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治安：全國55萬右派"摘帽"時的一波三折

1978年5月3日，我受時任公安部副部長淩雲指派，到“摘帽辦”工作。

 

“摘帽辦”是中央五部為處理反右鬥爭遺留問題而成立的辦事機構，由中共中央統戰部牽頭，中組部、中宣部、公安部和民政部均派員參加

 

煙台會議

 

“摘帽辦”是為貫徹“11號文件”而成立的。

 

1978年春，中共中央統戰部起草了《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由於時任中組部領導拒絕簽名，隻好由統戰部、公安部兩部聯署，於4月4日上報中共中央。第二天，報告即獲批準，這就是中發[1978]11號文件。文件下發到中共縣以上黨委。

 

這個報告是在“兩個凡是”的氣氛下形成的，帶著嚴重的曆史傷痕，雖然提出要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但又重申了1962年的規定：“對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別平反，隻有個別完全搞錯了的，即完全沒有右派言論和行動的人，才實事求是予以更正。”上報的報告中，還有一句“絕不允許右派分子翻案”。時任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主持討論時，刪去了這句話。

 

1978年5月，經中共中央批準，中央五部聯合成立了摘帽工作領導小組。中組部副部長楊士傑、中宣部副部長廖井丹、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童小鵬、公安部副部長淩雲和民政部副部長李金德為小組成員，童小鵬牽頭，中央統戰部部長烏蘭夫、中組部部長胡耀邦經常關心過問。

 

領導小組之下設立了相應的辦事機構(俗稱“摘帽辦”)。“摘帽辦”設在中央統戰部，由統戰部四局局長郭彤任辦公室主任，統戰部工作人員劉小萍負責實際工作，五部各派1~2名工作人員參加，還從北京、河南、湖南等省市借調了幾名幹部。鼎盛時，“摘帽辦”共有十幾名工作人員。

 

6月14日至22日，五部在山東煙台召開了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會議，討論製定貫徹“11號文件”的《實施方案》。

 

出席會議的，多是從“牛棚”和監獄中解放出來的“走資派”，對右派多有同情。但是，麵對這個禁區，又矛盾重重，心事重重。與會者都認為，搞錯的不是個別，而是一大片。但如何才能既維護毛澤東的威信，又解決實際問題?還有些人是當年的反右積極分子，此時既有內疚，又有擔心。

 

因此，會上出現了兩種對立意見。有人主張，按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原則，重新審議右派案件。有人主張，不能以現在的政策翻過去的案，應遵照中央以往的規定，隻摘帽子，一般不搞甄別平反。會上爭論激烈。

 

6月22日，公安部副部長淩雲主持閉幕會議。他原是1961年成立的“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領導小組”的成員，1962年因摘帽麵過大，受到過中央批評。有了這一教訓，他就以自己的切身體會勸告與會者，不要搞甄別平反。

 

淩雲講完後，中組部副部長楊士傑發言：再不能通過我們的手去製造新冤假錯案，也不能因為我們的疏漏，使曆史上的冤假錯案長期不得解決。他主張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錯多少改多少，全錯的就全部改正。

 

他的話音剛落，全場響起熱烈掌聲。後來聽“摘帽辦”裏的中組部成員講，胡耀邦說：“老楊頭在煙台會議上放了一炮，放得好！”

 

煙台會議沒有爭出結果，《實施方案》帶回北京，仍處於討論中。

 

55號文件

 

胡耀邦見此情況，提議再開一次有關部門領導人會議，重新審議右派問題。

 

1978年9月，會議在北京民族文化宮8樓舉行。除摘帽領導小組成員楊士傑、廖井丹、童小鵬、淩雲、李金德仍然參加外，中共中央統戰部長烏蘭夫、中宣部部長張平化、公安部長趙蒼璧、民政部長程子華出席，中組部部長胡耀邦因公請假，由副部長楊士傑代表。

 

在當時“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氣氛下，幾位重量級人物敞開思想，各抒己見。他們都認為，對右派分子的摘帽問題，上下都沒有阻力。但對平反問題，他們卻疑慮不少，最擔心的是：“如果50多萬右派都改正了，全黨會不會亂了套?”“全都改了，會不會否定反右鬥爭?”

 

上午休會後，楊士傑找來了一份1963年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監委關於甄別平反情況的報告。下午的會議上，他拿出這份報告說，1962年為黨員、幹部695萬人平反，取得了弄清是非、增強團結、促進生產的效果，如今解決50萬人的問題，怎麽會“亂套”呢?部長們都結合本部門實際情況，發言支持楊士傑的觀點，都認為右派問題必須實事求是地解決。

 

會議決定，立即以五部名義，補充修改《實施方案》，增加了“關於改正問題”一節，規定了“不應劃為右派而劃錯了的，應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恢複政治名譽”“恢複原來的工資待遇”“生活困難的給予補助”；“原是共產黨員，沒有發現新的重大問題的人，應予恢複黨籍”；“原是共青團員的，應撤消開除團籍處分”等極為重要的內容。

 

9月17日，中共中央以中發[1978]55號文件，批轉了《實施方案》。後人稱之為“解放55萬人的55號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