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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母的故事
作者：丁抒
今年，要是父母都還在世的話，父親是一百歲，母親是九十五歲。當然，我們沒那麽幸運，十多年前他們就都過世了。下麵是他們的平凡故事。
先說“盲流”
1949年中國共產黨執政後，人人有戶口，一個戶口定終身。1956年國務院曾發出《關於防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凡未經政府許可離開戶籍地的，一概叫“盲目外流”——“盲流”。從此中國人的語匯裏出現了“盲流”這個新詞。1957年國務院再次發出《關於防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指示各地“加強對農民的社會主義教育，將農民穩定在農村。”
什麽叫“盲目流入城市”？為什麽在農村就是社會主義，進城就是資本主義？現代化本是農民流向城市的過程，中國人早就在流動了。其實，中國的城市居民幾乎全是“盲流”的後代。試問當今城裏人，有幾個敢說自己不是“盲流”的後代？我就是“盲流”的後代。
他們是工人，不是“農民工”
江蘇長江北岸有個薑堰（今泰縣），原本很少人知道它。隻因當今國家主席胡錦濤也出自這裏，知道它的國人 才多了一些。這是我母親袁金鳳的家鄉。媽媽是個鄉下人。1927年，十三歲的她與姐姐、妹妹三個，從薑堰鄉下到上海討生活。據媽媽說，原來她們家境也還不 壞，有兩塊田地，一塊打下的糧食供自己吃，另一塊打的糧食用來釀酒，家裏有一個釀酒的作坊。不幸我外公外婆雙亡，家境破落，生計無著，除大哥留在鄉下外， 三個姐妹一起到了上海。
像別的鄉下人一樣，她們到上海去並不是“盲目外流”。她們的目標很明確：做工。那時候不興叫“打工”。我 1980年到美國時，才頭一回聽到“打工”這個名詞。想來這是港台旅美同胞的發明。我至今也不明白這個“打”字從何而來。當然，“打”字是萬金油，連飯都 可以“打”，工當然也可以“打”的。打工就是做工，一回事，都是為了謀生，圖一隻碗飯。
就如現在的美國人稱晚到者為“外國人”一樣，早到上海的人稱晚到者為“鄉下人”。那時，上海的苦力活差不多都讓“鄉下人”，特別是“江北人”和安徽人包了。過了八十年，現在也還是如此。如今他們不再被稱為“盲流”，因為政府已經允許農民流入城市了。但還有一個“戶口”卡著他們，政府稱他們為“農民工”。為什麽叫“農民工”？因為他們沒有上海的戶口。他們在上海做工，就是上海的工人，和其他上海的工人一樣，差別隻在一個“戶口”而已。叫他們“農民工”是歧視，至少是“戶口”歧視。
當時的上海，最東北角叫“楊樹浦”。這是沿黃浦江與浦東隔江相望的一帶。“浦”是江邊、水邊，從小在“楊樹浦”長大的我，隻知道江和水，不記得哪裏有什麽楊樹。大概上海開埠時這地方是有楊樹的。楊樹浦有一間屬於日本鍾淵紡織株式會社的紗廠，叫公大紗廠。這廠子如今若還在的話，當被尊稱為“外企”的。
媽媽她們三姐妹運氣還好，在公大紗廠找到了能夠糊口的工作。是“童工”嗎？也許是。受剝削嗎？不知道。反正她從此就有工作、有飯吃了。媽媽沒念過書，是個半文盲。一個才十三歲的鄉下姑娘，能夠在上海這個大地方謀到一個飯碗，即便受剝削，也高興。
差不多也在那個時候，廠裏又來了一個蘇北農民的兒子，也屬“盲流”一類。他姓丁，那年十八歲，家在東台縣安豐鄉下灶村。母親去世早，遺下三個兒子。他是老大，獨自來到上海，看能不能掙錢謀生並接濟鄉下種田的父親與兩個弟弟。自然，他就是日後我的父親。
史載公元1399年朱元璋第四子朱棣起兵奪取侄子朱允炆的帝位，曆時三年攻破南京城，登基為明成祖。按我們丁氏家譜所記，朱棣攻打南京方麵的明軍時挖開了蘇 北高家堰大壩。就像明末李自成為了攻打開封城開挖黃河淹死了數十萬開封平民一樣，大水淹沒裏下河地區，人口銳減。隨後大批移民從人口稠密的蘇州一帶遷到裏下河地區，其中丁旺龍、丁旺虎兄弟二人，來自蘇州閶門。他們到了東台縣境，務農兼燒鹽經商。後代繁衍五百年，丁氏已成一大家族。今東台一帶，丁姓有近萬人。
按照家譜所記，丁氏兄弟兩支：大業堂、執玉堂。我們執玉堂這支最近十代的宗派次序是宏、居、玉、有、餘；萬、昌、寶、正、國。我的曾祖父叫丁萬華，祖父丁昌橋，父親丁寶寬。我自然屬“正”字輩。父母選擇了“正大光明”四個字給頭三個兒子命名。（據我所知，以“正大光明”給三個兒子命名的還有前國民黨北伐軍將領、中共的新四軍軍長葉挺）我們的下一代應該是“國”字輩。但我們兄弟四人皆脫了軌，隻有在鄉下的堂弟正銀按宗派規定給兒子取名國華，在上海當工人的堂兄正來給兒子取名國強、國慶。
他們成了“上海人”
後來父親告訴我，他是這樣找到頭一份工作的：一天大清早，他和別的人一起在“東洋人”開的紗廠大門外麵等工。他幸運地領到一個牌子：可以做一個星期工的牌子。他讀過兩年私塾，寫得一手不錯的毛筆字。這一個星期的工作是為機器編號，用毛筆沾上油漆，在紡織機器上一個個編寫上號碼。一個星期結束時，那位懂中文的日本工頭（上海人叫“拿摩溫”，是英語Number one的音譯）翹起大拇指用上海話對父親說：“好來西！好來西！”當即決定父親留用，作長工。
什麽手續都沒辦，什麽表都沒填，父親從此就成了中國工人階級的一員，而且從此奠定了他的子女成為“上海人”的基礎。直到退休為止，他一直沒有中斷其在紡織行業的生涯。“我這一輩子沒失過一天業。”這是他晚年最得意的一句話。
