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學習筆記（二十一-下）
中共第一任最高領導人陳獨秀
判刑後，陳獨秀在獄中每天接見親友，從不間斷，書信更是頻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跟他的托派朋友們坐而論道、無休無止、莫衷一是的爭論。托派內部對於抗戰有嚴重的意見分歧。一些人機械地套用列寧關於上次帝國主義間大戰的理論，對抗戰采取失敗主義，企圖乘機推翻政府，來一次所謂的革命。陳獨秀對此嚴詞駁斥，十分肯定地表態：“此次中國抗日戰爭，我們不能看做南京政府和東京政府的戰爭，全中國人民都應該拿出力量援助抗日戰爭。”
陳獨秀同時大量閱讀古今中外的書籍，潛心研究中國古代語言文字、孔子、道家學說以及世界曆史等。他的獄室幾乎成了書房，裏麵有朋友送的兩個書架。陳獨秀曾有個寫作計劃，要在兩三年裏完成《古代的中國》、《現代中國》、《道家概論》、《孔子與儒家》、《耶穌與基督教》和《我的回憶錄》等書，他為此還詢問過商務印書館的王雲五，表示如果商務真要而且真能出，他就真寫。他說：“著書藏之名山，則非我所願也”。不過在實際上，陳獨秀在獄中隻完成了幾十篇音韻學和文字學方麵的學術文章，發表了其中的《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及其他》和《實庵字說》等十餘篇。
國民黨一些要人曾到獄中探望勸降。如宋美齡和前北大教授、《新青年》同人之一的鐵道部長顧孟餘，又如徐恩曾、陳公博等人。
十一月初，胡適給陳獨秀寫信，表示“此次過京，匆匆不能來省視吾兄，十分失望。兩個月後南下，當來奉看”。而有人告訴陳獨秀，胡適在南京時其實應酬不少，這讓一貫自我中心、火藥脾氣一點就著的陳獨秀大光其火，寫信給雙方共同的友人表示要跟胡適絕交。他說：“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也。我和他僅僅友誼關係，其他一切不必談。他現在既不以友誼態度待我，不過舊日朋友又少了一個，如此而已”。好在誤會很快就消除了。
時任國防部長的何應欽曾在麵見陳獨秀時向他求字，他揮毫寫下“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誌也”。何應欽的隨從見狀也紛紛索字，害得陳獨秀“應接不暇”，一直寫到“墨盡”才罷。國畫大師劉海粟探望他並索要題字時，他以“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的對聯相贈。
一九三六年三月，陳獨秀在《火花》上發表《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一文，指出“最淺薄的見解，莫如把民主主義看作是資產階級的專利”。他說“民主主義乃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一種動力”，“斯大林不懂得這一點，拋棄了民主主義，代之於官僚主義，乃至於把黨，把各階級蘇維埃，把職工會，把整個無產階級政權，糟蹋得簡直比考茨基所預言的還要醜陋” 。
一九三七年七月，蔣夢麟等人到監獄看望陳獨秀，閑談中問他是否需要冬衣，陳獨秀笑著告之眾人已經送了他十四件皮袍，他正在發愁如何處置呢。
八月中，淞滬戰役爆發後，日機轟炸南京，陳獨秀的獄室屋頂被炸坍塌，穿著背心的陳獨秀慌亂中鑽到桌子底下而無恙。次日，他在北大的學生、時任金陵女大教授和中文係主任的陳鍾凡去看他，見到此景，告知當時正在南京的胡適，胡適聞訊大急，多方奔走，商量聯名保釋。當局示意：“隻要本人具悔過書，立即釋放”。陳獨秀聽了大怒，說：“我寧願炸死在獄中，實無過可悔”，並聲明“不要人保”。中共報章則聲稱陳獨秀是漢奸而不是政治犯，千方百計反對國民政府提前釋放他出獄；繼而又強烈要求國民政府采取槍決韓複榘的毅然手段，以漢奸的罪名槍斃陳獨秀！
八月二十一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接到司法院院長居正“請將陳獨秀減刑”的公文。公文說：“該犯入獄以來，已逾三載，近以時局嚴重，愛國情殷，益深知悔悟，似宜宥其既往，藉策將來，擬請鈞府依法宣告，將該犯陳獨秀原處刑期減為執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寬大。”林森知道汪精衛和蔣介石已同意釋放陳獨秀，即批道：“呈悉，應予照準。”司法院隨之發出“訓令”：“國民政府將陳獨秀原處刑期減為執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寬大。現值時局緊迫，仰即轉飭先行開釋可也。”
