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效祖國的一腔熱血 與報效黨國的終身遺憾
關於知識份子拒絕國外的優厚生活，拚命要回來鞠躬盡瘁的宣傳，我們已經可以背出很多了。比如“錢學森在美國吃馬糞裝瘋賣傻終於回國，他一個人能頂五個師”的光輝事跡，成為佐證知識份子應該如何報效祖國的標準配置。說實話，大家一直沒有查出這種橋段到底出自於那個小說家之手。
與這些宣傳相反，在中國大陸72年真實的曆史中，學成歸來沒能為祖國報效，卻被中共報銷的人物是很多。比如錢學森的同學，同樣是海歸的物理學家徐璋本，因為不認同馬克思主義，自己號稱要參選國家領導，結果坐了22年的牢。徐先生還算好的，畢竟有錢學森這種紅色標兵當同學，保住了性命。還有大把要報效祖國的老海歸，性命都難保了。
董鐵寶是名副其實的中國計算機之父，作為美國伊利諾伊大學的博士，參與了第一代計算機伊利亞克機的設計、編製程序和使用。1956年，國內號召大規模向科學進軍，在周恩來的“邀請”下，董鐵寶和夫人植物學專家梅鎮安帶著三個年幼的孩子繞道歐洲，行程萬裏，曆時3個月回到國內，在北大任教。1968年10月，北大掀起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他的海歸背景成為“特務”指控的重點，被隔離審查，不準與家人見麵。董鐵寶不堪受辱，懸梁自盡，剛上中學的子女被下放農村。
被周恩來三番五次盛情“邀請”回來的，還有數學泰鬥、雲南大學奠基人熊慶來。1957從法國回到大陸，在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進行研究，培養了諸多後來的數學大師，包括著名的華羅庚。文革開始後，熊慶來長時間被批鬥和折磨。1969年2月3日，他沒有留下任何遺言，留下了一桌子罪行交待材料後，在家中突然故去，原因至今還是一個懸案。
另外一個1955年被周恩來親自從機場迎接回來的留美教育學博士董時光，連自殺都沒有趕上，直接被當做“大右派”毒打而亡。他在美國的時候曾經大罵美國軍隊出兵朝鮮，不可謂不愛國。但是回來後因為在運動中給學校黨委提了點意見，被作為極右份子處理，送去勞改。由於常年饑餓，一個堂堂博士，餓到去撿馬糞中的沒有被消化的胡豆充饑，就這樣居然被誣為偷吃馬糧，被當場打斷三根肋骨，吐血不止，無人搭救。
如果要細數，這種例子多得讓人無法呼吸。比如在計算機之父董鐵寶遇難後沒幾天，同在北大的物理係教授，南開大學物理係的創始人饒毓泰也“自絕於黨自覺於人民”了。在幾天前“自絕於黨”的還有後來被追授“兩彈一星元勳”的地球物理學家趙九章，他們都是資深海歸。當然，他們並不是所謂的極個別，因為單單在1968一年，僅中國科學院“自絕於黨的一級研究員，就多達20個。
我們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什麽這些中國頂級的菁英，在經曆了中外社會環境的對比之後，還是會被簡單的“愛國”主義情緒所煽動，輕而易舉的交出自己寶貴的人生？學識為什麽沒有轉換為見識？
這些當時中國知識界的代表性人物，全中國最聰明的大腦們，高達74％的人，對社會發展方向產生了嚴重的誤判。這些誤判不僅是對他們的學術生涯產生了不可挽回的影響，甚至其中很多位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在後來的政治運動中不幸批鬥致死的就多達14個，其中既包括饒毓泰、葉企蓀、陳寅恪這種泰鬥級的人物，也不乏地質學家謝家榮這樣全家“自絕於黨”的。而即便僥幸苟活的，也少有沒有挨整、挨批的，不要說再做學術研究，保命保平安就已經不錯。至於像郭沫若、馮友蘭這種在嚴酷的環境下扭曲如蒼蠅，可恨又可憐，錢學森這種昧著良心唱讚歌的，就不必提了。
在我們日常的理解中，知識菁英既然擁有非凡的學識，理應具有非凡的見識。特別是在一生也許隻有一次選擇機會的重大曆史關口，他們理應得比常人更有遠見卓識，更能看穿事情的本相。但很遺憾，顯然答案不是這樣的。我們可以看看，民國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屆81名院士，在1949年的人生抉擇。他們當中，59人留在大陸，10人去了台灣，12人去了海外。（民國“中央研究院”第一屆81名院士，在1949年的人生抉擇。網絡圖片）