工作穩定了，一個月工資是八塊大洋。當時他住在一個老師傅家裏。師娘管做飯。他將工資的一部分交給師傅。這就有點餘錢可以支持蘇北的兩個弟弟了。想想1918年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打工，工資也就是一個月八塊。東洋人對中國勞工實在不算刻薄，起碼不比中國資方給中國勞工的待遇差。直到現在也是如此。
父親人極聰明，而且好學，工餘還進過夜校。
1959 年我進控江中學讀高中，學校每個年級有一個班是僑生班。歸國僑生都學英語。另外還有一個英語班、四個俄語班。我被安排到英語班，時常在家裏念幾個英文單詞。他在一旁居然也能與我唱和幾下。我驚訝地問：“你怎麽也會英文？”他微笑著說：在工廠做工時，大學生辦工人夜校，他去上過課。年輕時記性好，三十年了，竟一直沒忘。
那些義務教員應當是美國教會辦的滬江大學（University of Shanghai，中共執政後改名上海機械學院，今稱上海理工大學）的學生，因為該校和父親的工廠在同一條軍工路上，相距也就兩公裏。史載“在華各基督教大學中，滬江大學是最早開展社會工作的學校。1913年在楊樹浦眉州路創設滬東公社……（1928年）劉湛恩就任校長後，滬東公社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除了為工人區兒童創辦幼兒園和中小學，還開辦了醫院和診所，免費為周圍工人及附近農民施醫送藥，受到社會的歡迎。”應該說，父親是在滬江大學的工人夜校學習的。
父親一直沒有離開那家日資紗廠。後來，在同廠做工的父母結了婚。母親是擋車工，整日在紡紗機旁穿行、接頭，早已成為一名技術嫻熟的工人。父親是保全工，即從事機器維護修理的工作。僅憑兩年私塾的文化底子，他竟然就掌握了拆卸、修理、安裝的整套技術，成了技術骨幹。
到1934年左右，父親的工資已經長到十八塊一個月。加上母親的工資，小倆口的日子過得可以了。可是“人啊，欲壑難填”，這是他曾經對我說過的一句話，他也難免。有一天，一位朋友找到父親說，河南鄭州的“豫豐紗廠”到上海招人。說像他那樣的技術工人，到鄭州一個月可以掙三十六元，是上海的一倍。他問父親去不去？父親馬上說“去”。那時候，人們沒有戶口觀念，不存在“放棄上海戶口”一說。
他們離開了上海
史載，後被毛澤東稱為“新興商人派”的上海浦東人穆藕初1914年從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畢業後歸國，在上海開辦德大紗廠，1919年又集資在河南鄭州開辦了豫豐紗廠，其規模和設備在當時的中國首屈一指。1925年，中共領導人王荷波、王若飛等曾領導該廠五千工人大罷工。鄭州地處中原，內戰時不管哪路軍閥占領了鄭州，都要住進豫豐紗廠吃大戶。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長期虧損的工廠更難以維持，資產抵押給了美資洋行。1933年，資方擬宣告停產遣散工人。共產黨遂領導工潮，工人罷工半年。國民政府派要員調解後於1934年初複工。
父母就是在這個時候到的鄭州。挖角者說話兌現，豫豐紗廠付的工資真的是三十六塊。
當時河南的省會是開封，鄭州還很不開發。父母留下來的那個時期的惟一的照片上有父親的題字“1935年在開封”，大概是特意從鄭州去開封照的。
1937年，大哥出生。聽父親說，當時在鄭州一元錢可以買到四隻老母雞，或者一百一十隻雞蛋。
不久，日本大舉侵華。1938年2月，日機首次轟炸鄭州，火車站、商業區死傷居民五百多人。這時豫豐紗廠已經因資金困難抵押給了中國銀行，成為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屬下的國營工廠。政府決定將工廠搬到陪都重慶。工廠的機器都要火速拆卸。已成技術骨幹的父親是拆遷的主力。工廠的機器設備運到武漢後，父母在武漢暫時分手。母親抱著大哥先行去重慶，父親則負責押運機器乘木船溯江而上。木船在纖夫的川江號子聲中緩緩而行。“纖夫唱得很好聽”，他後來告訴我。船隊化了八個月才從武漢到達重慶。我真後悔當時沒向父親問明白，是一撥一撥的纖夫輪換走了八個月，還是同一批纖夫拉了八個月。
“豫豐紗廠”遷到重慶市郊小龍坎，稱豫豐紡織公司重慶紗廠，1939年1月開始複工生產。史稱該廠“對抗戰時期大後方的穿衣問題貢獻甚巨。”但是重慶常遭日機轟 炸，1940年5月27日，日機99架分三批對重慶實施轟炸。其中第三批36架在小龍坎投彈。我家雖無恙，豫豐紗廠及附近街道、碼頭被炸，傷亡100多人。為確保大後方的穿衣問題，在重慶北邊的小城合川東津沱又建了合川支廠，於1941年5月開工生產。我們一家遷到了合川。
顧名思義，合川是江流匯合之處。嘉陵江和渠江在這裏迂折會合，形成一個半島。半島上為麵積不足三平方公裏的釣魚山。山頂有塊巨石俯瞰嘉陵江，傳說有一巨神在此釣魚，解救因天災而遭受饑饉的合州百姓，因此被稱作釣魚山。山上有城名“釣魚城”。
大多數中國人不知道合川這個地方。其實這裏曾經發生過一件影響世界曆史的大事。公元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兵分三支大舉侵略南宋。蒙哥親率主力打入四川，卻在合川受阻。蒙軍總帥汪德臣攻打釣魚城時被守軍擊斃。蒙哥大汗親自出馬，又被釣魚城宋軍火炮之矢石飛丸擊中，數日後死去。正在攻打武昌的蒙哥的弟弟忽必烈聞訊，立即從中國撤兵，回蒙古爭奪汗位。
這時，蒙古侵略軍的鐵蹄已踏遍歐亞大陸，波斯（今伊朗）已成蒙古帝國之一省，巴格達和大馬士革已落入蒙古人之手。伊斯蘭世界僅剩一支埃及的隊伍。然正準備與埃及決戰的蒙古統帥旭烈兀聽到蒙哥大汗的死訊，立即率領蒙軍主力東歸，幫助哥哥忽必烈打內戰。忽必烈倒是如意奪取汗位建立了包括中國領土在內的元帝國，留在敘利亞的蒙古軍隊卻全軍覆沒。蒙古向歐洲、非洲的擴張就此被遏製。所以史稱合川釣魚城一役“擊斃蒙哥大汗，迫使蒙古帝國軍隊從歐亞戰場全麵撤軍”，是“緩解歐亞戰禍，阻止蒙古帝國向非洲擴張的不朽豐碑。”
