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我還記得那個轉折點，“那是人性底線的堤壩潰敗的開始”。
2013年6月，《炎黃春秋》雜誌刊登了一則特殊的“道歉廣告”，61歲的退休幹部劉伯勤利用廣告向“文革”中受到自己批鬥、抄家和騷擾的眾多師生、鄰裏道歉。在道歉廣告中劉伯勤說：“垂老之年沉痛反思，雖有‘文革’大環境裹挾之因，個人作惡之責，亦不可泯。”這則特殊的廣告迅速引發了媒體的關注，更促使人們反思個體在集體行動中的責任。
四十多年過去了，當年的“革命小將”多數已經退休。那一代人，經曆了疾風暴雨的革命，又經曆了改革開放的大潮，滄海桑田，際遇或許大相徑庭，但那段“革命”的共同記憶一定深深地刻在每個“紅衛兵”的心裏。紅衛兵們究竟如何看待？似乎是一個謎。公開反思自己曾經犯下的“罪”的人少之又少，觸目可及的是沉默的大多數。
早在2010年5月，《炎黃春秋》雜誌就曾刊登過一篇名為《背負殺人的自責》的文章，文章的作者就是當年的“紅小將”王冀豫。時隔三年，當記者再一次找到王冀豫先生，問到“沉默的大多數”時，他平淡的說：“很多人不說也確實是因為這是一種集體犯罪。共犯時代，誰也不能說誰。當然，個人的罪惡是不能掩蓋的。比如像我打死了一個人，這是不能掩蓋的。”
“大院”裏的紅衛兵
我是“大院”長大的孩子，“文革”爆發時在鐵三中讀書，後來又在翠微中學混。翠微中學並不是一個好學校，但由於地理位置的緣故，這裏集中了大批的“大院”孩子。所謂“大院”，就是幹部子弟聚居區。當時，公主墳以西有包括空軍、海軍、通信兵、總後勤部、炮兵、裝甲兵、工程兵、鐵道兵、解放軍軍事政治學院在內的眾多軍隊大院，也聚集著眾多的“大院”孩子，“大院”孩子大多經過保育院和小學寄宿製教育，相互之間感情好、抱團。
1966年，我才十五歲，上初二。“文革”初期，開始組建紅衛兵的主力是高中生，以部隊幹部子弟為核心。我們初中生基本就是跟著高中生跑，跟著起哄，沒腦子的那種。高中生則有思想、講策略。運動初期，紅衛兵組織也想搞“正規”，還有點假正經，恨不得拿入黨的標準來衡量自己。雖然紅衛兵組織企圖正規化，但紅衛兵組織從來就不是一個正規的組織，它其實就是一個群眾的烏合之眾。各種紅衛兵組織隻有看似相近的意識形態，卻沒有統一的組織形態，更像是白蓮教、義和團。
1966年8月，被人稱作是“紅八月”，是紅衛兵打人最厲害的時候。很幸運，當時我不在北京，不然我肯定參與打人。今天的人們都在說“紅八月”，吞吞吐吐的，大家都知道那是一個血腥的行為。
“文革”剛一開始，工作組就進入了我所在的鐵三中，由於受高中生的影響，我感覺工作組的行為是壓製群眾，企圖用一種正規的方式來把群眾運動捆綁在籠子裏。我就開始寫大字報，給學校提意見，批評工作組“束縛群眾”，這下就有反革命的嫌疑了。工作組找到我爸談話，聽說我有反革命嫌疑，我爸馬上就慌了，本來就是一野孩子，又有了反革命嫌疑還了得，“你幹脆當兵去吧！”就這樣1966年6月份，我離開北京，到內蒙古當兵了。我當兵的時間並不長，10月我父親便出了問題，“兵”就當不成了。到11月份，我的津貼被停了，也未能隨部隊南下參加抗美援越，隻好留在駐地繼續放牛。1967年初，大概是春節前，我回到北京。
“卻道天涼好個秋”
那時的北京紅衛兵運動早已是另一番景象，“老兵”、“聯動”已經被打壓下去，各個學校的紅衛兵你爭我奪，各個群眾組織風起雲湧。派別鬥爭愈發嚴重，革命小將繼續搗亂。麵對當時的混亂局麵，我非常輕蔑，“他們算什麽革命組織，簡直就是牛鬼蛇神犯賤”。
對於我這樣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不上學了，整天就是貼大字報、辯論，要麽就是以破“四舊”的名義搶鴿子。在這期間，我們不斷地積蓄力量，許多“老兵”的關係越來越緊密，大家抱團與其他派別的人對抗，最後演變成武鬥。