陳獨秀在八月二十三日出獄。出獄當天，國民黨調查統計局處長丁默邨去接陳獨秀到國民黨中央黨部招待所暫住。陳獨秀說：“不妥，我出獄後，必招來社會輿論，不如還我原來麵目，做一個平民好。”丁默邨不好勉強，隻得讓陳獨秀住到傅斯年家去了，後來陳獨秀又搬到陳鍾凡家。
陳獨秀在傅斯年家看到《大公報》發表的短評《陳獨秀減刑了》，對傅斯年說：“說我愛國可以，說我‘深知悔悟’實難接受。”八月二十五日，陳獨秀給《大公報》編輯部寫了個短函：“愛國誠意未敢自誇，悔悟則不知所指。……我本無罪，悔悟失其對象，羅織冤獄，悔悟應屬他人，……特發表此書麵談話，以免與新聞界諸君麵談時口耳之間有所訛誤。”
在給一位重要的托派朋友的信中，陳獨秀鄭重聲明：“我隻注重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我在此發表的言論，已向人廣泛聲明過，隻是我一個人的意見，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
各方人士前去探望慰問，有送錢的，但除了北大學生和舊友的少量饋贈，陳獨秀一概不收。
蔣介石請他出任國民政府勞動部部長，被他拒絕。蔣介石的親信、國民黨中央秘書長、教育部長朱家驊說出資十萬元請他另立“新共黨”，遭其痛斥。他說，“蔣介石殺了我許多同誌，還殺了我兩個兒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現在大敵當前，國共合作，既然國家需要他抗日，我不反對他就是了。他叫我當勞動部長，參加國防參議會，真是異想天開。我要是做他的走卒，不用等到今天。”也有人請他回上海重整托派組織，他鄭重相告，如此教條的宗派組織，一點出路也沒有。又有人勸他去香港，他表示，既然“擁護與參加抗戰，就無論如何得在抗戰區。”他在出獄後第一次接受記者采訪時明確表示：“現在的抗戰運動，就是政治運動，我能夠不參加抗日運動麽？”
胡適告訴他，有家美國圖書公司想請他去寫自傳，他表示不去，說自己生活很簡單，不用去美國，他也厭煩生人。
周佛海等人多次搞所謂的“低調談話會”，與會者多對抗戰持悲觀態度，陳獨秀曾應邀出席，不過一言不發。
九月十二日，陳獨秀從南京乘船去武昌。臨行前，陳仲凡贈詩一首，表達他對陳獨秀鐵骨性格的敬佩之情：“荒荒人海裏，聒目幾天民？俠骨霜筠健，膏情風雨頻；人方厭狂士，世豈訓清塵？且任鸞鳳逝，高翔不可馴。”陳獨秀當即揮筆寫了《和瞭玄兄贈詩原韻》：“暮色薄大地，憔悴苦斯民。豺狼騁郊邑，兼之征塵頻。悠悠道途上，白發汙紅塵。滄溟何遼闊，龍性豈易馴。”
在去武漢以前，陳獨秀與葉劍英、博古談過話，以後又與葉劍英單獨談過一次，表示讚成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一九三七年八月底，羅漢以陳獨秀代表的身份準備去延安與中共商談合作。羅漢是張國燾在五四運動時的老同誌老朋友，與毛澤東也熟識，後來脫離中共，成為陳獨秀托派中一個重要角色。他在南京傅厚崗從葉劍英、李克農處領了路費以及到西安七賢莊八路軍辦事處的介紹信後到了西安，不過因山洪爆發而未能去延安。
羅漢到西安的當晚，剛從太原來陝的王若飛去他房間。王若飛說：“因延安有事甚忙，否則可隨同南下去晤獨秀一次。”
林伯渠與羅漢談到陳獨秀是他的入黨介紹人，“陳獨秀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滅的功績；在黨的曆史上，有比別人不同的地位，倘能放棄某些成見，回到一條戰線上來工作，於民族於社會都是極需要的；我們深切希望陳獨秀等幾位老朋友，完全以革命家的氣魄，站在大時空的前麵，過去一切是是非非都不要費筆墨唇舌去爭辯……”羅漢則說到陳獨秀過去對中共的貢獻、兩個兒子為黨犧牲、陳本人又被國民黨判刑，不久前才獲釋放，以及陳一直堅持社會主義的立場等等。他說明陳獨秀等是堅決抗戰的，也讚成中共現行的抗日民族統一陣線的策略，認為國共既能恢複合作，社會主義的老同誌們更應重新團結在一起。
林伯渠將陳獨秀希望回黨內工作的要求電告了延安。