蒙哥臨死前曾留言，將來若攻下釣魚城，必屠殺全體軍民。但合川五縣軍民同心堅守，蒙古人就是打不下釣魚城。直到1279年陸秀夫揹著八歲的小皇帝投海，南宋滅亡，元世祖忽必烈承諾不殺軍民後，守軍才放下武器。小小合川抗戰三十六年，這是曆史上的重要一筆。
在離釣魚城西幾公裏處的東津沱，“豫豐紗廠”重新開工了。紡織機是1939年英國出產的當時世界最先進的機器。工人由當地農民中招收。新工人也是工人，不是什麽“農民工”。媽媽沒念過書，但家中有個當私塾先生的哥哥，識得幾個字，又跟爸爸學過一點文化，到合川後就當上了教練員。她原來是在前紡做擋車工的，專教剛上崗的女工如何做擋車工，工人都叫她老師。
父親仍然管理機器，算技工，父母的新家在技工宿舍26號。這是極簡易的平房，單層 木結構瓦屋，牆麵是竹片編成兩麵抹泥的牆，一個柱距就是一戶人家。每家一廳一臥一廚。客廳兼餐廳裏隻有一個桌子幾個凳子。中間的臥室裏有兩張床、一個櫃子。白天臥室裏太黑，為了省電，將屋頂瓦片拿掉幾片換成玻璃，作成采光的天窗。廚房是用大鍋台，燒木頭。爸爸將包裝機器用的廢棄木板檢回來用。家裏沒有廁所,技工宿舍邊有個大茅房,是傍山坡建的二層木結構。據大哥說，大茅房很簡陋,通風很好；男女各一半；每邊在木板上開有幾個大洞。他每次如廁最怕掉下去。因為下麵就是大糞池，農民隨時在下麵舀糞。
因為有重要的豫豐紗廠，合川也沒能避免日機的轟炸。紗廠在山腳開辟了幾個防空洞，都是三米寬、二米多高的毛洞，沒有任何裝修，有的地方乾燥些,有的地方很潮濕。一聽到空襲警報,大家就往防空洞跑。有時侯來不及了，就往農田裏跑，總之要遠離房子。史載1941年合川被轟炸三次。據大哥回憶：“我跑過三、四次。聽說有一次，廠裏幾個工人貪圖外邊風涼，到了防空洞，也沒進來。日本飛機一顆炸彈正好投在那洞口，這幾個人都完了。”
後來媽媽這樣對我回憶逃轟炸的情形：有一次警報響了，她趕緊抱起二哥，手拉大哥，沿著田埂跑。一不小心就會滑下田埂。“他才五歲，跑在田埂上，摔了一跤，一聲不吭，爬起來再跑，一點沒哭。”一次她和保姆、大哥、二哥到了避彈處，想起有個什麽東西忘了拿，又一起回去拿。結果飛機來時已經來不及再跑到山腳，祗得鑽進家門前的燒飯用的雜木柴火堆躲起來。誰知炸彈偏偏落到了他們原先躲藏的地方。我們家命大，毫發無損。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再無力量轟炸重慶。合川也就安全了。
爸爸和廠裏的幾個同事在廠邊 的東津坨合作經營了一個豆腐店。大哥回憶說：“六、七歲時爸爸曾帶我去過豆腐店。每次去，豆腐店的人就盛一碗熱氣騰騰的豆漿讓我喝。大概也就喝過五六次。一場火災將豆腐店全燒毀了，我去看過，太慘了，燒焦的木梁木柱東倒西歪，地上盡是破瓦片，燒焦的黃豆一包一包的。幸好一個人沒傷到。”
後來，丁家第三個兒子出生，這就是我。因為我的到來，家裏請了一個農村老婦幫忙。可是不幸，一次她去井邊打水時摔下山坡，死了。父母替她買了棺材，送她到老家安葬。
我出生後不到九個月，日本就投降了。父親發起全廠職員在廠部門口合影紀念。廠部建在小山坡上，大夥散立在十多級的台階上，寬大的門洞上方懸掛著四個大字：“慶祝勝利”。2004年我訪問該廠，在爸爸他們當年站立的台階上也照了一張相。去之前大哥給我畫了一張地圖。按圖索驥，避彈的防空洞還在，山頂的寶塔卻不見了，不知是1958年大躍進時拆磚建了煉鋼爐，還是毀於1966年的“破四舊”。我出生的技工宿舍26號已為樓房取代。
1946 年，國民政府派人去上海接收敵產，包括楊樹浦那幾間日資紗廠。廠裏許多職員成了上海紡織廠的接收大員，爸爸是技工，也隨廠長等人去了上海。母親則領著我們 三兄弟留在合川，直到1947年才與其他本廠眷屬一起離開住了將近十年的四川，乘船沿江而下，到上海與父親會合。後來聽鄰居說，在船上，才兩歲多的我曾把一隻鞋掉進了江裏。
全家重做“上海人”
轉了半個中國，丁家又到了上海。當時的楊樹浦江邊，都是大工廠。最高大的煙囪是美資楊樹浦發電廠的。這是遠東最大的火力發電廠。發電廠北頭是原屬日 本大阪東洋紡織株式會社的“裕豐紗廠”，南邊是隸屬於大日本紡織公司的“大康紗廠”。現在它們都是中國的國營工廠了。父親隨廠長到了“大康”。1949年中共進城，工廠被正式冠以“國營”二字。“裕豐紗廠”改名為“上海國營第十七棉紡織廠”。後來這個廠子出了個叫王洪文的人物，七十年代當過一陣毛澤東的接班人，後來死在了監獄裏。“大康紗廠”成了“國棉十二廠”。父母就在“十二棉”一直幹到退休。而1927年父母開始其工人生涯的公大紗廠成了“國棉十九廠”。（留在重慶、合川的豫豐紗廠也都成了國營工廠；1953年在鄭州原豫豐紗廠廢墟上建了鄭州國棉二廠。）
日本人在時，每間工廠都建了象模象樣的住宅區，叫“工房”。偌大的楊浦區，多是“棚戶”，隻有各間日資紗廠建的職工宿舍區夠格稱為住宅區。這是楊浦區的一大特色。當然，日資工廠的住宅區是分等級的。大康有三處“工房”。“一工房”、“二工房”是中國工人住的，直到現在還是。房屋質量還行，不比五、六十年代建在郊區的“工人新村”差，但房間都不大，樓距也較小，環境不如“工人新村”。建於1927年的“三工房”是日本雇員的居住區。小區裏都是前後帶小花園的洋房，跨路東、路西兩側，分別由一座鋼筋水泥的圍牆圈起，圍牆頂端插滿了玻璃片，還有兩尺高的鐵絲網。圍牆後是一條從東到西的小河。西宿舍是日本職員住的，屋裏落地大窗帶外廊，外牆貼滿鵝卵石，長著爬山虎。到處是櫻花樹，有個大花園，花園旁有個“紀念碑”，還有一個幼稚園，一所小學，一個遊泳池，一個足球場。東宿舍是日本技 工住的，相對較簡陋，但比“一工房”、“二工房”還是寬敞多了。
