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這個人——俞強聲【周七月】

我認識這個人——俞強聲


作者：周七月


人的一生會發生許多種人際關係，親人，生活，愛情，友誼，工作，鬥爭……有人你認識，有人認識你。但有一個人，我說不清我們是什麽關係，也不知道他認識不認識我。

但我認識他！

這個人就是俞強聲。


◇　他倒也很耐心，從不催促

１９６８年３月初的一個星期五，晚上九點多鍾，我已上床，但還沒有睡。那時我們家已經被查抄六次，五次是父母機關造反派幹的，一次是我們同班同學來抄的。說“抄家”，也不準確，因為這次完全不是為了抄什麽反黨證據或資料，僅僅是來將我一次一次整理好的東西再亂翻、亂扔一通，泄憤而已。我們家那時隻剩兩間屋子，一間留給父母，雖然他們長期蹲牛棚，幾乎不回家，另一間也說不上是幹什麽用，因為我父母既不能會客也無權工作，所以不是客廳，也不是辦公室。我要是在家，就在這裏搭一個行軍床，白帆布的，木頭架子，據說美國軍人當初就是這樣睡覺。

忽然走廊上穿來重重的紛亂腳步聲。還沒有容我判斷，一群人已經衝入房間，為首的是東方歌舞團的舞蹈演員宋金福。其他幾個演員我都認識，因為我常常在暑假看他們練功、排練和演出。

宋金福是我母親王昆非常看重的年輕人，剛剛介紹他入黨，“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

還有五六條我不認識的壯漢。

宋金福嚴肅地站在我床頭，勒令我跟他們走。

我沒有其他的選擇。

我跟他們乘車來到中央戲劇學院，走上迎門大樓的四樓，小排演場東側的一個房間。

他們讓我坐在一張已經準備好的椅子上。大多數人退了出去，隻剩下宋金福和另外幾個我不認識的人坐在我對麵的長桌後麵。後來知道他們是劉勇、周×、王明智等。還有一個男人戴著戲劇學院的白色校徽，應該也是這個學校的學生吧。但那時人都戴毛主席像章，不興戴校徽。他戴校徽，使我反而注意他。去家裏抓我時他就在那些人中間。這時他並不坐在桌子後麵。他固定坐在與桌子保持一點距離的地方，不麵對我，而是側坐，也從來不問話。這也很有趣。

審訊開始了。和《水滸》中描述的一樣，先是五百殺威棒。他們不用棒子，都是拳打腳踢。動手的人一般是王明智和劉勇。宋金福、周×問問題。有時隻是周×。

審訊都是晚上，程序也差不多，幾句話問下來，就看劉勇開始摘手表，然後就是他和王明智上來披頭蓋臉地打。有時旁邊有看熱鬧的人，也上來打，好像是一種占便宜，人人有份的事。後來我隻要看見劉勇摘手表，就條件反射地發懵，後麵的事基本上就不知道了。

以後看過小說《紅岩》中華子良的原型寫的回憶錄，說敵人上刑也隻是一開始難忍，隻要習慣了，上刑時像靈魂出竅一樣，什麽都不知道。這個我懂。

其實所謂審訊也僅僅是要口供而已，已經有人全“招”了。他們審訊的方法很多，除刑訊外，還有當麵對質和指認，也有秘密對質。比如後來我才知道我母親王昆那時也關在中央戲劇學院，有幾次是強迫她垂簾聽訊，隔著一個布簾聽他們怎麽打我和審我。

那個戴白校徽的男人始終在場，始終不說話，始終麵無表情。但時間長了，我發現他的眼神是最權威的。那些凶神惡煞般的年輕學生和演員，常常要看看他才動手或收手。他側坐的原因恐怕就是要兼顧兩頭：審訊者和被審訊者。

每天早晨聽大喇叭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廣播體操。三個月的“群眾專政”很慢才過去。

１９６８年６月７日又是一個星期五，將近中午時，那個戴白校徽的人忽然進屋來讓我收拾東西跟他走。其他人都沒有上前來，在門外站著，仿佛這事跟他們無關。

我下了樓，上了一輛軍綠色的吉普車——其實那是蘇聯嘎斯係列而不是美國吉普係列的車，隻不過大家都習慣叫這類車為吉普，從抗美援朝戰爭來的稱呼。

車左轉右轉，進了一道道的門，還有一道是電動的大鐵門。我第一次見。後來才知道，這裏就是半步橋４４號，北京市看守所。離我的小學不遠。

那個人下車，也讓我下車。然後就是搜身，解褲腰帶，抽鞋帶……一套標準程序。從他和別人說話中我知道了張郎郎在我前麵已經被他送來。

哦，我這才想到他可能是個公安！

果然，我後來的幾十場審訊都是他主問。他也不再戴校徽了。

他的審訊無非是重複群眾專政時的問題，將口供抄在標準的審訊用紙上而已。另外的不同就是要按手印：抬頭按，中間修改的地方按，結尾簽字的地方還要按。我這人比較認真，修改供詞很仔細，所以往往手印連手印，白字寫黑子，然後就是紅手印一個接一個，連成一片。他倒也很耐心，從不催促。很職業。