九月十日，毛澤東和張聞天回電，提出與陳獨秀合作抗日的三項條件：1）公開放棄並堅決反對托派的全部理論和行動，並公開聲明同托派組織脫離關係，承認自己過去加入托派之錯誤；2）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3）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種擁護的誠意。
羅漢接到中共中央的電報後說：“陳獨秀的脾氣和為人我是深知的，叫他悔過有困難。”
羅漢回到南京時，陳獨秀已去武漢。羅漢去傅厚崗八路軍辦事處見到了博古。對於中共中央提出的三項條件，博古、葉劍英都認為關鍵是第一條。博古說：“本想和陳獨秀談一次，但因自己黨齡太淺，與獨秀個人又沒有私人接觸，恐難於談到任何具體結果。”
羅漢問：“由毛澤東與陳獨秀談可否？”
博古看了一眼羅漢，說：“如果由潤之來談也不恰當，因為他們個性都很強，有鬧翻的危險。不如等周恩來南下後，約他一同去談，成績或許會圓滿些。且不久必武會回武漢，他自然與獨秀交換意見。”
陳獨秀對於中共中央的三項條件，說前一項他已聲明同托派脫離關係，後麵兩條更不成問題了。不過他又說：“我不知道過從何來，奚有悔”。
十月二日，陳獨秀在《宇宙風》散文雜誌發表抗日短文《從第一雙十到第二十六雙十》。
在武漢的一個半月的時間裏，陳獨秀先後去武昌中華大學、武昌藝專、漢口市立女中、漢口青年會和武漢大學發表抗戰演講。每到一處，他都受到熱情的歡迎。《大公報》曾報道說：“大門外站著兩個黑衣警察，執著槍，阻止一片黑壓壓的群眾進門。……台上和台下，到處都有人在密密地聚集著，連風也難透過。……群眾的狂熱使他微微有點興奮，枯幹的麵色泛著紅。他老了，頭頂禿了半個，發已斑白，留著短須。……倔強的風骨隨時表露著，一件灰袍子，失去了光的皮鞋，依然是寒士風度。”
陳獨秀的演講闡釋抗日戰爭的性質和意義，指出現在已是“民族解放運動的最尖銳階段”，“除甘心做漢奸”以外，全國人民都應投入抗日戰爭。他特別提到，在全民抗戰期間要改革政治機構，使人民享有政治自由，改良人民生活等。
在一次講演後，羅漢與董必武去見陳獨秀。談到“三個條件”，董必武說：“我勸你還是以國家民族為重，拋棄固執和偏見，寫一書檢討，回黨工作。”陳獨秀不同意寫檢討，說：“回黨固我所願，唯書麵檢討，礙難從命。”
事後，陳獨秀寫了關於抗戰的七條綱領交給羅漢，請他去南京。羅漢又找了博古和葉劍英。博古說，陳獨秀的七條綱領和中央路線並無大的分歧，但根據中央電報，陳獨秀必須要有個書麵檢查。
陳獨秀曾設想與第三黨、救國會以及部分民主人士接觸，組織一個聯合戰線，不擁國，不阿共，在抗日陣營中獨樹一幟。
毛澤東當時覺得不能將中國的托派與蘇聯的托派相提並論，他似也懷念陳獨秀的舊誼。他認為可以與陳獨秀等形成某種合作關係，以期一致抗戰。毛澤東還說到從前中共搞蘇維埃運動時期在肅反工作中犯有很多錯誤，現在斯大林老在鬧肅反，恐怕錯誤尤多於中共。
由於毛澤東的這種態度，張聞天就遵照實行，和羅漢多次商談，形成了十九個條件，其主要內容是托派堅持抗日，擁護中共與國民黨合作抗日的現行政策；托派中願意恢複中共黨籍者，須公開脫離托派並承認參加托派的錯誤；不願恢複中共黨籍者，可以與中共在黨外合作，支持中共的抗戰政策；中共中央也不再對抗日的托派人物采取敵視態度。
在南京時，周恩來曾告訴羅漢，“在中國托派中，陳獨秀與你是主張抗日的，讚成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不能千篇一律。以後對陳獨秀這一派人，可將‘匪徒’二字停止不用。”十一月二十日，《解放》刊登署名文章《陳獨秀先生到何處去？》，頗為友善地希望陳獨秀“重振老戰士的精神，再參加到革命的行列中來。”
然而時隔半月，《解放》的調子突然轉了一百八十度。
原來是因為王明知道了這事。他於十二月初在《解放》上發表文章《日寇侵略的新階段與中國鬥爭的新時期》，稱“在現時……日寇偵探機關必然更加設法安插自己的偵探、奸細、破壞者、暗殺凶手和暗害者到共產黨的隊伍中來，他們首先是從暗藏的托洛茨基—陳獨秀—羅章龍匪徒分子中吸收這種卑劣險毒的幹部。”
在十二月九—十四日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對於中共中央原定的在三條件之下與陳獨秀合作抗日的意見，王明聲色俱厲地表示反對。他說中共跟甚麽人都可以合作抗日，隻有托派是例外。在國際上我們可以和資產階級的政客軍閥甚至反共劊子手合作，但不能與托洛斯基的信徒們合作。在中國我們可以與蔣介石及其屬下的反共特務等等合作，但不能與陳獨秀合作。