當時外邊的人都叫它“白林寺”：東白林寺、西白林寺，很少人稱“三工房”。爸爸說：一位叫白什麽的比利時領事在牆外那條河裏遊泳時淹死了。說的人多了，白領事傳來傳去就成了“白林寺”。這似乎是個無從確定的傳說。
東洋人走了，偌大的“三工房”整個騰空。父親在東、西宿舍中挑選後，看中了東宿舍最北邊的一排房子：六家，每一家都是一樓到三樓獨門獨戶。從記事起，我有很多時間睡在三樓。日本人留下的“榻榻米”原是鋪在地板上的，我們卻一塊塊摞起，堆得兩尺高，就是我的床。房子比當時大多數的民宅都現代化，有抽水馬桶、煤氣爐，日本人的木製澡桶也留下了，可以幾個人坐在裏麵洗澡。
東白林寺除了我們家這一幢，都是二層的樓房，還有一大片空地。出身農家的爸爸媽媽率先在空地上開荒種地，種過雞毛菜、青菜、萵筍、茄子、南瓜、蘿卜、絲瓜、扁豆、豇豆等。我們家有個二齒釘扒，開出來的菜地最多。記得我七八歲時曾經躺在蠶豆地裏吃生蠶豆。誰家種的我不知道，反正躺在地裏誰也看不見。後來菜地上蓋了房子，家裏就在後門的小花園裏種一點菜，但後來就隻種花了。
爸爸在前院種了兩顆梧桐樹，長大後形成了濃密的樹蔭。夏天午後的陽光再也不能直射進對麵的屠媽媽家，她稱讚爸爸做了件大好事。
大哥從外麵挖回兩棵無主的桑樹，種在後院的小花園裏。幾年後桑樹長大了，其中一棵是母的，每年結桑葚。我們每年春天都要養蠶。從蠶種紙孵小蠶開始，直到成蠶上架吐絲結繭。市裏很少有桑樹，有一次來了個軍人，對媽媽敬了個禮，然後說他們也養蠶，能不能給他一點桑葉。更多的是晚上來偷桑葉，弄得媽媽睡不好。她又怕人家摔下來，就去開導偷桑葉者，叫人下來。
西宿舍是日本人在楊浦區留下的住宅區中最好的一個，也是上海少有的美麗的花園住宅區。院牆內有一個圓形的大草坪，四周是剪得整整齊齊的矮冬青，有四個無門的入口。夏日晚上，許多大人孩子帶著草席，鋪在草地上，乘涼。女孩子們唱歌，看星星。草坪周圍是極佳的散步之處。路的那一邊是足球場。遊泳池附近有一個花房（玻璃房），由一位花匠專門管理。有一天，他張貼了一個布告“今天晚上曇花開花”。晚飯過後全宿舍的大人小孩都拿著板凳圍坐在那株曇花四周，圍觀罕見的“曇花一現”。看曇花時，宿舍門口擺小書攤的老先生特地去畫畫，大家覺得他真了不起。
五十年代的頭幾年，每當櫻花開得正盛時，還留在上海的日本人總要到西宿舍去過一天節。他們在櫻花樹下歌舞、野餐，終日方散。我們孩子則到處看新鮮。有一次，日本人要離開上海，說是永遠不回來了。他們在櫻花樹下開了個盛會。我們小學操場的旁邊就是櫻花樹。校長向大家宣布，日本人帶了不少糕點一類的食物，願意送給我們中國孩子。操場兩頭劃了兩道相距三十米左右的平行線，一頭擺滿了一包包食物，我們在另一頭線外等候，待哨聲一起即向對麵奔。隨便取哪一包，但一人隻能取一包。
其實食物很多，保證每人都能得到一包。但日本人認為平白奉送不妥，要你自己去“掙”到手。我得到的是一大包雞蛋卷，帶回家給媽媽看，吃了好幾天。長大以後我才聽說，我們那樣“搶”，是有損我們國格的。
上海最邊上的人家
我們的家可以說是當時上海最邊上的一幢房子。幾米外是一堵圍牆。牆後就是那條傳說“白領事”淹死的小河。推開二樓北邊的窗子，可以看到河對岸的一片田疇，阡陌與溝渠縱橫，糧田和菜地交錯，間或有些農舍。田疇一直延展到極目處。從三樓往北看，一直到吳淞口都沒有樓房。西北方極遠處可見一個綠屋頂大廈，那是原國民政府的上海市政府。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欲將五角場一帶開發成市政新區，僅完成了那一幢市政府大樓便匆匆撤離。從我記事時起，那綠屋頂的市政府大廈已是上海體育學院的一部分。
我家的左鄰和右舍都是一起從四川到上海的。他們原本也都是“下江人”，單身去四川工作，在四川結婚生子。所以我們家左右兩邊的徐媽媽和胡媽媽都是四川人，斜對門的樂爸爸、樂媽媽好像一個是湖北、一個是四川人。宿舍裏還有一些從湖南高等工業學校畢業的技 術人員。所以四川、湖南話是我們那個宿舍最流行的方言。我們那些人家是很奇怪的。父母往往鄉音難改，而子女們多講純四川話。
可是在學校裏不能講四川話。我們學校是工廠的子弟小學，一工房、二工房、三工房的子弟都有。學校規定：“要說國語。”不知道是不是國民政府時代留下的傳統，每天上午上了兩節課後，工友就推著豆漿車到每一間教室的門口分發豆漿。每人一個搪瓷杯，上麵有油漆號碼，熱騰騰的豆漿已經在杯子裏，各人按號碼領自己的杯子喝掉。
我們自以為是城裏人，把河對岸一概稱做“鄉下”。媽媽是做三班的，有時下午就回來了。每當找不到我，然後發現我悄悄回了家，總是用她的鄉音問我“你到哪裏去了？”我則總是用四川話回答他：“到鄉下去了。”她明白，我說的“鄉下”就是河對過。我到小河那邊的田埂、田溝閑耍，撈蝌蚪、捉小魚蝦去了。要不就看農民在田裏耕作，舀田溝的水澆青菜或者往菜根處澆稀釋了的糞尿。青菜就是青菜，不像在海外特意叫它“上海菜”。春天，我隨大孩子們到田埂上挖過馬齒莧和薺菜。“馬齒莧晾乾後和肉一起紅燒特別香。”這是大哥的回憶。我後來讀到辛棄疾的詩句“陌上柔桑破嫩芽”、“春在溪頭薺菜花 ”，第一個反應就是：我們家後麵的“鄉下”就是這樣的。
小河對岸大約百米處有一戶農家，每到過年時就兼作舂米的小生意。有一次，媽媽 帶我去舂米。我們把浸泡好了的大米和糯米扛到那農戶家裏，放一點到石臼裏，那農民用腳踏另一頭係著石球的舂杆，然後鬆腳，石球便砸進石臼。米粒漸漸成了米粉，我們再揹回家，就可以做糰子、發糕了。那時沒有冰箱，媽媽把年糕浸泡在冷水裏，可以保存整個正月。