不僅在北京，我們還到外地去參加武鬥。我記得內蒙古武鬥就提出叫“北京聯動”去支援，內蒙古的紅衛兵把車停在公主墳附近，請大家上車，拉到內蒙古去支援“革命”，其實就是去幫人打架。各地的紅衛兵組織都分成對立派，總體上說，我們是“保守派”也就是保地方政府組織的，跟造反派對著幹。這也好理解，我們這幫人的父母都是國家幹部，造反派是要打倒我們的父母，我們自然要保衛我們的父母。雖說表麵上“老兵”不存在了，但實際上我們還很有力量。1967年5月19日，是紅衛兵成立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我們開了紀念大會，老兵樂隊、老兵合唱團也成立起來。我們隻是沒有像造反派那樣得到中央文革的首肯和支持。
武鬥、抄家、打人，在當時是普遍現象，人人參與。時過境遷，很多人不願意再說，並不是不反思，他們是懶得說。換言之，就是“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他們中多數人沒有做過大惡，多數人就是跟著抄家起哄。
今天我們書寫“文革”初期的那段曆史，似乎僅僅局限於“迫害者和被迫害者”的問題，事實並不那麽簡單。95%是迫害者，5%是被迫害者。但是每個5%的人也都想變成95%，而每個95%的人都可能淪為5%，這是一個循環的狀態。
“文革”初期，遇羅克寫了一篇《出身論》，作為平民子弟，他們從心理上是希望融入體製的，《出身論》的核心就是說，“人人都有革命的權力”。實際上，並非如此。鄭義是“文革”前特別優秀的一個學生，被當成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接受改造的典型，到了“文革”為了不被大家拋棄，他能把毛主席像章別在肉上，為什麽？就是為了說明自己不是那5%。可他出身不好，大家仍然不允許他走出那5%。那他對毛主席的忠誠是不是真的？肯定是真的。所有人，無論5%還是95%的人都在忠於毛主席的感情裏鬥來鬥去。這絕不是個人問題，而是社會的問題。很多人不願再提起往昔，也確實因為那是一種集體犯罪。當然，個人的罪惡是不能掩蓋的，比如像我打死了一個人，這是不能掩蓋的。這種道歉隻能針對個人情況，如果說每個人都能站出來，那太好了，但是不可能，做不到。
從打人中找到樂趣
我剛從內蒙古回北京的時候，還不敢下狠手，後來就越打越凶。至今我還記得那個轉折點，“那是人性底線的堤壩潰敗的開始”。
1967年初，四三派在工人體育館籌備 “紅衛兵代表大會”，我們 “老兵”就殺過去搗亂。具體講，就是去打他們。當時，我們學校也得到消息，“造反派在工人體育館開會”，老兵們從四麵八方趕來，在工人體育館的不同角落聚集。一群群穿著軍大衣的孩子，一看就是部隊大院出來的，一臉的桀驁不馴、不可一世。大院子弟從小吃得好、營養好，身體特好，從小過集體生活，組織性強，並且因為家庭的原因，幾乎都受過初級的軍事訓練，打起架來很凶。我混在其中跟著打，一般都是三四個人圍住一個打，被圍住後撒腿就跑的好點兒，挨了兩下打還想反抗的就慘了，那就純粹是被毆打，我發現大家打得都特利落，特痛快，管你會不會武術，劈裏啪啦地拳打腳踢就把人打翻了。
空軍大院的孩子都有那種硬頭的軍用飛行靴，他們把人打倒後，還用飛行靴踹。我看到被踹的人腦袋嘣嘣地與水泥地撞擊，鮮血直流。當時我有點受不了，我就撲上去抱著那個人頭，大叫“別打了，太殘忍了，要把他打死了”。就在我大喊時，一個不知來自哪個部隊大院的高中生，將我一把拽起來，一通訓斥：“你是什麽階級感情，你知道他是什麽人嗎？他是流氓，他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渣子，他是人民的敵人！” 聽了這番話，我的第一反應是慚愧，我簡直就覺得自己的階級感情出了問題，我怎麽就不能站在無產階級一邊呢？結果我一咬牙，就投身在打人的行列中了。