王明強調在原則上中共決不能與叛徒恢複合作。他說資產階級的政客們、蔣介石及其黨徒們、法西斯蒂黨徒們，與共產主義毫無共同之點，他們反共是理所當然的，但他們不能直接影響共產黨內部。為了某種政治需要，中共可以與這些原非同類的人物暫時地或較長時期地合作。而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黨人較為接近，一直阻礙共產主義的發展，是共產黨危險的敵人。至於托派布哈林派以及其他“左”的右的反黨派係和傾向，與共產黨更為接近，會腐蝕共產黨的內部，是較社會民主主義者尤為危險的敵人。清算這些叛徒，在使共產黨淨化這一點上，斯大林發展了列寧主義，也是斯大林理論的精華。
王明強調斯大林正在雷厲風行地反托派，而中共卻要聯絡托派，如果讓斯大林知道了，後果不堪設想。他還說反對托派，不能有仁慈觀念，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該說成是日本間諜。
王明進而主張加強對托派及其他反黨分子的鬥爭。他問，蘇共內部有大量的托派和反黨分子，難道中共內部就太平無事嗎？中共內部必然暗藏著許多托派和其他反黨分子，隻是中共兩條路線的鬥爭不夠徹底，沒有發現出來罷了。因此，現在決不能與陳獨秀恢複合作，而是要加緊反托派。
王明還說根據蘇聯肅清托派和其他反黨分子的經驗教訓，蘇共內被整肅的那些知名人物的叛國罪都是證據確鑿的。任何黨員，不管他對共產主義信仰多深，過去有過多大的功績，隻要有反黨傾向，就可能走到叛黨叛國。他又說到托派及其他反黨分子，曾利用各種機會，陰謀反對蘇聯和蘇共，甚至利用清黨，故意製造供詞，陷害了很多好同誌。王明不說斯大林瘋狂的清黨曾殺害了很多同誌，反誣是托派及其他反黨分子實施陷害。
一九三八年新年，剛創刊的《新華日報》以及《群眾》、《解放》雜誌突然登出許多文章說陳獨秀是“托匪漢奸”、“托洛茨基匪首”、“日寇偵探”等。《解放》先發表《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關於“右派與托派同盟”叛國案的判決書》，宣稱布哈林、李可夫等是“德國間諜”、“日本間諜”，“每年獲二十五萬金馬克”，然後康生如法炮製，在《解放》周刊第二十九、三十期上發表長達一萬六千字的《鏟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叛徒》一文，信口胡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上海的日本偵探機關，經過親日派唐有壬（國民黨外交次長）的介紹，與陳獨秀、彭述之、羅漢等所組織的托匪‘中央’進行了共同合作的談判，當時唐有壬代表日本偵探機關，陳獨秀、羅漢代表托匪的組織，談判的結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而日本給陳獨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津貼，待有成就後再增加之。這一賣國的談判確定了，日本津貼由陳獨秀托匪中央的組織部長羅漢領了。於是中國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麵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幫助日本侵略中國的雙簧戲。……雖然陳匪獨秀從九一八以來就與日寇勾結，然而他還可以在武漢演講，使用其老奸巨滑的偵探技術。……這無怪魯迅先生痛罵陳獨秀等托匪是有悖於中國人為人的道德。”
（汙蔑中國托派拿日本人錢的說法的始作俑者大概是魯迅，盡管魯迅對別人汙蔑他拿盧布深惡痛絕（不過據說魯迅的那篇著名的《致托洛茨基派的信》是馮雪峰的托名偽作）。陳獨秀對魯迅則非常大度，他在一九三七年寫了一篇《我對於魯迅之認識》：“世之毀譽過當者，莫如對於魯迅先生。……魯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國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進的。在民國十六七年，他還沒有接近政黨以前，黨中一班無知妄人，把他罵得一文不值，那時我曾為他大抱不平。後來他接近了政黨，同是那一班無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天以上，仿佛魯迅先生從前是個狗，後來是個神。我卻以為真實的魯迅並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個人，有文學天才的人。”）。
