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曆史上，元朝無疑是一個充滿爭議的王朝。這種爭議當然也是非常好理解的，畢竟元朝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統治了現代中國絕大部分領土，其統治家族卻不是出自漢族的王朝。而且因為元朝統治家族所出身的蒙古族直到現代也沒有完全漢化，所以關於元朝皇族乃至元朝這個朝代究竟有沒有漢化，也一直是許多人爭議的焦點。那麽今天我們就來談談這個話題，來看看元朝皇族究竟漢化了沒有。
蒙古帝國時期對漢文化的態度
客觀地說，蒙古帝國時期，漢文化對蒙古大汗家族的影響是比較邊緣化的。雖然早在成吉思汗鐵木真時期，鐵木真就曾經派至山東，把全真道的創始人王重陽的弟子丘處機請到中亞，向其問道。但應該說鐵木真邀請丘處機的原因主要還是因為受到了全真道乃至道教修仙理論的誘惑，對於真正的中原主流文化，了解相對還是有限的。
王重陽和全真七子，畫麵正中為丘處機
不過隨著蒙古帝國疆域的擴大，原來金朝的北部地區被其逐漸納入其控製之後，蒙古大汗家族為了穩固其在漢地的統治，也很快在漢地開始實施“以儒治國”的政策。當然在早期，蒙古帝國上層對於“以儒治國”也曾有人反對，比如有史料記載在公元1230年，蒙金戰爭的高峰期，麵對一些新取得的漢地，蒙古汗庭曾有一個名叫別迭的人向當時已經繼承汗位的鐵木真三子窩闊台提議將漢地上的漢人屠殺或驅逐，把漢地變成牧場。但這種言論一出，馬上受到了蒙古汗庭的漢化契丹大臣耶律楚材的激烈反對，也就此打住了。
台北故宮收藏的窩闊台像
而到公元1233年，也就是蒙古滅亡金朝的前一年，窩闊台就下令“仍以燕京夫子廟為國學”，並下令讓部分“蒙古子弟學漢人文字”，甚至還在一封聖旨裏說蒙古子弟在學校學漢語時禁止說蒙古語，如果發現一次就打一簡子，四次就打四簡子……當然，這時窩闊台雖然讓蒙古子弟學漢語，但同時也讓部分漢人子弟去學蒙古語言文字和騎射等蒙古傳統，也就是說也希望能夠同化部分漢人。
也是在公元1233年，耶律楚材又勸說窩闊台恢複了山東孔氏家族世襲衍聖公的地位。在同一年，當時的大儒元好問（就是寫“問世間，情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許”的那位）給耶律楚材寫信，請他幫助北方的書生。此後，耶律楚材聯合當時深受窩闊台信任的漢人和尚海雲一同努力，最終在公元1237年說服窩闊台進行了一次儒戶考試，在北方漢人中選拔了4030人定為儒戶。
對後來元朝漢化影響極大的耶律楚材
雖然這次考試跟科舉考試有本質不同，並不和選拔官員直接掛鉤，但儒戶卻也跟一係列政治待遇關聯，成為儒戶之後，這些儒生的家庭可以免繳賦稅並免服徭役（做生意和當地主的除外），而他們的義務就是上學和教書。當時元廷甚至要求每個儒戶必須有至少一人在官辦學校內讀書，讀書的時候政府還管飯，學校的老師也基本都是出身儒戶，學校還給一定的補貼。而更關鍵的是，當時儒戶的待遇還是世襲的。所以當時雖然中原文化對蒙古大汗家族核心成員個人的影響還比較少，但以漢法治理漢地的萌芽可以說已經產生了。
忽必烈時代的漢化情況
不過在蒙古帝國時期，以漢法治理漢地的思維隻是部分人認同。在窩闊台晚年，耶律楚材失寵之後，儒戶製度很快又名存實亡了。而這時，伊斯蘭教和基督教教士卻成為了最受貴由和蒙哥等蒙古大汗歡迎的群體。
元好問塑像