五分鍾後，我比那些同伴打得更凶。而且我居然從打人的過程中嚐到了一種樂趣，我發現罪惡是有樂趣的。就這樣我一步一步走下來，直到最後在武鬥中打死人。其實，自從我感覺到“打人是樂趣”的那一刻開始，命運就注定了。
我想說“我不是故意的”
1967年夏，各地紅衛兵已經形成了獨立的係統。在北京，中學生的紅衛兵組織一般分為三個派係——“老兵派”、“四三派”和“四四派”。因為各派觀點不同，派係之間“鬥爭”不斷。一般大院孩子認為，“老紅衛兵”是好的，“四三派”是壞的。
8月5日中午，那天天空混沌。與我同住空軍大院的師院附中（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同學常某急衝衝跑到我家：“糧校（北京糧食學校），‘四三派’的狗崽子們搞階級報複。現在正召集各大院‘老兵’找他們算賬。”我積極響應，並招了五六個本院的同學騎車趕往翠微中學，與28個在校門口的同學匯合後，一群人騎著車向師院附中進發。這就是“糧校武鬥”的主力。
當我們趕到師院附中，幾個高中生還爭論，並一再叫初中生冷靜。大約一小時後，空軍大院同學張某跑來對我們說：“真是階級報複。李紅星在糧校門口被截，因為有育英中學的‘四三派’同學在，李紅星沒當回事。抓進糧校後，幾個穿工作服的人押他去地下室，在樓梯上用刀刺他。李紅星狂踢狂打，衝出校門，躥過圍牆，遊過運河。因為中了三刀，流血過多，遊到岸邊就昏過去了。要不是大夥繞道沿運河來師院附中，半道兒上發現李紅星，趕緊就送空軍總醫院，李紅星就完了！”
聽到這些，我氣憤極了，大喊“跟他們拚！”不顧高中生勸阻，二十幾個“瘋家夥”砸了校體育器材庫、工具庫，將體操棒和大鎬把等能打人的東西翻出來，人手一件，衝出校門。
我們是外校來增援的，在不冷靜中反成了主角。最初雙方沒有實際意義的交手，都在試探。對方衝出校門虛晃了幾下，以滿天的飛石和用螺帽為彈子的彈弓伺候我們。我們隻能依仗樹木為掩體，撿石頭還擊。
一個小時後，一輛滿載人員的卡車出現在我們的背後。一個低沉的吼聲：“打倒聯動??”有人輕聲說：“我們被包圍了！”隨著卡車停下，車上人員跳下車，與校內衝出的對立派同學組成一股強大的衝擊力，有兩三百人向我方湧來。
由於道路不寬，剛好是個“冷兵器”耍得開的戰鬥麵。二十幾個人，前後兩排，可交叉換位、相互作用。後撤就是潰敗。無奈中我不知動了哪根筋，大喊：“別退了，叫他們追到什麽時候！後麵的人截住他們，我們往回打呀！”在這種莫名仇恨的驅使下，我們打紅了眼，這時一塊磚頭擊中了我的手臂，我緊握木棍呆了一下，眼餘光掃見那個身穿藍工作服的用磚頭砸我的人。我瘋狂地躥起來大叫：“打死他們！”事後據別的同學說我跳的高度超過眾人半個身子。我盯住砸我石頭的同學狂追過去。他好像不敏感，跑得挺穩健。在路的東側，我在他毫無防範的狀況下，一棍擊中了他後腦部。他好像飛出去的袋子，倒在路旁的坡上滾下來，又動作遲緩地爬起。當時，我瘋狂興奮地大吼：“你跑不了了！”又一棍擊中他的前額，血濺到棍子上。其實我已虛脫，直到腹部挨了一磚頭疼得蹲在地上才停止追打。
“我方”同學陳某從後麵跑來，說：“咱們打死了一個，就是你打倒的那個。”我驚呆了，第一反應是“不是我幹的吧！”
在校醫務室，那人平躺著，已被包紮了一下，但是他的頸動脈仍噴著血泡，雙眼微睜，隻有出氣，沒有進氣，麵色慘白。這景象我終生不忘，慘極了。此時，我得知他叫“王雁鴻”。我問校醫情況，被告知沒救了，如五雷轟頂，我想說“我不是故意的”，事實卻永不能更改——我殺人了！