康生的彌天大謊，當然是漏洞百出，難以自圓其說。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說：“日寇每月津貼托洛茨基匪徒張慕陶五萬元，”任務是“破壞反日民族統一戰線”。以陳獨秀的聲望，與無名之輩張慕陶相比，日寇收買的價值竟有霄壤之別，陳獨秀僅三百，而張慕陶卻五萬。康生瞞心昧己，欺天害人，已是荒誕無稽，登峰造極。文章所說“共同合作的談判”，既無談判日期，又無談判地點，而端出的唐有壬，早在二年前就已經死了。最荒唐的是，文章編造所謂“共同合作的談判”的主要內容是用了引號的“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仿佛日本軍國主義者會在談判中使用“侵略”如此不打自招的詞匯！
陳獨秀是托派漢奸的罪名一旦傳出，立即在社會公眾中激起強烈反響，並產生種種疑團。這樣一個民族情感極濃的知識分子，怎麽可能以每月三百元的賤價，將自己出賣於意圖亡國滅種的日本帝國主義，而使自己成為千古罪人？
三月十五日，傅汝霖、段錫朋和高一涵等九人聯名給武漢《大公報》發去《公開信》，仗義執言為陳獨秀聲辯：“……唯近來迭見共產黨出版之《群眾》、《解放》等刊物及《新華日報》，竟……誣及陳獨秀先生為漢奸匪徒，曾經接受日本津貼而執行間諜工作，此事殊出乎情理之外。獨秀先生平生事業，早為國人所共見；在此次抗戰中之言論行動，亦國人所周知，漢奸匪徒之頭銜可加於獨秀先生，則人人亦可任意加諸異已，此風斷不可長。”
九人《公開信》引起了更多的共鳴。有人在《抗戰向導》上發表《九個人拆穿了一副西洋鏡》，文章說，康生的造謠文章可笑可恥之至，所謂三百元津貼純是無稽之談，“因為陳先生在中國的地位很高，朋友很多，隨便賣點文章或由朋友送點錢來，就能度日，何用敵人的‘津貼’來生活呢？‘三百元津貼’出賣了自己的人格和性命，陳先生身為學者和政治家，以五十餘歲的高齡，飽經世故，會有這樣愚蠢嗎？”
對於九人的《公開信》，王明、康生裝聾作啞，沒有拿出任何相應的證據回應，卻利用他們把持的長江局和《新華日報》，在《新華日報》連續發表短評《陳獨秀是否托派漢奸問題》和《不容含糊和小心上當》，強詞奪理地提出，陳獨秀是否漢奸，這個問題“要由陳獨秀是否公開聲明脫離托派漢奸組織和反對托派漢奸行為以為斷。” 並一再硬要陳獨秀“公開聲明”和“公開宣言”。
陳獨秀在三月十七日寫了《致新華日報公開信》。他說：“我在去年九月出獄之後，曾和劍英、博古談過一次話，又單獨和劍英談過一次。到武昌後，必武也來看我一次。從未議及我是否漢奸的問題。並且據羅漢說，他們還有希望我回黨的意思。
近閱貴報及漢口出版之《群眾周刊》及延安出版之《解放周報》，忽然說我接受日本津貼，充當間諜的事，我百思不得其故。頃見本月貴報短評，乃恍然大悟。由此短評可以看出，你們所關心的，並非陳獨秀是否漢奸問題，而是陳獨秀能否參加反對托派運動的問題。我坦白地告訴你們：我如果發現了托派有做漢奸的真憑實據，我頭一個要出來反對，否則含沙射影血口噴人地跟著你們做啦啦隊，我一生不會幹這樣昧良心的勾當。受敵人的金錢充當間諜，如果是事實，乃是一件刑事上的嚴重問題，決不能夠因為聲明脫離漢奸組織和反對漢奸行為，而事實便會消滅。是否漢奸應該以有無證據為斷，決不應該如你們所說：‘陳獨秀是否漢奸，要由陳獨秀是否公開聲明脫離托派組織，和反對托派漢奸行動為斷’。除開真實的證據而外，聲明不聲明，並不能消滅或成立事實嗬！況且現在並非無政府時代，任何人發現漢奸，隻應該向政府提出證據，由政府依法辦理。在政府機關未判定是否漢奸以前，任何私人無權決定他們為漢奸，更不容人人相互妄指他人為漢奸，以為政治鬥爭的宣傳手段。……你們向來不擇手段，不顧一切事實是非，隻要跟著你們牽著鼻子走的便是戰士，反對你們的便是漢奸，做人的道德應該這樣嗎？”
《新華日報》拒絕發表陳獨秀的信。於是陳獨秀把這封信寄給了《掃蕩報》，《掃蕩報》於三月二十日刊出。
陳獨秀的這封信發表後，新華日報社發表了《關於陳獨秀來信》，稱陳獨秀“直至今天還是托派思想的俘虜，正因為這個原因，所以他不願意堅決的反對托派漢奸的行動，也正因為這樣，中國人民把陳獨秀和托派漢奸聯結在一起，不是沒有理由的。”
就這樣，王明、康生等照搬蘇聯把托洛茨基及托派或觀點類近者汙蔑為法西斯德國間諜的模式，把陳獨秀一派打成了日本漢奸，掀起了一場“肅托”運動。
四月，周恩來多次托人到陳獨秀寓所，調解這場筆墨官司，勸他“不要活動，不要發表文章。”徐特立來看他時說：“事情是解決了的。”
