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偉川出事時我也是插隊小青年，

但是看到了對壘雙方的全文。它們給我的感覺是都差不多。我之所以這麽說，是因為鄙夷文革文風。再早的事我不記得，初一時看到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我是明白的。姚是個長著男身的上海賣菜阿姨，動手不行，吵架可以吵一天，全是別人的錯。毛澤東要從戲劇開刀，不求水平，罵一天沒有重樣的話就行。姚正好派用場。我記得自此以後中國整個國家的官方文章，特別是兩報一刊社論都脫不出這個框框，顛三倒四反複羅嗦亢奮自吹。說話如此是為不給對手還嘴的機會，文章如此是讓人無法讀下去以致無從批評。桑偉川的文章給我的恰恰也是這個感覺。他好像是在追求的文章的長度以符合文化高的水準，內容卻並不多，結果沒有人看得下去，所以真正同情他的人並不多。我的妹妹時為上海工人，告訴我說，他自己不好，去和徐景賢吵架。

後來四人幫倒了台，桑偉川被人從監獄裏找了出來作為反四人幫的武器，隨後棄之如敝履。桑晚景淒涼，終身未婚。而上海的早晨作者周而複文革打倒後，於1977年複出，但又於1986年開除黨籍公職一擼到底。罪責是嫖娼和祭拜靖國神社。其實還是人事鬥爭。