這條十來米寬的小河是城市和鄉村的分界線。河那邊有個周落村，人家沒幾戶，卻有一座廟。一個姓陸的同學家沒有房子，全家住在這廟裏。小學畢業時，我和左右鄰居三人到他家，也就是廟裏玩。不知誰說抽簽吧，大家就都抽。三個簽都不怎麽樣。一位幾天後就得猩紅熱進了醫院。他出院那天我去隔壁看望他，結果當天晚上就嗓子疼，第二天早上到醫 院一查，猩紅熱，馬上隔離。媽媽雇了一輛三輪車，在細雨中把我送到了傳染病醫院。另一個抽簽者沒得病，可是考取的中學很差，而且第一年就留了級。三個抽簽的小學生都沒得好。
對岸沿河有一條石板路，一直通到引翔港。路兩旁住了許多安徽人。他們和我的父母一樣，早年從農村到上海做工，就此沒再回鄉。安徽話好像是那裏的通用語。
河那邊是“鄉下”，河這邊就是“上海”了。一點過渡都沒有。
不過我們並不自稱是上海人。對我們來說，“上海”專指外灘、南京路、黃浦區一帶。我們那裏不算“上海”。
1949 年中共解放軍進入上海前夕，駐紮在我們宿舍裏的國軍在離我家後門七八米遠的鋼筋水泥圍牆上等距離地鑿開了一個個八寸左右的射擊孔。父親問幾個當兵的：“如 果共軍來了你們就在這兒打呀？”他們說：“不會等看見。如果共軍打到吳淞，我們肯定都撤了。”爸爸看這情況，決定“逃難到上海去”。大哥回憶說：“爸爸看我們家這兒很不安全，於是咬了咬牙，和本宿舍的劉三民家合夥兩家十二口人合租了西藏路東方飯店（後為上海市工人文化宮。門口有銘牌，曆史建築）五層的一個客房。他認為市中心總安全吧。大人睡床上，小孩全睡木地板上。為了防止流彈打進來傷人，我們將棉被掛在窗戶上。記得西藏路解放那天早上，我把蓋住窗戶的棉被掀開一點縫，我看了很久：起初街上一個人沒有，有一輛國民黨軍的坦克從西向東開過去，不到半個小時，那輛坦克又開回來了，坦克上蹲著一個穿黃軍裝、左臂紮根紅布帶的軍人。又過了半個小時，馬路上就陸續出現了人影。後來我聽大人說，我們這兒“解放”了。”
當時我才四歲半，這次逃難是我今生最早的記憶：我們住在上海了。我記得我們兩家住在一個旅館房間裏，我們兩三個小一點的孩子高興得在床上亂蹦。往窗外下麵看，看不清什麽。我也什麽都不懂，就知道“他們”到上海來了。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們那裏的人如果要到南京路、外灘那些地方去，就說“到上海去”。“你到哪裏去？”“我到上海去。”“他到上海去了。”宿舍裏經常可以聽到這樣的四川話。
差點成為“地主資本家”
1948年左右，不懂政治的父母竟在共產黨打來的前夕拿出大部分積蓄，在鄉下買了二十畝地。幾個月後共產黨來了，說我家是地主，要鬥爭分田。這道理普通人是弄不懂的。自由買賣，錢可以用來買房，也可以買地。何以買了房無事，買了地就要充公？充公不算，還要鬥，還要槍斃。分地還好說，鬥爭起來怎麽得了。幸虧父親的堂弟是鄉裏共產黨的小負責人，寫了個證明，說那二十畝地是買來分給他的幾個叔叔，即我的二爹、三爹、四爹的。這也是實話。父親是孝子，四爹獨身無子嗣，正指望分給他的幾畝地養老呢。
地是被充公了，但萬幸我家沒當上地主。
也萬幸，父親沒當上資本家。
共產黨來到上海之前不久，父親與幾位朋友合股開辦了一家小工廠。以後多半是要被扣上資本家帽子的。我猜是姨媽幫了我家大忙。不是批條子寫證明那種忙，而是使父親迷途知返，破財消了災。
媽媽是三姐妹中的老二，姨媽是大姐。媽媽離開上海十三年，她一直在上海。不知何時加入了中共。他們地下黨在閘北的棚戶區買了個簡陋的房子，給姨娘（媽媽的妹妹）一家住，實際是中共的地下交通站。直到有人問我表姐家裏來的是些什麽人，這個交通站才取消。不過姨娘家一直還住在那裏。每到過年時我們三家互相拜年，我去過幾次。在共和新路民立路，是用毛竹、竹蔑、葦席、油氈搭起來的。中間加了一層，有木梯爬上去，算二樓。在上海那實在就是窮人居住的棚戶了。
1948年左右當局在上海緝捕中共地下黨員時，姨媽與她的同誌曾持槍在我家閣樓上躲過一陣，待風聲緩後才轉移去蘇北的中共“解放區”。姨媽和媽媽都說過，地下黨上 了國民黨黑名單的大都先在我家躲一陣，然後轉移到蘇北。中共地下黨真聰明，我們院子裏就駐紮著國軍，躲在我家實在安全。後來姨媽他們隨中共的隊伍回到上海，姨媽的那個同誌好象是上海總工會的要人，文化不高的姨媽起先在市軍管會，後來在國棉三十一廠當軍代表、人事處長。她的家就在1927年她們三姐妹開始其工人生涯的公大紗廠的工房裏。住的是原日本經理、後來國民政府時代廠長的花園洋房，是工房裏最好的一幢。姨夫原是軍人，在淮海戰役裏眼睛受了傷。可能姨媽、姨夫的級別不夠高，或者幹部太多，一幢洋房三家人合住，並不比我家寬敞多少。
雖未得證實，我還是相信，在這麽個革命姨媽的影響下，父親認識到新社會開始了，萬不可當再當資本家。所以共產黨一來他就主動將股票交給政府，與那間工廠脫離了關係。（直到八九十年代，二哥還說過“那間工廠還在呢。”）
總之，這是一件大善事。如果父親是“地主兼資本家”，我們幾個孩子就都是“黑五類”了。共產黨是講階級出身的，若我是“地主兼資本家”的兒子，人生軌跡將會完全不同，哪裏還會從事什麽“核事業”、什麽“××工程”！
從1927年到49年二十二年間，父親從月薪八元的“農民工”，成為月薪一百八的「技師」，又買地又投資買股票。所以後來一位大學同學對我開玩笑說：“你父親是個工賊。”她的父母都是三十年代清華“進步學生”的頭領。中共進北京後一個在北京市當局長，一個在教育部當司長。不過，沒幸福幾年父母親就都被打成右派，成了“黑五類”。所以，對比我家，她認為我也應當屬於“地富反壞右”的子女。