但陳獨秀估計王明、康生不會善罷甘休。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關於我，恐怕永無解決之日，他們自己既沒有繼續說到我，而他們正在指使他們在漢口及香港的外圍在刊物上，在口頭上仍然大肆造謠誣蔑……我在社會上不是一個初出茅廬的人，社會自有公評。他們無情理的造謠中傷，於我無損，隻他們自暴其醜陋而已。我拿定主意，暫時置之不理，惟隨時收集材料，將來到法庭算總帳。”
中共中央於四月十九日發出開除張國燾黨籍的黨內報告大綱，又扯上了陳獨秀，無中生有地提到張國燾脫黨前“曾見過陳獨秀一次”。其實陳獨秀當時並沒見到張國燾，他是在張國燾被開除出黨以後才見過張國燾。
王明在武漢頤指氣使，借共產國際的權勢，狐假虎威，本想炮製陳獨秀的“漢奸事件”，以與“托派漢奸”陳獨秀合作為把柄，再堂而皇之地冠之以違背斯大林的“肅托精神”，從而達到一箭雙雕既打倒陳獨秀又打壓毛澤東的目的。後來，王明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書中承認，他就是想利用此事作為打擊毛澤東的一張牌。他說：“一九三七年底，在我回到延安之後，便得知毛澤東已和陳獨秀的代表羅漢達成協議，因此毛澤東允許托陳集團的成員全部恢複黨籍（由於我已回到延安，‘恢複黨籍’的計劃才未實現）。這一事實證明，毛澤東當時已準備同帝國主義反對派的積極幫凶—托派分子勾結起來。”
王明在一九三九年底在延安寫的五律《新民主主義論—評毛澤東這篇論文的根本錯誤》也曾斷言：“新民主義論，理論自托陳”。
因為王明的背後站著斯大林的巨大身影，他的態度直接影響著中央政治局的決策，因此，陳獨秀的回歸統一戰線就自然而然地流產了。
（一九五一年八月，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輯的《毛澤東選集》中，選入《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其注釋三十仍沿用王明等強加於陳獨秀的不實之詞：“在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遭受失敗之後，中國也出現了托洛茨基分子，他們與陳獨秀等叛徒相結合，於一九二九年形成了一個反革命的小組織，散布國民黨已經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等類的反革命宣傳，完全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反對人民的卑汙工具。中國的托洛茨基分子公開參加國民黨的特務機關。在九一八事變後，他們接受托洛茨基匪賊的‘不阻礙日本帝國占領中國’的指令，與日本特務機關合作，領取日寇的津貼，從事各種有利於日本侵略者的活動。”
一九九一年二月，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重新修訂《毛澤東選集》，把同一的注釋中內容修改為：“在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遭受失敗之後，中國也出現了少數的托洛茨基分子，他們與陳獨秀等相結合，認為中國資產階級對於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已經取得了勝利，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中國無產階級隻有待到將來再去舉行社會主義革命，在當時就隻能進行所謂的以‘國民會議’為中心口號的合法運動。因此他們又被稱為托陳取消派。”
在《論持久戰》的注釋九，則增加了如下文字：“抗日戰爭時期，托派在宣傳上也是主張抗日的，但是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把托派與漢奸相提並論，是由於當時在共產國際內流行著托派與帝國主義國家間諜組織有關、中國托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有關的錯誤論斷所造成的。”）
王明失勢後，周恩來曾多次托人勸說陳獨秀，希望他放棄個人成見與固執，寫個檢查到延安去，均遭拒絕。陳獨秀對好友說，黨內的熟人大都已經離去或逝去，現在對共產黨已經不熟悉了。