但在公元1251年，鐵木真的孫子忽必烈受自己的哥哥蒙哥的差遣，開始治理漢地。而他到任之後不久，就接見了元好問，元好問則重新提議給予儒戶各種優待。忽必烈在當時已經基本下定決心用漢法治理漢地，並把漢地當作自己的根據地經營，但當時的蒙古大汗畢竟是蒙哥，所以他自己一時做不了主。但他很快聯絡上了當時蒙哥身邊的重臣，也就是一個名叫高智耀的漢化西夏人（西夏後裔在蒙元時期被歸入色目人行列），讓他也一同幫忙做蒙哥的工作。
最終在忽必烈和高智耀的努力下，蒙哥在公元1259年下詔，免除漢人與西夏人中儒士的徭役，也就是恢複了儒士的待遇。而忽必烈通過這一係列行動，在華北地區贏得了大量儒士的支持，元好問甚至在麵見忽必烈不久就將他尊為了“儒教大宗師”。而在忽必烈滅亡南宋之後，還將儒戶製度推廣到了南宋故地，而且南宋故地後來被認定為儒戶的人數還遠遠超過了華北地區，有史料記載，當時僅僅江浙地區被認定為儒戶的戶數就達到了1.3萬戶之多。
給忽必烈兒子取漢名的海雲和尚石像
而忽必烈從到了漢地開始，就招攬了大量儒士，建立了自己了漢人謀士智庫，也就是後來非常有名的金蓮川幕府。在這個過程中，忽必烈也意識到要穩固在漢地的統治，讓自己乃至自己的家人了解漢文化也絕對是一個必要的舉措。當時忽必烈把兩個知名的儒士姚樞和竇默請來教自己的兒子真金學習漢文經典《孝經》，而且真金每天還要練習漢文書法。另外，“真金”這個名字其實也是前文提到的海雲和尚所取的漢名，寓意就是世間萬物以真金最貴。（真金曾被忽必烈立為皇太子，不過他比忽必烈死得早，沒能繼承皇位）。
而最後忽必烈能在蒙哥死後與自己堅守蒙古本部的弟弟阿裏不哥的內戰中獲勝，可以說他在漢地的實力也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漢地在那場戰爭中實實在在起到了忽必烈根據地的作用（詳見桃花石雜談其它文章）。而這一切，可以說也都為忽必烈在公元1271年建立元朝，並將其定位為中原本位奠定了基礎。
元朝和蒙古帝國已有質的不同
不過桃花石雜談在之前很多文章裏提到過，任何一個族群，包括被公認在中國曆史上漢化最徹底的鮮卑人以及後來清朝的滿族，其漢化也都經曆了差不多一百年的過程。所以忽必烈雖然有漢化的願望，但在當時包括他本人在內的元朝皇族想一下子完成漢化，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清朝人編撰的《禦選元詩》裏，雖然有一首詩署名是忽必烈所做，但現代研究普遍認為那首詩其實還是元廷的某位禦用文人所作，隻是放在了忽必烈的名下而已，忽必烈本人其實可能並不認識漢字。有記載表明，忽必烈曾經對被自己收為女婿的高麗國王說過“朕不識字粗人，爾識字精細人”這樣的話。
不過忽必烈會說漢語口語應該還是疑問不大的。因為很多史料雖然顯示當時元廷有專職的怯裏馬赤，也就是禦用翻譯群體，但很有可能這些人主要是為不懂漢語的蒙古和色目大臣服務的。因為當時曾有記載說雖然忽必烈在進行“禦前奏聞”（元朝上朝）時會讓怯裏馬赤進行翻譯，但他居然很多時候能發現這些翻譯翻的不對的地方，然後會直接糾正，用正確的話再翻譯一遍。
元朝畫家劉貫道所畫的《元世祖出獵圖》
另外，當時在元朝的朝廷上，其實不光有蒙漢大臣，還有相當一部分來自中亞、西亞乃至東歐的色目臣子存在，而這些人有些是既不懂蒙語，也不懂漢語的，所以元朝朝廷的怯裏馬赤群體裏有相當一部分其實是各種色目語翻譯。比如有記載顯示，當時忽必烈的翻譯裏就有一個名叫愛薛的敘利亞基督教徒。而在元朝前期，因為語言不通的蒙古和色目大臣大量存在，所以元廷的翻譯隊伍也非常龐大，根據一些學者統計可能有200到300人之多。
