政治的乃至
自然的多種原因綜合作用的結果。現在回憶和分析這一事件的意義就在於為後來的領導
階層，為後人提供一個反麵的教訓。

因為各種原因，這篇文章現在才寫出來，它的麵世如能給人們了解事件真相以幫助，使
人們從中得到一點有益的啟發，這就是我這個三六年參加革命的老人，當年信陽事件的
當事人、見證人的最大願望了。

“信陽事件”的曆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

一九六0年春，全國許多地方相繼出現了大量餓死人的問題。信陽地區餓死人的情
況向黨反映最早。黨中央首先查了信陽餓死人的問題，把信陽作為一個典型處理，並稱
之為“信陽事件”。事實上，稱“信陽事件”是不確切的，因當時餓死人的問題，是全
國普遍存在的；把“信陽事件”中的大批幹部當作敵我矛盾來處理，更是錯誤的。實際
上“信陽事件”是執行黨的左傾路線的結果，是五九年廬山會議的直接惡果。正如胡耀
邦同誌所講的“它是我黨建國以來重大政治事件之一”。時隔三十餘年，我們黨應該有
勇氣正視這個問題，應反思這一事件發生、發展的曆史根源和和社會根源，從中吸取深
刻的經驗教訓。

那麽，“信陽事件”發生、發展的曆史根源和社會根源是什麽呢？

第一，從河南來說，錯誤地開展反潘、楊、王運動把河南的工作引向了一個左傾錯誤的高潮。
1957年春，在省委四次全會上，省委第一書記潘複生傳達當時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
恢的講話。鄧的講話中說：河南沒有人性，群眾餓著肚子討荒（逃）要飯，河南打腫臉
充胖子，吹如何如何豐收。潘複生強調說：合作化搞快了，搞糟了，要糾偏。並說：河
南西北高，東南平，災情多，生產很落後，豐收年略有結餘，常年隻能自給自足，災年還得向
外求援，不能征購太多，不能隻顧任務，不顧政策，把群眾口糧購走。當時列席會議的
地委縣委書記談了河南群眾的災荒情況，要求省委減輕征購任務，發放救災糧款，並立即派
代表去中央反映情況。

省委四次全會後，潘複生起草了十二條宣傳要點，宣傳入社自由、退社自由、雇工自由
、借貸自由等，並通報當時臨汝群眾鬧社事件和洛陽某地吃樹葉、觀音土等災情，支持
群眾。這在幹部群眾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

繼之，省委五次全會召開。會議開始時，各地委書記匯報多數群眾對潘複生的十二條宣
傳要點是歡迎的。不料會議結束時，吳芝圃代表省委黨小組在會議上揭發了潘複生同誌
，說：潘複生十二條宣傳要點是錯誤的，是反對合作化的綱領，反映了地主、富裕中農
的情緒，潘是反對統購統銷，反對合作化；實際上是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現在潘複生對自
己的錯誤已作了自我批評。當時在會議上就展開了對潘複生的批判，會後讓潘複生下農
村去調查研究。省委要求各地委把潘複生的錯誤傳達到縣社。這在全省範圍中引起強烈
震動，使左傾思想在河南得以迅速發展。

1958年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河南代表團在大會的發言中（楊蔚平），以“
右傾機會主義是當前河南的主要危險”為題目，揭發批判了潘複生在河南反對農業合作
化，反對統購統銷，唯條件論，製造悲觀情緒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中央在會上撤銷了
潘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和軍區政委的職務，在河南全省群眾中公開開展了反對潘複生的運動。在批判
潘的過程中聯係潘展開了對楊玨、王庭棟的所謂錯誤的揭發和批判。與此同時，河南省
委發起了全國著名的放衛星運動，以放衛星當炮彈，反對潘的右傾。河南省辦起了小麥
產量展覽館，各地區農業局長帶技術人員在省裏辦各自的版麵，省農業廳長組織各地區
農業局每天向縣裏打電話落實畝產量，各地區互相觀望攀比，小麥畝產量很快由110斤
增長到200多斤。這樣，邊放衛星邊提高畝產量，開了大放衛星大刮浮誇風的先例。當
時在全省範圍內到處抓小潘複生，插紅旗，拔白旗，刮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把
河南的左傾思想推向了高潮。