共產黨建立新社會，但照顧舊社會過來的人，給他們“保留工資”。父親也蒙受“保留”照顧。但月薪一百八太高，請自願減薪。於是自願降到一百四十元。從此時到他退休，一直“保留”了二十二年，原封不動，還是一百四。這真是“史無前例”的事。
不過父親的地位倒是高了。近萬人的大廠，他是掌管機器維修的保全科長，後來又學習製圖，成了工程師。
回到上海後，媽媽沒去工作。她想在家一心照顧好子女。但1953年紡織工業發展，媽媽被請回去教新工人擋車、接頭。工人都叫她老師。擋車工很辛苦，每人每天圍繞著細紗機要走幾十裏路。後來媽媽得了關節炎，廠裏讓她學習醫務知識，當了女工保健員。媽媽工作特細心，對她所管轄的二、三百位女工，她都要能認識，姓名、年齡、住址、身體狀況，她都要記住。每次發女工保健品，她都要一個一個發到她們手裏。有時她忙不過來，就會讓大哥幫她抄抄寫寫。
“打老虎”
我八歲時，到處都“打老虎”。
後來研究曆史我才知道，那時毛澤東發動了“三反”、“五反”運動。“三反”對象是幹部，“五反” 則針對工商界人士。毛澤東坐在中南海閉門造車，預言“凡屬大批地用錢管物的機關……必定有大批的貪汙犯”，“全國可能需要槍斃一至數萬貪汙犯”。他下達一 個又一個指示，催逼各地捉“老虎”，並屢屢發出“增加打虎預算”的指示。“打老虎”右傾者被撤職查辦，甚至自己變成“右傾老虎”，各級幹部愈打愈瘋狂，製 造了無數的冤案。上海市在“三反”中有五百餘人自殺，“五反”中自殺數過千。
父親也成了“大老虎”。嚴格說來，他也算是個國民黨員。當年在重慶有人行騙，說“想加入工會就交六元錢”。他交了錢，以為加入了工會，可拿到手的卻是國民黨黨證。那騙子後來又到別處行騙，被人打死了。這事倒不大。問題是帶隊從四川到上海接收日本人工廠的廠長跑到台灣去了，四川來的都屬於“接收大員”。鄰舍的張大榮首先被揪了出來。因為他的兄弟是國軍飛行員，到台灣去了。但他東交待西交待，弄得好多人都跟著遭殃。父親也變做“老虎”，被“打”了。
被當作“老虎”打是很慘的。隻是我當時還小，不明白事理。一天半夜，我被叫醒，與兩個哥哥一起，坐在床上聽媽媽哭訴：廠裏在鬥爸爸。爸爸要被抓走了，媽媽要我們三兄弟記住：“爸爸是一個好人……”。我隻記得爸爸坐在一邊，什麽話也沒有說。
不知為什麽，直到“老虎”打完了，爸爸也沒被抓走，稀裏糊塗地就沒事了。政治似乎又遠離了這個老百姓的家。
嚴父慈母
1954年春節，父母帶我們四兄弟和妹妹回了一趟東台老家。那是爺爺——我們叫爹爹的家，也是叔叔的家。我第一次看見父親大哭：在奶奶的墳頭。奶奶的墳就在爹爹家屋後二十米處。奶奶去世時父親才十幾歲，一個人盲流到上海，近三十年後帶回來這麽一大家子。
過完年，到泰縣媽媽老家去。爹爹家緊挨著一條河。在河邊嬸嬸洗衣、淘米處，我們全家擠上了一條小船。船主搖櫓，“搖啊搖，搖到外婆橋。”搖了一整天，除了二哥，我們幾個都嘔吐了。天黑了才到媽媽老家，踏上岸就是。那不是外婆家，是舅舅的家。媽媽到上海去之前，外公外婆就已經去世了。老家隻有個舅舅。
舅舅袁金凱曾經是私塾先生，因為是中共老黨員，在縣政府任財糧委員。我們去的第二天，舅舅的女兒出嫁。我第一次知道姑娘出嫁會哭得那麽傷心。舅舅後來帶領民工修河染了病。為看病到上海，在我們家住過很長時間。他寫得一手好毛筆字，春節時曾寫了很多春聯拿去賣。他回到薑堰後，聽說沒過多少年就去世了。他的孩子與上海的三個姑姑家漸漸失去了來往。
媽媽是個熱心人。有一年蘇北發大水，很多人到上海討飯。我清楚地記得，正在洗衣服的媽媽看到說話帶鄉音的婦人挎著竹籃子走近我們家門口，忙喊我“快去，把飯鍋拿來。”她將剩飯連鍋巴都一起倒進了那個籃子。有一次安徽人來乞討，媽媽翻出一些舊衣服給了他們。
父母都屬工作勤奮積極的那種人。“三八紅旗手”一類的獎狀，媽媽沒少領，早就加入了共產黨。父親與人合資開過工廠，有剝削思想，所以入不了黨。
媽媽在廠醫務所當保健員，要做三班，因為她為之服務的工人也是三班倒。她可以替病人開開常用藥的方子。有時她白天要去工人家裏訪問病號，回家隻睡一會兒又要去上夜班。
我下午放學，有時媽媽在家，會給我五分錢，讓我到宿舍門口的小攤上買一碗油豆腐線粉湯，吃了再回家做功課。
媽媽的手巧，包粽子時，如果粽葉新鮮，有長長的葉尖，媽媽就將葉尖穿過縫被子的大針的針眼，用針穿透粽子，像納鞋底似的使勁一拽，粽子就被粽葉捆結實了，不需要繩子。燒熟後隻需將葉尖穿過粽子拽出來，就可以吃了。
爸爸的手也巧，我們家補衣服、特別是補襪子這樣的事，往往都是他的。他補的襪子，針腳很密實。
上海的夏天是很熱的。我們家有一個大台扇。1958年大躍進時，爸爸覺得廠裏的辦公室都沒有電扇，而我們家卻有，有點特殊化，便搬到廠裏送給辦公室用了。他買過兩次自行車，一輛是紫紅色，他覺得不妥，趕緊賣掉。買了一輛黑色的，騎了沒多久，又覺得騎車不安全，又賣掉了。從此爸爸媽媽每天都是走著上下班，一直走到退休。
住在上海，每天買菜是一件最辛苦的事。因為媽媽長期做三班，買菜往往由爸爸包了。每天天不亮他就悄悄起床去菜市場排隊買菜。葷菜、蔬菜、豆製品，如果都想要就得排三個隊。沒有三個人，爸爸會用破籃子、破磚頭作替代物。這得跟別人搞好關係，跟賣菜的說好話。不管刮風下雨，天寒地凍，天天如此。要是早上六點才去，那就什麽都沒有了。要是過節或請人吃飯，那就得幾個人去買。這時我就倒黴了。黑咕隆咚地，大概隻有三四點鍾，我被叫著從被窩裏爬起來，去參加排隊。一般是六點才開始賣，這樣我還可以坐小板凳上打一陣瞌睡。