元朝中後期漢化的深入
所以元朝皇族的漢化自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元朝前期，還是有大量蒙古貴族是不會漢語的。比如我們剛才提到忽必烈的長子真金漢化程度很高，從小學寫漢字，但真金的長子甘麻剌卻似乎並不認識漢字，因為有記載顯示他在蒙古地區作戰時，曾經讓人給自己翻譯漢文經典《資治通鑒》閱讀。
恢複科舉的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
所以在忽必烈身後，有個別元朝皇帝漢語水平還不如忽必烈也是有可能的。不過在忽必烈去世僅僅18年之後繼承皇位的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卻已經毫無疑問會寫漢字了。我們之所以說的這麽肯定是因為史料記載，他在位期間曾經親自書寫過任命漢臣郭貫為禮部尚書的漢文詔書，而且他還能閱讀漢文經典《貞觀政要》，讀了之後感覺非常好，所以下令將其翻譯為蒙古文，讓當時還不會漢文的一些蒙古人和色目人閱讀。當然，元仁宗會寫漢字也是一點也不奇怪了，因為他十幾歲就師從著名儒士李孟，而且後來趙孟（fǔ）和張養浩等文化名人還都和他有很多交結。而深受漢地儒家文化熏陶的元仁宗在位時也正式在元朝恢複了科舉製度。
而也是在此期間，整個元廷乃至中原地區的蒙古人和色目人的漢化程度都達到了一個新高度。以至於在元仁宗的兒子元英宗在位期間，有位漢人官員許有壬竟然提議將元朝監察體係裏的翻譯全部裁撤，原因是“然而今各道監司大率多通漢人言語，其不通者雖時有之，而二十二道之中蓋屈指而已”，也就是說當時元朝各道的監司基本都會漢語了，隻有個別人不會，所以絕大多數翻譯整天無所事事，成了白吃飯的人……
公認有漢詩及漢畫傳世的元文宗圖帖睦爾
在元英宗之後，元朝又經曆了幾年政治混亂，在公元1328年，元文宗圖帖睦爾取得了皇位，成為了元英宗之後第一位得到了後世認可的皇帝。而這個元文宗的漢化程度相比於元仁宗則又上了一個層次。這個元文宗應該是從小就接受漢文教育長大的，另外在元英宗在位期間還曾被流放到海南，後來又到南京待過一段時間，在此期間可以說他基本上整天就是吟詩作賦和遊山玩水度過的。所以元文宗當時曾經創作過大量漢文詩歌和國畫，而現代能看到的還至少有兩首詩和一幅畫。一般認為下麵這首《青梅詩》就是元文宗的作品：
自笑當年誌氣豪，手攀紅杏尋金桃。溟南地僻無佳果，問著青梅價亦高。
有些說法甚至說這首青梅詩是少年圖帖睦爾被流放海南時想追求一個當地侍女，一度被拒之後自嘲所寫。不過這種說法真偽難辨，桃花石雜談覺得附會的可能性很大。但這首詩是元文宗本人所做疑問不大，從中也可以看出他的漢語水平了。
而到元朝最後一個皇帝元順帝（他即位時元朝才建立52年）兒童時代就到了廣西桂林大圓寺，隨寺裏的秋江長老學習漢字以及《論語》和《孝經》，可以說是接受漢式教育長大的。在他登極之後，元朝史料記載的禦前奏對之中，就再也沒有怯裏馬赤出現過。這也就意味著：當時不光元順帝本人漢語交流已經完全沒有障礙了，而且幾乎所有的蒙古大臣漢語交流也基本都沒有障礙了。而元順帝甚至還曾親自修改過漢文詔書的措辭，這也足以顯示其漢文水平至少是接近母語水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