在反潘、楊、王的基礎上，1958年秋，在河南實現了人民公社化、食堂化、掀起了大
辦鋼鐵運動。

河南的第一個衛星是遂平縣委書記趙光的試驗田，畝產1千多斤。這是河南日報記者
到當地采訪，根據村幹部的匯報放的，試驗田的主人趙光竟然不知道。遂平嵖岈山人民
公社韓樓大隊婦女隊長畝產3400多斤的衛星，也是河南日報記者親自采訪後放的。地委
，縣委均是看了報才得知的。西平城關公社放了畝產7300多斤的衛星，是由公社黨委直
接報給河南日報社的。河南日報當時是分管農業的書記史向生批的。史曾打電話問我是
否有這樣的情況，我說不知道。為慎重起見，我問了縣委書記，他也不知道。我又派地
委辦公室主任王秉林帶一個工作組去調查，當時因麥已收打完畢，他召開了一個社隊幹部和老農座談會，
並看了標本麥穗、糧食堆。回來後他把調查所得情況如實向省委作了匯報。第二天，河
南日報上就放了衛星。當時省委常務副書記楊蔚平對放衛星有個總結，把放衛星說成是
社會發展的規律：放衛星打破了社會發展的平衡，使後進者向先進者趕上去，然後又放
新的衛星，使新的後進趕先進。吳芝圃在《中州評論》上發表了《哲學的躍進和躍進的
哲學》一文。楊蔚平還在省委擴大會議上講：這幾年總結了一條經驗，春季布置，夏季
檢查，秋季批判，產量就上去了。事實上，河南的糧食是如何上去的呢？

1958年秋，省委召開地委書記會。會上大家匯報各地的產量，本來就有些浮誇。吳芝圃
聽後仍很不滿意，認為地委書記留的餘地太大了，產量決不隻這麽些，他指定戴蘇理主
持會議和地委書記再座談一下，把產量再搞搞。地委書記都知省委嫌少，想讓增加，就
都拿起算盤，佯裝算畝產，實則互相攀比。結果全省產量算到了500多億斤（原報300億斤）。
吳芝圃高興地說：這才接近實際，實際還留有餘地。

會後吳芝圃到中央開會，向毛主席匯報河南全省產量500億斤，大豐收（當時全國7000
億斤產量）。毛主席也很滿意地說：大家可能留有餘地，實際不是那麽多，留點餘地好
嘛！

當時河南省副省長彭笑千，計委主任邵文傑，農業廳長馮鳴臬等6同誌曾向省委反映產
量有浮誇。吳芝圃在會上批評道：“這些是秋後算賬派，思想跟不上形勢。”結果這幾
個同誌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反右傾時，全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

1959年春，在豫東商丘、豫北新鄉造成嚴重的餓死人現象。河南省委並沒吸取經驗
教訓，卻向中央寫了餓死5000人的假報告（實際十幾萬），當時信陽就曾支援他們每個
地區1億斤糧食。對餓死人的地區領導，隻當工作問題輕描淡寫地作了批評。然而他們
對反映餓死人和浮誇問題的領導幹部，則當右傾機會主義批判，說成是造謠、擴大化，
是給三麵紅旗抹黑。

這樣顛倒是非，使整個河南的左傾思想愈演愈烈，在幹部中造成錯覺，造成人們思想的
混亂，使大家失去了辯別是非的能力，人人自畏，個個看領導意圖行事，說假話。從而
形成了在河南全省範圍內餓死人的思想根源。

。。。。

春節期間，公安局年終統計，全區死人18萬4千多人，除掉正常死人10萬，餓死人為8萬
。我讓公安局全部向省裏匯報。可是正月初八，省委召開六級幹部會議布置生產和生產
救災工作，糧食廳廳長王秉章去找我，說信陽地區外調糧食計劃沒完成，要抓一下，趕
快完成。我說我們已沒糧食吃，不能再調了。吳芝圃把我叫到他家談話說：“憲文同誌
，糧食調購是中央統一安排，你必須服從，你需要糧食我供給。”

會上吳芝圃講：河南省有災情，群眾生活有困難，我們要自己解決，不向中央開口要糧
食。有問題依靠群眾解決（實際上是反瞞產），瓜菜代。

3、4月份，吳芝圃要去中央開會，他和宋致和找我談話說：憲文同誌，信陽死了些人，你總結一下經驗教訓，向中央
寫個報告檢討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顧慮，我提出死人數字怎樣報的問題，他說不要
調查，死人問題調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讓縣委書記估計報一下就行了。

回地委後，我召開縣委書記會議，讓大家報死人數，統計結果非正常死人8萬4千人。省
委加個批語：報告中央通告全省，並加一句注釋：包括一部分正常死亡。當時固始縣委
向中央民政部、衛生部報告餓死人數、浮腫病人數，要求中央支持。

省裏很生氣，立即打電話命令：固始縣死了4萬人，要做檢討，受批評，地委路憲文也有責任，要寫檢討。當時
省裏僅存11億斤糧食，我向省裏要了兩億五千萬斤，省裏給了兩億斤。我令各縣打開倉
庫，除留下城鎮供應口糧和種子外，全部拿出救濟群眾。

五月，省委召開夏糧征購會議，這時災情已停止。中央派紀檢會處長李堅帶領一個小組
到信陽檢查。他找我談話說：“死人不是8萬，10萬也不止，20萬也不止，推算有30萬
人”“你為什麽不揭省委，你有那麽大的本事，能頂得住嗎？”

我把這些給省委匯報了。他們說：這些辦事人員就不了解中央意圖，毛主席說了，死了一些人是工作問題，要
總結經驗教訓，一般不要處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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