第一階段結束後，他就再也沒有出現。幾個月後的反覆審訊，都是別人。我大致計算了一下，進看守所後審訊過我的有七十多人。現在讓我回憶，我一個都記不起來。印象深的隻有他。

１９６９年５月，我被解到看守所對麵幹部院裏，進了學習班，留起了頭發。幹部個別談話說是要釋放我，但因為我是被革命群眾扭送進來的，要做群眾的工作，讓他們接受我參加複課鬧革命，所以還要等一等。在學習班期間，也陸續有人被釋放，我也就興致勃勃地等待自由了。

但我還是想不通，我怎麽會是群眾扭送進來的呢？明明是那個戴白校徽的人操控審訊，並由他非常得體地帶進來的嘛。群眾僅僅是打手而已。

張郎郎也在學習班。他自小是一個交際家，認識人多，他說那個人就是俞強聲，他認識。俞強聲是黃敬的兒子。媽媽是範瑾。範瑾我倒是知道，文革初期就被打倒，被報紙早早地點名批判，是彭真黑幫幹將之一。張郎郎說黃敬是江青的丈夫，後來離婚。解放初期自殺了。範瑾住的紅霞公寓是那時候北京比較新的幹部宿舍，在王府井邊上。那時批鬥大會盛行，往往是範瑾被大會批判後，俞強聲再領著紅霞公寓的小孩們在院子裏補鬥一次……


◇　在門口收票的居然就是俞強聲

我對俞強聲的了解就是這麽多。

本以為這個人與我再無幹係了。可沒有想到，我們還真又遇到了。

１９７６年北京“四五”天安門事件時我還在監獄裏，已經在生死之門下鑽來鑽去幾個來回。那時看報紙是一個字一個字地數，每天都要從報縫裏看出個一二三才甘心。看天安門事件受獎名單時，我居然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受獎人員中發現了俞強聲！三等功。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８日我出獄。但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要重新審我的案子：北京市當時的當權者還想將我送回監獄。

那時真是又高興又緊張。高興是“四人幫”被抓，國家有了希望；緊張是我並不安全，尚在監獄裏的同伴繼續證明我有罪，在法院我是百嘴難辯的。

好在那是向上的時代，好人多，人心善的一麵也容易發揮和表現出來。公安局和法院的許多領導和幹部都主動幫助我。

早春的一天，一個公安幹部給我一張電影票，說是“內參片”，好看。我騎著自行車就去了公安部禮堂。沒有想到，在門口收票的居然就是俞強聲。十年沒見，他一點都沒有變，還是那麽從容不迫的，在寒風中兢兢業業地收票。我鎮靜了一下，舉起票，迎著他走去。他撕了票，無任何特殊表情。那天的片子是法國的《決鬥者》，畫麵極美。但我的心情一直靜不下來。我不知道他當初是一個工具還是一個自覺迫害幹部子弟的人；我不知道他是否認出了我；我不知道他是否還記得我，亦或我隻是他職業和工作對象之一，他已經忘了；他根本不會在意我的生命和前途的……就像他在天安門事件中立功。

第二天，我找到給我電影票的人，問他是否認識俞強聲。他當然認識，隻是不知道是他抓的我。他說俞強聲雖然“文革”中表現積極，但由於他父母的原因，他並沒有得到重用，甚至沒有能入黨。“文革”結束後，他母親是最早得到平反的幹部之一。因此他又成了幹部子弟，受到提拔和重用，還入了黨。

唉，無論世道如何，俞強聲總是能找到好位置的。

到１９７８年５月，我正式得到法院平反的裁定書。俞強聲們對我再沒有威脅了。除非再來一次“文化革命”。


◇　俞強聲請假說乳母病重

以後聽說俞強聲被調到安全部，再以後，就是他叛逃的消息了。

巧得很，我後來遇到了一個很熟悉他的人。那人說，俞強聲有一天請假，說是自己在平山老根據地的乳母病重，他要去看看。到期他沒有回來，大家也不奇怪，因為那個部門的人本來就不太過問彼此的事。但幾天後有一個重要的會要通知他參加，聯係不上本人，就找他媽媽範瑾。範瑾聽說後立即對來人說“壞了”，因為那個乳母早就去世了。再查，俞強聲已經通過香港到了美國。

往後的故事就是報刊上公開談論的那些。

想起俞強聲，我最感慨的是他的可憐。他要革命，要進步，已經到了大義滅親鬥自己母親的地步；他不擇手段要將我們這些當時還是中學生的孩子打成“反革命”，“叛國分子”，毫不留情，哪怕他認識其中的人；他不會不明白天安門事件的參與者真正目的是什麽，但他毅然選擇了鎮壓一方，並立功；“文革”結束，當權者對他不薄，但他還是選擇了背叛！

他從容不迫選擇的正是他當初用暴力強加給我們的罪行。幾個家庭因此麵臨家破人亡，我幾乎當他麵被打死，後來又幾乎被槍斃，前後坐了十年“文革”的毫無人道的大牢。

而他呢？最初選擇的是背叛，背叛了他的家庭和群體；最後選擇的還是背叛，背叛了他的家庭和祖國。

多麽大的諷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