一九三八年七月，陳獨秀從武漢經長沙輾轉抵達重慶時，遇見一同鄉發小，經過他又認識了四川江津名紳鄧蟾秋、鄧燮康叔侄。鄧蟾秋仰慕陳獨秀之名，邀請他去江津。
八月，陳獨秀到了江津。在蟄居中，除了北大同學會每月的資助和朋友的接濟，他主要靠一些稿費和賣字度日。對於別人的資助，陳獨秀有他的原則：“素無知交者”的錢不收，共產黨叛徒的錢不收，政治立場不合者的錢不收，國民黨著名官僚的錢不收。他曾考慮過遷居貴陽，因為那裏的生活費用要低得多。
周恩來曾去江津看望過陳獨秀，更資助他一百銀元，被他拒絕了。國民黨中組部部長朱家驊送他五千塊錢，他也不要。朱家驊轉托張國燾再送去，他還是不收。蔣介石也曾派胡宗南和戴笠微服訪問過陳獨秀。
十一月三日，陳獨秀在他的《致托洛茨基》一信中明確表明了他對中國托派的徹底失望，他說：“這樣一個關門主義的極左派小圈子，……當然沒有發展的希望。假如能夠發展，反而是中國革命運動的障礙。”
陳獨秀本是個大思想家，好學深思，精力過人，而且喜歡與朋友們暢談高論，他的談吐不是學院式的，而是引人入勝的。他往往先提出一個假定，然後層出不窮地發問，不厭其煩地去求得他認為最恰當的答案。談得起勁的時候，他會雙目炯炯發光。他堅持自己的主張，不肯輕易讓步，即使不大顯著的差異也不願稍涉含混，必須說得清清楚楚才肯罷休。但遇到他沒有考慮周到的地方，經人指出，他會立即坦率認錯。他詞鋒犀利，態度嚴峻，像一股烈火似的。然而在江津的那段時間裏，他貧病交迫，身心疲憊，隻能埋頭於寫詩和文字學研究，正如他在一九四一年送台靜農和魏建功等東歸時寫的一首詩中所說的：“除卻文章無嗜好”。陳獨秀完成了他在獄中已經開卷的《小學識字教本》，該書總結了他幾十年來文字研究的心得，是他的最後一本學術著作。曆來中國學界所謂的“小學”，指的是研究文字的學問。稿件送審時，教育部長陳立夫認為“小學”二字不妥，容易被誤解為粗淺的兒童識字課本，要陳獨秀改書名。固執的陳獨秀回說“一字不能動”，並把預支的幾筆稿費退了回去。
暮年陳獨秀書信來往的對象主要還是中國托派成員，討論的依然是革命的主義和策略之爭，而全國的托派分子始終沒有超過過五百人。中國托派是世界範圍的托洛茨基主義的一個分支、是在中國立起的又一座外國神龕，但始終沒有在社會上產生過重大的影響。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二日，陳獨秀根據醫生介紹的據稱可治高血壓的偏方，泡製蠶豆花茶水，但其所用之蠶豆花部分已發黴，用開水泡過後，汁水呈黑色，且味不正。陳獨秀喝了以後中毒，苦苦掙紮了半個月，於五月二十七日在江津鶴山坪石牆院逝世，享年六十三歲。當地的《江津日報》在報道陳獨秀的死訊時寫道：“陳先生死得不鬆活，在床上拖了十多天才落氣。”
晚年的陳獨秀是落寞的，然而為他送葬的人卻有數百人之眾，不乏各方名流紳士，三十裏的路程上，一直有人放鞭炮送行。
江津各界人士還在國立江津九中禮堂為陳獨秀舉行了簡樸的追悼會，沒有花圈和鮮花，沒有青鬆和翠柏，隻有陳獨秀的遺像放置在禮堂主席台桌子上，兩邊掛著幾副挽聯，其中兩幅為：“伊人去兮事跡猶存，人生功過自有評述”和“言皆斷製，行絕詭隨。橫覽九州，公真健者！謗積丘山，誌吞江海。下開百劫，世負斯人！”
陳獨秀去世以後，全國各界人士，包括許多曾經與他政見敵對的人和團體，連同他的死敵蔣介石在內，紛紛以不同的的方式對他的一生表示了敬意。唯一的例外，就是他早年為之獻身的那個黨表現冷漠。
潘蘭珍無力將陳獨秀歸葬安慶，隻能由當地士紳和生前友好資助，臨時厝於西門外鼎山，墓碑上刻有陳獨秀生前好友歐陽竟無書寫的“獨秀陳先生之墓” （這塊墓碑後來被當地農人搬去當了豬圈圍欄）。
一九四七年二月，陳獨秀的三子陳鬆年根據父親遺言“以後回家，把我的棺木和祖母的棺木都帶回去”，將其歸葬於安慶北門葉家衝，與原配夫人高曉嵐合於一塚（高有“生不能與丈夫同寢，死能合塚”的遺願），墓碑上刻“先考陳公乾生之墓”（陳乾生是陳獨秀參加科考時所用的名字）。此碑後來不知去向。
一九七九年十月，陳鬆年得到當地有關部門的同意和資助，以延年、喬年、鬆年和鶴年四個兒子的名義重修了墓地，碑文為傳統行文“陳公仲甫字獨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
一九八二年，安慶市人民政府將陳獨秀墓定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又重修了墓塚，此次所立碑上刻著“陳獨秀之墓”五個字。