我們家有個幫傭，我們喊她“張媽”。她從蘇北來，丈夫曾當過國民黨軍隊的連長，不知道有罪沒罪，反正被鎮壓了。她沒子女，一個人到上海來。她在我家多年，後來要嫁人走了。媽媽勸他別走時，我正在旁邊看書。如今我隻記得一句：“老了，我們養你。”她還是走了。丈夫是個老頭，在寧武路上擺煙攤。我多次路過，有時碰見送飯的張媽，會交談幾句，但從未與那老人說過話。他從來不吆喝，不說話。我猜想說不定在舊社會他曾經是個有文化的、甚至有地位的什麽人。後來家裏又來了一個蘇北的“張媽”，記得我曾與她有個大辯論：我說大躍進了，糧食畝產千斤、棉花畝產百斤，她一邊洗衣服一邊斥我“瞎講”，我則堅稱那是老師說的，不會錯。
我們家曾經是街道裏的“五好家庭”。事跡是：家庭和睦。我們從來沒見過父母吵架。媽媽說：“看人要多看好的地方，不和別人計較。”所以我家沒有婆媳矛盾。二嫂對妹妹說過：“我對阿拉姆媽是一點話都沒有好講的，這樣的婆婆不大有。”
丁家幾個兒女也都不錯。對我的學習，媽媽一向放任不管。學習上我不需要大人操心，但也沒得過獎。妹妹念初中時，媽媽去參加她的家長會，班主任在會上說，教了二十幾年的書沒有碰到過妹妹這樣好的學生，門門功課都優秀。媽媽覺得無限榮光，獎給了妹妹五塊錢。
我小時候貪玩，功課一做完就出門，不歸家。差不多每天都在西宿舍球場踢球。我們組織了一個“海魂”足球隊，每人印製了一件球隊的汗衫，我是“海魂3號”。球隊還在一工房的球場上與在上海港卸貨的某國遠洋輪的水手賽過一場。
遊泳池在小學的教室旁邊。夏天有季票賣。買了季票，每天從早到晚都可以泡在遊泳池裏。爸爸本來不同意給我買季票，班主任徐老師到家裏跟他談話後，他就同意了。從此一到夏天，遊泳池就是我們的第二個家。下雨天我們也遊。在遊泳池當救生員的都是宿舍裏的大哥哥們。我後來在大學勉為遊泳隊成員，就是因為宿舍裏有個遊泳池。
我家嚴父慈母。我挨父親訓斥是常事。每當父親訓我，母親都不幫腔。她一聲不吭，絕不火上加油。但也絕對不護我。
父親管子很嚴。有一次大哥一夥人在三樓打麻將，被他發現，當場推開北邊的窗子朝外扔。許多牌被扔出了圍牆。事後大哥悄悄地領我們到牆外去撿，可是沒撿著幾個，因為多數掉進河裏了。
對我，父親隻管一條，不許看“閑書”。小人書屬於閑書，我看了很多一分錢租一本的小人書。擺小人書攤的原本是文化人，他不僅能速寫“曇花一現”，還能畫小人書。我看過他自己用毛筆畫的小人書。不知什麽曆史原因使得他流落在街頭，慘淡經營小書攤。
小人書可以租回家。可是父親在家我就看不成，隻好打鄰居家的主意。誰家的門沒關嚴，漏出一道光，我就溜到那家門外，借光看書。我的高度近視就是那時打下的基礎。這是左鄰右舍都知道的秘密，唯獨我爸爸不知道。
我不再是“上海人”
1962年考大學前，媽媽隻問了我一句“你考哪個學校？”我說“清華”。清華她知道，因為大哥已經在那裏了，至於報考什麽係，她就不問了。我也沒有說，因為“核物理”是什麽她肯定不明白。
高考第一天回來，發高燒。媽媽和二哥送我去醫院打青黴素，又過敏，輸液搶救折騰到天亮才回家。媽媽問：“今天考試還去不去啦？”我說：“去。”考場很遠，在五角場的同濟大學。“那就坐三輪車去吧”，媽媽說。
真的考上了。我們中學有三個同學被清華錄取。爸爸領我去派出所轉戶口，戶籍警看了看錄取通知，說“啊，清華大學。”爸爸說：“我家已經有一個在清華了。”
戶口一銷，我就不是“上海人”了。我成了遠走高飛的鳥兒，從此隻能回上海做客了。
搞文化革命了
我進大學後，父母親自然希望下麵兩個子女也都能進大學。1966年，妹妹即將從上海中學高中畢業。她通過了英文筆試、口試，被挑選去歐洲留學，已經通知了父母。預訂七月初到北京報到，然後才知道去哪個國家。可是，六月份突如其來的文化革命打亂了一切。
搞文化革命了，凡有點來曆、與各種“分子”有點瓜葛的人家都被抄。我們這種人家應該不會有人來抄，可是母親庸人自擾，自己革了自己的命。家裏有個一尺多高的磁觀音，砸了。日本投降時豫豐紗廠職員“慶祝勝利”的大幅合影一直掛在家裏。“這是我組織照的。”有一次，父親自豪地指著這幅照片說。可惜，照片裏有中華民國的國旗，媽媽怕惹禍，也將它燒了。
家中掛的另一張大相片是爸爸四十周歲時照的，也燒了，因為他穿著西服，打著領帶，屬“四舊”。爹爹有一次對我說，奶奶長得很漂亮。這我相信。因為父親年輕時長相也很出眾，有的人到我家見到他的相片，說不亞於某電影演員。這張相片沒有底片，母親也擅自燒了它，父親不愉快了很長時間。這樣，父親當年的摸樣就隻能留存在我們的心底裏了。
父親自己也被“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嚇暈了。他存有幾百塊人稱“袁大頭”的銀元，怕被抄家者搜去，想暫存到比我家還無產階級的姨媽那裏。他拎著一袋銀元上了三輪車，不幸半途下起雨來，下車時隻顧雨，忘了銀元們。到得姨媽家才想起來。也罷，權當抄家抄走了吧。同別的許多人家相比，我們家的損失真如林副主席所說“最小最小最小”。
“打倒三開分子”
文革初期的亂鬥、抄家風過後，父母這種不問政治的人又安穩了一陣。弟弟也參軍到北海艦隊去了。但是，到了1968年，毛澤東要“清理階級隊伍”了，不管過去是否“清理”過，都要再來一遍。
“清理”的情形與當年“打老虎”沒什麽不同，祗是頭銜變了。毛澤東在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說：“（北京）新華印刷廠，北洋軍閥時期它給印票子，日本來了給日本人印報紙傳單。國民黨接管的。共產黨來了也吃得開。它都吃得開。有一部分三開、四開幹部。其中有的是 隱藏的反革命……隱藏的反革命不清理一下，工廠究竟是誰的呀？”
於是，全國的“三開分子”都被揪了出來。總之，父親入了“三開”：日本人在時你吃得開，國民黨在時你吃得開，共產黨來了你還吃得開！這種人還能不打倒？