相反，有些學識不算一流的知識份子，比如徐誌摩，見識卻是一流的。蘇俄革命成功後，在中國吸粉無數。甚至連胡適這樣的人，剛開始也是極為欣賞的，認為蘇維埃是“偉大的試驗”。但徐誌摩則不然，1925年3月，他去歐洲遊曆，專程取道蘇俄考察。他從社會觀察的角度接觸了各個階層的人物，甚至專門拜訪了托爾斯泰的女兒。整個蘇俄社會的麻木和野蠻，讓他大為震驚，在他的《歐遊漫錄》中，他這樣描述：“他們相信天堂是有的，是可以實現的。但在現實世界與那天堂的中間隔著一座海……於是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
毫不誇張的說，即使到了真相揭開的今天，還有大把的知識份子沒有達到徐誌摩的見識。簡單一點說，董鐵寶這些專家們如果選擇了別的道路，即便不能為自己的國家做出貢獻，也至少可以為學界做點貢獻，最差都可以保留一些知識的種子，為後來的人們留下希望。其實像愛迪生這樣的人，從來沒有過任何高尚的目標，驅動他發明創造的更多是商業的利益，但就是這樣，也無法抹殺他對人類的巨大貢獻。因他在為自己創造價值的同時，推動了世界的進步。
人類的知識，本身是不分民族，沒有國界的。不管你是哪一個種族，哪一個國家的知識份子，你為知識的添磚加瓦，都是在不同的側麵推動文明的進步。這個世界大部分的現代科學技術都產生於西方，但是最終都是造福世界。如果把自己的才智僅僅限定於服務特定的國家，特定的民族，那這種觀念是一種狹隘的愚蠢，拙劣的短視。
為希特勒研究導彈，為金三胖研究核武器的科學家，算不算愛國？理論上說，也算是報效國家。但殘酷點說，他們的所作所為，無異於為虎作倀、助紂為虐，對人類文明產生了嚴重威脅。既沒有真正幫助自己的國家和人民，也沒有實現真正知識份子的責任和擔當。如果是沒有選擇尚情有可原，在有選擇的情況下，還要以“愛國”的名義跳入火坑，那就是可恨又可憐了。
如果愛因斯坦一定要報效德國，那他也許早就死在了猶太人的集中營；如果發明家特斯拉一定要報效祖國克羅地亞，那他也許早就湮滅在世界大戰的某個角落。科學家玻爾、薛定諤、希拉德、漢斯貝特、霍爾寧……他們沒有為祖國服務，卻在更合適的環境和舞台上，實現了自己的才智與抱負，即推動了全人類的進步，反過來也讓自己的祖國和民族一樣的受益，誰敢說他們不愛國？！
這，才是一個真正的知識份子應有的見識，它在大部分時候，比學識更為重要。他們站在知識的高峰上，而知識是沒有國界的，他們的見識應該超越國界。
中共《人民網》竟然要習近平“人貴有自知之明”
中共《人民網》15日發表《毛澤東為什麽要給老戰友薦讀"黃瓊傳""李固傳“》的文章。這篇文章的作者是徐中遠，他在1966年至1976年，擔任毛澤東圖書服務管理員達10年之久。2000年他任中共中央辦公廳老幹部局局長。
徐中遠在文中介紹，1965年毛澤東要求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四人閱讀《後漢書》中的《黃瓊傳》《李固傳》。徐認為毛的意思是：“提倡東漢大臣黃瓊、李固能以國家大事、社稷安危為重，不計個人名利官職，正直敢言，敢向皇帝說真話”。1974年毛澤東再次讓江青讀《黃瓊傳》《李固傳》，並對江青說：“《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人貴有自知之明。”
可以看出這篇文章和中共最高層的權力鬥爭都有非常敏感的聯係。作者是中央辦公廳的老幹部，在文章裏可能借此提醒習近平“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應該有自知之明”，不要被那些馬屁官員拍的暈頭轉向。至於說“《陽春》之曲，和者必寡”，則是暗指習近平在中共黨內空前孤立。文章隨後所說黃瓊、李固均能“不計個人名利官職，正直敢言”，似乎也是在提醒中共各級官員應該說真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