一九九八年五月，安徽省人民政府批準陳獨秀墓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墓碑上刻的是“陳獨秀先生之墓”。同年中共中央領導李鐵映、曾慶紅對陳獨秀父子故居和墓地的問題作了批示，十一月，中央還派督查員到安慶就落實李、曾批示的情況進行了專項督查。中央和省、市有關部門共投資一千三百萬元，對陳獨秀墓進行全麵修繕，並開辟了陳獨秀生平事跡陳列館，供人瞻仰。
陳獨秀原配高曉嵐，育有三子二女：陳延年、陳玉瑩、陳喬年、次女早夭（名不詳）和陳鬆年。
第二任妻子高君曼，育有兩子一女：陳光美、陳子美和陳鶴年。陳光美為陳獨秀與高君曼早年所生，被寄養在四川，長期隱居蜀中。陳子美在文革中被抄家，被關押在看守所十四個月。她忍受不了批鬥遊街的羞辱折磨，決心偷渡香港。在一九七0年九月的一個夜晚，她把五個裝食油的鐵皮桶綁在身上，在朋友的幫助下，跳進大鵬灣，經過九個小時的漂流，終於平安登陸香港，香港警察紛紛和她握手致敬。她是以五十八歲高齡泅水偷渡到香港的第一人。
第三任妻子潘蘭珍，有一養女潘鳳仙（潘蘭珍死於一九四九年，年僅四十一歲）。
據說陳獨秀曾有情婦施之英，為上海醫科大學畢業的醫生，後另嫁他人。
毛澤東始終不曾忘記陳獨秀這位“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他多次說過，陳獨秀對他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他對斯諾說：“我特別愛好胡適、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模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陳獨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當斯諾要求毛澤東對大革命失敗的曆史進行評價時，毛澤東毫不猶豫地把最大的罪責歸於陳獨秀，認為他的“動搖的機會主義，在進一步妥協明明就意味著災難的關頭，使黨喪失了決定性的領導和自己的路線”。他甚至認為“陳獨秀是個不自覺的叛徒。”
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中央六屆七中全會原則通過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以中央決議的形式確認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說法。
在中共七大的政治報告中，毛澤東又嚴厲指責陳獨秀是“不懂馬克思主義的人”，“到了大革命後期就不要馬克思主義了”。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陳獨秀頭上一共有十宗罪：一.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二.右傾機會主義；三.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四.托陳取消派；五.反蘇；六.反共產國際；七.反黨；八.反革命；九.漢奸；十.叛徒。
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澤東寫道：“我們黨內曾經出現過陳獨秀、張國燾等著名的大叛徒，他們都是階級敵人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我們曾經進行嚴肅的鬥爭驅逐了這些叛徒。”毛澤東認為，對這一類人，“無法采取幫助態度，因為他們不可救藥”，所以“隻能打倒”。
然而，曆史—尤其是蘇俄披露的檔案—已經證明，陳獨秀在大革命中的“右傾機會主義”案是中共冤案史上的第一大案。盡管近年來官方對他的評價漸趨正麵，但是往往依然半遮半掩，離實事求是還遠。
而陳獨秀的托派案，官方至今諱莫如深。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全麵檢討曆史，逐步改正過去的錯誤，而中國托派案是唯一沒有觸及並絲毫沒有打算平反的案子（俄羅斯政府從一九八八年開始，就開始為托洛茨基和所有被涉及的人平反了）。
中共欠陳獨秀一個大大的道歉，光修墓是遠遠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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