在監獄裏開始思考
自從打死人後，我就一直在家等待警察。我報過警，可警察不管這事兒。為了洗刷自己，我打算參加抗美援越，去越南“革命”。我花了近半個月的時間，從北京顛沛到海南，企圖說服躲避在海南島秀英港的越南海軍帶自己上戰場。當時，越南海軍公開掛著中國軍旗、國旗，穿著中國人的軍裝在海南島休整。可惜人家越南人看不上我，根本不理睬。我隻好留在了海南。
在海南島，又趕上武鬥。我本不想參與武鬥，可碰巧趕上。海南的武鬥比北京學生們之間的“打群架”級別高多了。造反派，拿著機關槍向我們射擊。我們也不示弱，自製“手榴彈”也很厲害。所謂“手榴彈”就是拿一個罐頭盒子，用火藥和鐵渣子混在一起，有個撚兒，用火點的，點著以後扔到水裏都能引爆，那威力真是很厲害，有效殺傷範圍能有20多米，把人炸得哭爹喊娘。
當時“造反派”拿著衝鋒槍掃射我們占據的大樓，高呼“你們投降吧”，好猖狂。我們沒有槍，隻有手榴彈。其實，他們也不敢上來，我們在扔“手榴彈”之前也喊“你們上來吧，給你們吃吃我們的‘鐵西瓜’，味道還不錯吧！”他們聽到這麽流利的普通話，就知道是“北京聯動”的，就知道這個樓不好攻。隨後我們就扔了幾個“鐵西瓜”，他們就撤了。
在海南呆了兩三個月，1967年的12月4日，我被北京警方以政治犯的名義逮捕。罪名是政治武鬥。武鬥中殺人不是刑事犯，第一，不是圖財害命，第二也不是蓄意殺人，第三也不是階級報複。在“文革”的武鬥中殺人，都算政治犯。
1968年1月，我被關進了半步橋監獄，當時監獄很擁擠，定員12個人的一個房間都關了20個人，我們那個房間更多，總共關了22個人。可我在監獄裏高興著呢！孩子嘛，沒有什麽愁滋味，獄友也基本上都是政治犯。在監獄裏什麽也不想，腦子空空的。不過，我在監獄裏接觸了一些人。一些老政治犯，思想都挺睿智的，在這種思想氛圍裏我得到一種精神灌輸，我發現自己讀的書太少了，言之無物，所以就想讀書。
1968年9月27日，我從監獄出來，開始讀書思考，進了中央學習班第三期。到1969年2月，我被宣布“教育釋放”：不戴帽子、不記檔案、不剝奪政治權力、組織上負責保密。
我們那一代人的反思
我之後的人生和很多人一樣，下鄉、當兵、當工人。我們這代人經曆差不多，很多人都有反思，隻是很少人公開談。我的反思是一個很自然的過程，可以說突然一下子就有了。我自己歸結為生理原因，就是到了一定歲數的自然流露。
活到50多歲，我就覺得自己特別倒黴，很不順，覺得奇怪。有一次，我碰到一個養馬人。他說我肯定做過大惡，還不止一次。還有一次，我去看我姨媽，她那大樓裏住著一位老頭會算命。我讓他給我算命，他張口就問“你打死過人沒有？”我強說沒有。我下鄉在內蒙古時，也有一個算命的老瞎子說“你命大，你經曆過很多大事，最後都不了了之。”我說“我殺死人呢？”他說“那也不了了之”。還有更絕的。我在杭州跟人打架把人給捅了，我去自首，結果一個小時之後反倒變成英雄。因為那個被我捅的人正好是個通緝犯。
人年輕的時候，有些事兒根本就不在乎，或者能給自己找各種各樣的托詞，隻有到了50多歲以後，發現這事兒是個事兒，晚上會睡不著覺。倒不是會做噩夢，就是覺得良心上對不起人家，難受。
我剛才說，我們這一代人有很多共同的經曆，其實每一代人都有某種共同經曆，或者說共同記憶。我們都到歲數了，到了這個歲數好多人也就渾渾噩噩地活著。隻有在同齡人之間才會有真正的碰撞，才能反思。你說他們是“沉默的大多數”，其實不對，四十多年過去了，大家的際遇是天壤之別，有人大富大貴，有人默默無聞，新仇舊恨交織在一起，說不清，所以也就不想說。
口述 | 王冀豫 整理 | 紀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