其實，在日本人的工廠裏，父親是個工人，哪裏“吃得開”！隻是因為抗戰，他才吃了那麽一點開。充其量也就是個“二開幹部”罷。但是貼在廠門口的標語寫的是“打倒三開分子丁ｘｘ！”
與1952年“打老虎”的情況不同的是，毛主席有塑像了。所以，不論何類分子，都多了一個“打老虎”時沒有的新節目：在塑像前向老人家請罪。父親每天的任務是掃地半天，在工廠大門的塑像前請半天罪。毛主席看不到、聽不見，不過是展覽給全廠上萬號人看罷了。
二哥寫信到北京報告父親被“揪出”的消息。我進城與在第五機械工業部工作的大哥商量後，決定給二哥回信，要他明白無疑地麵告父親：“千萬不能自殺。”後來二哥告訴我們，父親說他完全明白這一點，人一死就什麽也說不清楚了。
父親沒有自殺，卻還是頂不住了。他接受了工廠革命委員會的條件，同意在次日全廠“寬嚴大會”上承認自己是國民黨的潛伏特務，然後榮獲“坦白從寬”。而西宿舍的朱工程師將在同一個大會上被宣布“從嚴處理”。他回到家，將此交易告訴了妹妹。妹妹聽了，馬上批評他：沒有的事情怎麽能夠亂說！不該承認，不該亂說。他覺得還是女兒講得對，次日到大會上，麵對幾千人，第一句話就是：“我不是國民黨特務。”
他翻供後，當局倒未按照“抗拒從嚴”的原則處理他，祗是強迫他退休了事。一樁“國民黨潛伏特務”的假案就那麽不了了之了。
泰州十年
媽媽退休後，在街道裏當義務衛生員。替人看看小毛小病、打針什麽的。後來又在居委會裏幹點什麽。要出黑板報，她文化不高，便抓子女的差。我回滬探親時見過有人到家裏來，請她調解家庭糾紛。總之，她還挺忙。開始時，她是丁媽媽，後來就變成丁奶奶了。
父親退休後也閑不下來。“我不能等死啊。”他對我說。那時江浙各地鄉鎮企業均在上海挖退休的技術力量，泰州地毯廠聽說有這麽一位工程師退休在家，找到他，表示誠意聘用。於是父親在晚年回到了蘇北，開始了長達十年的單身生活，也算是為他家鄉的建設作了十年貢獻。後來他又幫助東台在安豐鎮建了一間工廠。
七十年代我曾獨自訪問東台老家，並轉道到泰州探望過父親。父親向我介紹了這家專織出口地毯的工廠的整個生產流程。他說織地毯和織布有相似之處，機器設備也大同小異，所以他還有用武之地。他指導工人將所有的機器都拆掉，重新安裝一遍，改進了生產。看到工廠上下對父親的尊重，我十分欣慰。
妹妹也到泰州去看望過父親。父親對她說：“十二廠把我當根草；泰州地毯廠將我當作寶。”那裏的人們非常尊敬這位“丁工”。在那個物資極度匱乏的年代裏，工廠給他單燒小灶。不過，這也有壞處，地毯廠隔壁是殺豬場，人們包括父親自己都不懂得什麽是“健康食品”，燒菜用的是豬油。
父親從來不吃牛肉。他認為人役使牛耕田，牛辛苦一輩子，最後耕不動了還要被吃掉，太殘忍。他不抽煙喝酒，不吃動物內髒，這倒是有益健康的習慣。退休前他從來沒有看過醫生。在工廠二十年，醫務室裏連病曆都沒有一張。楊浦區健康普查時他曾經是“健康老人”之一。可惜泰州的十年豬油積累下來，使他得了心血管病。他沒能高壽，八十二歲就去世了。
國民黨回來了
文化革命結束後，我離開從事了近十年的科技工作，進入科學院研究生院。1980年春，科學院的導師到美國訪問，幫我聯係了一家大學讀博士。獎學金辦妥後，赴美的機票一時沒有著落，我曾問父親能不能幫我解決。他一口允承，說：“過去想去還去不成呢。”
1984年我還在紐約讀研究生，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看到過一則小消息，說抗戰勝利後帶領父親從四川到上海接收大康紗廠的廠長從台灣回大陸訪問。我後來問母親，她說：“來過了，張大榮的兄弟也回來過了。”
我們稱之為二爺的張大榮，1952年曾因為兄弟是國軍的飛行員而在“打老虎”時頭一個被揪出來鬥。現在二爺的兄弟也能夠回上海探親了。期間母親設家宴請他吃了一頓飯，二哥下廚做的飯菜。席間，他告訴母親，1950年“二·六轟炸”，十幾架飛機中有他一個。他對我母親說，他們的任務是炸毀楊樹浦發電廠。他知道發電廠旁邊就是大康紗廠，僅隔一條十米寬的馬路。他的親友都在大康。“上麵的命令要執行，隻好亂投。”也許是這樣，要不然楊浦發電廠不會那麽快就恢複生產的。
父母葬在了蘇州東山
1982年我回過一次國，父親公務在身，沒多少天就匆匆回泰州了。以後父親完全退休回到了上海。但多年我沒有回去。他去世前數日，我打電話去，問“在做什麽呢？”“在看亞運會”，他說。不曾想，這竟是我與父親天人永隔前的最後一次交談。
父親去世之前沒將墓地選在蘇北老家，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奶奶的墳已經不在了。1958年農村成立人民公社，私人家的墳地、場院一律被無代價收歸公社所有。毛澤東又說不應讓死人占活人的地，指示平墳，於是全國到處鏟平墳地，連周恩來都趕緊平了其父母的墳，我奶奶的墳焉能幸免？丁氏已無一塊土地，歸葬何處？
將墓地選定在風景美麗，安靜如世外桃源的蘇州東山後，父親高興地說：“以後有地方住了。”
父親生前最喜歡聽京劇和評彈。家裏有個留聲機，有不少京劇老唱片。我的愛聽京劇就是那些老唱片培養的。父親愛聽京劇不奇怪，而愛聽評彈就不好理解了。妹妹曾問他：“你怎麽會喜歡評彈呢？”他說：“清爽，好聽。”不過他的長眠之地選在評彈之鄉純係巧合，墓地是妹夫的姐夫幫助辦的，他剛好是蘇州東山人。
我們丁家這支人原本出自蘇州一帶。我在美國認識的一個朋友，媽媽也姓丁，就是蘇州東山人。我們江北東台丁氏若尋根溯源，不知會不會尋到江南蘇州東山？
2009年5月25日 Memorial Day—“追思節”(zhengmingding@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